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有55个少数民族，云南占了近一半，因此云南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状况，就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整体而言，便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进入80年代以来，随着新时期我国文学事业的普遍复兴和蓬勃发展，云南各少数民族的文学也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其主要表现是除白族、纳西族、彝族、回族这些人口较多、文化相对发达、作家文学已有相当基础的民族的作家文学取得更进一步的发展外，一些人口较少、文化相对落后、作家文学基本上是空白的民族如景颇族、哈尼族、傈僳族、佤族、阿昌族、普米族等民族，不但在这时有了自己民族的书面文学的作家作者，开创了自己民族作家文学的新纪元，同时这些民族的作家作者达数人、数十人乃至上百人地成批脱颖而出，形成较为稳定的文学群体，这在云南文坛乃至在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坛上都是一种崭新的文学现象。这种少数民族文学群体现象的形成，自然有其相应的背景和依据，本文就笔者的资料和能力所及，对这一现象的生发和形成做一番探究和考察。
　　在以往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提到云南的民族文学，人们想到的自然便是云南各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民族民间文学，也就是说人们了解认识云南的民族文学，是从各民族传统的民间文学开始的。事实上，云南的好些少数民族，在自己的作家文学尚未产生之前，那些伴随着一个民族的历史不断衍化发展着的各类民间文学作品已被大量的搜集、整理、发表，为外界所知悉和称道。
　　作为文学的两个方面，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它们虽然都是特定社会历史生活的反映，但它们毕竟又分属于不同的概念和范畴，它们之间并不一定时时都联系在一起，但对于云南少数民族的作家文学来说，它的产生和文学群体现象的形成，却与民间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是一种源与流的关系。
　　由于历史、地理学诸多面的原因，云南的好些少数民族解放前在文化上基本还处于结绳刻木记事的状况中，但作为一个民族精神生活的具体体现物，民族民间文学却又是异常的多姿多彩，不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令观者目不暇接。云南的各少数民族几乎都有自己民族篇幅宏伟内容丰富的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好些民族中还不乏有着完整的故事情节、鲜明的人物形象、明显的美学倾向的独立而成熟的叙事长诗。至于那些反映着一个民族的审美心理、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伦理道德观念的各类民歌、民间故事、民间谚语、寓言等等，在各民族中更是比比皆是。它们作为一个民族文化传承和道德教化的手段存在和衍化于各民族中间，成为一个民族精神生活的基本内容。生活在这种的环境里，这些民族的每一个成员，无论是一辈子生活在乡间的歌手，还是接受现代教育后成为自己民族作家的文化人，他们的意识和作为必然与生俱来地要受到这些作为传统文化的民间文学的熏陶和影响。这一点好些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足以为证。
　　解放后的50年代和60年代初，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发掘和整理云南各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注意发现和培养各民族的歌手和作者。曾多次派出由有关部门和大专院校组成的民族民间文学调查队，深入边疆的各民族人民中，对各民族的民间文学进行较为系统、全面的搜集和整理，可谓成绩斐然。许多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的重要作品如彝族的《阿诗玛》、傣族的《娥并与桑洛》等便是在这个时候搜集、整理出来的。虽然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由于各少数民族的新型知识分子尚未成长起来，各民族的民间歌手或故事讲述家，对于本民族民间文学作品的搜集、整理的参与，只能以“口述者”和“演唱者”的身份出现。但另一方面，新旧社会的急剧变化，当家做主的新生活给各族人民带来的喜悦，都极大地激动着各民族歌手和作者们的心，他们以他们虽然有限但已力所能及的表现手段。饱含着满腔的激情创作出了一大批唱出各民族人民心声、为各民族人民喜闻乐见的新民歌。就是今天翻开当时出版的一些报刊和民歌集，我们仍能感受到那扑面而来的滚烫气息。“毛主席，共产党，/您是冬天的太阳，/您是夏天的伞，/有了您，/下雨我们淋不着，/冬天我们身上暖。”(景颇族民歌《冬天的太阳》，刊《云南日报》1963年12月9日)“毛主席，/你一定是太阳的儿子，/如果不是的话，/为什么你的光亮，/就和那天空里的太阳一样，/也同样的照到了/我们山头人居住的穷苦边远地方?/自从我的光照亮了我们这里，/我们的身上，/才开始感到了温暖；/我们的心里，/才有了光明的希望”(傈僳族民歌《你一定是太阳的儿子》，贾芝、孙剑冰编，1959年1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版《颂歌》54页)这些把新时代的崭新生活和内容与自己民族传统的文学形式结合在一起的新民歌，是各民族传统的民间文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伸和发展，它们虽然依然停留在口头文学创作的阶段，却在传统的民族民间文学和后来产生的各民族作家文学之间，起到了一种衔接和过渡的作用。
　　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文革”十年的结束，各民族的民族民间文学作品再一次受到关注和重视，搜集、整理、研究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活动再次成为一种势头，与上一次不同的是，这时各少数民族中受过中等、高等教育的新型知识分子已成批出现，对于自己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和研究，这些少数民族的新型知识分子已不再仅仅是“口述者”和“演唱者”，而是直接的搜集整理者和研究者。对于他们来说，自己民族传统的民族民间文学已不再仅仅是文化传承和道德教化的手段，他们所接受的现代教育，使他们有条件从文学、历史、宗教、美学等方面和角度去接受和认识自己民族的民间文学。民间文学作品中的故事情节、人物形象、表现形式于无形中触发了他们中的一些人拿起笔来抒写他们的人生体验和思想情感。好些少数民族的作家作者就是这样从搜集、整理、研究自己民族的民间文学着手逐步走向文学创作的道路的。直到今天，云南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作家作者仍有相当一部分人，进行书面文学作品创作的同时，仍是自己民族民间文学的主要搜集整理者和研究者。
　　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作家文学的尝试和产生，成为好些民族作家文学产生的基本轨迹，对这些新型少数民族知识分子而言，两者又成了他们从事文学活动几乎完全同步的两翼。从他们好些人的作品中可看出，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在他们的整个文学活动中，不但不矛盾，还成了一种有效的互补关系。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为他们从事文学创作提供了必要的准备和训练，并使他们有可能从更高层次的意义上来认识和把握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生活，于潜移默化中强化了他们颇具意味的民族意识和自我意识。他们中有的人从自己民族的民间文学和现实生活中找到了属于民族又属于个人的审美光点，使自己的作品具有了特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审美价值和文化意蕴；有的人的作品则直接借鉴和脱胎于自己民族的民间文学，从而使他们所熟悉的生活和文化成为他们无可替代的创作优势。
　　不难看出，云南各少数民族传统的民间文学作为深厚肥沃的文化土壤，为各民族作家文学的产生和文学群体的形成，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础和背景，同时以母体的文体形态滋养着自己民族的作家文学，使自己民族的作家文学有本有源得以迅速地发展壮大。
　　在自己民族传统的民间文学提供了文化土壤的同时，在云南这块特定地域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他民族作家作品的影响和热心帮助扶持，对云南各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产生和群体的形成，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
　　随着云南的解放，50年代和60年代，一批扛枪戍边的部队作家和地方的他民族作家，创作出了一批反映云南边疆各少数民族人民生活、散发着浓郁的新生活气息和各民族风土人情味的作品，为当时的文坛吹进了一股新鲜的风。这些作家他们是徐怀中、公刘、白桦、彭荆风、周良沛、季康、公浦、洛汀、刘祖培、李乔、杨苏、苗歌等。这些作家以自己的青春才情用小说、诗歌、电影等文学样式，把云南的各少数民族介绍给全国的读者和观众。这些作品中有白桦的《山间铃响马帮来》、徐怀中的《卖酒女》、公刘的《西盟的早晨》、公浦的《摩雅傣》、杨苏的《没有织完的统裙》、苗歌的《遥远的乌长》、李乔的《拉猛回来了》、彭荆风的《当芦笙响起的时候》、郭国甫的《在昂美纳部落里》、林子等人的《边寨烽火》等，这些作品以独有的艺术魅力为当时的文坛瞩目。这些作品在成功地反映了边疆各少数民族人民生活的同时，也极大地影响着当时正处于成长中的各少数民族的新一代，在以往的二三十年里，正是他们接受现代教育逐渐形成自己的文化人格和文化心理的时期，在他们接触文学之初，除了受到中外优秀文学作品的熏陶外，深深触动了他们的正是上述反映他们民族生活的作品，因为这些作品里有他们的父兄、有他们的生活、甚至有他们自己的影子，使他们读后倍感亲切，并促使他们以全新的目光和角度去思考和观照自己的民族和生活。激动和喜悦之中，跃跃欲试的感觉萌动，使他们中的一些人拿起笔来迈出了走向文学的第一步。如今已为自己民族的作家文学作出了一定贡献的各民族作家作者，几乎没有哪一个不熟知上述的作家作品。好些作家作者在谈到自己民族的作家文学或自己于文学的学步之初，总要先如数家珍般深情地谈及上述作家作品。这些作家不但以自己的作品影响着各民族的新一代，他们中的好些人还以极大的热情来帮助和扶持各民族的文学新人。如景颇族青年作家岳丁，从他最初于1981年在《云南群众文艺》发表短篇小说《在崎岖的山路上》，到后来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获得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奖的短篇小说《爱的渴望》，都始终得到了白桦、彭荆风、李钧龙等前辈作家的鼓励和帮助，他们不但向刊物推荐岳丁的作品，还撰文向外介绍岳丁和他的作品。再如佤族的董秀英、哈尼族的朗确、阿昌族的孙宇飞等人无不是这样在文学之路上由开始的蹒跚学步逐渐走向成熟的。
　　文学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文学的繁荣与否，直接反映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层次和文化素质。一个文化相对落后的民族，在没有自己民族的新型知识分子出现之前，想要产生自己民族的作家文学，显然是难以想象的。前面谈到的两个方面所提供的条件和基础，实质上所涉及到的仍是一个个很具体的人，如果没有具体的人拿起笔来进行文学创作，又何谈作家文学的产生文学群体的形成。云南各少数民族的作家文学之所以能够产生，文学群体之所以能够形成，最根本的一点就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批各民族的有理想、有文化、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新型知识分子的适时成长和出现。他们的成长和出现，使各民族作家文学的产生成为可能，也为文学群体的形成提供了人员上的准备。解放至今已有四十余年，云南各少数民族的作家文学的出现和文学群体的形成，既不在50年代60年代，也不在70年代，而单单出现在80年代，其根本原因就恰恰在此。从年龄结构和文化层次上可看出，这些来自各民族新型知识分子的作家作者，他们绝大多数人出生于解放后，基本上都受过中等以上的正规教育，特别是有不少人在各大专院校受过系统的文学理论训练，这一切都是他们以往的前辈所不能比拟的。他们土生土长于自己的民族中，熟悉和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他们所接受的现代科学文化的教育，又使他们具有着现代人的精神风貌，从而使他们一言面成为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批判者，一方面又顺应着时代的变革和发展，成为自己民族中新知识新观念的接受者和传播者。较高的文化层次和崭新的知识结构、普遍地形成了其既属于民族又属于时代的思维方式，于是他们一经出现就以起点高、变化快、观念新的特点和年轻而齐整的阵容跻身于文坛，为外界感慨不已。从他们的大量作品中可以感觉到，这些少数民族的作家作者，他们熟知自己的民族，热爱自己的民族，但又决不把自己禁锢在狭隘的民族情绪之中，而是以开放的姿态走出自己的民族，扩大自己的视野，再从广阔的天地间回到自己民族中，以一种现代人纯正的民族意识来较为客观地评价自己的民族。
　　云南各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产生和文学群体的形成，每个民族大致都是先有一人两人，拿起笔来在文坛上率先崭露头角，然后是很快有数人数十人的出现和赶上，形成一种群体现象。这些率先崭露头角的作家作者，作为自己民族作家文学的最先开拓者，他们一经出现，更成为一种旗帜和感召，为自己民族作家文学群体的形成拉开了序幕。景颇族作家岳丁说过他还在中央民族学院预科上学时，读到发表于1980年7月6日的《云南日报》文艺版的，后来获云南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的，景颇族作家石锐的散文《歌舞山》，当时他是那样的激动，他心里产生出的最大愿望就是今后能成为石锐那样的人，发表作品为自己的民族增光添彩，不出一年他便真的有了不断发表的作品。而19岁的佤族女作者赵君香则在她的散文《阿佤山的阳光》(载《民族工作》1991年10期)里这样深情的写道：“佤族什么时候有了自己的知识分子，我不知道，但我很小时就很羡慕董秀英大姐，她是我们佤族的女作家，我也要为我们佤族争光。”各民族年轻的知识分子们看到自己民族作家文学的出现和其他民族作家文学的不断发展和高涨，他们的民族荣誉感和自尊，使他们在看到自己民族的希望的同时，自然也感觉到来自时代和他民族的挑战，于是纷纷拿起笔来用文学的形式使自己和自己的民族投入到一种竞争之中，力图通过自己的笔让人们更多地了解和认识自己的民族，也同时让自己的民族通过自己的作品更多的认识和了解所处的社会和时代。于是在短短几年间，我们便在省内外各级不同报刊和不同的文学样式中看到了景颇族的石锐、岳坚、玛波、岳丁、朵世拥汤、金明、李向前、沙忠伟、木如迈、岳昌荣、沙明宝、尚正兴、梁玉锦、木然干、排腊等、杨玛锐、石木苗、岳玛腊、排云祥、玛雩、杨洪德、杨清明、岳文相、孔艳铃、左兴贵、诺扎、梅冬、晨宏；哈尼族的朗确、艾扎、存文学、诺晗、哥布、艾吉、黄雁、明追、史军超、赵官禄、陈羲、白茫茫、冯德胜、车明追、普月、所开、门图、赫尼、沈宝新、张建平、哈腊、晗兰、莫独、莎贝、朱兰波；傈僳族的李四益、密英文、熊太和、李四明、杨如锦、熊润春、荞氏·路易斯、普利颜、和丽福、伍华三、李三四、司仙华、杨泽文、何君义、普建议；普米族的何顺明、尹善龙、殷海涛、鲁若迪基、和善全、和建全、和庆光、和平、和学良、汤格·萨甲博；阿昌族的孙宇飞、曹明强、曹先强、罗汉、赵家福、杨叶生、曹明垒、原牧、孙家文、赵安然、赵东和、杨叶茂、们发延、赵家斌；佤族的董秀英、明珠、赵君香、王学兵；拉祜族的李扎约、石安达、娜朵、扎克、李传宁，德昂族的李腊翁、杨忠德、赵家书、何阿三等人的名字。这些少数民族的作家和作者，有的已成为颇有竞争实力的群体，使自己民族的作家跻身于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行列之中，有的虽人数少些，但也正以形成群体的势态追赶上来。这些少数民族的作家作者如今有的已加入各类文学协会、学会，研究会，有的在各类全国性和地方性的文学评奖中获了奖，有的人的作品入选各类全国性的选刊、选集和年鉴中，其中不少人的作品已被专家学者多次撰专文评介，有的被译成外文介绍到国外。有的民族还成立了自己民族的文学学会，并多次召开自己民族的当代文学讨论会。值得一提的是一些民族的作家文学中除有各种样式外，还出现了大容量的长篇作品，如景颇族、哈尼族、佤族，这是一个民族的作家文学开始进入成熟阶段的标志之一。还应看到的一点是，各民族的作家文学的出现和文学群体的形成，决不仅仅做为一种单一的和孤立的文学现象存在于自己民族中，它还成为一个民族文化经济的前卫，带动和影响了文化的其他领域和经济的发展。有的民族因跨境而居，其作家文学的作品便自然而然的流传到东南亚各国，为传播和弘扬祖国和民族的文化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云南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产生和群体现象的形成，其成因肯定是多方面的，而各民族间的情况也不尽相同，但传统的民族民间文学提供的艺术土壤和必要准备与训练；他民族作家作品的影响和帮助扶持；自己民族新型知识分子的成批成长，不得不说是这一现象得以形成的几个主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