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中，张承志可谓是民族情感最强烈的一位了。这位总是惊世骇俗的回族作家的民族感情，不仅表现在他向民族母体的“寻根”——孤独地在伊斯兰的黄土高原顽强跋涉的旅程中，表现在他对于自己民族的人民那谦恭热情的态度上，而且更表现在他许多直接反映民族生活，抒发民族情感的作品中，特别是他新近出版的长篇小说《心灵史》上。

一

　　《心灵史》(花城出版社1991年出版)是一部无论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都有重大突破，并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甚至当代中国文学史上都将产生重大影响的文学作品。张承志称这部作品为“我文学的最高峰”，“甚至我还考虑，就以这部书为句号，结束我的文学的‘生命之著’。”事实上，它也是作家迄今为止最重要、在回族群众中反映最深广的一部作品。它站在今天时代的高度，依据作家发掘的回族民间秘不示人的典籍，以其惊人的真实和强烈抒情的笔调，勇敢地揭开了掩藏在沉默厚重的黄土高原下的历史机密，真实、生动地描写了哲合忍耶——中国回族中被人称之为“血脖子教”的一个神秘主义教派的历史：他们为了心灵自由和信仰自由备受迫害、孤独奋斗的经历，他们“代代举红旗”，怀着强烈的殉教感情和渴望奇迹的心愿与封建统治阶级殊死对抗、惨烈牺牲的可贵气质和无畏精神；鲜明地刻画了哲合忍耶的一代代导师和百姓们在迫害达到了极致的黑暗年代里与幻想决绝、以死作为信仰，追求磨难、崇尚牺牲的感人形象。尽管，在作品中，作家一再声明为了真实地反映历史、自己曾经喜爱的抒情的创作风格已经放弃了，“我的私人抒发也就消失了”。但是，这毕竟是一种漫长的沉默的初次诉说，这毕竟是一种深掩的秘密第一次公开，从作品的字里行间中，我们仍不难感觉到作家强烈跳动的感情脉搏，察觉到他那特有的汹涌如潮、浓重深厚的民族情结。
　　民族情结，是民族作家有意或无意地在作品中集中地表现出来的民族自我意识。按照我国民族学家的说法，民族自我意识，即是“对他而自觉为我”(梁启超语)的一种意识，是“同一民族的人感觉到大家是属于一个人们共同体的自己人的这种心理”(费孝通语)。它具体表现为：一、是人们对自己属于某一民族共同体的意识；二、在不同民族交往关系中，人们对本民族的存在、发展、权利、荣辱、得失、安危、利害等等的认识、关切和维护民族自我意识，是生活在民族存在社会里的人们的一种本能的、由血统决定并难以逾越的一种天然的、社会的意识和感情。由于文学乃是人们的一种精神情感活动，因而，作为文学创作主体的作家的民族出身、民族生活烙印、民族自我意识和情感，便不能不贯注、渗透到自己的文学作品中去。而对于一个主观情感强烈，具有抒情气质的作家来说尤为如此。张承志就是这样的作家。他的民族情结，主要表现在下列方面：
　　一是表现在他的创作态度上。张承志是一个有着强烈使命感、责任感的作家。血脉的继承，家庭的教育，使他从小就具有了民族的情感和意识。他在1982年发表的散文《心火》中，将它称之为“心火”，并说到：“我已经模糊地有了一个念头，我要寻找这表述和诉说的形式，我要为他们作一些真正的价值的事……”为了践约这一诺言，几年来，他不知疲倦地、长时间地“在以西海固荒山为中心的北方放浪”，“一遍遍地让西北粗砺的旱风抚摩我的肌肤”，“遍访了二十多个教派，请教了许许多多潜伏在民间的伟大”，“喜悦地感觉着自己的蜕变”。为此他不仅舍弃了北京舒适的生活，舍弃了自己的业务和所擅长的创作领域，甚至舍弃了职位薪俸。他的这种赤诚和执著的精神，终于感动了回族穆斯林群众，他们拿出了哲合忍耶所有的秘藏，“甚至鲁迅在世时他们也没有拿出来；甚至顾颉刚住在甘肃他们也没拿出来，甚至范长江访问了他们的家他们也没有拿出来”。在这种信赖和期待下，张承志说：“我下定了这最终的决心。用我以前凭感觉找到的词汇来说，我踏上了我的终旅。不会再有更具有意义的奋斗，不会再有更好的契机，不会再有能这样和底层民众结为一体的文章。”“没有比这更值得献身的事了。我的心中只有这一片光明。我的抉择，我的极致，我的限界，都仅仅在这一件事情之中。”以自己的全部心血投入了创作，“在无人的荒野中登上了山顶”，写出了这部震撼人心的作品《心灵史》。很显然，没有一种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和使命感，张承志是不会踏上他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人生之旅，写出了这部《心灵史》的。
　　二是反映在他的作品所表现的思想内容中。《心灵史》采用回族民间秘籍的划分法，以哲合忍耶的七代导师为线索，把哲合忍耶的全部历史、全部故事划分在七段辉煌而悲壮的光阴里，清晰地勾勒出哲合忍耶悲剧式精神性格的形成过程。在这种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作家倾注了满腔的热情，寄托并抒发了自己强烈的民族感情。这种感情不仅表现在他对民族题材的选择和大胆表现上，表现在他在讲叙七代导师的故事时的真诚而崇敬的文字中，表现在他在客观叙说哲合忍耶的历史时所自然发表的深刻警人的评论中，更表现在他对历史真实的勇敢探索和民族命运的忠实描写上。例如，关于哲合忍耶义军与官军血战石峰堡的历史事件，经乾隆皇帝御笔审定，官方编纂的《钦定石峰堡纪略》中，是这样记载着这一事件的结尾，子夜之时，堡内哲合忍耶穆斯林强行突围，几十路官军“层层围裹”，“枪箭如雨”，使全体义军“就歼”。但是，作家经过细心的推敲和认真的调查，愤慨地告诉我们：这一切都是伪造!“清朝政府、乾隆本人、甘肃官吏和派遣讨伐军大将、军机处、大学士——尤其是后来编纂《石峰堡记略》的知识分子和文人们，由于卑怯者的行凶，由于虚伪的政治，伪造了石峰堡陷落那一天的原始记录!”那一天没有合乎逻辑的最后决战，没有残酷的肉搏，也没有官军的奋勇冲杀和回民的拼命顽抗。因为那一天是开斋节，回民一年中最圣洁的节日。已经战斗到最后一息，没有丝毫抵抗能力的回民选择了在圣的功课中死的道路，他们举意在开斋节圣洁的境界中飞向没有迫害欺侮的天堂。然而，嗜血成性、求功心切的刽子手面对放下武器、平静礼拜的回族百姓，仍然“层层围裹，痛如歼戮”。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耻辱，这是被称之为“公家”的官府的耻辱，这也是所谓的“书”的耻辱!作家怀着强烈的民族义愤，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无耻嘴脸，将颠倒了的历史又公正地颤倒了过来，使我们的心灵受到了强烈的震撼。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张承志对于民族历史的描写，是与宗教的描写交织在一起的，他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情感，有时又与宗教情感混为一体。这是因为，在当时特定的年代里，“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并且由于伊斯兰教是回族全民信仰的宗教，它为无数次回族农民起义披上了意识形态的外衣。因此，张承志笔下的宗教史，实质上是回族人民的心灵史，他所流露出来的宗教感情，实质上是对于自己民族苦难人民的感情。
　　三是表现在他的创作风格和写作手法上。面对着这如此巨大的感受和如此悲壮的历史，为了真实地反映民族的过去，“捕捉住哲合忍耶的形象，”张承志认为，“任何旧文学的手段都无法奏效”，“而且无法用典型概括。用几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框架，用《黄泥小屋》或者是《西省暗杀考》，都无法承托我感受的这种巨大”。因此，“我只能尝试，以这种精神，作为我这部毕生作的主人公”。为此，张承志打破以了一般文学的常规，熔文学、宗教、哲学为一炉，借鉴了他的回族前辈——哲合忍耶民间记述家的写作手法，真实而本原地讲述了哲合忍耶的全部历史故事，生动而扑实地刻画了哲合忍耶的领袖和百姓，特别突出地表现了在他们身上集中地体现出来的回回民族的民族精神。
　　从作品中关于道祖太爷马明心被官军押到兰州城城墙上，围城的穆斯林望见后无不伏地跪拜，挥涕如雨，并将他抛下的头巾、拐杖撕抢成碎块，人人怀揣一份，誓死攻城的感人场面中，我们看到了回族穆斯林高度的凝聚力；从起义失败后，马明心的妻女被押至新疆，乘夜黑手刃清官而英勇就义的行动上，我们看到了回族穆斯林不屈的性格；从清末回民起义领袖马化龙在斗争失败后，为了挽救穆斯林群众，维护民族的生存，将自己全家举意为“古尔邦尼的羊”，平静地走进清军的官营，无畏地接受刽子手的剐刑的空前壮举上，我们感受到了回族英雄人物宽阔无私的胸襟和慷慨高贵的气概。而从哲合忍耶为了信仰，为了心灵的纯净，居然敢在二百年时光里牺牲至少50万人的悲壮故事中，我们更强烈地感受到了回族人民不畏牺牲坚守信仰的可贵精神。
　　为了真实而动人地描写这种精神，张承志是打算放弃自己所喜爱的那种一泻千里的抒情方式的。他之所以这样作，是为了压抑自己激动的感情。因而，作品基本上采用了“史”的方法来写。具体而言，就是利用民间秘藏，甚至大段摘引的方法而写。即使这样，他的各种感情也时时奔涌而出，因为，哲合忍耶英勇而悲壮的历史，一代代导师英勇的牺牲和他们伟大的人格力量，民族艰难而多蹇的命运，使他不能不在保持基本写实的风格时而时时让自己的思想感情汹涌奔淌。尤其是在讲述了七代导师的故事后，他终于遏制不住自己的强烈感受，采用了诗化的形式，一发不可收地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自己的主观情感，表现出了浓重的民族情结。这种诗化的语言，从纯粹表现形式看，与作品写实笔调虽然是不一致的。但是，其内在联系是一脉相承的，其形散而神不散，是作品中叙事部分的必要补充和作品结构合乎逻辑的发展。这样，作家就将写实与抒情、主观与客观较好地统一了起来，既真实地讲叙了民族的历史，又抒发了作家浓烈的民族情感，读后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二

　　美国著名的美学家苏珊·朗格说：“艺术乃是象征着人类情感的形式之创造。”并说：“所谓艺术品，说到底也就是情感的表现。”情感态度属于个性，直接同创作主体有关。作为艺术创作主体的作家、艺术家来说，他在艺术创作中的情感态度，不能不影响他作品的风格特征。张承志的民族情结，贯注在他的民族文学创作中，使之不仅在作品思想内容上而且在艺术风格上都具有了与众不同的个性特征和动人魅力。从《心灵史》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正是有了这种鲜明的作家的主观情感，才使历史的材料熠熠生辉，产生了撼动人心的力量。那么，我们对他的这种民族情结该怎么看待呢?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存在民族差别的社会里，人们的民族感情，是一种自然的社会属性。事实上，革命导师本人往往既是共产主义者，又具有浓厚的民族感情。马克思称自己为“世界公民”，但他飘泊伦敦期间，有时，突然迸发的民族热情使他不能自抑，竟在酒肆集会上即席颂扬“德国文化的伟大、德国音乐如何比英国的优越”，使与会者对他的举动“非常吃惊”。恩格斯对拉萨尔的剧本《弗兰茨·封·济金根》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但唯独对它的民族题材表示赞赏，这一点使恩格斯的情绪非常“激动”，以至需要读过三四遍才能冷静地作出判断。列宁对祖国文化充满了民族自豪感，曾怀着骄傲和敬意称赞列夫·托尔斯泰的艺术天才：“怎样的一块大石头呵，噢?怎样伟大的一个人物呵?老兄，这才是一个艺术家呢。……欧洲有谁能够同他并列的呢?没有。”因而，民族情结，是民族作家主体意识在作品中的自然流露，是民族作家审美感受的表现形式，是文学民族化的必要条件。正是因为民族作家有着不同的民族意识、民族情感、民族个性，因而才使民族文学作品具有着丰富性、多样性，与别民族文学不同的特殊性和差异性，使文学的百花园姹紫嫣红，美不胜收。
　　然而，作为一部真正的文学作品来说，作为一个民族有价值的文化成果来讲，是不应该也不可能仅仅局限在自己单一的民族利益或封闭在狭隘的思想感情之内，也不可能停留在对人类的生存状态、利益和理想毫不关心的冷漠中，它自身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必然参与全国乃至世界文学的进程及人类综合的相互作用中。席勒就认为：“仅仅为一个民族而写是多么微不足道和毫无价值的理想!”别林斯基也指出：要使文学作品成为具有艺术性的作品，”个别民族生活的形式就非包含有全人类、世界性的内容不可。”并强调说：“只有那种是民族性的同时又是一般人类的文学，才是真正民族性的；只有那种既是一般人类的同时又是民族性的文学，才是真正人类的。”张承志的《心灵史》正是这样一部民族性与世界性、民族情结与人类情结相统一、相结合的作品。
　　首先，他通过哲合忍耶之所以产生、生存、发展的典型环境的刻画，深刻地指出，这个神秘主义教派的产生，是中国世纪恶劣社会环境的产物，是压迫达到了极致时人们的一种被迫无奈的反应。张承志以他丰富的地理文化学知识，在《心灵史》的一开头，便为我们勾勒出了这样一幅画面。在一片茫茫无尽的贫瘠的黄土高原上，焦黄红褐的裂土秃山会灼伤你的双目，一种难以形容的旱渴会一直穿透胸腑，让人永远渴望水。在这样的地方，“庄稼是无望的指望”，有几窖杂着草根土块干羊粪的脏污的窖水，就是有几分财力的证明。这就是哲合忍耶的天地，就是被官府驱赶而来的回民的生存环境。在这样的天地里，在那样的时代里，信仰是唯一的出路。对于在痛苦中忍耐，失去了现实幻想的哲合忍耶回民来说，宗教成为了安慰他们焦渴心灵的唯一慰藉，信仰追求是安身立命最重要的保障，宗教和生活在这里水乳难分。由于哲合忍耶的产生，使得穷人的心有了掩护，他们变得尊严了，枯干的心里渗进了湿润的安慰。而对于封建统治阶级来说，哲合忍耶的产生，无异于异端邪说，他们不能容忍异端的存在，不能允许底层贱民也要争取心灵自由的行为，于是，大规模的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开始了。在强大的难以抗衡的压力面前，这些哲合忍耶的穷苦回民，只能选择死的道路。既然现实的苦难难以解除，莫如“让心先自由，让心灵痊愈，让心灵呼吸喘息，让心灵先去天国——舍了这受苦人的身子给这坑人的世道，让心沾一沾主的雨露吧”，于是他们打得绿旗染红了，“血脖子教”成为了哲合忍耶的别称。这险恶的生存环境，这种苦难的民族命运和悲壮的斗争，我们不仅在中国回民身上会看到，而且可以在世界上其他的一些受压迫民族身上也会看到。这样，作品通过哲合忍耶教史的描写，不但深刻地揭示了人为宗教产生、发展的历史本原，而且浓缩地反映了在那过去了的漫漫长夜中，世界受压迫民族精神与肉体的痛苦，他们悲惨的生活生存状态以及受历史局限不可避免地失败的斗争，具有普遍的认识意义。
　　其次，作家贯穿全篇并绕摄他创作的中心思想，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人道主义的思想和人民性的光芒。人道主义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而是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劳动人民的斗争武器，特别是在那黑暗的封建社会里，它是劳动人民唯一的心灵追求目标。《心灵史》用人民性的观点统摄、处理历史素材，在描述民族历史、刻画民族英雄人物和底层劳动群众时，通篇渗透着人道主义的思想，处处闪烁着人性、人心、信仰和理想的光辉。作品令人信服地描写了哲合忍耶的导师和民众，他们为了争取信仰和心灵的自由，一种人心的追求造成了一种凛然的人道精神，造成了一种如一片岩石森林般的人民。他们代代牺牲，前仆后继，为的是寻求公道，追求一种人道主义的精神。虽然，由于回族全民信教的历史，由于宗教与民族生活的联系，作品着重表现的是中国伊斯兰教哲合忍耶教派的历史，作品中也有大段涉及伊斯兰教的描写，但是，作品所表现出的思想内容，并不仅仅局限于宗教。因为，张承志是一个理想主义的作家，他的几乎每一部作品，都具有着强烈的理想主义的色彩。《心灵史》也是这样，他通过中国回民的历史，特别是哲合忍耶的历史表现的，仍然是人类苦苦追求的、难以实现的绝望的理想。正如张承志强调指出的：“不，不应该认为我描写的只是宗教。我一直描写的都只是你们一直追求的理想。是的，就是理想、希望、追求——这些被世界冷落而被我们热爱的东西。我还将正式描写我终于找到的人道主义；你们会在读完后发现，这种人道主义要远比中国那些知识阶级廉价拍卖的货真价实。”并强调说：“但是你们应当作证，这里毫无狭隘。这里含有人、做人、人的境遇、人的心灵世界和包围人的社会、人性和人道。这里有一片会使你感动的、人的光辉。”统观整部作品，我们可以发现，他是较好地贯彻了这一思想的。尽管，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人道主义，有时则属于宗教人道主义的范畴。但是，由于宗教与被压迫生灵的历史联系，由于过去时代回族群众的思想状态，这已经是当时回族群众所能达到的最高思想了。这是不能苛责作者的。
　　再次，作家通过这部作品所要达到的目的，不是偏执地宣泄，而是促进人类间的沟通和互相理解。人类社会的各民族生活在不同地域和文化圈内，由于地理的、文化的和历史的原因。难免会产生种种的隔膜和误解。特别是过去，由于西方文化中心论和大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一些人对于少数民族缺乏深刻的了解，甚至造成了种种敌视和对抗。因而，如何推动各民族间的对话，促进互相间的理解，携手走向美好的未来，这是人类所面临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张承志写《心灵史》的动机，正是基于这样的情况，以图消除人们对于“穿戴语言都和汉民毫无区别，却古怪地不吃猪肉”的中国回民、特别是哲合忍耶这个神秘主义教派的不正确看法，促进人们对于他们的理解。为此，他真实而形象地写出了哲合忍耶的历史，生动而真实地披露了这些贫苦回民的精神世界。并热切地呼吁：“我和哲合忍耶几十万民众等待着你们。我们把真正的期望寄托给你们——汉族人、犹太人、一切珍视心灵的人。发掘出被磨纯的感性，回忆起消逝了的神秘瞬间，正视着你们经常说到的爱心和人道——理解我们吧。”这既真实地反映了哲合忍耶穆斯林的心声，中国回民的心声，也代表了世界上一切弱小民族的心声，人类各个民族共同的愿望和要求，从而使其既具有民族性的意义，又具有世界性的意义。表现了作家民族情结与人类情结的高度统一。

三

　　《心灵史》之所以能达到民族情结与人类情结的统一，作家张承志主要采用了以下的创作方法：
　　一是既要深入到民族生活之内，又要跳出于民族生活之外。在当代少数民族青年作家中，甚至包括整个中国当代青年作家之内，恐怕没有谁能够像张承志那样怀着对于自己的民族、民族的文化深厚的感情，不畏千难万险，跨越重重阻碍，全身心地投入到回族人民的怀抱之中，虔诚而孜孜不倦，有时甚至是谦卑地向自己民族的人民学习，钻研、熟悉自己民族的历史、民族的生活现状和民族的文化的。为了真正深入民族的生活之中，掌握开启厚重心扉的钥匙，这位已卓有成就的首都作家、青年学者，竟能以一身地道的西北回民的打扮，在西海固的深山里进行了“脱胎换骨般的改变”。如若没有这样的毅力，这样的精神，这样的态度，他是不可能深入到回族群众的心灵之中，掌握从未向教外人公开的机密，收集起写作《心灵史》的足够素材的。但是，张承志又没有局限于民族生活之内。青年学者的历史眼光和知识功底，知名作家的洞察生活、理解生活、表现生活的能力，丰富的人生阅历，使他在写作《心灵史》时又能跳出于民族之外，用人类的智慧和灵光审视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用新思想的光芒照亮民族的传统文化，从而“激活”了民族的历史，“激活”了民族的传统文化，使其作品放射出了深邃的思想之光，蕴涵着睿智的哲理情趣，从而超越了狭隘，超越了局限，能够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二是正确地处理“为人民”与“为民族”之间的关系。张承志早在1978年，就在中国文坛响亮地喊出了“为人民”的口号，他的文学创作，也一直是遵循这一口号的。但是，在《心灵史》的前言中，他又郑重地宣告：“——我举意，这是最初的也是最终的乜贴：做一支哲合忍耶的笔，写一本他们会不顾死活保护的书!”在这里，作家将“为民族”与“为人民”结合了起来，这是具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我们知道，人民，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空泛的概念，它是由具体阶级、具体民众组成的。哲合忍耶作为中国伊斯兰教的一个教派，在当时它是“穷人宗教”，是中国回民的代表。这一点，从清末西北回民大起义中哲合忍耶成为义军的中心，其导师成为义军的领袖上就看得很清楚。而在这时，中国穷苦回民与各民族穷苦的弟兄们是共处于一个社会阶层之中，共属于一个利益集团的。西北回民的大起义与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西南苗族人民的起义，共同汇成了中国反抗封建统治的民主浪潮。因此，哲合忍耶穆斯林，他们本身既是人民的一部分，又是人民的下层代表。作家写出了他们的民族精神，就是写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作家为他们服务，就是为人民服务。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作家写完《心灵史》后，不无自豪地说：“对于我在1978年童言无忌地喊出的口号——那倍受人嘲笑的‘为人民’三个字，我已经能够无愧地说：我完美了它。这是对你们的一个约束，如今我践约了，没有失信。”这是实事求是、公允客观的。
　　三是媚俗和创新的关系。媚俗，它反映了作家的创作惰性，造成了作品的平庸，是艺术创造的大敌。张承志是一个具有强烈独创性的作家。他的独创性，不仅表现在他对同辈少数民族作家的超越上，而且表现在他对自身的不断超越上。在表现内容上，当他已在描写草原上达到了很高成就后，转向描写回族生活，而当一系列反映回族生活的作品，以其新鲜的内容和较高的艺术性引起文坛注目后，他几乎还没有来得及领略成功的喜悦，便转向了描写“圣的空间”宗教生活了。在创作风格上，当他以具有浓烈抒情性的创作在文坛上树立起了自己的个性特征后，便挥洒自如地在作品中大幅地涂抹着自己的感情色彩，不久，他又转向了诗化的象征写意小说，这类具有“美文”性质的小说，曾一度被评论界认为文学性很高的典范。可是，在《心灵史》中，他又一扫旧时容颜，采用反传统、非文学化的形式，写出了既是民族著作，又是历史著作，也像哲学著作，但归根结底是文学作品的这部长篇小说，从而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这不仅反映了作家切入生活，挖掘民族传统文化，表现人类先进思想内涵的深度，也说明了他在艺术形式、艺术风格上新的追求。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可喜的探索，它表明了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的创新精神和积极参与世界文学对话的努力。从这一点上来说，我认为，《心灵史》的出版，不仅标志着中国回族文学的一个新起点，而且标志着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一个新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