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之一；传统的没落
　　我曾经作为一篇类似于随笔的东西，表达了对20世纪纳西族作家文学的惆怅之感。一个世纪滑过历史拱形的白色圆顶，它对纳西族文化的经验而言，是一种潜在的深深的痛苦。如果像赫尔德认为的那样，历史中有两个基本的因素，一是外部的自然力量所构成的人类生存环境，二是内部的力量即人类的精神或民族的精神特性，而后者更为基本；则20世纪是纳西族传统文化逐渐没落的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里，以朴素灿烂的东巴文化为核心内容的纳西民族精神之终极存在，已日益萎缩，倾向于汉化，由于宗教意义上的因素诸如祭天仪式及东巴教等的维系日益衰弱，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汉化过程多元性的深入扩张，纳西文化将缓慢地融入汉文化这条灵孕天地的大河。传统如挽歌，飘零在高原上，使祖先和辉煌的日月黯淡。这种传统的没落，表现在脆弱的作家文学上，就显得非常明显，并且无可奈何。
　　不论是世界初年的和松樵、周兰坪们，民国时期的李寒谷、和柳们，还是后来的王丕震、李世宗、杨铨、王志泓、晓龄们，甚至是坚决走在描叙本民族人文与自然最前列的赵银棠、杨世光、拉木·嘎吐萨、沙蠡们，透过他们作品的表象，能够看到的隐蔽于文学背后的思维、意象、气韵，大都是汉文化的东西，在文学的深处，民族的传统被淡化了，甚至是荡然无存。许多作品所蕴含的审美，是这样一种悖论：一方面，作者通过作品，渴望回归到民族的传统和传统笼罩下的山水，在他们这样做的同时，他们的思想却是在逃避这一切，越走越远，返而回到了汉文化。艾略特说：“诗是一个民族最细腻的感情，最精微的体验和最大的力量，”我认为所有文学赋有的诗性都是如此；当从纳西族文学的角度来看待本世纪纳西族作家作品时，可以看出，尽管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作品显现出来的力度却非常苍白，单薄，对民族的传统而言，它们普遍缺乏一种“成熟的智慧”，即从某个高度重新去发现传统中内在因素的意识和综合能力，这些作品还远远不能够反映出纳西族为世公认的与生俱来的敏感情绪。拉木·嘎吐萨曾提醒我说，你要用你的本性去覆盖已经接受的那部分汉文化。我感到这简直太艰难了，观念一旦根深蒂固地形成，它就会潜入成为荣格所谓的“个人无意识”的东西，是很难纠正的。我想，对于当代纳西族作家来说，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如何站在自己民族的传统已经支离破碎的时代，来重新塑造和构建民族传统，用气概及张力，来接近传统意义上的存在。 　　
　　思考之二：对文学自身的观照
　　20世纪纳西族作家文学的创作，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清末民国初年时期，这个期间以“桂香诗社”为轴心，出现了数十名创作古典诗词的作者，主要作家有和松樵、周兰坪、杨超群、王树和、杨穆之、和柏香等，他们创作出了像《雪山秋月》、《玉河秋月》、《拟时运》、《题马子云墓》、《咏雪山》这样高水平的古典诗词，甚至出现了像“丞相祠边，子云亭下，只遣古意茫茫，欣故里依然，胜迹辉流丹阁影/屏开雪岭，镜拂晴波，不尽余情缕缕，问何时归去，曲栏醉饮绿阳春”这样的佳联。纳西人这种对汉文古典诗文的偏爱可追溯到明朝著名的“木氏六公”时期，一直绵延至以李世宗为首的“玉泉诗社”。第二个时期为民国新文化运动以后的新文学创作时期，这期间的主要作家有李寒谷、和柳、赵银棠、周霖(古典诗词创作)等，他们创作出了如《三仙姑之秋》、《狮子山》、《雪山村》、《我们的时代》、《祖国在你肩上》等现实主义作品，以及像《玉龙旧话》这样的介绍乡土风物人文景况的作品。第三个时期是解放后到文革之前，这期间出现了赵净修、木丽春、牛相奎等作家，他们为纳西族民间文学做了很多工作，创作出《玉龙第三国》、《鲁般鲁饶》等作品。第四个时期是文革以后的新文学创作时期，这期间出现了杨世光、戈阿干、王丕震、拉木·嘎吐萨、和国正、沙蠡、亚笙、夫巴、和国才、晓龄、李承翰等数十名作者的群体，创作出了像《神奇的玉龙山》、《格拉茨姆》、《爱神在微笑》、《母亲的湖》、《则天女皇》、《寻找第三国》等为数可观的作品，不论从数量、质量、广度、深度上都取得了较大进展。如果对以上作家和作品做出一次深入细致的考察的话，将会发现许多问题。大多数作家或是满足于对被反映主体纳西族自然与人文的道德伦理及其冲突的表面描叙，或是沉醉于对民族文化和历史的表面上的抒情，而且这些描写多是浮光掠影式的，它们缺乏深厚的历史感，缺乏震撼人心的具有生命灵性的气象，还远远没有达到与数个人类沟通的形而上的诗性境界。福克纳说：“故乡本土，是情感的纽结，历史的纽结，人类的交汇点，未来的希望”，则一个优秀的作家，必然是一个能够深入本土文化内部神秘的民族灵性，并把它同宇宙和人类贯穿起来的人，他的作品浸透着的哲学和审美基调，应该弥漫着这样一种高度：人类是这颗星球上高级的形式，是连接更高的世界和向天国上升的力量(诺瓦利斯语)。所以，我说，20世纪，纳西人没有出现第一流的作家，也没有出现像沈从文、张承志、阿来、蔡测海、乌热尔图、孙健忠这样深入和深刻地创作少数民族文学的作家。这样说，并不是在贬低纳西族的作家文学，则是与大玉龙雪山、哈巴雪山、泸沽湖、金沙江这些至美至清的自然力量相比较，与几千年来沉淀在纳西文化中的灿烂独特的内容和忧郁的民族精神相比较，这些由创作主体即作家建构出来的文学世界确实太相形见绌了。不论是以《格拉茨姆》、《玉龙第三国》为代表的散发着神性的作品，还是以《三仙姑之秋》、《狮子山》、《化雪图》、《用一百头牦牛聘礼的姑娘》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作品，还是以《神奇的玉龙山》、《母亲的湖》、《纳西人》等文集为代表的充满民族风土特色的抒情作品，一方面，它们已经是一些比较成熟的作品了，相当饱满地反映了纳西族地区的生存天地，历史文化和风俗文化的面貌，但在另一个方面，这些作品所蕴含的文学主体的审美空间并不宽广，作品本身辐射出来的灵光，或者说是诗性，还不能够包容一个民族的精神意志，它们普遍缺乏那种属于自己民族所独有的伟大的创造力与想象力，这种创造力和想象力指的是崇高的宇宙和生命全体弥漫着的灵感。
　　我所阅读到的关于纳西族20世纪的文学作品，最好的有两部，一部是台湾李霖灿的《玉龙大雪山》，另一部是俄国人顾得写的《被遗忘的王国》。他们都是曾经滞留在纳西族地区的外族人，为那里壮丽的山水和独特的文化所倾倒，终生魂牵梦萦。他们在作品中流露出来的理想主义色彩及冷静的智慧，与纳西族纯朴的热情和有着淡淡忧伤的自由倾向水乳交融在一起，纳西族那种古朴而无比瑰丽的文化遗产，那种山水绝世的奇妙的天地，把他们带到了一个纯净的美学境界，而这些东西同时也使他们的作品通体散发着梦幻般的才性和不含杂质的真情实感。当读完这两部文集时，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感到来自民族母体内的人类之上的气象以及天造地设的芳香，像一些穿透巨冰的粉黄阳光，渐渐模糊了我的精血和思想。比如，李霖灿写道：“黑雪山岭上白雪山突围而出，在天空里展开了一匹素练。雪山的本身是一种银灰色，这种色调极其飘渺，若是它不上负白雪，真令人担心他会在远空中消失了去。……只剩下宝石和白天的结合，晴空括在后面，白雪光泽闪耀得江水都朗朗照人。”又如：“泸沽是一座音乐感极重的湖。灵槎、摩梭女、菱歌构成了湖上三绝，这三绝又化为一清，充满了音乐灵感的无限神秘，未见到时不敢想象，看到后又不敢相信。”与李霖灿和顾彼得的作品相比，纳西族的作家创作，还应该加倍努力，以在隐伏着危险的民族传统的面纱下，将文学的主体同纳西族终极之存在和人类终极之存在连成一片，最终达到毕加索所谓的“只有当最广泛的平凡灌注着最强烈的情感，一件伟大的，超越所有派别和种族的作品，才能诞生。”
　　思考之三：向“神奇的现实”靠拢
　　关于“神奇的现实”，很难给它下一个具有完整内涵的定义，但它主要存在于三个方面：自然力量，民族现实的文化，以及历史。“神奇是一种奇迹，是对现实特殊的表现，是对丰富的现实进行非凡的，别具匠心的揭示，是对现实状态和规模的夸大。这种现实(神奇的现实)的发现，是在一种精神状态达到极点和激奋的情况下才能被强烈地感觉到的”(卡彭铁尔语)。引出这一点，是因为我想指出，与拉丁美洲异乎寻常的魔幻般的怪诞现实一样，纳西人的文化机体内也存在着“神奇的现实”，这种“神奇的现实”，指的是纳西人生活地区所特有的神奇的现象、神奇的景象、神奇的现实构成的诸多因素混合交杂的世界。
　　众所周知，纳西人生活在雄阔的青藏高原与云贵高原的边缘地带，这一带矗立着长江以南最高的玉龙十三峰为主的一系列伟大的山峰，有泸沽湖为主的无数冰清玉质的湖泊，崇山峻岭间，金沙江奔腾，形成了世界上著名的长江第一湾、虎跳峡。山河之神异伟秀，恍如迥异尘世，这一切被李霖灿形容为“已不是人间之美，而是超然洁纯只在理想中或天堂中才有美。”这里有独特的丹霞地貌，远古岩画，石灰岩形成的白水台，几十户人家住在一块天然石头上的石头城，由于复杂的垂直气候的影响，山间除了茂盛的森林外，还分布着从热带到寒带的各种各样的植物，仅杜鹃花一项就有四十余种，数不清的鸟类、兽类。在雪山上，有时山中白雪飘飞，山下却是阳光明媚的景象，某些湖泊你在湖畔大喊一声，马上就会阴云匝地雨水连绵，而有的地方每天仅能看到三四个小时的太阳，峡谷间浅白的大理石裸露。在纳西人的聚居地，确实汇杂着那种美丽而神秘的自然力量，它使一切都显得扑朔迷离了。同时这种扑朔迷离始终笼罩在纯净和空濛的朦胧之中，它们类似于一些光彩斑驳的涂料。
　　而另一个较为奇特的现象是，在很多地方，纳西人和许多民族混杂地居住在一起，这些民族包括：笃信喇嘛教的藏族，信仰基督教的傈僳族，以黑虎为图腾的彝族，以及普米族、苗族、回族等；在今天，这些民族的原生文化无一例外地受到了周围文化强大的冲击。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东巴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喇嘛教、苯教等宗教的迹象，同时可以观赏到各种各样的祖先崇拜、自然崇拜、神灵崇拜、生殖崇拜，名目繁多的巫术、仪式、歌舞、礼俗甚至于蛊毒；有些村庄里，一起居住着好几种民族的人，而有的人能讲出四五个民族的语言，还有一些人则穿着具有两个民族特色的服饰。确实如此，在此处引入波德莱尔“自然是一座庙宇，圆柱皆有灵性”的诗句是适合不过的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片土地打破了时间关于“过去”、“现在”的界限，使许多民族原始的文化和现代的文化令人眼花缭乱地存在于同一个空间，你的感受到20世纪90年代的先进文化的空隙，也能随意地接近那些非常原始的东西。在这一切当中，纳西文化扮演着一个不可思议的诗化的角色。
　　纳西族是一种特殊的现象。它的历史一直可考证到古老的昆仑西戎及周武王时代的髦族，在云南二十几个少数民族中，它的汉文化素质是很高的，与此同时，文化内部却保存着古代的东巴文化，拥有至今依然活着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古老象形文字；在亚洲最神秘美丽的泸沽湖畔，居住着纳西族中的摩梭人，那儿称得上是一个女性的王国，精神特性中独往独来的诗性和风俗自成一体。纳西文化有时候使人想起芝诺关于“人是宇宙的一个臣民”的理论，其美学味道极浓，蕴藏了数不清的神话、史诗、音乐、舞踩、仪式、朴素哲学及像祭天、殉情这样浪漫而神奇的风俗。从淼若烟水的东巴经书到通灵的东巴智者，从《创世纪》、《黑白之战》、《鲁般鲁饶》到《挽歌》、《游悲》、《埃姑咪》，从世界上最长的神路到几千个不同名称的鬼神，从“优服施”到“马鲁游翠阁”，从“谷气”、“畏麦达”、“阿丽丽”到纳西古乐、阿卡巴拉舞，从白沙壁画到远古岩画，从火塘到神石……这些东西散落在大玉龙雪山周围，形成了与贯穿着浪漫神性的南方楚文化相似的人文景观，它代表了纳西族文化忧伤的充满想象力的传统。这种传统如今虽然已逐渐萎缩，但仍然不时发出奇目的熠熠光亮。
　　综上所述，纳西族地区的神奇的自然力量，神奇的混合的文化现象，及神奇的纳西文化本身，构成了我所谓的纳西族地区的“神奇的现实”。作为文学创作的对象或背景来讲，这些得天独厚的素材和原料，在20世纪纳西族作家文学那里，从广度和深度上都没有得到足够的反映和挖掘，也没有出现堪称佳作的大作品，这对于一个文学和艺术意蕴极强的民族而言，是一件遗憾的事。所以，纳西族作家们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他们需要深深地扎根于民族文化的深处，不断向“神奇的现实”靠拢，从找到各自恰当的创作方式(包括语言、语感、结构、描写手法，具有某种高度的感觉或智慧)，写出优秀的纳西文学作品，最终形成具有纳西族特色的文学群体和派别。丽江清代知府管学宣曾预言：“丽江山水清涉，人士英敏，将秘有握珠抱玉，崛起于雪山玉水之者”，这个说法在各行各业都已逐渐得到了印证，文学方面也是如此。我感到随着纳西族作家文学创作的深入进行，必然会出现一些出色的人才，这些人一定是对民族文化怀有最热烈的感情，获得了民族传统和大玉龙雪山的精气并使这种精气壮丽地散发着宇宙和生命感觉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