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作家帕蒂古丽荣膺2014年度人民文学奖，接受本报专访谈写作忆故乡

　　交融和谐在不同文化中

　　在本月颁布的2014年度人民文学奖(人民文学奖是我国文学界一项重要的文学奖)获奖作品中，维吾尔族女作家帕蒂古丽凭借《被语言争夺的舌头》，荣膺优秀散文奖。这是她继问鼎2012《民族文学》年度文学奖、2012年第四届在场主义散文新锐奖、《散文选刊》年度华文最佳散文奖后的又一个重要奖项。

　　走出新疆塔城赴江南发展，在浙江余姚定居，迄今帕蒂古丽已有四部关于新疆的散文作品出版。同时受江南钟灵毓秀之熏陶，她亦深谙江南文化，担任姚剧研究会理事。

　　11月24日，供职于《余姚日报》的帕蒂古丽接受本报记者电话专访，谈她的写作和笔端的故乡，以及自己在两种文化间的穿梭。

　　帕蒂古丽出版有散文集《跟羊儿分享的秘密》《散失的母亲》等著作，散文《我们在稻谷上睡了一个冬天》入选《中国散文2012年年度佳作》

　　□文/本报记者杨梦瑶 图/帕蒂古丽提供

　　独特的对南北文化的对比性写作

　　帕蒂古丽是《余姚日报》专刊副刊部主任。自1996年阖家迁居于此，她已在浙江余姚生活18载。

　　自2010年至今，她陆续有四部散文集出版问世。分别为《跟羊儿分享的秘密》《混血的村庄》《隐秘的故乡》和《散失的母亲》。

　　这四部作品皆围绕着她幼年生长的村庄——距离余姚逾4000公里的新疆塔城沙湾县老沙湾镇大梁坡村而撰写。

　　受访时，帕蒂古丽对记者回眸了自己迁居余姚前的经历。

　　1985年，她从兰州商业大学(原兰州商学院)会计系毕业后，曾先后任职于《今日塔城》《塔城报》。

　　在塔城工作期间，其信手写来的小说和散文曾散见于《中国西部文学》(现《西部》杂志)《伊犁河》杂志。这些作品有的脱胎于她的基层采访经历，有的则源于她闲庭信步中的曼妙发现。

　　“在《塔城报》工作6年后，母亲不慎离家走失寻找无果，弟弟妹妹亟需学费，所以我离开故土南下是情势所迫。”帕蒂古丽对记者回忆。

　　18年间，当浙江方言与普通话的代沟逐渐缩小，适应了江南风土人情的帕蒂古丽，挥之不去的是心间对家乡的思念。她借助一篇篇写在博客里的日志，抒发思乡之情。

　　2010年10月，帕蒂古丽将一篇名为《嫁到天堂——一位维吾尔女子写给第二故乡的生命短歌》(最初发表于《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散文发表在自己的博客上。之后此文被胡杨林社区等多个网站转载，引发不少网友阅读和评论。

　　“在异乡开博客写思乡的文字，很巧《乌鲁木齐晚报》也采访过我，这篇报道发表在当年12月2日的晚报上。读者可清晰发现，不只是《嫁到天堂》，我写的其他文章里新疆的大漠孤烟和江南的小桥流水，这两种文化是交融而和谐的。”帕蒂古丽对记者说。

　　帕蒂古丽对记者慨叹，她曾赶着毛驴车翻越沙漠，如今早已习惯坐船看海;她已习惯把余姚的杨梅视为西域的葡萄，把江南的冬雨比拟为塞北的飞雪，习惯了把南方的玉兰和金桂，当成北方的丁香和沙枣花。

　　南方和北方，新疆和浙江，在她的情感中，交融互映。

　　在南方书写北方，是帕蒂古丽的一种生活方式。5年前，她开始尝试一系列对南北文化的对比性写作。2012年的散文《模仿者的生活》是这一系列中有代表性的一部，收获了2012《民族文学》年度文学奖、《散文选刊》年度华文最佳散文奖等多个奖项。

　　而新疆人这个身份，使她的写作和新疆息息相关。帕蒂古丽已出版四本散文集，皆是她对自己儿时居住的村庄——大梁坡村的回眸。

　　看了帕蒂古丽的散文，读者会联想到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同样描写自己生活过的村庄，帕蒂古丽有何不同?受访时，记者与她就这个话题进行了交流。

　　“我的散文大都用第二人称‘你’写作。有评论家说道，利用第二人称来写作散文的人不多。大梁坡村是我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我之所以选用第二人称写作，是为了突出时间概念，当我用‘你’称呼过去的自己，犹如我坐在曾经的自己对面，面对面照镜子那般，和过去保持距离，不会打扰原来的我。”

　　第二人称写作是帕蒂古丽散文的特色。从前的“你”是现在“我”的胚胎，今天的“我”是从前“你”的延伸，自己跟自己对话、今天的“我”跟过去的“我”自言自语，体现了描写视角的扩大，从一维到两维。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出版社副董事长杨廷玉对帕蒂古丽的散文有着如下评论：江南的写作、幼时的回忆带着一种时空疏离感，带着陌生化，扩大了视野，客观上形成了全知视角的第三人称描写。因此，帕蒂古丽的散文将第一、第二、第三人称同时融合在书里，是目前散文集中唯一如此描写的作品。

　　未来，帕蒂古丽称她将更多地转向小说创作。今年年底，她创作了3年多的长篇小说《百年血脉》将出版。

　　找寻不同文化的碰撞和交融

　　在荣膺今年人民文学奖优秀散文奖的作品《被语言争夺的舌头》中，帕蒂古丽详细回顾了她在新疆和浙江，通过掌握汉语和余姚方言吸纳当地文化民俗的过程。

　　掌握多种语言并善用这种优势，已经成为帕蒂古丽家族中的传统。“学维汉翻译的弟弟后来娶了讲白话的广东女子，讲维语的妹妹嫁给了说英语的香港男人。”帕蒂古丽对记者说。

　　如今，帕蒂古丽不仅用汉字写成一部部优美的散文，谙熟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的她，还掌握了宁波话、杭州话、上海话、余姚话等多种方言。

　　“我的舌头曾在不同语言间转换。”帕蒂古丽对记者诠释了她从对语言的陌生到得心应手掌握语言背后文化的经历。

　　“我曾在博客里写过回忆父亲的文字。父亲是个裁缝，但他有文化，我小时候他喜欢听收音机、看报纸，我和汉语很早结下缘分，全拜父亲所赐。”

　　帕蒂古丽回忆，是父亲，让她入学读书，并且广泛学习各民族的优秀文化。

　　“我小时候的玩伴都是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的孩子。我进入汉语学校读书后，有些心不在焉，每逢课间，总想找玩伴玩耍。但父亲利用家里的锅碗瓢盆给我讲授汉语。我家以前有个铁瓷盆，爸爸指着铁瓷盆边缘印的一个字，我说是‘大’，另一个我不认识的字，爸爸就说这个字是三个人构成，人多代表群众，所以这个字就是‘众’。”

　　就这样，帕蒂古丽在小学四年级时，已然能在两天内将发下来的新语文课本独立通读完毕。并且还会给周围的哈萨克小朋友，解释小人书图画下面的汉字的意思。哈萨克小朋友不明白汉字的意思时，她便会用维语进行翻译。

　　帕蒂古丽对记者回忆，自己考上大学后，父亲对她说：“我希望女儿以后到了大学，能够把知识和学问，都学到肚子里去，有文化的人才叫出人头地的人。”

　　1996年，她与丈夫南下余姚。首先解决的，还是语言关。“报社领导给我布置任务，都用方言，我一头雾水。每次都是领导说完后，同事再给我翻译一遍。”

　　“刚到余姚时，我带着儿子住在一个朋友家，她家里有一位90岁的老太太。有一次，老太太对我说了一句话，我理解成将衣架上的木头夹子拿下来，浸在盛满水的盆里，放在冰箱旁边。做完后很高兴，我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听懂一句余姚话了。后来朋友回来我才了解到，老太太是让我把茄子拿出来放到盆里浸泡。在余姚话中，‘茄子’和‘夹子’发音相同。”

　　帕蒂古丽对记者介绍，余姚话里，“黄”与“王”均读“王”的音，“刚”与“江”均读“刚”的音。譬如一位名叫黄一江的受访者，当地人就叫他“王一刚”。她在《余姚日报》当记者时，遇到的此类问题不胜枚举。

　　到余姚一年后，语言障碍便逐渐减小。从初来乍到几乎无法与当地人交流，如今，帕蒂古丽对浙江文化已然熟稔于心。目前，她担任余姚市姚剧研究会理事。“当地总有人疑问，怎么这儿竟然有个新疆人研究姚剧?”

　　帕蒂古丽对记者说，正是因为她的外地人和民族身份，在面对江南文化时，拥有自己的独特视角，这对她领会江南的内涵甚有助益。“他们觉得，我的眼光是‘异样’的。他们司空见惯的，我会挖掘出一兜又一兜的东西。他们三句话能说完的，我三个版面都做不完。”

　　“我感谢维吾尔语，感谢汉语。这两种语言为我提供了双重文化视角。假如没有20多年维吾尔语的环境，我不可能写出这么多回望新疆的文字，不会理解大梁坡村人的情感。”

　　帕蒂古丽慨叹，她是在两种文化间游走的人。西域和江南这两种文化完全可以贯穿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在她看来，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能否取得进步文明，很大程度上依托于他和外来文明的交流有多少。这是普遍原理。

　　“文化碰撞是文化和谐的前奏。不同文化之间肯定存在摩擦和碰撞，但这是它们融合的前奏。我们需要宽广的态度和心胸容纳。”

　　帕蒂古丽的这一句话，源于她深切的感受，也是她对文化交融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