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黎族文学的发展，其成就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一批执着而坚韧的文学跋涉者的出现，首次形成了自己的创作队伍，并以实绩开创出一个作家文学的新局面，从而结束了黎族文学史上单一化的民间文学状况。
　　这是一支形成于新时期的以中青年为主体的队伍，如龙敏、亚根、黄学魁、阿培、符玉珍、王艺、王积权、韦海珍、高照清、黄荣彬、王斌、陈文平、文洪、高青等。他们有的专事小说创作，有的专事散文或者诗歌创作，也有的写评论，或者各种体裁都作尝试。他们在各自熟悉的领域和喜爱的形式中显示身手，写出了一批真实反映自己民族生活和思想感情的有特色有价值的好作品，为黎族文学的振兴和发展作出了可贵的努力。
　　当然，这批作者的情形各不相同，他们的创作也各有长短。
　　有些根植黎族本土，凭毅力凭信念奋起的作者，由于对本民族的生活内容和生活环境都比较熟悉，他们的创作常常会透发出较浓郁的乡土气息，情感的流露也比较真挚，这使他们的作品显得真实、质朴。但是他们的知识和素养还较为欠缺，在如何把握已有的生活，特别是在如何认识自己的民族这一问题上，还缺少一种文化上的反差感，难以形成一种清醒的哲学意识。所以在反映自己所熟悉的生活时，往往停留在表面的描摹，有些叙事性作品甚至在故事的编排和人物的设置上都将汉族作家的创作当作蓝本来模仿，原来属于自己的有可能形成特色的东西被忽略了。这种情形，使他们的创作难免幼稚、粗糙。
　　黎族作者中的另一种情况，是他们当中的不少人都曾上过大学，受过系统的教育。相对地说，他们的理论意识要强一些，文学观念要新一些，信息上的接收和反馈要丰富、及时一些，对生活的感受要敏锐一些，所以他们创作的参照系相对地比较宽，能站在更高的方位上审视自己的民族，从而揭示出本民族某些方面的感情上的真实。如发表于早期《五指山》上的已故黎族作家王艺的诗歌《因为，我是在爱……》，就是一个有真情实感而又饱含思考的作品。这虽然只是一首不曾被人注意的诗歌，但它表达了一个黎族青年对本民族的种种落后愚昧的痛恨，而在这“恨”的包藏下，又深深地蕴含着“因为我是在爱”的情怀。由爱而恨，由恨而思变，这如喷泉如激流般的复杂的情感宣泄，体现了一种强烈的充满忧患色彩的民族意识。这种民族意识极其难得而又恰是我们的黎族作者创作上普遍存在的一种欠缺——至少它还未能成为我们黎族作者普遍的着意追求。相对地说，这批作者大都能较好地把握住本民族的精神流向，并在对这一精神流向的努力把握中真实地反映了黎族人民的生活风貌。因此，他们的创作更能预示黎族文学的前景。然而，这部分作者又普遍存在一种明显的弱热——他们大都非土生土长，与本民族生活实际有着一定距离。这种情形，使他们的创作较之那批根植本土的作者又欠缺了一点贴近生活的真切感；他们的思考和认识，大多未能超越客观的局限面，停留在纯汉族生活或“汉化”了的黎族生活描写上。而且，他们还普遍处于学习、探索阶段，还未能在短期内以足够的准备来显示其作品可能具备的那份厚重。
　　相比之下，龙敏的创作道路及成长过程便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龙敏出自黎族乡村，有着较为扎实的生活基础，而且起步较早，有着较长时间的创作准备。自1972年的《拖拉机来了》、《黎寨新曲》等诗歌作品的创作，到1986年的中篇单行本《黎乡月》的问世，他终于在曲折的创作之路上以自己的坚韧与辛勤填平了笔下的坎坷，以真诚的执着和艰难的开拓奠定了他在黎族文学史上的位置。而龙敏创作实绩的取得，除了他根植本土的优势和自身的努力之外，还与艺术修养和理论意识的后天补给紧密相关。首先，还在他的创作引起人们关注之前，他便整理发表了不少黎族民间文学作品。这不仅使他从本民族的民间传统文学中汲取了有益的思想艺术营养，而且对笔力的增长无疑也是一种磨炼。另外，龙敏虽然未曾上过正规大学，但由于文艺界的着意扶持，使他得以于80年代初期走出封闭的黎山，进入设于北京的中国作协文讲所进修了一年；这就为他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实现自身局限的突破提供了可能。事实上，他的短篇获奖小说《老蟹公》(自治州文学作品一等奖)和黎族文学史上的第一部中篇小说《黎乡月》，就是在文讲所学习的直接成果。龙敏的情况，恰恰是黎族作者普遍存在的上述两方面欠缺的某种程度上的互补。
　　值得注意的是，一批来自黎族乡村而又上过大学的后起的青年作者，也正同样在他们的创作中凭借自身的优势，努力去实现对黎族文学整体创作水平上的“补缺”。厚实的生活基础和系统的知识训练开启了他们的创作潜力，近年来他们频频以其作品中那浓烈的生活气息和清新自然的文学表达，以及新的文学观念文学意识的透视，显示出一种喜人的势头，从而引起读者的关注。如黎族青年作家亚根，在短短的几年内，便以其良好的创作态势陆续于《民族文学》、《中国青年报》、《海南日报》等省内外各级刊物发表了一百一十多篇散文及十余篇小说、评论、报告文学作品。其中，散文《大山月色》、《竹情绿悠悠》，分别获得《民族文学》主办的“全国少数民族散文创作奖”三等奖，和海南省文联颁发的“海南首届青年文学创作奖”。亚根以其创作上的实绩迅速于文坛崭露头角，并于1996年3月被吸收为海南省青年作家协会会员。目前，他的12万字的散文集《翡翠鸟，太阳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即将面世，这是黎族文学史上继龙敏的《黎乡月》后的又一重要成果。
　　此外，还有黄学魁、韦海珍等，他们的创作数量虽然不多，但相对较高的起点，使他们在涉足文坛之初，便以其特色的显示而使人们刮目相看——黄学魁的诗歌《东方夏威夷》获得了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作品鼓励奖；韦海珍也在《民族文学》、《海南日报》等较等层次的刊物上发表了一批格调清新的作品。

二

　　与黎族文学创作队伍的初步形成密切相关的是，一批各类体裁和各种题材的作品的相继面世，为黎族文学创作园地营造出了一片绚丽的景观。这是黎族文学发展成就的另一个方面的重要标志。
　　纵观黎族文学创作，其实出的特点首先表现在及时从纷呈繁复的现实生活中捕捉时代的信息，真实地描画出本民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生活变迁的思想风貌。如龙敏的短篇小说《老蟹公》和《年头夜雨》，反映了历史的迂回使国家遭受了一场灾难，也使一个民族的心理发展形成了扭曲。在那是非颠倒的年月里，黎乡也出现了为人不齿的二流子和小偷；而随着历史的迁移，世风的颠倒终于得到了矫正，阿栓和阿元终于抛掉了恶名，恢复了形象。从这种本性的回归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民族的发展与时代的变化之间所具有的那种不可分割的联系。而他的中篇小说《黎乡月》，则在更大规模的生活展现中反映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黎族人民的社会历史进程。王艺的《洗衣歌》、亚根的《黎苗家的聚光灯》、阿培的《南叉河道真情》、《符玉珍的《年饭》、《大表姐》、《拜妮》等小说、散文作品，也都在对现实生活的描述中透现了对时代信息的及时捕捉。
　　黎族文学的创作特点，还突出表现在对本民族优良传统文化思想的继承和褒扬之上。如高照清的《芒果成熟的季节》(散文)，王斌的《芒果情》(小说)、《锄头》(小说)，周云的《碾米粉》(散文)，粟雏文的《沥沥的雨》(小说)，以及亚根、高青的一些作品，都从对黎族社会生活中种种美好的人情的发掘，表现了传统美德在现实生活中的积极影响。而龙敏的一系列小说创作，则更是将民族的传统美德作为他思考的起点：《忏悔》描写了一个虽然不为继父所容，却始终忍辱负重去尽孝道的儿子；《卖芒果》颂扬了一对貌似愚钝，却容不得欺诈，宁可自己吃亏也要维护公平的黎族老人；还有《同名》中的亚因，不仅以亲生母亲般的心肠和行动，消除了丈夫对孩子遭后母虐待的担忧，而且还力尽妻子的责任，与丈夫齐心走向致富之路；《青山情》中那因滥砍滥伐导致青山荒芜而心怀重创，对一切进山者都深怀戒备的守林老人；以及《黎乡月》中为了成全他人而忍痛牺牲自己爱情的阿秀，等等，无不表现了一个特定民族在久远的历史中形成的特定的道德观念，以及在观念的规范中对美的赞颂和对善的张扬。
　　然而，人类历史的进程，实则又是在传统继承和基础上不断对传统进行否定的过程。在改革开放时代，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各民族的社会生活内容、思想观念、风情习俗、心理素质、审美情趣等等，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应和着时代的脚步声发展起来的黎族文学，不仅在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和把握上努力扣紧着时代的脉搏，而且还进一步体现在对传统文化思想的重新审视上。而这种审视，又必然是以现代意识和现代文明作为参照的。因此在黎族文学创作中，以新的思想观念去考察社会、思考问题、揭露矛盾、反映生活，也就成为了黎族作者创作中的一种自觉。
　　在这方面，龙敏的小说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同饮一江水》写的是一曲新时期民族团结的赞歌，其中那一对异族青年男女的最终结合，突破了黎苗不通婚的传统旧规，反映了在时代的发展中某些传统观念的被否定；《卖芒果》以商品意识在黎乡中的萌芽，结束了从以物易物、结绳记事的古老生活方式中走出来的黎族人民，对自古以来言利为耻的传统观念的维护；《同名》中的亚因冲破了婆婆不能随改嫁媳妇一道生活的陋习，表现了现代文明思维在黎族社会中的渗透和产生的积极影响；《黎乡月》描写了80年代实行生产责任制以后的黎族农民，在新形势下呈现出来的个人利益与集体关系的矛盾，其中也透现了如何以现代意识克服由传统思想形成的种种精神障碍的思考，而《青山情》则从一个未被人们普遍关注的角度，切入了对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探索。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历史的变迁，人对自然界由于强调征服与索取而出现了日渐尖锐的对立与分离。人类破坏了自然生态的平衡，大自然则给人类以报复。因此，随着人类环境意识的觉醒，以拯救地球也是拯救人类自身为使命的环境文学，不仅在中国，而且也已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涌现。中国的环境文学的诞生，实则是社会转型期文学思维的一场深刻革命。因为它将艺术家的观点由人际社会推移到人与大自然的关系，文学不再无知地颂扬与天斗与地斗的对抗关系，而是关注人类与大自然如何同生共存、和谐相处。正是从上述意义中，我们看到了《青山情》在题材把握上那种具有明显现代意识的积极思考。
　　总之，在黎族文学创作园地里，黎族作者们努力通过自己的创作实践，不仅较为真实地展现和传达了黎族人民的人文风貌和思想感情，而且还紧密切合着时代的发展，揭示出黎族人民生活的历史变迁，并在现代意识的观照中较好地把握住了民族精神的流向，从而开创了黎族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三

　　如前所述，本文对黎族文学发展的所有肯定性评价，都是以一种特定的尺度作为依据的。事实上，倘将黎族文学置于整个中国当代文学这一参照系上比较，其差距之大又是显而易见的。从创作实际看，黎族文学创作队伍虽然已经初步形成，但人数还不多，水平也参差不齐，在整体上无论是知识结构、文学素养、理论意识，还是对生活观照的角度的选取，以及对生活认识和把握的能力的显示等方面，都难以和其他民族尤其是汉族作家站在同一层次。所以在创作上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相对显得滞后，体裁和形式的发展也较为单一且大都局限于短小的篇幅中。这就是本文在对黎族文学发展的评述上难以超越特定的意义范围，而且只能局限于以龙敏的创作为主要评价依据的原因之所在了。
　　笔者自海南建省，尽管仍然努力采取关注的态度，却毕竟由于客观的阻隔，难以完全突破单纯的印象，去对本民族文学发展状况作出更全面、准确的评定。所以，上述的批评也许会显得与人们的感觉不相协调。但是黎族文学发展的事实上的落后，却并非某种表面的辉煌和某些善意的鼓励所能掩饰的。笔者执着地认为，只有首先敢于正视自身的不足，黎族文学才有望获得长足的发展，形成真正的繁荣。
　　目前黎族文学创作中最大的缺憾，是我们的黎族作者在对本民族生活的认识和反映上，还普遍未能摆脱某种现成的规范。在创作中，许多作品还只停留在“言好事”、表情怀的浮浅的层面；不少作者虽然拥有较为厚实的生活基础，但他们的创作思考，特别是在本民族共同心理素质的探索、揭示方面，还未能形成更高层次上的超越。尽管不少黎族作者都努力使自己的作品贴近时代生活，努力在对生活的描述中揭示出黎族社会历史的发展。然而，这些描述似乎都缺少一种以本土为基础的密切联系，而只是单纯地表现了时代精神对一个民族历史发展的表面上的影响。至于其中那种种复杂的难以回避的文化的碰撞、心理积淀的泛起，也即时代精神对一个特定民族所固有的种种属于共同的心理方面的冲击，均未得到更多、更深刻的表现。从活动在这些作品中的许多人物的表现上看，即使是将他们放在作品以外的任何一种环境里，对其性格发展的解释都会是相同的。也就是说，他们的性格可以从单纯的故事中整理出发展的线索，却难以从特定的环境中更多地寻找到形成的依据。
　　譬如包括获奖之作《年饭》(获首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在内的一批以歌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新生活为主题的作品，除去那放之四海皆准的思想意义的平面展示之外，我们确实难以看到有多少“民族特色”的发掘。这种仅仅满足于对某些生活平面的简单描绘，在黎族作者的创作中似乎是一种普遍现象。即使是龙敏那部在黎族文学创作中最具份量的《黎乡月》，也似乎未能显示出对这种缺憾的完全回避 。应该说龙敏是一位比较成熟的黎族作家，在《黎乡月》中，他凭藉自身得天独厚的优势，每一次在较大规模的艺术构架中，对黎家独有的风情习俗和人物心理进行了较好的把握，并较为真实地描画出新时期黎族人民的历史生活进程，从而更多地显示了自己的创作特色。但从创作思考上看，仍然不难看出作者在一定程度上还局限于对某种现成的“规范”的认同。如在社会生活矛盾的揭示方面，作品还只是浅尝辄止地停留在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的思想交锋之上，而未能真正深入至一个民族的里层去进行更为深入的发掘。因此，历史的变迁在特定的民族社会生活中所必然引起的带有共通性的心理嬗变，在作品中的显示便相对淡薄了。
　　从本民族生活土壤中成长起来的黎族作者们，何以会在创作中对自身或身边的一些本应是很熟悉的东西视而不见?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同是少数民族作家，鄂温克族的乌热尔图、土家族的蔡测海、蒙古族的佳峻、藏族的扎西达娃、景颇族的岳丁、白族的景宜、佤族的董秀英等新时期文学新人，他们之所以能在本民族那片古老沉重的土地上各自崛起，很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根植本土又能超越本土。岳丁在谈到其创作道路时说：“我出生在大山里，……我的世界，是景颇山的云雾、天空、竹篷、森林、香菜地和七八户人家……我不知道：山外还有广阔的天地。所以，在去北京念书的半路上，在保山地区的一个小小的加油站，我见到几十辆卡车时，心慌起来。等到走出了湖南，我左一次右一次醒来，见到窗外都是无边的平原时，我哭了，哭早年的浅薄，早年的目光。”(《故乡印象·附言》，载《南方文学刊授》)和岳丁一样，上述少数民族作家大都上过大学。走出狭窄的民族生活圈子，在生活的转折中拓展了眼界，增强了主体意识，是他们创作的共同特点。他们对本民族的认识，已不仅仅是狭隘的“民族自尊”的维护，也不是为了求取某些认同，而在统一的标准下被动地对自己所拥有的生活去进行谨小慎微的选择。乌热尔图、扎西达娃等，他们孜孜以求的是在严峻的生活画面中透现出本民族精神的内蕴；岳丁唱的是一支优美的赞歌，但他是以时代生活对古老传统的冲击作为主旋律的；董秀英对本民族那种种愚昧落后进行了赤裸裸的展露，那淋漓尽致的笔端下却蕴含着一颗沉重的爱心。
　　相比之下，我们黎族作家的创作思考，显然还停留在一个比较封闭的境界，而未能站在一个超越自身的高度上，去对自己的民族进行自审和自省。于是，在创作中便自觉不自觉地将汉族许多价值观念、行为道德规范作为衡量自己民族的标准。这样一来，其结果是对本民族中许多不合“规范”的东西，一方面缺乏正确的辨别，另方面又因自身的未能超越而心存自卑，以致对那些不合“规范”的东西缺乏正视的勇气，所以在创作上便只能将汉族作家作品当作蓝本而力求认同了。这大概就是黎族文学的发展未能取得更大的突破的主要原因。
　　当然，黎族文学发展上的相对落后，也有其客观上的原因。譬如自治州时期的文学刊物《五指山》，曾是不少黎族作者学步的园地，为黎族创作队伍的形成作出过很大贡献；但海南建省之后的《五指山》却改变了原先的纯文学性质，难以再提供更多的版面去顾及对黎族作者的培养，这对黎族文学事业的建设无疑是一大憾事。另外，有关部门在对黎族作者的培养、扶持方面作了很多工作，但有时也还难免停留于表面而未能真正落在实处。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黎族文学的迅速发展。
　　因此，要振兴黎族文学，必然首先要求我们的黎族作者不断提高自身素质，并且努力深入到自己民族生活的里层去寻找独特的感知和理解。另外，对有潜质的黎族作者进行适时的、切实的扶持、鼓励和积极引导，也是一项不容忽视的重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