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古登巴的故事，是以农奴阿古登巴这个中心人物贯穿起来的一系列藏族讽刺故事的总称。这些故事，广泛地流传在西藏以及四川、云南、青海等省的藏族聚居区，颇受群众喜爱。
　　“阿古登巴”是藏语的译音。“阿古”是人们对长辈的称呼，通常译作叔叔。“登巴”是他的名字，意为滑稽。如果把“阿古登巴”直接译成汉语，就是滑稽的叔叔。[1]据说阿古登巴实有其人。关于这点，各地的藏族群众，各有不同的说法。西藏日喀则、拉孜一带讲他是拉孜诺卓的人，诺卓地方至今还有阿古登巴故居的遗址和当地群众为他建造的纪念塔；而四川阿坝、西藏拉萨以及旁的藏族地区，也有说他是当地人的。历史上是否有过这样一个人呢?由于阿古登巴的故事过去一直是以口头形式流传，并无有关的文字记载，很难进行考证。人们那么传说，正好说明作为艺术形象，阿古登巴已经在藏族人民的心里扎下根了。多少年来他就仿佛是同人民在一起生活似的。藏族人民常常喜欢把他们当中的一些风趣而正直的人，或者是很能讲阿古登巴的故事的人被叫成“阿古登巴”。由此可见，这个艺术形象，这些故事在群众中的影响甚大。[2]
　　就作品的描述来看，故事的主角阿古登巴是个贫苦的农奴．和所有生活在领主庄园制的农奴社会[3]里的藏族人民一样，深受封建领主的压迫剥削。他老婆孩子一大家人，长年累月地缺吃愁穿。为了糊口，他不得不给领主当奴隶，过着牛马不如的日子。可是，阿古登巴机智有为，富于正义感，是个敢于同统治者、剥削者作对的硬骨头。所以劳动人民很喜欢他，时常津津有味地讲起关于他的故事。和广大群众的态度恰好相反，封建领主非常憎恨阿古登巴这个人物。
　　在藏族传统民间故事里面，阿古登巴的故事是一类社会倾向性鲜明，相当辛辣的讽刺作品。它的讽刺锋芒，一般都指向封建农奴社会的统治者和剥削者一官家(封建政府)、寺院和贵族三大领主。故事主角是封建领主的对头，农奴群众的朋友。在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中，像人们希望的那样，哪里有不平，哪里便有阿古登巴出现。据说有一天他路过一个寨子，见地里的两个奴隶累得都快断气了。傍晚，他装扮成大土官的管家，牵着一头挂上经布[4]的“神牛”到财主家借宿，讲好只要“神牛”安全过夜，愿出30两银子。夜里他将牛勒死，剁开丢在那两个奴隶睡的地方，还悄悄在他们身上涂满牛血。次日一早，他大嚷“神牛被人杀了!”财主慌忙赔出十条牛，并把“凶手”交给他处置。出寨子以后，他每人分给五头牛，让他们远走。就这样将两个奴隶救出火坑(《杀神牛》)[5]。在另外许多时候，阿古登巴又是以奴隶的身份出场的。主人叫他去耕地，他偷着把牛宰掉，说是耕牛钻进地狱去啦。主人要他一道去跑生意，他让主人丢了糌粑，买卖没做成，反而挨饿。阿古登巴处处惹麻烦来整治财主，从没给主人办过一件称心事。因此财主想打他、想把他害死，可是还没来得及下手时，他便先发制人， 借故痛打主人，并且让主人堕入万丈深渊。被奴役的雇工、佣人，没有人身自由的奴隶是不会永远缄默下去的。故事主角的各种报复性的作为，即是那个时代被压迫者给压迫者的还击。
　　阿古登巴的故事还反映了藏族人民反对差役、债务，反对富商盘剥的意愿。封建农奴社会里的差役(地租)，是三大领主剥削农奴的主要形式。各种名目的差役、劳役，结成了一条冷酷的铁链，把劳动人民束缚在土地上，世世代代为领主阶级流血流汗。群众非常厌恶支差。长期以来，他们借阿古登巴的行动，编出不少反抗支差的故事。请看，《他正在生孩子》[6]给我们展示出一场抵制“不生不死”差[7]的斗争：财主把一头公牛交给他的农奴饲养，年终时他不但白白地将喂得很壮实的牲畜牵回去，还无理地要农奴交出60斤酥油。限期到后，阿古登巴挺身而出，把财主问得哑口无言，只好灰溜溜地走了。现实生活中的繁重的差役和劳役，自然不可能像故事里讲的那样，都一一给除掉。但人们这么讲，却很能煽动群众的抗拒情绪。这正是封建领主十分畏惧的。故事主角也时常打击狠心的高利贷主，帮助穷人勾销没法偿还的债务。在《绛拉的故事》[8]里，宗本[9]带他一同去要债收利息，过河时他故意落水，使一包借据变得模糊不清，无法辨认。在《借卓还卓》里，他在穷朋友们的协助下，以诙谐的方式抵消了自己欠寺院的小麦债。[10]当债主们见穷人一贫如洗，连高利贷也不肯发放时，阿古登巴又想出各种计策，从他们手里夺得酥油、糌粑，分给大家(《智取酥油》、《菩萨偷糌粑》[11])。领主不但以高利贷榨取穷人，同时又垄断商业，高价把货物摊派给老百姓，又贱价套购农牧产品，放肆地进行掠夺。然而一遇上阿古登巴，他们便难于得逞。藏族地区普遍流传《宝罐》这则故事：一个大商人瞧见阿古登巴有只不用火就能熬茶的“宝罐”，便连逼带诱地给买了过来。等他兴高采烈地拿到市场上高价兜售时，把“宝罐”敲破都不见灵验，当众 丢丑，落得个财货两空。不独如此，在由《宝罐》和《割靴》、《撬石头》、《打喇嘛》、《守旗杆》等故事组成的《贪心的商人》[12]里，阿古登巴更让富商接二连三地挨打受骂，发泄了人们胸中的愤慨。
　　阿古登巴的故事，通过故事主角嘲讽和捉弄各级官员、大大小小的统治头目的行动，向维护领主阶级利益的封建政府提出挑战。例如，国王[13]任意摊派捐税，阿古登巴就积极出主意，跟大伙一道起来抵抗(《牧牛人不再缴奶税了》)。[14]有一次他到了萨迦，见法王在岩上写着“我是萨迦班智达”几个大字，非常不满，便给改成“萨迦班智达哭”[15]。法王拷打他，他没屈服，夜里越狱逃走了(《斗萨班》)。
　　由上看来，阿古登巴的故事的确是一类社会倾向性鲜明，具有较为丰富的思想内容的讽刺作品。这类作品，借助主人公阿古登巴的活动，把人们带人了封建农奴制度下的藏族社会。从中我们可以见到三大领主对广大群众施行的残暴统治和迫害，以及他们用差役赋税、雇工盘剥、高利债务、商业讹诈等多种手段榨取和掠夺广大群众的血汗；也可以见到在这样黑暗、残酷、野蛮的社会里，广大群众的强烈的愤慨和不可遏制的反抗情绪。劳动人民创作和反复加工这些故事时，没有刻板地抄袭凄苦的现实，而是按照他们的愿望来描述生活，尽情地倾诉自己的感情。比如，他们要求免除差税，故事里就出现了《他正在生孩子》、《牧牛人不再缴奶税了》一类作品；他们渴望勾销债务，故事里就出现了《绛拉的故事》、《借卓还卓》一类作品；他们抗议财主敲诈雇工、佣人，故事里就出现了《三不会的雇工》、《给头人当娃子》[16]一类作品；他们力图惩罚权贵，故事里就出现了《领主挨揍》、《负心的商人》一类作品；他们不满宗教桎梏，故事里就出现了《升天的秘密》、《阿古登巴和害人的喇嘛》一类作品……诚然，当领主阶级的暴力统治仍旧相当强大的时候，农奴群众的自发反抗的结局往往免不了是悲剧性的。但是 ，这样的斗争表现在阿古登巴的故事里，却又是另外一番景况：善良正直的劳动者总是占了上风，他们对封建领主的各种大胆泼辣的作为博得热烈的赞赏；凶暴狠毒的统治者、剥削者受到尖刻的嘲讽和严厉的制裁，他们一切卑劣的行径都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在这里，我们能够真切地听到广大农奴群众反抗封建统治的正义的呼声。
　　正是由于阿古登巴的故事有了上述的那些基本内容，便使它成为与领主经济的上层建筑相对立的，富于进步意义的民间创作。这类讽刺故事的积极的社会意义在于它公开地蔑视封建农奴制度的道德秩序，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封建领主的气焰和威风，从而激励了农奴群众的反抗情绪，增强了他们的斗争信心。应该肯定地说，像那样一个政教合一的、统治森严的封建农奴社会，在劳动人民的创作中能够出现这类具有明显的揭露性和反抗精神的讽刺故事，而且这类故事又那样广泛地在各个藏族地区流传，是很值得重视的。
　　在传统的民间故事里面，差不多每个民族都创造了自己的一些机智有为的代表人物。而阿古登巴，则是表现旧时代的藏族人民的智慧和才干的一个生动活泼的艺术形象。
　　在僧侣贵族专权的藏族封建农奴社会中，领主阶级是灭绝人性的。广大农奴群众动辄就要被他们剜眼、割鼻、砍手、抽脚筋、挖膝盖，甚至会惨遭杀身之祸。然而生活在这样暗无天日的世界里，面对着凶残的封建领主，故事主角阿古登巴却没有屈辱求生，服帖地任他们奴役，而是起而抗拒，不断地跟他们作对，显示了农奴群众的反抗性和斗争精神。阿古登巴不仅敢于触犯领王阶级中的各种人物，并且能够针对不同的对象，遣用各种巧妙的办法来应对，使对方一败涂地， 狼狈不堪。这便是农奴群众赋予故事主角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在同有钱有势的人物打交道时．阿古登巴眼光锐利，行动机警，常常揪住他们身上的这样或那样的劣性和弱点来击败他们。《宝罐》、《铜锅生儿》里的富商、地主睁着眼上当，《菩萨偷糌粑》、《财主老爷啃萝卜根》里的财主们丢掉粮食却有苦难言，不正因为故事主角击中了他们见财起意，贪得无厌的要害吗?在攻击封建领主的短处时，他还能够把握对方的癖好，揣测对方的心思，随机应变地施展对策，从容不迫，左右逢源。比方，在《卖磨刀石》[17]里，大商人吃了亏，要找阿古登巴打官司。阿古登巴知道富人们专会玩贿赂的花招，于是假装抢先行贿，便把大商人给吓跑了。在《三不会的雇工》、《给头人当娃子》里，阿古登巴就是趁骄横的财主得意忘形时，让他们应允了自己的条件，或者采取出其不意的行动，使财主克扣不成，反而白赔出一年的工钱。
　　在同封建领主进行斗争的过程中，故事主角一般都相当的机智、沉着。不这样，就不足以制服狠毒、奸诈的对手。因为，在某些场合只凭一时的机灵是可以应付的。但在更多的情况下，还得做缜密的谋划，并且要敏捷地行动，才能取胜。让我们稍微剖析一下《菩萨偷糌粑》这则故事吧。可以想见，假若阿古登巴夺得糌粑以后，仅仅用在菩萨嘴上抹糌粑粉这一着去迷惑财主，是难以封住对方的口的。财主之所以找不到漏洞，要紧的还在于阿古登巴事先做了一番精细的安顿。譬如，出发时他没糌粑可驮，便用两袋青稞壳来冒充。到庙里住下后，他悄悄把青稞壳倒去喂牲口，再将财主的糌粑装在空袋里(这一着财主怎么也想不到)。再有，开初他对财主说外地的粮食涨价后，立即回家烧树叶，烧得劈啪作响，也是别具匠心的。这么做，财主到他家门前偷听(阿古登巴料定财主会来)，真以为他在炒青稞准备磨糌粑，才下定决心一道去跑生意。而且在庙里丢了东西，财主也不好怀疑他的那两袋糌粑的来历。可见阿古登巴在这件事上费了不少心血。类似的情况在其他故事中并不罕见。在《贪心的商人》里我们又见到，阿古登巴要狠狠地鞭笞欺压穷人的贪财鬼，却不必亲自动手，而特意挑起他同喇嘛们的纠纷，叫他处处按照自己的安排去闯祸，弄得拉萨三大寺[18]吵吵不安；同时又借喇嘛的手来一再痛打他，自有一箭双雕的妙用。当我们介绍了这些故事以后，不可否认，故事主角阿古登巴的斗争艺术在当时确实是比较高的。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这里，只是赞叹赞叹了事。我们还应该进一步了解，他对付封建领主的种种出奇制胜的计策，乃是创作这些讽刺故事的农奴群众，从自己的生活和斗争经验中总结和提取出来的。在领主阶级的各式各样的人物面前，要象故事主角那样应对自如，没有饱经风霜的磨炼，没有劳动人民特有的智慧和勇气，是很难办到的。
　　作为一个农奴形象，在故事主角的身上体现了劳动者的优良品德和情操。在许多故事里面，阿古登巴的爱憎相当分明。他对统治者、剥削者非常尖刻无情，对待穷兄弟却往往是满腔热忱的。从《牧牛人不再缴奶税了》、《绛拉的故事》、《帮助穷寡妇》[19]等等作品中，可以见到他在对抗封建领主的时候，怎样主动地为农奴群众撑腰，冒着风险替他们奔波和操劳。他给大伙办事很卖力气，有时替旁人帮忙竟把自家的事情也误了。下面这则故事颇为有趣：一天清早，阿古登巴的妻子叫他去拾牛粪[20]，走过山头，碰见一帮偷牛贼正在分赃。他设法吓跑贼人，亲自将赃物送到丢牛的那位老阿妈家里。等他办完事后，人家早把牛粪拾光了。他只好提着空筐去见妻子(《惩罚偷牛贼》)。阿古登巴的各种侠义行为，实际上是旧社会里劳动者之间的朴素的阶级友爱的一种表现。因为他也受尽恶势力的凌辱，很能体谅群众的苦楚，所以才那样真诚地关心和扶助大家。另外，热爱劳动，善于创造，也是人们赋予阿古登巴的一个特征。他曾经苦心琢磨，发明了锯子，用以改造透风雨的房屋 ，使群众有了比较舒适的居住条件(《房子和锯子》)。他也曾巧妙地用一块石头启发大家，使人们越发懂得了干庄稼活的意义。西藏农民耕过地总要放几块石头在田中央，据说就是为了不忘阿古登巴的教导(《登巴叔叔的宝物》)。在以反压迫、反剥削为中心主题的阿古登巴的故事中，这类作品的数量并不多，但蛮有意思。它们进一步揭示出故事主角的劳动者的本色，从而丰富了阿古登巴这个农奴形象。
　　以往，人们认为阿古登巴是个滑稽人物。如果并不抹煞他的阶级属性，首先把他当做一个农奴形象来看待的话，这种提法还是不无道理的。阿古登巴的确是个异常风趣的人物。在他的性格特征中，有锋芒毕露的一面，同时也有幽默诙谐的一面。他的幽默诙谐的气质，常常和谐地体现在他嘲讽和捉弄封建领主的锋芒毕露的言行举止当中。例如在《还有吩咐吗》里，财主要他把一块巨大的青石背走。明明知道是恶意刁难，他却满口应承了。他让财主杀牛，拿出来一根25丈的皮绳来捆青石。等到要财主替他把青石掀上背，财主叫苦时，他才反驳：“你掀都掀不动，我还能背走吗?”这样耐人寻味的还击手段，显然是富于智慧的农奴群众，直接从劳动实践中提取出来的。你看，故事主角的思维方式多么实际，多么朴素!也就在这样实际、朴素的考虑里面，非常自然地流露出他的诙谐的风趣，使人感到亲切可爱。假若不是劳动人民，怕很难有如此淳厚、清新的幽默感。应该承认，故事主角阿古登巴的幽默感，是生产者的幽默感。这种幽默、诙谐，大都包含着一定的思想内容，显示出农奴群众对他们所处的社会的态度，与有闲阶级的那种无聊的逗趣和庸俗的取笑，有看本质的区别。正因为如此，这种幽默感又往往是农奴群众轻蔑敌人，相信自己力量的乐观精神的流露。我们不妨再看看《单道叔叔上当》这则故事。起初，富商指着阿古登巴的鼻尖说：“今大你能叫我上当便罢，不然，以后就夹起你的尾巴闭住嘴!”甚是嚣张。其实他蠢笨极了。阿古登巴随机应变地摆布他，他不明白；接着又很开心地提示他，还是不明白；直到阿古登巴骑着马跑后，他才知道真的上当了。故事主角愈是机智沉着，就愈表现得幽默诙谐，而他的对手也就愈显得痴呆可笑。在阿古登巴的幽默感中，一向闪烁着劳动人民的智慧的光彩，同时透露出劳动人民的乐观精神。这种幽默感，便是构成阿古登巴这个滑稽人物的特质。
　　总括起来看，藏族人民中间流传的这许许多多短小的故事、笑话，给我们塑造了一个机智风趣的农奴形象——阿古登巴。在他的身上，生气勃勃地表现出农奴群众的聪明才干和反抗压迫剥削的斗争精神。这是当时藏族人民的思想面貌的一个重要的、可贵的方面，也是故事主角阿古登巴之所以能够打动群众，鼓舞群众的地方。可以肯定地说，在藏族传统民间故事中，阿古登巴是个比较突出的具有反抗性的形象。以这个艺术形象作为中心人物，围绕他产生一批有相当社会影响的讽刺故事，显然是藏族民间创作中的讽刺文学，在思想内容方面的发展和艺术上的提高的一个标志。

[分页]

四

　　劳动群众的艺术兴趣十分广泛，在欣赏民间故事的时候，要求也是多种多样的。比方，他们既喜欢听豪壮地铺叙生活的斗争，或者细腻地倾吐感情愿望的各种传说故事；也乐意听轻松愉快，灵巧活泼的讽刺故事、笑话。阿古登巴的故事，便是属于后面一种类型的创作。它们和一般的讽刺故事、笑话有个显著的不同之处，就是其中的许多故事并非互不相关的，而是用一个共同的故事主角贯串起来的，彼此之间有所呼应[21]。
　　从艺术特色来看，笑的乐趣是阿古登巴的故事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们的艺术使命，往往是在爽朗的笑声里完成的。过去，藏族人民在闲暇时刻，常爱聚在一块讲“阿古登巴”，其目的在于用这些嘲讽和抨击封建领主的小故事、笑话来抒发不平的胸臆，解除生活的烦闷，并且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和鼓舞。对于阿古登巴的故事这类讽刺作品，我们必须把它们和当时的政教合一的藏族封建农奴制度，和三大领主的野蛮残暴的统治，和广大农奴群众的悲惨遭遇以及由此而激发的反抗情绪联系起来，才能充分理解它们的笑的乐趣的社会内容和现实意义。
　　藏族人民在创作阿古登巴的故事时，是从他们的亲身经历和实际感受出发，按照生活的固有样式加以艺术概括的。这类讽刺故事的生活气息浓郁。[22]一则小故事、笑话，就好似一个生活镜头，把它们连缀在一块，便反映出农奴群众的生活和斗争的各个侧面。当然，这样的日常生活题材，假使处理不当，往往容易陷入平庸和琐细。而在阿古登巴的故事里，有不少作品却能避免这类毛病，善于从多方面摄取生活素材来进行创造性的提炼和加工，尤其善于虚构和夸张，因而把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矛盾、斗争，描写得相当有声有色，引人人胜。
　　但凡对过去的藏族社会稍有了解的人，在读阿古登巴的故事时都会感到，作品里描绘的各种事件几乎都有一定的现实依据，但同时又会感到，作品里描绘的各种事件，往往比生活本身更强烈，更意味深长。这是由于故事从实际生活出发，却又摆脱了实际生活的束缚，沿着充分表达农奴群众的感情愿望的思路，巧妙地做了艺术虚构的缘故。譬如《国王的座位》这则故事，写国王和阿古登巴谈论关于人死后的归宿的问题。阿古登巴讲人死了郡有自己的座位，好人的在天堂上，坏人的在地狱里。
　　国王问：那么，你看我的座位在哪里?
　　阿古登巴说：依我看你的座位应该在天上，因为你常说自己是好人。可是我听说天上的座位已经摆满了，放不下你的座位了。
　　国王忙问：那怎么办呢?
　　阿古登巴笑着回答：你就到地狱里去吧，那儿和你的情况相同的人还不少呢!这一席对话，显然出于讲故事人的想象和揣摩，但人们在听故事的时候，并不觉得荒诞不经。惟其有了如此大胆的虚构，才能一针见血地刺中要害，毫无拘束地倾吐感情，把统治者的贪生怕死和畏罪心理，以及广大群众对他们的憎恶和谴责，很鲜明很形象地描绘出来。类似情况，在阿古登巴的故事中屡见不鲜。人们欣赏故事，对那种呆板地模拟现实的作品总是不满足的。而这样的虚构，使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在不同程度上超过了实际生活，因而产生一定的艺术魅力，能够唤起听众浓厚的欣赏乐趣。
　　与虚构情节紧密配合的，是在发挥讽刺艺术的特殊性能时，阿古登巴的故事还擅长运用夸张人物性格的表现手法。这类口头作品在运用夸张手法时，并未对人物的外貌作过多的漫画化描写，主要是在叙述故事情节的过程中，着力渲染其性格特征，将人物的思想面貌活生生地一一展现出来。拿《宝罐》来说吧，一则短小的故事，粗略的几笔就把一个贪婪的富商形象勾勒出来了。内中的奥秘就在于故事极度地夸张其牟取暴利的恶劣禀性。因为正是受着这样的劣性的驱遣，他才迫不及待地跳进故事主角为他设下的圈套，使自己的龌龊的精神状态暴露无遗。阿古登巴的故事对出场的反面人物，一般都不但淋漓尽致地刻画他们的各种丑态，而且大多首先揭示出他们凶残狠毒的阶级本质，让听众在嘲笑他们的同时，能够激发大家对他们的轻蔑和憎恨。而在刻画故事主角阿古登巴时，则尽量突出他的劳动者的聪明能干、正义感和乐观情绪。描写他同统治者、剥削者对抗，向来敢作敢为，并且总是处在主动的地位，随心 所欲地施展智慧，制服了各式各样的对手。由于把针锋相对的两种类型的人物，放在尖锐的矛盾和冲突中来加以夸张性的渲染，使之互相衬托，正反面人物的性格特征越发显得鲜明，故事情节也越发变得生动活泼了。
　　简要地说，讽刺故事所采用的夸张和虚构一类表现手法，当其是从现实生活出发，同时又有助于揭露和批判阻碍社会进步的恶势力，表达人民群众的意愿时是可贵的，否则就会成为油滑之作，失去社会意义。而阿古登巴的故事里的大部分作品，在这些方面还能够掌握分寸，基本上是恰到好处了的。
　　总的讲来，阿古登巴的故事在艺术上一般都比较成熟。在藏族传统的讽刺创作中，它们可以算得上是比较耐人寻味的作品，为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除去上面举到的一些特点和长处以外，我们还可以见到，它们的构思新颖，并富于变化；情节虽不复杂，但是相当生动；结构紧凑，明快利落；语言活泼、诙谐，饶有民间风味；而且大多数的作品相当短小精悍，往往只用一两个场景一两个人物，就写出一则有趣的故事。要达到这样的境界，乍看起来似乎不怎么费劲，其实都是经过长时间的流传，经过不知多少无名的民间故事家反复加工的结果。今天，当我们进行新的故事创作时，需要批判地继承遗产。在艺术性方面，阿古登巴的故事有不少好的地方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五

　　以上通过若干较成功的和有代表性的作品，从思想内容、人物形象、艺术特色的一些主要方面，对阿古登巴的故事做了初步的介绍和分析。不过，要想较为全面地了解它们，并由此而作出较为准确的评价，仅仅有前面那些介绍和分析是不够的。我们还须看到，产生在农奴社会的阿古登巴的故事，不能不被打上那个时代的印记。只要通盘地浏览一下这类故事，我们就不难发现，在为数众多的具有积极社会意义的作品中，也夹杂着一定数量的思想内容有问题，审美趣味不甚健康的篇什。明显的是：有一种故事，讲阿古登巴怎样设法让国王、喇嘛、富翁吃屎、学狗叫，又怎样以拉大便的办法整商人，领主婆子受了打骂，以及拿大便来冒充生发药，弄去顶在秃头财主的脑袋上等等。又有一种故事，讲阿古登巴用一些猥亵的手段来勾销债务，使财主们倾家荡产，弄得尼姑庙一片混乱等等。这两种故事，虽也透露出某些反对压迫剥削，不满宗教特权的情绪；但是，它们采用那些粗俗委琐的题材和格调很低的描写来揭示严肃的思想主题，显然是消极的和不妥当的。前一种故事，对于那些骑在群众头上作威作福的人，没有紧紧扣住他们的剥削阶级的丑恶本质和卑劣行径，在要害之处给以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却在一些无关痛痒的枝节上发挥，要么就对他们的生理缺陷进行嘲弄，把敌对阶级之间的斗争，变成一种恶作剧似的玩笑，势必大大地冲淡和削弱作品的思想意义。同样的缺点，在后面一种故事里似乎更为突出。特别是那些猥亵的情节，很容易转移听众的注意力，在流传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副作用。
　　这类作品出现在阿古登巴的故事里，并不是偶然的。长期的封建农奴制度的统治，在肉体上和精神上给藏族人民造成了严重的压抑和损害。这种压抑和损害，一方面激起了他们的不满情绪和叛逆精神，因而能够针对黑暗社会的弊病，创作出许多富有批判性的讽刺故事。另一方面，这种压抑和损害，又无形中给他们带来一些消极落后的思想影响，再加上那时他们认识水平观的限制，于是在其口头创作中，便不可避免地要产生一定数量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趣味存在这样或那样毛病的作品，致使阿古登巴的故事呈现出瑕瑜互见的复杂情况。假若我们进一步分析，除了这种局部的、显著的毛病外，还可以发现，整个阿古登巴的故事(包括许多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在内)，也未尝不反映出他们所受的时代的局限和自身的世界观的局限。因为当农奴群众的反抗还处在没有先进阶级领导的自发状态时，他们没有找到真正的出路，看不到社会发展的前景，所以那种自发反抗带有很大的盲目性。这时，他们的讽刺文学创作，自然容易从各种不同的侧面，尤其是从那些与他们的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来诅咒和谴责不合理的现实，而不是很正面、很集中地攻击那个吃人的封建农奴制度。作品里所揭示的各种反抗封建领主的斗争，正像现实生活中的情况那样，往往只着眼于个别的人物，个别的事件，斗争的目的一般都停留在鸣不平、出怨气、争温饱上面。这种斗争带有很大的局限性，这种斗争的胜利，也只是局部的和暂时的。这些，都使阿古登巴的故事不可能具有更深刻、更有力的思想内涵。它们在流传过程中对群众发挥的教育意义和鼓舞作用，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限制。在充分肯定阿古登巴的故事时，对其思想局限性，我们也需要有足够的认识。
　　当然，复杂情况的形成并不仅仅由于有了上述两种作品的出现。在阿古登巴的故事里面，我们还可以见到某些把故事主角当做骗子、流氓来描写的作品。例如，讲他冒充“叔叔”，拐骗了一对年轻夫妇的酥油、羊腿和马匹；讲他假意奉承一个揉皮革的老阿妈，乘机偷走一块皮子。这种故事中的某些伎俩尽管跟阿古登巴对付封建领主的手段相仿，甚至个别细节是雷同的。[23]然而它的主人公欺骗、捉弄的对象不是领主，而是一些劳动人民。从这些行为所产生的客观效果，以及由此而构成的作品的社会倾同性来看，恰好是与整个阿古登巴的故事的基本思想是对立的。对此，我们又应该作何解释呢?就传统民间创作而论，这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现象。我们知道，旧时代的民间文学作品的产生和流传，始终是在自发的状态中进行的。它们在社会上产生，经过十人万人地辗转流传，长时间以来，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思想熏染，并且必然会或多或少地留下这种熏染的痕迹。因此，我们常常发现，有些好的传统民间文学作品里，混杂了一些很不好的篇什，甚至同一类型的民间创作，也同时存在着思想内容相互抵触的作品，而且坏的作品并不一定是极个别的。阿古登巴的故事也不例外。本文开始时已经介绍过，阿古登巴的故事在各个藏族聚居区流传广泛，长期以来在社会上产生了不小的影响。这样的情况自然要引起藏族农奴社会里的各个阶级、各个阶层的普遍注视。各种各样的人，在接触阿古登巴的故事的过程中，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各自不同的阶级立场上，以自己的阶级意图来驾驭这类故事，通过这类故事来表达他们的思想情感、艺术趣味等等，从而达到为自身的阶级利益服务的目的。广大的农奴群众，将故事主角塑造成对抗统治者、剥削者的机智有为的形象，借以展示他们的斗争精神(这是阿古登巴的故事的主流)。封建领主则不能容忍这样的故事，对阿古登巴这样一个艺术形象极为反感，一遇机会就想方设法诽谤他、歪曲他，力图抵消这类故事的积极的社会影响；而不靠劳动营生的寄生阶层，又往往按照他们的精神状态、生活方式来讲阿古登巴的故事，用故事主角来作自我表现……于是，阿古登巴的故事里面，就渗进了属于不同思想体系的东西，出现了与总的思想倾向相对立的作品。归根结底，这种现象是藏族封建农奴社会中的阶级斗争在阿古登巴的故事中的反映。只要我们运用阶级观点来进行分析，上面这种故事的产生和传播就容易理解了[24]。其实，在封建农奴社会里，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中，冒名顶替，混淆视听的事情并不少见。西藏流传的《真假阿古登巴》[25]，通过一则阿古登巴惩治假借他的名字去四处行骗的商人故事，提醒大家：世上有假的阿古登巴。在阿古登巴的故事这类民间创作当中，自然也会混杂着一些冒牌的货色。究竟哪些是劳动人民的作品，哪些不是劳动人民的作品，这仍旧需要我们敏锐地加以鉴别。

六

　　如果前面的介绍和分析符合实际情况，那么我们就可以概括起来说，在阿古登巴的故事里，既有内容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也有内容比较差的，甚至是不好的作品，情况较为复杂。但整个看来，它们的基本倾向是积极的、健康的，其中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占大多数，而且流传最广，最受群众欢迎的往往是这样的作品。所以，对于封建农奴社会里产生的阿古登巴的故事，我们应该给以充分的估价，把它们看做那个时代的藏族人民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来加以珍惜。
　　时代在不停地向前奋进。解放以来，特别是民主改革以来，藏族社会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奴群众已成了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并且开始过着幸福的生活。当万恶的农奴制度被彻底推翻以后，阿古登巴的故事的社会基础不复存在了，这类讽刺作品也自然成了历史的产物[26]。现在，我们高兴地看到，在各地的藏族人民当中，已经涌现并将继续涌现出大量的反映新的生活面貌，歌颂新生活的民间文学作品，成为藏族人民的一种新的、重要的精神食粮。但是，作为一宗珍贵的民间文学遗产，阿古登巴的故事对我们说来还是有意义的。我们需要从阿古登巴的故事里面挑选一些好的作品，经过慎重整理，把它们介绍给全国的广大读者。在欣赏这些故事，从诙谐的笑声里获得艺术乐趣的时候，人们可以学到劳动人民在阶级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各种传统美德，学到劳动人民的聪明智慧。同时，这些故事还可以帮助人们回顾历史，了解劳动人民往昔的痛苦和不幸，使人们越发热爱社会主义时代的幸福生活。此外，我们也需要从阿古登巴的故事这类比较成功的传统民间创作中，学习前人的艺术经验，汲取有益的营养，用以促进社会主义时期的民间文学的发展。这便是阿古登巴的故事的主要艺术价值。

注 释
[1]这个人物，也有称做“阿古顿巴”的，意即导师叔叔。另外，四川阿坝草地又叫他“登巴俄勇”。“俄勇”即舅舅，也是尊称。西藏日喀则地区还把他叫做“绛拉”，意为聪明人。各种不同的称呼，都表示了藏族群众对这个人物的一些看法。
[2]  在各个藏族聚居区，还流传一些类似阿古登巴的故事的讽刺作品，也都是用某个特定的中心人物贯穿起来的。例如，前藏山南、拉萨地区的“聂局桑布的故事”(描写聂局桑布智斗山南王的各种趣事)，后藏日喀则等地的“珠巴滚雷的故事”(描写珠巴滚雷不满宗教特权，反对教门清规的一些作为)。但是，这些故事在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面的广度，作品的数量，流传的普遍以及主人公在群众中的影响等各个方面，都不及阿古登巴的故事。
[3]藏族地区很早就进入封建社会了。民主改革以前，大部分藏区长期受着封建领主的统治；靠近汉族的一些藏区，则又逐渐出现了地主经济。文中称过去的藏族社会是个领主庄园制的农奴社会，讲得比较笼统。这里需要声明一句。
[4]  印有喇嘛教经文的布条。
[5]《杀神牛》以及下文所引的《宝罐》、《死鸽子》、《铜锅生儿》、《地主“布施”》，系双耀、汝涵等搜集，载《草地》1957年4月5日。
[6]见《丹珍和塔尔基》(蒋亚雄记，1957年11月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7]  “不生不死”，一种差名，农奴主将自己的牲畜交给农奴无偿地饲养，如遇伤亡，由农奴负责赔偿。
[8]  《绛拉的故事》以及下文所引的《升天的秘密》、《智取酥油》均见西藏民间故事编选组编印的《西藏民间故事》(初选稿，1963年8月)。
[9]宗本，官名，相当于县长。
[10]藏语方言，小麦与舞同音，都念“卓”。故事讲阿古登巴借了大喇嘛的小麦，偿还不出来。到期时，他带一帮穷人去庙里跳舞，以舞抵债。因为当初言明“借卓还卓”，大喇嘛无法反悔。
[11]  见《康定藏族民间故事集》(西南师范学院中文系康定采风队编．1959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2]  《贪心的商人》以及下文所引的《领主挨揍》、《三不会的雇工》，均见《藏族文学史》编写组编选的《藏族民间故事选》(送审本，1961年10月)。
[13]  藏族故事里的国王，有时也译作土司、头人等。下同。
[14]  《牧牛人不再缴奶税了》以及下文所引的《惩罚偷牛贼》、《登巴叔叔的宝物》、《房子和锯子》、《国王的座位》、《单道叔叔上当》，均系陈拓整理。载《西藏日报》，亦见中央民族学院藏族民间故事编译小组编印的《藏族民间故事》第一集。
[15]  萨迦法王是后藏萨迦地区的政教最高统治者。“班智达”意即学者，是宗教上的封号。藏文的“哭”与“我”字形相近，易于涂改。
[16]  见1961年8月20日《四川日报》。
[17]  见《青海民族民间文学资料》第14集第8节，青海省民间文学研究会编，1961年7月。
[18]  即拉萨郊区的甘丹寺、色拉寺、哲蚌寺，是西藏赫赫有名的黄教寺庙。
[19]  见1961年8月27日《四川日报》。
[20]  藏胞用干牛粪做燃料。
[21]  阿古登巴的故事在群众中通常以两种讲述方式流传：可以一个两个的单独讲，也可以将若干个故事串连在一起讲，本文第二节提到的由《宝罐》等五个故事组成的《贪心的商人》，即是一例。
[22]  即与同一类型的藏族讽刺故事相比，也能发现这个特点。例如在“珠巴滚雷的故事”中，就有不少离奇怪诞的情节，像念经治愈恶疮，施行法术求雨，一张鼠皮包的酥油、糌耙足够五千多喇嘛食用等等。而这样的情节，在阿古登巴的故事里是很难见到的。
[23]  如《冒牌“叔叔”》中，那个年轻人快追上他时，他立刻在骗来的黑马的鼻子上抹酥油，年轻人看见是匹白鼻马，以为追错人了，便将他放走。这个细节，与《地主“布施”》等故事里的完全一样。
[24]这种内容很成问题的作品，过去有些劳动群众也曾不自觉地把它们混杂在许多好的和比较好的阿古登巴故事中来讲述。这是因为那些群众当时受到觉悟程度的限制，还没有足够的辨别能力的缘故。今天，随着藏族人民的思想水平和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这种坏作品，已逐渐为广大群众所唾弃。
[25]见《青海民族民间文学资料》第14集第12节。
[26]据说前几年，拉萨附近的乡下曾流传阿古登巴参加民主改革的故事。这种反映新的生活斗争的作品，尽管与过去的阿古登巴的故事有联系，但从产生的时代、故事的思想主题来看，一个是新创作，一个是传统创作，两者显然不是属于同一范畴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