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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新世纪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06-10-24  作者:晓雪[白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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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即将过去,21世纪就要到来。
  美国未来学家约·奈斯比特和帕·阿博顿妮在他们的新著《2000年大趋势》一书中,预见了21世纪环太平洋带的崛起。而在这条即将崛起的绚丽无比的环太平洋带中,创造了五千年灿烂文化的东方大国——中国和中国各族人民的创新智慧、开拓精神与伟大实践,无疑将会进一步大放光采、再显辉煌。中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崛起中所焕发出来的青春活力、所创造的一个个人间奇迹,必将再次震撼世界。
  新世纪的曙光已经在前方闪耀,新世纪迷人的春天已经在呼唤着我们。
  作为中国现、当代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在即将过去的这个世纪经历了什么样的发展过程,当前达到了什么样的成就和水平,又应当以什么样的姿态去迎接和走向新世纪呢?

  数千年来,我国55个少数民族与汉族团结奋斗,共同缔造了伟大的祖国,共同创造了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在文学艺术上,少数民族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丰富多彩、瑰丽多姿的中国文学,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少数民族不但有无比丰富的民间文学作品,而且在历史上也产生过许多有影响的诗人、作家。例如,代表中国古典小说最高成就的杰作《红楼梦》,就是满族作家曹雪芹的作品。过去的《中国文学史》实际上只是汉族文学史,不提少数民族文学,对入史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也往往抹去了他们的民族成分和民族特点,这是不公正、不妥当的。
  回顾本世纪初“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中国新文学史,作为它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少数民族新文学,我认为大体经历了这样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本世纪初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这个阶段,虽然由于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和歧视,少数民族人民在政治上没有地位,在经济、文化方面的发展也受到很大的限制,全国性的有组织的少数民族作家群体无法形成,有的少数民族作家也缺乏自觉的民族意识,缺乏应有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甚至不敢或不愿承认自己是少数民族,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仍然是存在的,而且随着“五四”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发展,一些少数民族中也陆续出现了有影响的诗人、作家。如蒙古族诗人纳·赛音朝克图,藏族诗人擦珠·阿旺罗桑,回族诗人莎蕾,满族作家端木蕻良、关沫南,白族作家马子华、马曜、张子斋、张明,彝族作家李乔,侗族作家苗延秀,和在延安的舒群(满族)、陆地(壮族)、李纳(彝族)等等。维吾尔族杰出的青年诗人利·穆塔里甫,因歌颂新疆各族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英勇斗争,被反动派关进监牢,惨遭杀害,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在少数民族现代文学发展史和整个中国新文学发展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这个阶段少数民族作家中出类拔萃的代表人物,当然要推老舍(满族)和沈从文(苗族),两位语言艺术大师的《骆驼祥子》、《边城》等作品,完全可以当之无愧地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代表作并列。
  第二阶段是1949年10月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我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民族压迫制度,各少数民族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得到翻身解放,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由于党的民族政策和文艺方针的贯彻落实,除解放前就开始了文学创作的老一辈少数民族作家,以更饱满的激情放声歌唱,陆续创作出一批反映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形式的好作品之外,更有一大批少数民族文学新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并很快成长起来。他们不是个别的、零星的、分散的自发产生,而是在受到党和国家各级政府重视、扶持和培养的条件下,朝气勃勃地带着自己歌颂新生活的富有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的作品登上新中国的文坛。一支包括老、中、青三代人的少数民族作家队伍开始形成。少数民族作家们的作品,不论是诗歌、散文、小说或电影剧本、报告文学等,都受到格外的关注、热情的鼓励和充分地肯定。在中国文学的辉煌大殿里,少数民族文学开始有了自己的地位。
  “文化大革命”十年,我国文化艺术界遭到空前的浩劫,包括老舍在内的一大批文学家艺术家被迫害致死,出现了百花凋零的萧条景象。用毛泽东主席的话说是:“没有小说,没有诗歌,连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少数民族文学也不例外,基本上留下一片空白。因此这十年只能说是特殊的“中断”,而不能作为一个“发展阶段”。
  第三阶段就是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现在。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乘着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的浩荡东风,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学在“十七年”已有成绩的基础上,由复苏走向繁荣,进入了一个迅速、全面、扎实地向前发展的崭新阶段。
  这十多年来,少数民族作家和他们创作出版的各类文学作品集在成十倍地增加,光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的少数民族作家就有近500人,加上各省市自治区作协中的少数民族会员,在2000人以上。55个少数民族都有了自己的诗人作家。有不少民族还形成了阵容可观、素质颇高的作家队伍。除了作家之外,还形成了一支少数民族文学的评论队伍和翻译队伍。创作和评论的质量也在不断提高。我国新时期不少有影响的作品,都出自少数民族作家之手。在中国作协和国家民委联合举办的全国四次少数民族文学评奖中,先后获奖的少数民族作家、评论家、翻译家数以百计,55个少数民族中已有53个民族的作者获过奖。在中国作协单独举办的各类文学评奖中也都有少数民族的作家、诗人获奖。李凖(蒙古族)的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和霍达(回族)的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先后获得茅盾文学奖。在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和评论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础上,吴重阳编撰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概观》、李鸿然(回族)主编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稿》和特·赛音巴雅尔(蒙古族)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史》也先后正式出版。因而,这第三个阶段,即改革开放这十多年来,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得到最快、最好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从总体上说,无论从它的题材和主题所包含的前所未有的广阔和丰富的程度来看,无论从它所体现出来的时代精神和民族特色以及它所反映出来的生活矛盾的深刻性、复杂性和多样性来看,无论从它所表现出来的在艺术风格、创作手法上不断探索和创新的种种特点来看,都比过去有明显的突破。

  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思想艺术质量和总体水平的突破与提高,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新时期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一方面继承和发扬了建国以来我国新文学紧扣时代脉搏、反映历史巨变、高唱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赞歌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又摆脱了“阶级斗争工具论”的束缚,避免了文艺简单地“从属于政治”的弊病,不同程度地防止了过去曾一度出现过的单调刻板、机械划一的“假、大、高”的流风和公式化、概念化倾向,不断突破禁区,拓宽题材领域,开阔思维空间,从而得到了健康的日益丰富多彩、蓬勃兴旺的发展。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光辉照耀下,在改革开放时代大规模现代化建设的壮丽图景和伟大现实的鼓舞下,我们的少数民族作家思想解放了,眼界开阔了,认识深化了,开始走向理性和幻想、内容和形式的广阔天地,走上了按文学的特点和规律,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广泛地、多方面、多角度地观察、分析和反映生活的广阔道路。我们的少数民族文学注意到了弘扬主旋律和提倡多样化的统一。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少数民族作家绝大多数始终在坚守文学这片净土,在满腔热情而又扎扎实实地从事着创造精神产品的清贫、艰苦的劳动。许多少数民族作家及时地创作了大量歌颂改革开放中各族人民的英雄业绩和符合广大读者多方面精神需求的各种题材的诗歌、散文、小说、报告文学、儿童文学等等佳作,同时也能静下心来,用几百个甚至上千个日日夜夜废寝忘食地经营长篇巨著,向反映我们伟大时代和自己民族历史的深度与广度进军,从而使我们读到了像《黄河东流去》(蒙古族李凖)、《寻找回来的世界》(满族柯岩)和《穆斯林的葬礼》(回族霍达)这样以独特的视角、丰厚的容量、刻的内涵、真挚深沉的情感和众多生动典型的人物形象动人心弦,具有“摧肝裂胆的艺术魅力”,引起了强烈共鸣和轰动效应的好作品。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少数民族作家普遍强化了自己的民族意识,既增强了民族的自信心、自豪感,也增强了历史的使命感、责任感。他们站在时代的思想高度,以科学的态度和冷静的眼光,观察自己民族在改革开放的沸腾生活中因巨大的新旧反差而引起的种种矛盾冲突和深刻变化,反思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审视自己民族的民理素质、风俗习惯和思维模式,看到了自己民族的优势和缺点、长处和短处、可贵的积极的精神和消极的落后的因素,从而深切地感悟和认识到不能仅仅是歌颂和赞美,还必须以崇高的责任感和深沉的忧患意识,举起批判的旗帜,痛切地揭示自己民族的局限性和劣根性。从新时期一批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中,例如从《黄泥小屋》(回族张承志)、《系在皮绳扣上的魂》(藏族扎西达娃)、《茅屋巨人》(土家族蔡测海)、《天凉好个秋》(苗族石定)、《蓝幽幽的峡谷》(蒙古族白雪林)等文中,我们看到了这种把歌颂本民族的高尚人格、美好品质与批判本民族令人痛心的弱点结合起来的努力,这无疑是深化了作品的思想、强化了作品的力度。
  其次,文学观念的更新,给少数民族文学带来了新的变化和发展,相当一批少数民族作家自觉地坚持走自己的路,在创作实践中按自己的独特方式和审美意识,逐步形成各不相同、异彩纷呈的艺术风格。许多少数民族作家(特别是中、青年作家),开始从对“反映论”的简单机械的理解中摆脱出来,认识到文学既是社会生活的艺术反映,同时又是作家(创作主体)的生命个性、精神气质、感情世界和心灵奥秘的独特表现。这就要求曾经被消溶和失落的作家主体性的复归,要求充分发挥作家作为创作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和艺术独创性,要求在创作中表现出作家对生活的丰富、深邃而独特的感受、他的艺术个性以及他不同于别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他们抛弃了过去那种单向的艺术思考、随大流的创作途径、狭窄的借鉴领域和一般化的艺术模式,而以一种开放的发展的眼光,追求对时代生活做更独特而深刻的表现。他们坚持扎根于本民族的生活厚土,重视保持自己创作的民族性和民族特色,但他们对民族性和民族特色又有新的理解。他们不满足于仅仅从民族风情、民族服饰的渲染等方面对“民族特色”作表面的、浅层次的描绘,而是努力深入到民族生活、民族心理的更深层次中,去挖掘民族文化、民族精神在人物内心世界中的积淀及其变化,力求在自己的创作中把民族化和现代化、把民族意识和现代意识、把体现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较好地结合起来。我们从新时期许多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中,例如从张承志(回族)、孙健忠(土家族)、乌热尔图(鄂温克族)、朱春雨(满族)、扎西达娃(藏族)、艾克拜尔·米吉提(哈萨克族)、戈阿干(纳西族)、张长(白族)、董秀英(佤族)等作家的小说中,从铁依甫江(维吾尔族)、胡昭(满族)、伊丹才让(藏族)、金哲(朝鲜族)、高深(回族)、查干(蒙古族)、包玉堂(仫佬族)、吉狄马加(彝族)、栗原小荻(白族)、密英文(傈僳族)、哥布(哈尼族)等诗人的诗歌中,从马瑞芳(回族)、杨世光(纳西族)、拉木·嘎吐萨(纳西族)以及老作家萧乾(蒙古族)、李乔(彝族)、玛拉沁夫(蒙古族)、柯岩(满族)等人的散文及其他作品中,都看出了这方面的多种多样的执著追求和可喜成果。
  另外,在继承本民族优秀文学传统的基础上,新时期的少数民族作家也很注意学习汉族和其他民族以及世界各国文学的好的传统和新的表现形式和技巧,从而在体裁、风格、语言、手法等方面不断探索和创新。
  有一位青年诗人唱道:“我饱满了/是灌浆的太阳/使的头颅丰富/我成熟了/是清清的泉水/在我的叶脉里扩张!”“我的生命是土地给予的/我的思想是太阳给予的……”(满族雷恩奇:《我在太阳下成熟了》)是民族生活和民族传统的深厚“土地”,是永远鲜活的各种文化的“清清的泉水”是我们伟大时代的思想的“太阳”,使我们的少数民族文学不断“丰富”起来,而有了新的突破和发展。

  我们正处在世纪之交,处在一个牵动世界的转型社会中,处在一个社会正发生深刻变革、急剧变化和迅猛发展的伟大时代。正在过去的这个世纪,我们经历了多少惊涛骇浪、狂风暴雨,闯过了多少雄关险隘、艰难曲折,见到了多少大起大落、大悲大喜;而新世纪的太阳又即将冉冉升起,又将又多少巨变、多少奇迹、多少艰苦的探索和壮丽的征程在等待着我们!这是产生思想巨大、科学巨子、艺术巨匠的时代,这是应当产生更多的伟大作家和伟大作品的时代。
  为了更好地担负起伟大时代赋予的光荣使命和神圣职责,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有新的更大的突破和提高,我们还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继续努力:
  第一,增强民族意识和现代意识,扎根生活土壤,不断开阔眼界,进一步把民族化和现代化结合起来。
  有一种看法,认为“民族性”、“民族化”是陈旧的保守的观念,认为强调作品的“民族特色”、“民族风格”是落后的过时的审美观点,认为现在应当提但的是某种看不出什么“国籍”,没有什么民族烙印的“世界文学”。这种看法不符合古今中外文学发展的实际和规律,是站不住脚的。世界文学是由各国、各民族各具特色的文学汇合而成的。不可能有那么一种既不属于任何国家、又没有任何民族特色的凌驾和超越于各国各民族之上却又有艺术生命力、受到各国读者欢迎的抽象的“世界文学”。各国各民族的文学在发展过程中都有互相交流和影响的问题,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种交流和影响将日益扩大和加深,但之所以要互相交流和影响,正因为它们各有自己的特色,它们正是各自带着不同于别人的色彩和光辉,以自己的民族风格、民族特色和民族精神去吸引和影响别人的。因此我认为,越是民族的越有世界性,越是有民族特色的作品越容易具有世界意义而能够走向世界。这个道理并没有过时。20世纪“拉美文学的爆炸”和“非洲文学的崛起”,加西亚·马尔克斯等拉美和非洲的作家、诗人先后纷纷获诺贝尔文学奖,以及在世界各国读者中影响越来越大的前苏联少数民族作家艾特玛托夫的作品等等,难道不是一再证明了这一点吗?
  瑞典皇家学院评委会在马尔克斯获诺贝尔文学奖时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丰富的民间文学、发达的印地安神话传说、各时期西班牙巴罗克艺术……的影响,所有这一切酿出了给人以活力、营养极其丰富的玉液琼浆。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其他拉美作家便是从中吸取精华、产生灵感的。”
  我们的少数民族作家,应当进一步增强民族意识和现代意识,在新思想的光照下,更加珍惜和热爱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更自觉地把自己艺术生命的根子,深深地扎在改革开放时代民族生活的深厚土壤之中。一方面要深刻了解和认识自己民族的过去,另一方面更要熟悉和了解自己民族的今天,在改革开放中如何从极其落后的基础上奋发进取,如何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巨大反差和猛烈撞击的历史过程中艰苦而豪迈地开拓前进,如何在从单一的自然经济向多样化、专业化的商品经济转变的阵痛中从事着既改变着世界、也改变着自己的创造性劳动,以及他的民族性、民族心理、民族气质在这空前深刻的社会变革和文化更新的过程中又发生了(如何发生)哪些细致微妙而深刻的变化。只有这样,深深扎根于民族生活的厚土,对自己的民族、对自己脚下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及其变化有深入细致的微观的洞察和理解,又不断开阔眼界,提高对时代生活及其发展趋势作宏观把握的能力,我们才能在创作中把“点”和“面”、“深”和“广”、“微观深入”和“宏观把握”结合起来,把民族性和时代性、民族化和现代化、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很好地结合起来,写出为时代和人民所企盼的传世之作。
  第二,博览群书,刻苦钻研,潜心创作,把永不疲倦的艺术探索和思想追求进一步结合起来。
  我们既要积极投身改革,与热火朝天、日新月异的时代生活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但同时又要耐得住寂寞,善于利用一切机会静得下心来认真读书,刻苦学习,从各方面丰富、充实和提高自己。要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广阔胸襟、雄大气魄和战略眼光,一方面要博览群书,除不断提高文艺修养外,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宗教学、语言学、心理学、经济学以及自然科学方面的书,都尽可能读一点,使自己成为兴趣广泛、知识渊博的学问家;另一方面,还应特别注意学习理论,读点哲学,提高思想理论修养,尽可能使自己成为思想家。我们提倡文学的内容、形式、风格、手法和流派的多样化,有出息的作家都应当在艺术上永远刻苦钻研、执著追求、探索不止,这是毫无疑义的。但不能仅仅在艺术上追求,一个思想肤浅、没有高度的理论思维和哲理思考能力的人,很难想象他也成为一个杰出作家。正在满怀信心走向新世纪的中国各民族作家,应当有吞吐各种思潮的胸怀和气魄,应当有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拿来消化吸收、为我所用的能力。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第120页)我们的少数民族作家应当认真下功夫学习哲学,学习理论,更好地把艺术探索和思想追求结合起来,努力把自己造就成有精深的思想、渊博的知识、高超的技巧和远大的理想的人类灵魂工程师。
  第三,进一步解放思想,树立雄心壮志,把学习别人和发展自己结合起来,坚持沿着自己的路攀登艺术高峰。
  比起沿海开放城市和全国其他一些先进地区来,我国少数民族聚居的边远地区显得更加闭塞。从整个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来看,我们少数民族作家更应当进一步解放思想。过去我们受到某些简单化理论的影响,在文学与生活的关系问题上,片面强调生活的重要性和决定意义,而忽视文学的特点和规律;在作品的思想和艺术、内容和形式的问题上,片面强调思想内容,而忽视艺术性和表现形式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性意义;在研究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矛盾和时代生活内容时,片面强调普遍性和某种从概念出发的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本质特征”,而忽视矛盾的特殊性、民族的特殊性、出人意外的偶然性以及生活的丰富性、复杂性、多样性和变异性;在塑造人物形象和艺术典型的问题上,片面强调阶级性、共性,而忽视了活生生的千差万别的独特个性;在创作的客体和主体的问题上,一味强调的是客体,而忽视了有意识、有生命、有目的、有追求、有灵有肉、有强烈鲜明的感情倾向、有互不相同的独特个性和充沛旺盛的创造活力的主体。人物的脸谱化、模式化、雷同化,作品的公式化、概念化、一般化,就是这样产生的。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勇敢自觉地甩掉旧包袱,发展新观念,在正确思想的指导下,在生活和文学的实践中,更加敢于努力发挥主体的作用,更加善于找到、充实和体现自己的艺术个性。
  毫无疑问,我们要坚持不懈地永远虚心地向别人学习,要尽可能广泛地学习和借鉴汉族作家以及外国作家的观念、方法、知识和一切对自己有用的语言、手法、技巧。但学习别人必须“为我所用”,是为了更好地丰富、充实和提高自己民族的文学,是为了更好地发现、发展和表现自己的创作天才、艺术个性。创作只有第一个或独有的一个才是可贵的。作家艺术家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到自己”,表现出自己鲜明独特的个性,创造属于自己的艺术世界,形成自己“独一无二”的艺术风格。跟在别人后边亦步亦趋,永远不会有什么出息。在这各种矛盾错综复杂、风云变幻眼花缭乱、时代列车猛进急驰的世纪之交,我们的少数民族作家更应当努力把学习别人和发展自己结合起来,学会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受,用自己的脑子去思考,认识自己民族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发扬自己的艺术个性和创作特色,从而沿着自己的道路一步步攀上时代的文学高峰。
  中外文学史曾经反复证明,伟大的作家和不朽的杰作并不总是产生于物质生产先进、经济文化发达的大民族。在物质生产相对落后、经济文化并不发达的弱小民族、少数民族中,同样可以产生伟大的作家和不朽的杰作。在这社会转型、生活多彩、前景诱人的大好时机,在这挑战与机遇并存、危机与生机同在的关键时刻,我国各少数民族的作家们,应当同汉族作家一起,充满自信、昂首阔步地走向新世纪,为共同营造我们更加辉煌灿烂的社会主义文学大厦而团结奋斗!
 

文章来源:关纪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五十年经典文库·理论评论卷》,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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