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世界文学的发展不能仅仅根据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情况来判断，但近几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奖结果仍然提醒了我们：世界文学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变化。
　　从诺贝尔文学奖设立以来，获奖者绝大多数是欧美作家。从1901年至1980年共计80年间，76位获奖者中只有5位属于拉美和亚洲的作家(印度的泰戈尔〔1913年〕、智利的米斯特拉尔〔1945年〕、危地马拉的阿斯图里亚斯〔1967年〕、日本的川端康成〔1968年〕、智利的聂鲁达〔1971年〕)，非洲竟没有一位获奖者。而获奖者中仅法国就有11人，英、美两国各有8人。这一数字虽不能完全代表这80年间世界文学发展状况，但还是基本上反映了在这一历史时期欧美文学走在世界文学发展前列的事实。一些新的创作方法和表现手法，如象征主义、新浪漫主义、表现主义、存在主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结构主义以及意识流、荒诞派、黑色幽默、新小说派等均滥觞于欧美，并对世界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但是，20世纪80年代，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却把眼光更多地投向了拉丁美洲和非洲。从1981年至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8位获奖者中竟有3位分别属于拉丁美洲和非洲(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1982〕、尼日利亚的索因卡〔1986〕、埃及的纳吉布·马夫兹〔1988〕)。这一评奖结果告诉人们，拉美文学和非洲文学再也不容忽视了。虽然这些具有权威性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告诉我们的是迟到的信息。
　　其实，拉美文学和非洲文学从20世纪的上半个世纪就先后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开始了文学崛起的准备。
　　19世纪末、20世纪初，拉美出现了现代主义文学浪潮。这是拉丁美洲出现的具有民族解放性质的文学运动。这一运动的核心是民族意识的觉醒，摆脱殖民主义的束缚，突破欧洲古典主义的框子，创造具有民族风貌和民族特色的新的拉美文学。40年代，拉美民族文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其主要特点是出现了大量反映印第安民族的生活和表现黑人生活的作品。前者被称为土著主义，后都被冠以黑人派诗歌。50年代、60年代，拉美文学攀登上举世瞩目的新的艺术高峰。一大批优秀作家登上文坛，创作出众多的具有深邃思想和精湛艺术的作品，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表现了拉丁美洲的历史命运和现实生活。特别是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出现，震动了世界文坛。拉美文学异军突起，被誉为“拉美文学爆炸”，在世界文学发展中取得了重大成就，冲击着欧美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领先地位。
　　非洲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与拉丁美洲虽有很大差别，但它们的文学在近几十年所走的道路却大体相同。
　　非洲文学有古老的传统，但由于长期的殖民主义统治，压抑了各民族文学的发展。20世纪初期至中叶，随着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非洲各种语言的民族文学相继崛起。30年代至50年代，非洲法语文学、英语文学、葡萄牙语文学、斯瓦希利语文学以及阿拉伯语文学先后摆脱了欧洲文学的束缚，以崭新的面貌开始了自主发展的新时期。反对殖民主义、焕发民族精神、歌颂非洲文化，成为这一时期整个非洲文学的主旋律。特别是非洲绝大多数国家在60年代前后相继独立，更促进了非洲各民族文学的发展。一大批优秀作家、诗人在非洲大地诞生了，一大批反映非洲各族人民的生活和斗争的佳作问世了，特别是以桑戈尔、索因卡等为代表的非洲黑人诗歌，以其浓烈的感情、深沉的思想和非洲特有的韵味轰动了世界诗坛，将人们的眼光引向了非洲。
　　“拉美文学爆炸”和“非洲文学崛起”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几乎是同时出现在地球东西两侧，并以它们的辉煌业绩改变着世界文学发展的脉络和布局。拉美文学和非洲文学的成功，再一次证明了马克思关于“艺术生产和物质生产发展的不平衡关系”的命题，同时也为当今世界上物质生产还处于落后状况下的民族，在发展繁荣自己民族的文学时增强了信心。
　　当我们回顾拉美文学和非洲文学发展历史时，不禁联想到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历程和前景。
　　我国少数民族的历史和现状与拉美、非洲各民族的历史和现状属于两个范畴。但它们的文学发展却都纳入了人类艺术的生产领域，必然存在相通之处。特别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民族地区出现了新的活力，处于落后状态的民族经济和民族文化有了较快的发展，民族文学也呈现出兴旺的景象。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以崭新的姿态和迅猛的发展势头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尤其令人感兴趣的是，我国少数民族文学近十年来所走的道路和所呈现出的特点与拉美、非洲文学曾经走过的道路和呈现出的特点颇为相似。这就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对比研究的新课题。
　　第一、作家民族意识的觉醒与强化
　　作家民族意识的觉醒与强化是一个民族的文学振兴的重要前提，特别是对于那些文学创作处于落后状态的民族来说更是如此。虽然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与拉美、非洲文学分属两个不同的范畴，作家的民族意识的内涵与层次也不尽相同，但从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文艺学、心理学、社会学等角度来研究，不难发现两者存在的相似之处。
　　拉美和非洲民族文学的崛起，作家民族意识的觉醒是其源头。拉美文学的大发展是从具有民族解放性质的现实主义浪潮起步的，其本质是作家们萌生了民族自立意识，渴望摆脱欧洲文学的附庸地位，建立真正属于自己的民族的文学。非洲黑人文学更是这样。非洲法语文学打出的第一面旗帜就是“黑人性”；非洲英语文学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标志就是创办了《黑歌手》；安哥拉葡语文学也是以提出“让我们来发现安哥拉”等口号和出版《安哥拉新诗人诗集》发轫的。总之，非洲文学的振兴的前奏是出现了一批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诗人和作家。他们抛弃了民族自卑感，树立了民族自豪感。发展本民族的文学成为他们的迫切愿望。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由塞内加尔诗人桑戈尔等人发起的“黑人性”运动，不但给非洲作家民族意识的觉醒吹起号角，而且还给遥远的美国黑人知识分子以巨大的影响。
　　民族意识具有丰富的内涵，它的内核是民族认同感，尊严感和责任感以及民族忧患意识，但决不包容狭隘的排它性和愚昧的孤立性。拉美文学和非洲文学走向世界，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这一事实就雄辩地说明这一点。
　　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在经历了十年浩劫之后开始新的征程时，少数民族文学理论家和作家最早提出的口号之一就是“民族性与时代精神的结合”，而“民族性”的主体含义则是作家的民族意识。少数民族作家增强了民族认同感。一些民族意识比较淡薄的作家也开始对自己的民族喷发出无比的热情，甚至一些由于历史、家庭、居住环境等原因曾以“汉族面目”步入文坛的少数民族作家如木斧(回族)、朱春雨(满族)、严亭亭(白族)、孙步康(壮族)、贺晓彤(苗族)等也“认祖归宗”了。这种民族认同感强化的趋势成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不可或缺的原动力。
　　发展本民族的文学创作逐渐成为我国少数民族作家的迫切愿望和自觉行动。特别是那些过去没有书面文学或书面文学很少的民族，一批年轻的知识分子更热衷于创造和发展本民族的书面文学。不少民族涌现出有史以来第一代作家，而这批作家都以建设和繁荣本民族的文学为己任，表现出强烈的、真诚的民族责任感。
　　我国少数民族作家民族意识的强化还表现在对自己民族历史、文化以及心理结构的再认识和反思。“重新认识自己的民族”、“深入了解民族历史文化”“对自己民族的历史命运和现状进行反思”、“认真剖析本民族的心理结构”，在少数民族作家中已经形成共同的认知思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民族忧患意识在少数民族作家的灵魂深处萌生和不断增长，大大改变了往昔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意蕴和格调。
　　我国少数民族作家所走的心理历程近似拉美和非洲作家曾经走过和现在仍在走着的心理历程。
　　第二、强大的作家群的出现
　　一个民族的文学要繁荣，首先依靠一个强大的作家群。中外文学史都证明了这一点。20世纪五六十年代拉美涌现了一大批有才华、有实力的作家，例如阿根廷的博尔赫斯、胡利奥·科奥内蒂、普伊格，墨西哥的胡安·鲁尔福、富恩特斯、莱涅罗、埃利松多，巴西的亚马多、利斯佩克托尔，秘鲁的巴尔加斯·略萨，危地马拉的阿斯图里亚斯，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卡里·拉腊，玻利维亚的豪尔赫·苏亚雷斯，尼加拉瓜的卡尔德纳尔，乌拉圭的奥内蒂，古巴的阿莱霍·卡彭铁尔、巴卡夫列拉·因方特，智利的阿塞·多诺索，巴拉圭的罗亚·巴斯拉斯等。非洲在五六十年代也涌现出一批优秀作家，如塞内加尔的桑戈、乌斯曼，尼日利亚的索因卡、阿契贝、加·奥卡拉，贝宁的凯南，刚果的乌·塔姆西，喀麦隆的贝蒂、奥约诺，科特迪瓦的诺康、达迪邪，马里的巴迪昂，加纳的阿尔马，肯尼亚的恩古吉，安哥拉的维·达·克鲁萨，乌干达的利永，埃及的纳吉布·马夫萨、尤素福、沙鲁尼，佛得角的洛佩斯，坦桑尼亚的夏巴尼，几内亚的莱伊，摩洛哥的哈拉沃依等。拉美和非洲在本世纪中叶都拥有了自己强大的作家群，为文学的振兴提供了物质的和精神基础。
　　拉美和非洲作家群除了阵容强大外，也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拉美作家和非洲作家大多受过高等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例如非洲的著名作家或诗人桑戈尔、索因卡、诺康、贝蒂、巴迪昂、夏巴尼、慕帕赫列列、阿契贝等都读过大学，有的还获硕士、博士学位(当然，不能把上没上过大学做为衡量作家文化素质的高低的唯一条件)。正因为他们文化素质较高，才有可能进行高层次的思考和文学创作。
　　2.拉美和非洲作家大多具有较广阔的思路和艺术视野。非洲的许多作家都曾在欧洲学习或工作过。拉美作家也多去过欧洲和北美。他们虽出生和生活在比较闭塞和比较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但却有较多的机会在欧美发达国家获得最新信息，接触当代世界新的社会思潮、学术成果和文学流派。这大大开阔了非洲和拉美作家的眼界，为他们内心的充实、思想的腾飞和艺术的超越提供了条件，从而使他们的文学创作能够较快地摆脱各种羁绊，融进世界文学的洪流。
　　3.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学的振兴，不仅依靠强大的作家群，而且依靠一批拔尖作家。拉美作家群和非洲作家群分别产生了阿斯图亚斯、加西亚·马尔克斯、卡彭铁尔和桑戈尔、索因卡、纳吉布·马夫兹等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杰出作家。他们代表了拉美和非洲当代文学的最高成就，也是拉美和非洲文学崛起的主要标志。
　　4.拉美和非洲作家群植根本民族生活的土壤和文化的土壤。他们能够真实、深刻地反映拉美和非洲的历史命运和现实生活。他们的作品具有浓郁的民族气息、鲜明的地域特点，闪耀着时代光采。
　　我国少数民族作家群是建国后逐步形成的，但只有到了80年代初，这个作家群才以新的姿态出现在中国大地。之所以说“新的姿态”，是因为她无论从量的方面还是从质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开始呈现出上述的拉美和非洲作家群的特点。
　　近十年来，我国少数民族文学新人大量涌现，使少数民族作家群日益壮大。虽然老作家不断有作品面世，但中青年作家却不容置疑地成为少数民族作家的中坚。青年作家的多数都以不同形式迈进过大学门榄，受过系统的文学专业或其他专业的教育，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例如，鲁迅文学院曾开办过一期少数民族作家班，其中不少人经过学习，在文化素质上和文学创作上有了很大的提高，成为少数民族作家群中骨干作家。少数民族作家群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走出狭谷，走上坦途奠定了基础。
　　我国少数民族作家出国的机会虽不太多，但与内地的关系却很密切。他们正在走出闭塞的环境。我国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像打开了闸门，域外的各种思潮，各种观念，各种信息，蜂拥而来，虽有些混乱，但却能掀起新潮。少数民族作家也能像汉族作家一样感受到新潮的抚摸与冲击。他们的眼界、心界都更开阔了，他们中的不少人已经或正在从欧洲文学、拉美文学、非洲文学以及前苏联等国的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长河中汲取营养；已经或正在对自己民族的文学、对少数民族文学整体进行反思；已经或正在将自己的根牢牢地扎在民族生活与民族文化的土壤上。他们不再“安分守己 ”不敢越雷池一步，不再东张西望看人脸色行事，不再跟在别人身后亦步亦趋。他们走上了自立、自足、自由的创作之路。
　　少数民族作家群以前所未有的阵容活跃在中国文坛。老作家和中年作家不断有佳作问世，青年作家更是大显身手。特别是一批有才气、有朝气、有勇气的中青年作家以他们的突出成就和独特风格开始引起国内外文学界的关注。未来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者也可能就在这批少数民族作家中。我们对此是充满信心的。
　　第三、题材的民族化和多样化
　　题材民族化是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存在的标志，也是任何一个民族文学的振兴的首要条件。拉美和非洲文学的崛起首先表现在题材的民族化上。
　　一般说来，一个民族的口头文学从萌生伊始，题材基本上都是取之于本民族(或氏族)的。但书面文学，特别是使用其他民族的文字进行创作时，情况就复杂了。拉美和非洲文学就属于这种情况。拉美文学多是使用西班牙语创作的，非洲文学(主要是黑人文学)大多数作家是使用英、法、葡语创作的。因此，作家们在创作时，往往十分重视题材的民族化。拉美文学起飞的开始，就曾出现过“土著主义”和“黑人派诗歌”，而这主要是以题材命名的。非洲法语、英语和葡语文学的兴起也是以倡导反映非洲黑人历史和现实生活为起点的，如“黑人性”口号的提出，《黑人大学生》、《黑歌手》等刊物的创办等。因此，题材民族化就成为振兴民族文学的必由之路。
　　但仅仅实现题材民族化是远远不够的。在民族化的基础上实现题材多样化才是民族文学发展所必须的。拉美文学在这方面似乎比非洲文学迈的步子更大一些。这可能是因为非洲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经拉美起步要晚一些的原因吧!
　　拉美文学经过几十年(从20世纪初期至中叶)的努力，已经较成功地实现了题材民族化与多样化的结合，仅60年代发表的一批有影响的小说，如胡利奥·科塔萨尔的《彩票》(1960)、《踢石戏》(1963)，罗亚·巴斯托斯的《人的儿子》(1960)，《水上行》(1967)，卡夫列拉·因凡特的《热带黎明景色刀》(1964)、《三只可怜的老虎》(1968)，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1961)、《百年孤独》(1967)，富恩特斯的《阿尔特米奥·克赛斯之死》(1962)、《换皮》(1967)，卡洛斯·奥内蒂的《造船厂》(1961)、《牧尸人》(1964)，巴尔加斯·略萨的《城市与狗》(1963)、《绿房子》(1965)，亚马多的《老海员们》(1961)、堂娜弗洛尔和她的两个丈夫(1966)等就是明证。这些小说大都是以反映拉美历史和现实(当然也有的是涉及了域外的国家或地区为题材的)，其中所涉及的领域十分广阔，所表现的矛盾、斗争复杂多样，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五光十色，并以民族题材为依托去探讨人类的共同命运和人性的本质、生命的价值等全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题材的民族化与多样化比较完美的结合是拉美文学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国少数民族文学近十年在题材选择上所走过的道路与拉美和非洲文学惊人的相似。当我国当数民族文学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时，文学理论界就明确提出“民族性”、“民族特色”等问题，这和非洲黑人作家曾提出的“黑人性”在内涵上是相通的。我国许多文学理论工作者甚至把是否写民族题材作为界定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条件。所以，题材民族化从少数文学开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时就被当作重大问题提出来了，并引起少数民族作家，特别是使用汉语文进行写作的作家的高度重视。
　　由于诸多原因，我国少数民族的多数没有自己的文字。它们的文学创作从一开始就使用汉语文，有自己民族文字的民族作家，也有一部分人使用汉语文写作。这和拉美作家用西班牙文，非洲作家用英、法、葡文写作是一样的。用汉语文写作，体现“民族性”就主要依靠题材的民族化。此外，在五六十年代，少数民族作家虽在题材民族化上下了功夫，但由于当时的环境和作家本身的原因，题材的民族化往往被限制在比较狭窄的天地里，常常表现为题材的民族的，但意蕴、人物、套路、写法都缺乏个性，民族题材变成了外加的衣饰。
　　进入80年代，少数民族作家(尤其是中青年作家)现代意识与民族意识的双重觉醒，首先从题材领域得到反映。他们从历史真实和生活实际出发，从民族生存的环境和特殊经历出发，力图突破旧框子，使题材摆脱共性模式。随着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和外域文学的影响，随着对自己民族的主体认识的深化，他们也开始从民族题材辐射出去，将对民族历史、现实和前景的认识与思考，同对生命、人性、宗教、民族、人类等诸多命题的认识与思考融为一体，从而拓展了题材的时空领域，深化了题材所包容的意蕴，加速了题材的民族化与多样化融合的进程。
　　第四、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表现方法的结合
　　拉美文学和非洲文学的起飞都是以自我解放为基础的。首先是作家们逐渐认识了自己民族文化的价值，不再甘心做文学的附庸。他们真心诚意地回归到母亲——自己民族的怀抱，去吸吮她的乳汁，去亲吻她的面颊。但他们并没有陶醉在母亲的摇篮里，而是站在民族文化的土地上去尽情地撷取欧美最新的思想成果和文学成果，去开创新的艺术之路。
　　这条路的核心就是将民族传统文化与新的表现方法结合起来，并在这一基础上创新。但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在走这条艺术之路时却千姿百态，各不相同。拉美文学和非洲文学在20世纪中叶所走的艺术之路就具有特殊的内涵和形式：它将人类最古老的文化与最新的表现方法揉合在一起，从而闯出了一条新路。
　　这条新路是时代的产物，也是特定地域、特定民族的产物。非洲大陆和拉美大陆都是古老的大陆，都是曾经创造过璀璨文化的大陆(如拉美的玛雅文化和非洲的埃及文化)。但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他们的文化长期处于发展缓慢，在某些地域甚至处于停滞状态。在他们的民族传统文化中还保留着相当丰富的属于原生性质的因素。当欧美新的创作方法和表现方法涌来时，两者之间产生了强烈的反差，同时又发生了奇妙的共振现象。这就为作家们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新的创新提供了可能。
　　非洲的一些作家先是以自己民族的古老文化为武器去突破欧洲文学模式，之后又以民族传统文化为基点去汲取欧洲现代方法，并将两者溶为一炉。例如非洲英语文学的代表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因卡的戏剧创作，就是把西方戏剧艺术形式，特别是荒诞派戏剧特点与非洲传统音乐、舞蹈、哑剧等结合起来，形成了独具一格的戏剧风格。又如刚果的乌·塔姆西、尼日利亚的奥基布、坦桑尼亚的夏巴尼等著名诗人，也是在继承非洲古老诗歌特点的同时采用了超现实主义、印象主义、象征主义等现代派手法。拉美作家在接受现代派大师乔伊斯、卡夫卡、福克纳、海明威等文学思想和表现方法的影响时，同时注重学习和继承拉美的民族文化精神和印第安文化传统。瑞典皇家学院评委会在马尔克斯获诺贝尔文学奖时的讲话中就明确指出：“丰富的民间文学、发达的印第安神话传说、各时期西班牙巴罗克艺术……的影响，所有这一切酿出了给人以活力、营养极其丰富的琼浆玉液，加西亚·马尔克斯和其他拉美作家便是从中吸取精华、产生灵感。”正因为拉美作家将古老的民族文化与最新的表现方法巧妙和谐地交融在一起，才出现了以魔幻现实主义为代表的异彩纷呈的创作方法和表现方法，将拉美文学引上了新路。
　　我国少数民族作家和汉族作家一样，长期被禁锢在狭小的空间。当我国的大门刚刚敞开，五光十色的文艺思潮和五花八门的表现方法就如喧嚣的潮水从外域涌来，令中国作家们目不暇接，特别是给长期生活在封闭环境中、身心受到双重禁锢的少数民族作家以更大的冲击。他们开始对创作方法和表现方法进行思考和探索，为自身的发展和少数民族文学的振兴迈出了新的步伐。
　　当然，不同的作家所思考和探索的问题不尽相同，但他们中的多数，尤其是青年作家表现得更有生气，也更有勇气。他们开始运用一些新的表现方法写作。虽然曾一度出现过“赶时髦”、“模拟式”等弊端，但毕竟改变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死气沉沉的单调局面。一批思想敏锐、才华横溢的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就是在这股外来文化思潮冲击下破土而出，显露了头角。现代世界文学发展中的一些主要流派和方法都或多或少地对他们的创作产生了影响。
　　与此同时，少数民族作家也开始了对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的反思。他们从世界文学如拉美文学、非洲文学等和其他一些国家如苏联、美国的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中得到启迪，以新的观念来看待民族文学的意义和价值，认识到继承民族文化传统对民族文学创作的重要性。少数民族作家民族意识的强化有力推动着这种民族文化反思的深化。
　　当少数民族作家(尤其是中青年作家)真正走进自己民族文化之林时，那古老的(有些甚至是带有原生性的)、独特、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内核和形式使他们产生出一种奇妙的、从未体验过的情感、他们真实地感到民族文化的精灵时时在自己的心里显现。她时时支配或影响着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他们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根是扎在民族文化的土壤上的。但是，一代新人不再重蹈旧辙，而是将注意力从对民族文化形式单纯的研究和传承转向了对民族文化精神的认真探寻和弘扬上。
　　经过近些年的思索与追求，少数民族作家群从理论和实践中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认识：要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土壤上，认真继承民族文化的精髓，同时也要认真借鉴外来的一切适合我自己民族，适合于作家个人的创作方法和表现形式，将两者熔为一炉，并在这一基点上进行新的艺术创造。
　　过去我们也曾说过继承，但必须冠以“批判”；也曾说过借鉴，但只允许在窄小的窗口中“窥视”。而80年代的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对继承和借鉴的认识已经从偏颇的理论和狭隘的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走向一个新的比较自由的天地。当然，我国少数民族众多，文化传统和特点千差万别，与汉文化以及外域文化的关系也不尽相同，所以，不同民族的作家对继承和借鉴以及对两者的结合的理解和实践必然出现多姿多彩的形态。这就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提供了多种选择，创造了多种机会，并开始造就了一批在艺术上进行创新的中青年作家。
　　我国少数民族文学所走的道路所以和拉美文学、非洲文学相似，是有其历史的、社会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等方面的原因的。
　　20世纪初期至中叶，拉美、非洲的外部环境与内部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巨大的变化集中体现为：具有古老文化但经济却比较落后的民族或国家急剧地向具有现代文明和先进经济的民族或国家嬗变。因此，在这种嬗变的过程中必然生发出复杂的激烈的和多层次的矛盾冲突，主要表现为传统的经济模式与现代生产方式之间，传统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与现代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之间，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之间的矛盾冲突。这些矛盾冲突的内涵极其广泛复杂，它几乎包容了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以及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所具有的矛盾冲突，甚至包容了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所具有的某些矛盾冲突。它们之间发生着十分激烈的撞击，击打出耀眼的火花。这些矛盾冲突彼此交叉、相互纠缠，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改变着人际关系，引发着各种人物的心灵颤抖，塑造出各式各样的人物，创造出一幕幕激动人心的悲剧和喜剧，从而为文学创作的深刻性、丰富性、新鲜性以及震撼性提供了空前的可能性。
　　一个平淡无奇的社会、一个沉闷无波的社会，是不可能产生警世惊人的文学作品的，世界文学发展的历史已经多次证明了这一点。正因为20世纪初期至中叶国际环境和拉美、非洲内部环境发生的巨大变化，酿造了文学发展的绝好的条件，才使“拉美文学爆炸”和“非洲文学崛起”成为事实。
　　历史发展处于相似条件下的任何民族、任何国家和地区，其社会的矛盾冲击虽在表现形式上各不相同，但它们的轮廓和内涵总是相似的，因为人类历史发展有共同的规律。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长期处于封闭、半封闭状态，自然经济还占绝对优势，传统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根深蒂固。新中国建立后，少数民族地区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还是相当缓慢的。一些地方甚至还未解决温饱问题。贫穷和落后依然笼罩着少数民族地区。改革开放政策，加速了国我国现代化的进程，也使少数民族地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古老文化与现代文明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相遇，并发生了激烈的撞击，爆发出夺目的光焰。由单一的自然经济向多样化、专业化的商品经济的转变所引起的震动，少数民族地区比内地要大得多。传统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受到新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冲击，少数民族地区也比内地猛烈得多。这些矛盾冲突不再是单一的、平面的或是外加的，而是真实的、复杂的和多层次的。它包容着十分广泛和深刻的内蕴，浓缩了人类社会众多的矛盾冲突。它触动着每一个人的利益，激动着每一个人的心灵，改变着每一个人的命。这也就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提供了类似拉美文学爆炸和非洲文学崛起的社会环境。
　　以上对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存在环境、发展特点以及艺术途径等方面与拉美文学、非洲文学做了粗略的比较。我惊奇地发现它们之间在许多重要方面十分相似。如果我们再环视一下当代世界一些国家如苏联、美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的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状况，也会惊奇地发现它们与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之间在许多重要方面十分相似。这是当今世界出现的一种值得注意的、有趣的历史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代表了世界文学发展的特点和趋势。从整个世界看，国内外的少数民族(或非主体民族)的文学在崛起。
　　有一些人说，我国的文学创作正在低谷，但我们认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却正在攀登高峰。因为，她已经获得了一个天赐良机，而且我们已经看到了东方天际的曙光和彩霞。如果不出现什么人为的意外，如果历史不再和我们开玩笑，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崛起是指日可待的。这不只是我们的主观愿望，而且也是历史的必然。
　　让我们在焦急和热望中等待这一天的早日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