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由全国《格萨(斯)尔》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青海省《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等联合主办的中国·青海·果洛《格萨尔》艺人成果展暨圆光中的《格萨尔》史诗艺术展在北京举行。图为开幕式上模特在展示《格萨尔》史诗中所描述的民族传统服装。 资料图片

　　《格萨尔》是我国古代藏族先民“辛勤劳作，发明创作”的一部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被誉为“东方的伊里亚特”。这部史诗凝聚着中华民族伟大创造精神，体现了我国藏族人民追求公平、正义和富裕文明的幸福生活的崇高理想和美好愿望，也为中华民族文明发展的历史增添了光彩。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在党和国家的关心下，《格萨尔》研究从民族地区走向了全国，走向了世界。

　　从“伤心学”到“辉煌学”

　　《格萨尔》是我国藏族人民的伟大创作。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在新中国成立以前，《格萨尔》史诗从未有系统、有计划地进行过搜集整理。在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社会，贵族农奴主轻蔑地将其称作“乞丐的喧嚣”，使这颗雪域明珠蒙上厚重的尘埃。

　　因此，科学意义上的《格萨尔》研究第一批专著产生在国外；研究《格萨尔》的第一个学术机构在国外建立；第一批向世界介绍《格萨尔》的英文版、法文版和俄文版等外文译本出自外国学者之手。上世纪60年代，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不丹王国在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的支持和资助下，出版了30集的《格萨尔》丛书，是当时国际上最完善的一套汇编本……

　　新中国的成立使《格萨尔》获得了新的艺术生命力。党和国家把《格萨尔》作为重要的民族文化遗产予以保护和弘扬，对《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和学术研究非常关心和重视。

　　新中国成立之初，茅盾、周扬、老舍、钟敬文、贾芝等文艺界人士、专家、学者就曾对《格萨尔》十分关注。1952年2月，青海省成立了《格萨尔》工作组，专门对这一史诗进行调查、搜集、翻译和整理，它是我国第一个从事《格萨尔》研究的专门机构。

　　1958年，为迎接新中国成立10周年大庆，政府在广大藏族地区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了《格萨尔》抢救工作，中宣部为此还专门发布了文件。这是《格萨尔》发展史上由党和政府发布的第一份文件，也是我国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地推进搜集整理工作，从而揭开了《格萨尔》历史的新篇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格萨尔》研究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它让世界以崇敬的目光重新审视这个被雪山环抱的民族，彻底改变了我国史诗研究的落后状况，也彻底改变了世界史诗的文化版图，在世界上牢固地树立起《格萨尔》不可动摇的地位。

　　我国《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和学术研究工作是一项跨世纪的文化建设工程，其规模之大、耗时之长、参加人数之多、成就之显著、涉及面之宽、影响之广，在藏族文化史上是一个壮举。一个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为指导、有中国特色的《格萨尔》学科体系已经形成，并且在不断完善、充实和发展。

　　现在，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国《格萨尔》研究的落后状况从根本上得到了改变，《格萨尔》这一学科令人伤心的时代已经永远地结束了。《格萨尔》学不再是一门“伤心学”，而是一门“辉煌学”，一门让藏族人民、让整个中华民族值得骄傲和自豪的学科。

　　《格萨尔》事业迎来新的春天

　　1978年，在召开承前启后、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周扬、钟敬文、贾芝、黄静涛等民间文艺界的领导和专家学者，向中央有关部门积极呼吁，要求为《格萨尔》平反，为受到错误的批判斗争、蒙冤受屈的同志平反昭雪，重新开展《格萨尔》的抢救工作。这一请求得到中央有关部门批准，在政治彻底上为《格萨尔》事业的发展扫清了障碍、铺平了道路。

　　在统战部、国家民委曾任领导乌兰夫、杨静仁以及周扬等人的指导下，我国藏族和蒙古族地区以及其他民族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格萨尔》抢救工作，涉及面几乎占了半个中国。

　　重新开展《格萨尔》抢救工作是在一片废墟上艰难起步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比上世纪50年代开始搜集整理时还艰难。以前，《格萨尔》有很多原生态的东西留存，有很多民间说唱艺人、有很多手抄本、木刻本在民间流传。而在“文革”期间，《格萨尔》遭到错误批判，被打成“大毒草”，破坏严重。扎巴、桑珠、才让旺堆等贫苦农奴出身的民间艺人也遭到批斗。所以，在重新开展工作时，很多人依然心有余悸。

　　尽管如此，广大的《格萨尔》工作者并不气馁，他们以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精神，怀着高度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开始了《格萨尔》抢救工作，甚至很多会议是在老同志的病房中召开的。

　　1980年4月，国家民委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四川峨眉山联合召开了第一次《格萨尔》工作会议，被称为“峨眉会议”。这次会议为《格萨尔》工作领域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拨乱反正奠定了基础，开创了《格萨尔》工作新局面。

　　扎巴是我国著名的《格萨尔》说唱艺人，堪称“国宝”。就在这次会议上，西藏汇报了《格萨尔》抢救工作取得的重要成绩，重点汇报了西藏师范学院、西藏自治区文联筹备组（当时西藏是除台湾以外唯一没有文联组织的地区）等部门记录整理扎巴老人说唱本的情况。

　　不久，经中宣部批准，决定由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社科院和中国文联共同组成《格萨尔》工作协调小组，协调、组织和推动全国的《格萨尔》工作。

　　经中宣部批准，1983年3月，在广西桂林召开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第一次将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列入国民经济建设的总体规划。中央委托中国社科院主持召开规划会议。会议一致通过将《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和《藏族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列入“六五”期间国家重点科研项目。这成为了党和国家西藏工作和民族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

　　将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课题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具有重要意义，这是一个标志、一面旗帜，具有极大的号召力、凝聚力和动员力。从那以后，国家历届5年规划中都有少数民族文学的科研项目纳入国家计划，而且一次比一次多。这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我国各族人民的亲切关怀和对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高度重视，对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促进和推动作用。

　　《格萨尔》事业的高潮与黄金时期

　　开展《格萨尔》抢救工作，重点在说唱艺人。为了深入开展对民间艺人说唱本的搜集整理和学术研究，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1984年，我国在拉萨召开了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内蒙古、新疆七省区的《格萨尔》说唱艺人演唱会。

　　1986年，我国在北京召开了《格萨尔》工作总结表彰大会，扎巴等一批优秀的藏族、蒙古族说唱艺人和《格萨尔》工作者受到表彰。乌兰夫、习仲勋、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阿沛·阿旺晋美、赛福鼎·艾则孜、杨静仁等领导及宗教人士出席会议，亲切接见与会代表。会上，乌兰夫充分肯定了《格萨尔》工作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强调指出：“六五”期间未完成的任务，“七五”期间要继续进行；“七五”完不成，“八五”期间要继续进行。总之，要善始善终、全面做好《格萨尔》工作。

　　昔日乞丐成了今日的“国宝”，让扎巴这位在旧社会饱经风霜、遭受岐视、备受苦难的说唱艺人深受感动。他感慨万分地说，自己深刻地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感受到生活在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幸福。回西藏后，扎巴更加积极、更加认真地做好记录整理，为发展我国的《格萨尔》事业作出重要贡献。

　　1991年，为庆祝西藏和平解放40周年，进一步推动《格萨尔》研究工作，我国在北京举办了《格萨尔》工作成果展。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社科院和中国文联联合举行《格萨尔》说唱艺人命名大会，追授已故《格萨尔》说唱艺人琶杰和扎巴为“卓越的《格萨尔》说唱家”，授予桑珠、玉梅、才让旺堆、罗卜桑等艺人为 “优秀的《格萨尔》说唱家”。由政府部门和学术文化团体正式将“说唱艺人”命名为“说唱家”，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使说唱艺人们深受鼓舞。阿沛·阿旺晋美、赛福鼎·艾则孜、铁木尔·达瓦买提、司马义·艾买提、胡绳等领导同志为展览会题词。胡绳的题词“弘扬民族文化，振奋民族精神”成为这一学科领域的指导思想。

　　以此为契机，我国《格萨尔》的研究工作不断迈向新的辉煌：1991年，由于较好地完成了“六五”规划，《格萨尔》课题组受到当时的国家科委的表彰；1993年，北京市召开第3届首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由北京市民委推荐：《格萨尔》课题组被评为先进集体，降边嘉措作为《格萨尔》学科带头人被评为先进个人；1994年，国务院召开第二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格萨尔》课题组被评为模范集体。

　　2001年10月，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第31届大会上，《格萨尔》诞生1000周年活动被列入2002年至2003年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参与项目。在全球47个项目中，中国仅此一项入列。这充分说明我国的《格萨尔》事业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和高度评价，同时也在学术文化领域为我国赢得了声誉。2006年，《格萨尔》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之初、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21世纪以来，《格萨尔》事业出现了3个高潮，形成了3个黄金时期。这充分说明，《格萨尔》事业与我们党的事业、与祖国的前途和命运是紧密相联系的。

　　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1985年2月，在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的赞助下，芬兰在全国范围内举办了芬兰英雄史诗《卡勒瓦拉》（即《英雄国》）出版150周年庆祝活动，芬兰文学学会和土尔库大学主持召开了《卡勒瓦拉》与世界史诗学术讨论会，数十个国家的10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这是当时世界上参加人数最多、范围最广泛的一次关于英雄史诗的学术研讨会，对推动世界各国史诗的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我国派出代表团出席了这次会议，并第一次在国际学术论坛上介绍了我国在《格萨尔》搜集整理和学术研究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着重介绍了我国《格萨尔》说唱艺人的特点、我国正在进行的抢救工作情况及所取得的成就，引起与会代表极大的兴趣。

　　会议期间，会议主持人、芬兰文学学会会长杭柯教授和著名史诗专家、波恩大学教授海西希（二人都是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的学术顾问）建议，中国可以申请将《格萨尔》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也表示愿意协助我国政府进行申报工作。

　　从那以后，我国积极推动《格萨尔》申遗工作。当时，我国还没有加入联合国非物质遗产保护组织，为《格萨尔》申报世界非遗名录，是我国民族民间文学领域里的第一份。这说明我国的《格萨尔》事业已经走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和民族民间文学的前列，处于领先地位，具有超前意识。

　　1989年，我国在四川成都召开了第一届《格萨尔》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之后，我国又分别在西藏、内蒙古、青海和甘肃召开了5届《格萨尔》国际学术研讨会。

　　2015年9月12日，第七届《格萨尔》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成都成功举办。这是继2006年在甘肃省玛曲县举办第六届《格萨尔》国际学术研讨会以来，时隔9年后再次举办的《格萨尔》学术盛会。这说明《格萨尔》这一学科，正以丰硕的成果，逐步走出中国，走向世界。

　　我国在《格萨尔》研究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藏文《格萨尔》已经流传到世界许多国家，其中部分章节被翻译成英、俄、德、法、日、印地、尼泊尔、芬兰等国文字。目前，《格萨尔》研究已经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科。

　　原文载于：《中国民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