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套精选本，就是按照这一艺术结构编纂的。
　　总的原则是： 择优选粹，取其精华，尽可能保持《格萨尔》的原始风貌和文化底蕴，使文学性和学术性达到高度的、和谐的统一。
　　既要保持民间文学、英雄史诗固有的风格和特点，保持史诗的神韵，又要提炼和升华，使之更突出、更鲜明、更强烈、更有感染力，更能震撼人心，更具有艺术魅力，也更有可读性。因而也更有利于《格萨尔》本身的继承、流传和发展，深入发掘她丰富的文化内涵，充分发挥她“百科全书”的多功能性。
　　这套精选本，要能够反映当代我国、同时也是世界《格萨尔》研究的最高水平和最新成果，要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检验，经得起人民群众的检验，经这得起国内外专家学者的检验，而流传久远。
　　正因为这样，也给我们的学术研究，提出了一些过去从未遇见过的问题，也是我们需要攻克的难点和关键，是需要攀登的学术高峰。
　　由于搜集整理工作取得的巨大成就，我们已经拥有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民族所没有的、无比丰富的、鲜活的第一手资料。这使得我们的学术研究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之上，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而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这一学科领域，我们应该、也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为世界史诗理论的发展，做出我们的贡献。
　　但是，我们的理论研究却远远落后于实践，不能适应搜集整理和编纂工作的需要。既不能实事求是地总结我们成功的经验，从中提炼和概括出新的理论和观点，更不能科学地解决搜集整理和编纂工作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美国没有史诗，没有说唱艺人，但是，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他们在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某些方面走在世界前面，不管你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起着引导世界学术新潮流的作用。
　　我们拥有大量的丰富的史诗资源和民间文学方面的资料，这是任何国家和任何民族所不能比拟的，但是，我们却没有能够充分利用这些宝贵的财富，在很多领域，我们提供大量的原始资料，或者说素材，而让外国人进行理论概括，然后反过来又指导我们的实践，或引导我们学术研究的方向。鉴于这种情况，我认为我们应该树立文化主体意识。有的学者、有的同志提出要有“文化主权”意识，我认为这是很有见解的观点，而且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无论如何，我们不能搞殖民地半殖民地文化，我们提供资料，给洋人“打工”，我们的学者成为外国学者的“文化小工”，让洋人加工、提炼，概括出理论，甚至创造出一些学派，反过来指导我们的实践，引导我们学术发展的方向。而我们的学术研究，仅仅是去论证，或者是阐述外国学者的理论或观点。
　　我这样讲，不是说要闭关锁国，搞排外主义、关门主义，不要学习国外先进的理论、观念和方法。绝不是这个意思。在学术文化领域加强交流、学习和借鉴是完全必要的，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再不能走回头路，开历史的倒车，要坚持鲁迅倡导的“拿来主义”，学习和借鉴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先进经验。
　　但是，我们要创造性地学习，不能跪着学习，爬着学习，而应该站起来，挺起胸，直起腰，堂堂正正地做学问，在平等基础上，与外国学者对话。
　　早在抗日战争处于最艰难的时期，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这篇重要著作中，即深刻地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主席又说：“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
　　英雄史诗《格萨尔》也是我们中华民族“许多珍贵品”中的一个。今天我们编纂出版精选本，就是“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的一项具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事业。我们编纂的精选本，就应该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藏族人民和我国各族人民所喜闻乐见。

　　四、要有所作为，有所创造
　　过去我长期从事翻译出版工作，也没有受过高等教育，没有系统地学习和掌握理论知识；就史诗研究领域来说，我是半路出家。但是，这几年来，有机会到国外参加一些国际性的学术活动，也到一些国家进行学术访问，去年下半年至今年上半年我有机会做为访问学者到哈佛大学做了半年的学术研究，因此，我可以负责任地说：
　　《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和编纂出版工作给我们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最丰富、最鲜活、最生动的资料和实践经验。研究史诗最大量的资料、最丰富的实践经验，在我们国家，而不是在其它任何国家和地区，其它民族史诗是这样，《格萨尔》更是这样，因此，我们要十分珍惜这份财富，要引以为骄傲和自豪。有时候我有一种感觉，一些外国学者、外国朋友对我们《格萨尔》工作的评价，比我们一些同志高得多。
　　我们在从事《格萨尔》的时候，院领导和一些前辈专家学者就给我们提出了“出成果、出人才”的要求，通过十多年的实践，我深深体会到这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有实实在在的内容。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们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今后的路还是很长，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很多，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我们的身上。
　　毛主席曾经指出：“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2）
　　在藏族文化领域，在史诗研究，尤其是《格萨尔》这一学科领域，我们也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一切从实际出发”，政治经济领域是这样，学术文化领域更应如此，学习、借鉴和掌握人类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在这一基础上，走中国人自己的道路，创造有中国特色的史诗理论，我们有悠久的历史，有多民族组成的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有丰厚的诗学理论，又有这么丰富的实践经验，如果不能创造出与此相适应的史诗理论，新的诗学理论，而老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亦趋，只做一些论证、阐述、注释性质的研究，那将是极大的遗憾，愧对伟大的时代，愧对先辈，也愧对后人。
　　我们已经失去许多宝贵的时间和机遇，扎巴、阿达、纳达、卡察扎巴等一些极其优秀的说唱艺人，已经谢世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也留下了巨大的无法弥补的空白。
　　前面谈到，搜集整理和编纂工作的实践，给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提出了许多研究课题。比如说：
　　中国史诗发生学的特点；
　　艺人的传承方式；
　　艺人的记忆之谜与遗传学、集体无意识之间的关系；
　　艺人的生平事迹和他们的艺术生涯，他们在新旧两个社会的不同命运；
　　《格萨尔》的叙述方法与中国特色的叙事学理论；
　　民间艺人与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
　　艺人与民间文化、群众文化活动的关系；
　　艺人与听众的关系，包括“文化生态环境”；
　　《格萨尔》流传、演变的特点和规律；
　　各个艺人不同的风格和特点，个人风格和特色；
　　《格萨尔》中所表现的方言差别与民族共同语之间的关系；
　　《格萨尔》曲调的特点以及与民间音乐的关系。说唱说唱，就是又说又唱，唱就是音乐、就是曲调。
　　与其它民族史诗的比较研究。这种研究不应该停留在浅层次的、泛泛之论的水平上，而要深入一步，发现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并做出相应的、有说服力的、具有现实意义的理论概括。等等，等等。
　　所有这些课题和问题，在民间艺人们健在的时候，向他们学习、请教、切磋，进行交流和探讨，就会方便得多，准确得多。
　　外国学者特别注重和强调田野作业，他们漂洋过海，不远万里来到我国和其它一些不发达国家和地区，我们却守着这些优秀的艺人，不去深入农村牧区，不去刻苦学习，虚心请教，实在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
　　从这个意义上讲，趁这些优秀的民间艺人健在，我们进行编纂出版工作，比以后编纂更容易；以后再进行编纂，困难会更多更大，也许会走更多的弯路，付出更多更大的代价。

　　五、开创《格萨尔》工作的新局面，做好精选本的
　　编纂出版工作，是关键，是基础。
　　当前的形势，对于我们做好《格萨尔》工作，开创《格萨尔》工作的新局面，非常有利。今年6月，在党中央直接主持下，在京召开了第四次西藏工作会议，会议做出了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战略决策。这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好机遇。经过长期准备，精选本的编纂出版工作于1995年批准立项。这也是得益于中央对西藏的优惠政策，是在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精神的鼓舞和推动下实现的，体现了党和国家对藏族文化事业的亲切关怀和高度重视。
　　当前，我们应该认真学习、坚决贯彻中央第四次西藏工作会议精神，开创《格萨尔》工作的新局面。而做好精选本的编纂出版，是关键，是基础。因此，我真诚地希望课题组的全体同志，充分认识我们所肩负的历史责任，把握这千载难逢的大好机遇，圆满完成精选本的编纂出版工作。
　　一切优秀的民族文化，不应该、也不可能为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所私有，而应该成为全体进步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这套精选本，还可以作为翻译成汉文、国内各民族文字及各种外文的基础，使她在促进国内外文化交流方面，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向全世界展示我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风采。
　　我坚定地相信，《格萨尔》这部古老的史诗，在促进国内外文化交流、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和相互了解方面，能够发挥日益重大的作用。在这一领域，同样能够显示《格萨尔》强大的艺术生命力。
　　整个《格萨尔》工作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有机联系的系统工程，包括多方面的内容。精选本的编纂出版工作，也是一个系统工程，同样包括多方面的内容。
　　因此，我们一定要进一步加强整体观念和团队意识，顾大局，识大体，互相理解，互相尊重，互相协作，互相支持，以党的事业、以弘扬藏族文化的大局为重，齐心协力做好这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工作。
　　注释：
（1）《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00页，人民出版社1964年出版。
（2）《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33页，人民出版社1977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