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会画这样的画吗?”
　　“那是我们的祖先画的，我画不来。想画，总画不像。”
　　“是琢磨不透它的味儿吗?”
　　“是的。有句歌说：人身上许多东西可以省去，你省略不去的是血。祖先这些画，画的仿佛就只是人的血脉。够琢磨的……”
　　上面，是我前不久完成的一篇作品里男女主人公在花山崖壁画前的一段对话。当我要写这篇论文时不觉想起了它，并想到在这篇文章的有限篇幅里，我要“琢磨”的也应首先是这样的“血脉”。因此，我虽然也想到了三十多年来广西少数民族作家队伍如何数十倍地增加，其创作在艺术形式上也像汉族作家及外省区兄弟民族作家那样如何地多样化，但我须得把这些每论起民族文学总少不了罗列一番的内容省略了去，而让这篇文章着重于描述三十多年来、尤其是近十年来广西少数民族的情感历程和价值观的种种表现与嬗变，以及民族作家根据自己的思考、经验、气质和才情对它们加以选择、体现或者再创造所显示的轨迹。

一

　　倘若用习见的评论中国当代文学的套路，来评论广西少数民族文学这方“土地”，谁都会有不满足之感。
　　何由如此?经历使然，心态使然。
　　在这个群体里，有知青经历的作家人数最众，他们曾是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被疯狂的政治漩涡甩出来，甩到了广袤乡村里去的“魂灵”。但是，他们多半跟来自北京、上海、广州那样的大城市后来又返回大城市中去的“上山下乡”知青有着明显的差别。毋宁说，他们只是那么一批“回山回乡”的知青，即便其中一部分出身于中、小城市家庭，他们父母的身上也还带有相当浓厚的乡土味。乡村，对他们并非遥远的什么港湾。在严酷乡村现实生活里，他们也尝到了艰辛，感受到失望、欺骗和难堪，但却没有那么强烈的孤立无援之感。因此，他们虽也曾有一些作品以知青的特殊生活作背景，但却没有绘出一条相似于当时风磨文坛的知青文学所绘出的情感经历的弧线。也正因此，他们和他们的这类作品未能被纳入那些热心研究知青文学的评论家们的考察视野，即使他们的作品也具有许多处于萌芽状态的积极因素，却不能得到理论上的肯定与说明。于是，他们一个个陷入创作失败的惶惑中，而且对这种惶惑迟迟不能理解。但他们终究还是实践下去，很快地却并非自觉地从知青作家行列的尾随位置上退了下来。他们在乡村中感受得最强烈的是高山大壑里的山寨村民们经济上、文化上的闭塞，生活状态的低劣和惨淡，他们的情绪经验更多的是与山寨村民们的感觉和需要相勾连的因素。这些，必然地使他们在创作题材和艺术方法上重新作出选择，然而，他们已经走了一大截弯路。
　　在他们走这截大弯路的同时，这个群体的另一部分——人数民颇为众多的中年作家，则在走着一截东张西望的路。他们在生活积累和艺术修养上，照理都已趋近成熟，该可以在中国文学新时期到来的时候；显示出雄大的投入力量。殊不料，却在文学选择的道路上显得缺少机智。一方面，他们似乎不屑于跟着别人的脚印走，但模式化的写作习惯仍在他们身上作祟，每有一件作品轰动文坛，便也去追风，去挤圈，不属于自己生活优势与艺术优势的题材，也很来劲地去写，而未能着重于自己优势作品的营造。另一方面，他们似乎也不甘心沿袭自己，但是那种从民族学和民族生存意识来观照文学的思维习惯使他们迟迟摆脱不掉“民族自我”的审美观念，虽有在创作方法上作新的尝试之欲望，却未能突破民间文学的传统模式的影响，在使文学作品从再现层进入表现层的艺术追求上仍旧存在许多盲点。因此，他们在选择的道路上太多的东张西望而迟迟不能进入出击点，走走停停了好长一段路。
　　然而，他们终于有了自省，开始关注于本民族的现实。
　　广西各少数民族处于相差无几的经济地位和地理环境，遭受着相近似的经济封闭、地理封闭、文化封闭的不幸，这使他们自发地形成了一种共同的情绪，一种具有相似倾向的追求意念：从封闭走向开放。一度东张西望的这些中年作家以及从知青文学队伍的尾随位置退下来的青年作家们终于发现，这种群体意识才是自己民族的“当代情绪”，它呼唤着打破封闭状况的力量，呼唤着谋求民族自身经济超越与精神解放的强者，左右着本民族创造价值的取向和创造方式的选择。这个发现促成了各族作家们的自悟，使他们形成了一种以“以封闭走向开放”为标志和倡导的人生态度、恪守的道德规范、崇尚的理想人格、理解生活与创造生活的方式跟汉族先进地区的作家不尽相同的价值观念。应该说，这是一次可喜可庆的价值选择!
　　诚然，广西少数民族作家要取得反映和表现这种“当代情绪”的文学成果，须得依靠他们个人在探索与创造上的突破。但是无论如何，他们在创作形式上表现出怎样的个性和探索的个性意识，他们作品的文学价值，主要都产生于作品中的觉醒人物和作家自身对于造成封闭与社会发展缓慢的自然环境和人际力量所实行的抨击与反叛。当我们以这样的价值观念为尺度来整理和评价广西少数民族文学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么两个耐人寻味的情形：
　　其一，早在五、六十年代，广西少数民族作家这个群体形成之初而人数还很少的时候，从封闭走向开放，就已经是这个群体的作家共同的主要的文学主题，而且当时最主要的文学成果，诸如长篇小说《美丽的南方》(陆地，壮族)、《大苗山交响曲》(苗延秀，侗族)，长诗《百鸟衣》(韦其麟，壮族)、《虹》(包玉堂，仫佬族)、《红河之歌》(黄青，壮族)、《石磨歌》(替仆支不，彝族)，歌舞剧文学剧本《刘三姐》(黄勇刹等，壮、汉族)，电影文学剧本《苗家儿女》(周民震，壮族)、《一幅壮锦》(肖甘牛，壮族)，无不着重表现了这个价值观念上的艺术追求。
　　其二，到了新时期文学这十余年间，在这个价值取向上所作的努力，则更是广西少数民族作家自省自悟之后的实践与进击，它所取得的创作成果更是不胜枚数。

二

　　近几年来，《瀑布》、《劫波》、《波努河》等七部长篇小说的出版，《江和岭》、《冰棕榈》、《小镇蝶恋花》、《我们正年轻》等六十多部中篇小说和《姆姥韦黄氏》、《香岛》、《走出心谷》、《日出处，日落处》等五百多篇短篇小说的发表，《寻找太阳的母亲》、《将军回到江河边》、《白太阳》、《火的民族》等过千件长、短诗作的问世，《蹄花》、《她的心》、《故乡的坡歌》、《鹦鹉的诀窍》等上千件散文作品的刊载，《春晖》、《布洛陀河的恋情》等八部电影文学剧本得以投拍，以及这众多的作品由于在从封闭到开放这个价值取向上和各种各样时空结构里，显示出民族文化力量和生活意境疆域的交合、推演而取得的审美价值，便是我们能够作出“可以让人刮目相看”这个评价的依据。
　　1980～1984年，壮族著名作家陆地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巨作《瀑布》。如果说，那几年这个群体的好些中、老年作家在东张西望的话，他却没有这样的行动失误。刚刚从“文革”的囹圄中摆脱出来，重新取得提笔创作的权利，他便埋头于属于自己生活优势与艺术优势的作品之营造。他以桂西山区二三十年代的革命斗争生活为主要背景，以变革社会、变革人生、变革民族的危难状态为主题，用不到四年的时间完成了这部百万字小说。其内容十分庞大，但作家取精而用宏，以塑造少数民族新型知识分子形象来体现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民族灵魂的强化，把庞大的内容立体地演示在以主人公韦步平“三度出山”为构架的时空结构里：一度出山、桂林求学而被开除回山，韦步平由此发现山里山外都有骇人的封建羁绊；二度出山，川黔从戎，他忽然一日就成了阶下囚，转眼又当了座上宾，但他发现阶下囚、座上宾，一样都是权势囹圄里的囚犯；于是他怀抱强烈的反叛意识返回家乡岚山，组织、发动了以“那平十友”为核心的农村暴动，但告失败，他由此认识到封闭山区里的各族同胞遭受的不幸更甚于山外的同胞，只靠自发的力量谋求解放根本无望，于是三度出山，奔赴广州，开始了寻求真理的新旅程……在这“三度出山”的情节里，章章节节都蕴藏着从封闭走向开放的人生价值与美的价值的追求，形成一个又一个饱含民族精神与时代特色的意境域的推演。这就是当年也曾数度出山，最后奔赴延安的壮族作家陆地，基于“实实在在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情感经验，对生活作出的选择与再创造。
　　桂西山区的少数民族何由比山外同胞遭受更深重的不幸?就是因为土司制度的残余意识以至威势，在中国人都受其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封闭大墙里边，给我们又多加了一重厚厚的板壁。而且，这种双重封闭的民族疾患，到了解放后，到了七十年代、八十年代，还在祸害着我们灵魂乃至生命!1986年出版的壮族中年作家韦一凡的长篇小说《劫波》，正是从这更深一层的意义上给我们描绘了历史的和现实的生活画面。这部以桂中山区白鹤村为背景的三十万字小说，其情节主要由“相会西阁楼(一)”和“相会西阁楼(二)”这两个情节景相似却发生在解放前、后两代人身上的事件在同一个村庄、同一个家族中掀起两次人际关系的祸流，而两次涡流在土司残余意识控制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爱恨立场这一特点上如出一辙。这样的富于时空感的小说结构，使小说的内容给人一种“历史的血在当代人的血脉中重复流淌”的深沉感觉，由此而意识到，要冲破封闭的双重板壁对这个民族来说无疑是需要好几代人艰辛奋斗方可实现的历史过程。
　　不言而喻，“改造民族的灵魂”，无疑也是这方土地各个少数民族真正能够实现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最具深刻意义的时代课题，因而也是他们的作家在文学实践中用来构架作品主体的审美价值的重要依据。壮族著名诗人韦其麟的长诗《寻找太阳的母亲》和彝族诗人替仆支不的组诗《火的民族》，壮族作家岑隆业的短篇小说《日出处、日落处》和满族作家李英敏的短篇小说《夜走红泥岭》，还有许多青年作家的作品如短篇小说《走出心谷》(包晓泉，仫佬族)、《在山峦尽头》(蒙齐华，壮族)、《人情债》(杨进恒，侗族)、《人迹罕至的山谷》(黄爽，壮族)、《江店》(唐克雪，瑶族)和《望月》(黄琼柳，壮族)、《新生歌》(黄钟警，侗族)等诗作，都在描述和抒发自己民族觉醒的感情和意志，讴歌民族的灵魂的同时，透发出“改造民族的灵魂”的脉搏跳动乃至呼声；而壮族作家黄福林的散文《蹄花》和回族作家海代泉的寓言系列《乌龟和兔子的第三次比赛》二十八则，则使我们仿佛直接听到了同胞心底里回响着的时代浪潮的声音。
　　广西少数民族现在的社会地位毫无疑问高于历史上的任何时代，然而，这些地区文化教育的落后状态，仍然是这些地区双重封闭状态相随相应的事实；文化的长期落后，几乎就是双重封闭状态得以长存的同义语。这是壮族作家周民震的电影文学剧本《春晖》、《远乡》，仫佬族作家潘琦的散文《幽谷中一棵玉兰》，壮族作家黄钲的中篇小说《江和岭》，壮族诗人凡一平的诗《一个小学教师之死》，所告诫于人们的道理。这些作品的一个一个细节如同生活本身一样从作者的心底涓涓流出，而我们听到的是从久远的山乡或城镇深巷里传来的期望文化解放的心声。
　　经济生活和经济关系的变化、改善，是变革民族的命运与地位最具有直接意义的课题，经济改革题材，理所当然地成为以打破封闭、走向开放为价值取向的民族作家们要涉足领域。特别是“商品经济”与竞争进入少数民族地区的乡镇山村和地方企业之后，搅乱了自给自足经济形态的平衡和封闭文化的平衡，大大改变了人与人关系的旧有模式，这样的生活信息，已经相当大量地出现在这个作家群体的作品中。瑶族中年作家蓝怀昌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波努河》以及另外一些民族中青年作家的作品，如电影文学剧本《布洛陀河的恋情》(陈雨帆等，壮族)、中篇小说《小镇蝶恋花》(孙步康，壮族)、《我们正年轻》(林仕谋、林仕亿，瑶族)、《各领风骚》(韦昌荣，壮族)、《“满堂香”主人历险记》(韦纬组，壮族)，短篇小说《香岛》(海涛，仫佬族)、《卖猪广告》(蓝汉东，瑶族)、《巷里梅香》(黎国璞，壮族)、《晨光拉开帷幕》(王云高，壮族)，散文《仙鹤腾飞》(吴浩，侗族)等，便是在这方面意义上的成果。《波努河》不但是瑶族文学史上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而且是我国当代文学中以经济改革生活为题材并明显具有经济意识的为数尚还稀少的长篇小说之一；《布洛陀河的恋情》也不仅是第一部以壮族农村生活为题材的电影，而且是我国投拍的以少数民族经济改革为题材的第一部电影。这都是难能可贵的。也许，这是这个作家群体本有的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创作意向和我国改革开放的经济政策能够较早合拍的缘故。
　　《波努河》这部小说出现的第一个人物就是“赶山人”，并让他提出木炭还能不能长出绿叶这样开放性的问题；接着，作家便以一连好几个细节描写女主人公龙玉梅的外向型性格，让她多次发出要“出山”找致富本领的誓言，表现了小说追求开放的强烈意识。当真的有人来请玉梅出山从商的时候，小说还是忠实于生活，让她陷入了难局，并花了三万多字总共四章的叙述，才让她从这个难局里挣脱出去，真实地表现了波努山人要摆脱封闭有多么艰难。困扰着阻挠着玉梅的，是传统的文化力量，龙玉梅再有何等外向的性格，在这些文化力量面前也不敢放肆。就是这样，她在封闭文化力量困扰里苦苦思索权衡了一天一夜，才终于作出了抉择：进城去!她能冲破这等封闭墙垣，恰恰也是文化力量帮了她的忙，但这文化力量已经是另一方向上的力量，是她读过中学的经历，是激励人奋斗的神话传说，是书本上的知识。这都是开放性的文化力量。我们不但可以在玉梅“出山”这段叙述里看到文化力量和生活意境在情节推演里一个漩涡一个漩涡地交合呈示，而且可以看到，这里的写景，打破了历来小说写景的语言模式，所写的景不是自然景象的单纯描摹，也不是象征性意象的介定体现，而是一种文化的载体。民族文化的信息从景里源源流出，或者向景里潺潺渗入。这分明已经不是一般传统概念上的“风景画”。这里的风俗描写也打破了传统的“风俗画”模式，揉进了新的文化因素。
　　上述这样一种文化力量与意境域交合呈示的结构运用表明：我们民族文学在艺术上也正在趋向成熟。这又是可喜可贺的实在收获!

三

　　如上所述，既然我们广西少数民族作家近几年来能更自省自悟地以上述的审美价值观来指导创作并取得了一些颇为值得评价的成果，却为什么这些成果未能产生广泛的影响而领一方的风骚呢?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我们所表现的只是偏僻地区的生活和落后地区人们的情感所至。这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大量的文学史实证明：即使写的是处于十分封闭、十分不自由阶段的事物，只要作品的创造内容是对真、善、美的统一亦即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的追求，也就可以具有激活人类情感的力量和不可否认的美的价值。又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是因为中国文坛的文学轰动效应时期已告结束。也许，这算是一个道理吧，但我认为：我们的作家们虽然有了那样一种产生于民族“当代情绪”的价值观念，但还没有寻找到符合这种“当代情绪”的表现需要和审美规律的各种生活的与艺术的机制，并把它们构架成为一个以这种价值观念为主导的非封闭的文学价值体系，因而在创作中未能实现在这个价值取向上的真、善、美的统一，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比如，长篇小说《波努河》前头三万字篇幅里那样一种文化力量和意境域合呈示的结构，未能贯彻全书，后面的许多章节，文化内容的描写和生活意境的叙述又回复到旧的小说写法甚至民间文学的模式上，就是我们的文学价值体系还残缺不全、我们掌握的生活的与艺术的机制还不强大充足的表现。
　　要想把这个价值体系构建并完善起来，我认为，注力于克服我们作家自身存在的各种弱点，是很必要的。
　　五六十年代《百鸟衣》和《刘三姐》的成功，使我们广西众多的文学作者热心于民族文化的考察与掌握，是理所当然的，但同时我们也形成了一种只从民族学、文化学的意义上而不是从文学意义上观照文学作品，并往往用民族文化价值替代文学价值的习惯，致使我们广西大部分民族作家产生了一种文化自恋的心态，有的甚至变成了“文化自恋型”的作家。以《百鸟衣》为模式、风行广西诗坛二十多年的变民间传说为叙事长诗的创作涡流，就主要是这些文化自恋型作家之所为。然而，从这个涡流里却找不到再多一两件成功的作品。有的长诗甚至就是民间故事的分行押韵，民间文学评奖可以拿去参赛，作家文学评奖也可以拿来参赛，却都早早落选，实在令人捏汗。最近几年，这个涡流已经退潮，但文化自恋的心态仍在影响我们的作家而成为我们的一大弱点。不少作品，旧俗描写还占着最大的比重，有的甚至把陋俗当成好传统来津津乐道。
　　诚然，我们也有别择，一些中青年作家已经注意校正这种心态，对民族传统文化采取了分析态度，写出了一些具有旧俗翻新甚至陋俗翻新的内容而显得别有格致的作品，诸如短篇小说《姆佬韦黄氏》(韦一凡，壮族)、《上梁大吉》(潘荣才，壮族)、《八角姻缘》(莫义明，瑶族)、《风水》(韦元刚，壮族)，中篇小说《芳心冉冉》(吴万章，壮族)、《小河这头、小河那头》(海练，仫佬族)等。但是，如果仔细研究这些作品就会发现，它们翻新了的旧文化，所交汇的新文化还很薄弱，还很缺乏形成于当代社会的特殊生活方式或生活道理的力量。我们的另一些作品，如中篇小说《相思江》(蓝怀昌)、《冰棕榈》(陈雨帆)、短篇小说《雅勒媛》(李华荣，壮族)、《妈妈和她的衣袖》(廖润柏，仫佬族)、《罚·择》(陈多，壮族)、《红河边上的孤男寡女》(黄佩华，壮族)、诗作《我们女英雄的一双眼睛》(黄青)、《南方的根》(黄堃)、《记起了，再不会忘记》(何德新，瑶族)、《立交桥畅想》(梁柯林，苗族)、《瀑布》(李荣员，苗族)以及生活在外地的壮族作家苏方学、岑献青所写的以家乡生活为题材的一些作品，倒是在力求实现新旧文化交汇的同时，显出出较大的新文化的力量。但是，同是这些作品的作者，其相当一部分(当然不是全部)，另外的作品就未必能实现这样的文化交汇，而其新作往往只能说是他们旧作的平面延伸或退步。上面两种情况说明，文化积累的薄弱，文化视野的狭窄，是我们的又一个大弱点。
　　再一个弱点，就是我们创作方法上的瘪弱。什么样的创作方法最适合于表现上述价值观念?我们的一些作家认为：现实主义就是最好的方法。这种主张也许有道理，现实主义也许和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很有亲近感，但是，我们的作家们在张扬这种创作方法的时候，却同时透露出这样的情形：对现实主义的理解很狭窄，甚至很混乱。一方面，把它视为一种封闭体，以至把它当成护身符，一遇自己接受不了的艺术手段，便斥之为“非现实主义”而不予闻问，一旦自己的作品得不到别人的赏识、肯定，有遭失败的危险，便立即求助理论的保护称言：“我坚持的是现实主义”云云。很有埋怨别人冷落现实主义的意味。但是另一方面，他们的作品中往往明显地欠缺现实主义的某种重要因素，而用并非现实主义的文学形态来填充。比如，他们并不知晓，除了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个主要形态特征之外，历来成功的现实主义作品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特征，就是：平民化意识和理性精神的统一。这些作家的作品，往往人物虽是普通老百姓(即平民)身份，作家却尽心尽力地赋予他高超的一呼百应的思想和统制能力，让他去干些济世匡时的壮举，最后抱恨地失败而出走，或退隐或死去，但终于成了“歌王”、“歌仙”、“琴宗”、“红神”，成了崇拜对象。试想，这些形象外壳里充塞着的又哪里是现实主义的审美理想追求呢?这只能是孜孜于功名利禄的传统世俗观念和个人崇拜的现代唯心观念相混合的意识表露。这和平民意识是格格不入的。是否可以说：对现实主义不甚了然，也是我们的一个盲点?
　　正是上述各种弱点和盲点，使得我们这个群体的作家迟迟走不出创作的误区，在自己欲要于作品中创造一个从封闭走向开放的世界的时候，却未能先行完成作家自己在这个价值观念上的自身创造。我们在文学观念、美学观念的许多方面，仍“身居”封闭状态中。因此在我们创造出来的“世界”里，价值观念的体系那样残缺不全，丝毫也不奇怪。
　　克服这些弱点、盲点，当然并不就是建立价值观念体系的工程本身。这个工程还有待我们去实施。一个民族从封闭走向开放是社会整体运行，是一个历史过程，它在文学上的运行同样也是一个历史过程，任何急躁都无济于事。但是不管怎样，广西少数民族作家们已经明辨了这样两个道理：一、过去我们少数民族作家人人皆有的感恩价值观念，由于被孤立起来理解，而变成了一种形而上学的思维定势。这是“感恩文学”畸形发展的历史留给我们的教训。如今，从封闭走向开放这个价值观念，如果被我们孤立起来理解，就也会有变成为一种新的“题材主义”的危险，而使我们的作家走进新的创作误区，把关注现实仅仅理解为关注事件，而凡是写打破封闭、走向开放这类事件的就认为是好作品，从而使我们的创作停留在只有价值取向而没有价值体系的低水平上。二、任何有大造就的作家，都是以比我们已经理解到的方式更为复杂得多的方式介入现实，因而能够在他在代表作品中实现主体地表现现代社会生活的独特美感。同样地，我们所要表现的那种“当代情绪 ”也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其间，各种大大小小的价值观互相交错着，冲突着，以至构成某种辨证的依存的关系，我们的作家必须以多种方式介入其间，对各类各样的观念作一番鉴别与选择，找出符合人们愿望和审美价值规律的能激活作家才情的机制，方可以以自己的美感经验为主导构架起一种完善的文学价值体系。
　　既然我们多年来与“轰动效应”无缘，那么今后也不需要去孜孜慕求“轰动效应”。需要的是在我们的创作实践上下的功夫更扎实、更清醒而少一些盲目浮躁，更专心致志而少一些东张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