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是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除汉族外，还有17个世居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39.7%。由于历史的原因，贵州的少数民族作者们深受汉文化的影响，绝大多数以汉语进行文学创作。从主张“破万卷，理万物”的晚清布依族学者、诗人莫友芝，到民国时期创作了一些针砭现实、表达理想之作的水族作家邓恩铭，贵州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虽是散兵游勇式的，却在历史的长河中一以贯之。

　　新中国成立后，贵州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有了自己的队伍，他们的文学创作参与到新中国文学的大合唱之中，虽然某个阶段也打上了政治化、颂歌化的时代烙印，但展示民族历史却是他们的创作优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学重新崛起，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努力回归传统、回归地域、回归民族文化。龙志毅、石定、伍略、苏晓星、袁仁琮、吴恩泽、蒙萌、罗吉万、和国正等老作家笔耕不缀，新作不断涌现;禄琴、赵剑平、韦文扬、喻子涵、赵朝龙、罗莲、龙潜、田永红等少数民族中青年作家展示实力，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他们一方面受乡土文学的影响，作品有着浓郁的地域特色和民族气质;另一方面，他们开始关注变革时期各阶层人士的行为方式及心理活动，重视对现实生活的文化观照，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进入新世纪以来，传统文化经历着向现代性转化的历史过程，少数民族作者的文学创作出现了多元化、多样化的发展势头。杨打铁、王华、完班代摆、孟学祥、韦昌国、徐必常、魏荣钊、姚胜祥、冯飞、空空等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崭露头角，融入到这支创作队伍之中。他们的创作在价值取向和艺术手法上都随着文学观念的变革而有所变化，对民族生活的表现也从重在风俗风情等外在特质，深入到发掘民族文化的深层心理结构。他们的艺术个性更加突出，审美追求和艺术探索各不相同。下面以肖勤、末未、赵卫峰、刘照进、罗勇等为例，谈谈当下贵州少数民族青年作家创作的一些态势。

　　不可否认，全球化冲击着少数民族的思想意识，许多少数民族作者不了解本民族文化，缺乏挖掘地域色彩和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自觉性。少数民族作家们在大汉语文学的背景下进行文学创作，有些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作品总体上缺少本民族文化的支撑点。近年来，在抢救民族文化的呼声中，一批作家开始关注本民族的文化意向，梳理民族记忆，抒写带有民族个性和体温的作品。

　　在这方面表现比较突出的是彝族作家罗勇。本世纪初，20出头的罗勇凭借《我是差生》《擦亮阳光》《爱情选择题》3部长篇小说闯入贵州文坛。这3部充满真情、善意、良知、美德的长篇小说以机趣的笔调，将年轻人的苦恼、灰暗、沉重、褊狭、怯懦、欢乐、清纯、率真、包容、勇敢等展示得淋漓尽致。但作品似乎与他所属的民族并不搭界，或许是因为刚从大山深处走进城市的他本能地排斥着身上的民族符号。然而，在时光的流逝中，亲情、乡愁、记忆在不断地回旋，那种刻在骨子里的民族烙印和与生俱来的依恋情绪，最终让他怀着对祖先的敬畏、对本民族的挚爱，回归到民族性、地域性的文学创作之中。他的散文《绽放在生活里的爱情花朵》描写的是彝族婚俗，叙述凝练，语意丰满，富有诗意，似在不经意间，道出了彝家人的思想观念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全篇充满着温馨与浪漫的格调，让人身临其境。

　　“身临其境”不是小说、散文、诗歌创作的专利。当白族青年作家赵卫峰以一个诗评家的身份出现在文学界时，让人感受到他对诗歌现状的那份关切与责任。他总是以一个亲历者的姿态直面诗坛现象、反思诗歌事件、扫描诗歌群落、解读诗歌文本。他试图还原诗歌本真，探讨诗歌创作的地域性与民族性，解剖“80后”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寻找女性诗歌创作的丰富性与独特性。他一方面对当下诗歌进行“复合式抒情态势”的分析，极富个性色彩，另一方面作为诗人，他却在“边地暗语”。这里的“边地”不再是政治地理和文化地理意义上的，它是以独立的、自由的、先锋的言说方式来表现那种明显的私人化写作特征。赵卫峰竭力展现个人的命运轨迹与时代切入口的交汇，将日常生活熔铸成诗歌：“总有人在列队/总有脊梁背着包袱/逗留/抽烟/摇头或握手//总有眼珠子时针或秒针那般/旁观/张望/迎接/或送走//方言铸造的时间/终将会被时间击败/但并非我突然仰望夜空/又突然俯首的原因”(《火车站》)。这本能的、原生的精神乡愁撞击着记忆与现实。他让自己畅游于现实与非现实之中，不断寻找梦中故乡，让想象的宽度提升诗歌文本的深度。

　　刘照进则是一位坚守在黔东大地乌江流域的土家族散文作者。故乡是他沉思历史和汲取文化养分的地方，那神奇而古朴的地域文化和民族风情影响着他的创作思路与创作方向。在浮躁的社会中，他意志坚定地站在民间立场上，寻找民族文化根脉，保留着传统的审美价值。他并非生硬“造文”，而是用精美而富有内涵的语言营造一种唯美的意境，让充满声音和色彩的感性世界湿润人心。他以现代性的敏锐追寻人文精神，传达对故土的观照与人性的反思，由此揭示乌江流域的民族心理倾向，将带着芬芳泥土气息的作品奉献给读者。他的《陶或易碎的片断》不只是个体生命的心灵写照，不单是社会历史变迁的承载，更是乌江流域土家人的命运史和精神史。那种“阳光走到屋檐下就停止了踱步，只将一条黑白分明的线划在门外，仿佛对现实做出的某种暗示”的尴尬，难道仅仅是商潮涌来时陶艺人所面临的吗?他的《飘逝的灯焰》，以一盏灯作为物象，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对岁月流逝的无奈，以及《尘土飞扬》《散落的碎屑》《穿过岁月的手掌》《羊殇》等所展现的精神世界，用刘照进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沿着审美的向度朝着生活的深处开掘，寻找灵魂的皈依之所”。

　　在苗族诗人末未看来，朝着生活的深处开掘，意味着要有奇特新颖的眼光、高远开阔的思想，紧贴当下的创作。守着故土的他擅长将题材的独异性与审美的取向性合成统一，从小节着手，在细处用力，将地理特征化解为无，于浮想中转换现实与精神的“故乡”。他的作品在展示出后现代美学风格的同时，又不失现代性的情感熔铸与个性彰显，在真与幻、醉与醒、现实与超现实之间，富于乡土意味与人性的深刻感悟。他的《古巷》写到，“允许留下来的吊脚楼，拄着拐杖/慢慢转过身，再慢慢弯下腰/捡落日的余光”，文字舒缓细腻，将一幅民族风情的图案鲜活地呈现在读者眼前。但末未并不仅仅局限于抒写“故乡”、“民族”，他突破了地域的界限，将视野不断扩展、延伸，让诗作充满张力，让时空叠加轮回，让互否性的力量冲涌盘诘，以虔敬、敬畏、包容的内心来面对尘埃与大地，以真诚和真实的抒写考量生命与生存镜像，展现繁杂的内心与现实生态。

　　仡佬族女作家肖勤在审美追求和艺术探索上很下功夫，其作品深入发掘民族文化的深层心理结构，镌刻着深深的民族与地域烙印。她的小说努力尝试对地域文化意识进行超越，极力凸显迈向现代文明的困惑与挣扎，充分展示那片土地上人们的坚韧与执著、宽厚与隐忍的精神气质。她的《丹砂的味道》以一种灵魂对话的方式，生动传递出仡佬族有关生命的终极信念，在灵动的文字、简洁的叙述、小巧的布局、神秘的色彩的背后，承载的是仡佬族傩文化厚重的历史。另一篇小说《暖》的视角很特别，它以留守儿童小等的艰难处境来折射作者对故土百姓精神困境的深切体恤。而《金宝》则立足于现实生活的伦理之中，彰显出人类向善的精神意愿。肖勤的文本创作，叙事视野非常开阔，从小孩到老人，从男人到女人，从村民到干部，各种类型的人物几乎无所不包。她意识到，当下社会的空间变得比时间更为重要，所以她的作品总是以边缘的姿态去把握时代的脉搏，去呼吸尘世间不同的空气，去拓展普世性的生命意识和共同的人性内涵。

　　在21世纪，地域文化走上了更大的舞台。贵州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情，促使贵州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呈现出奇特的“边缘活力”，并以自己独有的方式解读本民族的文化形态，展现本民族的历史本真，揭示本民族的精神实质，书写本民族的现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