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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随前薪做后薪(二)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07-04-17  作者:降边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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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天之后,听说周扬同志病情恶化,住院了。我知道,在文艺界、学术界,关心周扬同志、熟悉周扬同志的人很多很多,仅我们社科院,就有几千人,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科研人员,轮不到我去关心,更没有机会到医院去看望。但是,在我心里对周扬同志的病情一直十分关心,默默地为他祝福,为他祈祷。

  有时,我独自一人,胡乱猜想:苏 说,“他在计算时间,还有一些事要做,一些话要讲。”那些事做得怎么样了?那些话是不是讲出来了?

  后来听说,周扬同志整天躺在病床上,不能说话,几乎成了植物人。但奇怪的是:他的头脑一直比较清醒,双眼成天望着天花板,或者看着熟悉的人,有时止不住留下眼泪,似有一肚子的话,还没有讲出来;还有多少事,没有做完;还有多少心愿没有了结;还有许多遗憾,揪着他的心。

  但是,周扬同志对《格萨尔》工作的关怀,已经表达得十分清楚。他那关切的目光,如同电影的“定格”,永远镌刻在我心灵深处。

  他最后一句话:“降边同志,《格萨尔》的事情就靠你啦!一定要把它搞好!”我听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

  我与周扬同志没有什么交往,他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我是学界晚生;他是领导人,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科研人员。因此,我深知:周扬同志对我的嘱托,不只是对我个人的关怀和期望,更重要的是对《格萨尔》工作,对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关心和厚望,表现了他对事业的执著和追求,体现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一个严肃的学者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强烈的事业心。

  自然规律是无可抗拒的。周扬同志终于走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精神,他开创的事业,他对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对《格萨尔》工作的关怀,却永远值得我们缅怀。

  1982年,我国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名誉博士学位,据他的女儿、我院文学所的研究员宗璞说,她的父亲当时写了一首诗:“一别贞江六十春,问江可认再来人?智山慧海传真火,愿随前薪做后薪。”

  薪火相传的意思出自《庄子·养生主》:“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他要像浇了油的木柴一样,前面的木柴烧完了,后面的木柴便接上去,薪火相传,代代不息。

  周扬、冯友兰、钟敬文这一代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太强烈了。周扬同志在他生命之火即将熄灭的时候,关心的不是个人的荣辱得失,而是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是我国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甚至对《格萨(斯)尔》研究这样一个具体的学科,也是关怀备至。

  1980年,冯友兰当时已是85岁,他开始从头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这部150万字的大书。宗璞最近在一篇文章中说:“父亲那样出生在19世纪末的一代人,分布在各个学科,创造了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新文化。不管在哪一学科,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热爱祖国,要使自己的国家扬眉吐气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父亲的哲学也不是空谈哲学,也不是书斋里的机锋,他要‘阐旧邦以辅新命’,就是要吸取中国文化的精华,作为建设新国家的营养,永远关心着国家、民族的命运,这就是他的‘所以迹’。经过多少折腾、磨难,初衷不改,他的最后巨著《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最后一页,仍写着张载的那几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天平。’他仍然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宗璞同志下面一段话,使我深受感动,也引起了我强烈的共鸣。她是这样说的:“父亲最后10年的生命,化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这部书。……父亲一点一滴,一字一句,用口授方式写成了这部150万字的大书,可谓学术史上的奇迹。蝇营狗苟、利欲熏心的人能写出这样的书么?我看是抄也抄不下来!有朋友好意地对我说:‘能不能不要写了。’我转达这好意,父亲微叹道:‘我确实很累,可是我并不以为苦,我是欲罢不能。这就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吧!”(《蜡炬成灰泪始干》,2000年8月2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钟老今年已是98高龄,贾老今年88岁,作为周扬同志的主要助手,依然十分关心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发展,关心《格萨(斯)尔》工作,钟老今年还招收博士生,为我国民间文学事业和史诗研究“薪火相传”,呕心沥血,培育后来人。98岁高龄还带博士生,这不但在我国教育界、学术界绝无仅有,就是在世界上也不多见。这是我国教育史、学术史上的奇迹,也是生命史上的奇迹。在刚刚结束的第27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全世界的运动健儿向生命的极限挑战,向着更高、更强的目标奋进。我国的体育健儿也取得了28枚金牌的优异成绩,使全国各族人民受到极大的鼓舞。

  而在学术界,我们的学术泰斗钟老也在向生命的极限挑战,向着更高、更强的目标奋进。在我国的民间文学界,有周扬、钟敬文这样卓越的领导人,是我们的幸福,也是我们的光荣,我们的骄傲。新中国成立以来,大到整个的民族、民间文学事业,小到《格萨(斯)尔》研究这样一个具体的学科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与他们卓越的领导是分不开的。斯大林曾经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是决定的因素。这是因为,再好的政治路线,再好的方针政策,是要靠人去贯彻执行的。实践证明:没有一批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事业心的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再好的政治路线,再好的方针政策,都是空的。

  《格萨(斯)尔》的搜集整理和学术研究,从1958年的“采风”运动算起,已近半个世纪;从第四次文代会为《格萨尔》平反、提出“抢救”《格萨(斯)尔》的任务,到现在22年了;“峨嵋会议”到现在整整20年了;从1983年将《格萨尔》的搜集整理列入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并明确提出要编纂出版能够体现我国学术水平的藏文《格萨尔》精选本,也已经17年了。精选本的编纂工作正式批准立项,也都5年多。

  这种搜集整理、编纂出版工作,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参加人数之多,影响面之宽,成绩之显著,在藏族文化史上是空前的,是一个前无古人的壮举。在我国民族文化和民间文学发展的历史上,也不多见。就是在世界民间文学发展的历史上看,也是绝无仅有,堪称范例。所有这一切,充分体现了我国政府对保护和弘扬藏族优秀文化传统的高度重视,对藏族人民的亲切关怀。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一个有中国特色的《格萨尔》学的科学体系已基本形成,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我们拥有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民族所没有的丰富的第一手原始资料。这是进行学术研究最丰厚、最坚实的基础。
  第二,出版了75部藏文本《格萨尔》,总印数达300多万册,按藏族人口计算,平均每一个成人有一本。一部著作具有这样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在文化史上也不多见。没有《红楼梦》,就没有延续数百年的“《红》学”研究;没有莫高窟,没有敦煌文献的发现,就没有贯穿整个20世纪的“敦煌学”研究。同样的道理,没有大量《格萨尔》著作的问世,也就没有今天的“《格萨尔》学”。
  第三,发表了一批有影响的专著和论文,具有一定的理论成果。
  第四,拥有一批在国内外学术界有一定影响的专家学者。形成了一支由多种民族成分组成、老中青相结合的学术队伍。值得高兴的是,我们有了第一批专门从事《格萨尔》研究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初步形成了梯形队伍。《格萨尔》事业后继有人,前景灿烂。

  这些成绩的取得,也体现了“薪火相传”的精神,是几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没有这种“薪火相传”的精神,这一事业是无法进行下去、坚持下来的。

  我是人民共和国一个普通的公民,中国共产党一个普通的成员,一个普通的学者,不掌握、不了解全面的、整体的情况,但是,我毕竟在首都,在社会科学院这样一个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最高的研究机关,在被称作“神州第一街”的长安大街;也有机会到全国各地进行学术考察,就我所知,在文学艺术和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中,相对来讲,我们民间文学战线的条件是比较艰苦的,待遇菲薄,生活清苦,被人尊崇为我国民间文学领域“泰斗”的钟老,生活条件就十分清苦,与他这样的学术地位,与他的贡献,极不相称。但是,钟老却毫不介意,甘于寂寞,安于清苦,淡薄名利,一心扑在事业上,教书育人,著书立说。他像春蚕那样吐丝,像蜡烛那样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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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古代的先贤喜欢将“道德文章”二者并称,强调“文以气为先”。按照我的理解,就是说,学术的生命力往往取决于其中蕴含的道德力量。在这方面,钟老,还有蒙古族著名说唱艺人琶杰、藏族说唱艺人扎巴·阿旺嘉措,堪称楷模,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是我们战线、我们这一学科领域光辉的旗帜。

  一方面,他们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执著,不屈不挠,孜孜以求,担得起,干得好,虽赴汤蹈火,肝脑涂地,在所不辞;另一方面,他们又有鄙薄浮名、超然物外的情操,看得破,放得下,该撒手时即撒手。或者说,他们有青松的坚强,有梅花的高洁,又有柳树的柔韧。靠着这几种品格和精神的互补,中国的知识分子才能在极其严酷的文化生态环境中生存,成就一番事业。

  鲁迅曾热烈歌颂我们中华民族的“筋骨和脊梁”,他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假票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在奥运会上夺得金牌,为祖国争得荣誉的运动健儿们,是中国的“筋骨和脊梁”;在工厂、农村和牧区,在边防哨卡,在各行各业,默默无闻地“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的人,是中国的“筋骨和脊梁”。在学术文化战线,在《格萨(斯)尔》这一学科领域,那些默默无闻、无私奉献、辛勤耕耘、诚实劳动的学人,那些具有非凡的艺术天赋、贡献极大、报酬菲薄的民间说唱艺人,同样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筋骨和脊梁”。

  在一个真正的学者身上,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智慧和良知。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对国家民族、对全人类的前途和命运,肩负着更为重要的使命和责任。

  在我国的学术文化界,在我们社会科学院(以及它的前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有马寅初、张闻天、孙冶方、顾准这样“道德文章”都堪称楷模的杰出学者,为了探索真理,他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如果需要,他们能够将自己的肋骨拆下来作火把,照亮前进的道路。他们也是中华民族的“筋骨和脊梁”,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和楷模。

  我国著名国学大师陈寅恪教授曾经怀着悲愤的心情说过这样一段话:“敦煌学”是辉煌学,又是伤心学。敦煌在中国,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是令人赞叹的辉煌业绩;又是伤心学,敦煌在中国,敦煌研究的主要成果出自外国人,“敦煌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从国外发展起来的。而有关敦煌的大量资料也还在国外。

  《格萨尔》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也是这样,“《格萨尔》学”与“敦煌学”经历了大致相同的命运。《格萨尔》的故乡在中国,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格萨尔》研究的主要成果却在外国,国外学者对《格萨尔》给予高度评价,称赞它是“东方的《依利亚特》”,这才逐渐引起我国学术界和有关方面的重视。

  新中国的成立,使古老的中国焕发青春,像一个巨人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中华民族从此永远结束了让人“伤心”的历史。《格萨尔》这部古老的史诗也获得了新的生命,过去遭人侮辱、受人歧视、漂泊四方、乞讨为生、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说唱艺人,也与各族人民一起获得翻身解放,成了新社会的主人,作为卓越的人民艺术家,受到人民的欢迎和爱戴,得到国家的保护和奖掖;过去不受重视、长期处于自生自灭状态的《格萨尔》研究这一学科,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和强学。现在,用一句时髦的话说:“《红楼梦》学”、“敦煌学”和“《格萨尔》学”已经成为我国文化学术领域“最亮丽的风景线”之一,再也不是“伤心学”了。

  在这新的世纪、新的千年即将到来之际,回顾将近半个世纪持续不断的《格萨(斯)尔》工作,既经过了艰难的历程,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如果没有人为的干扰和障碍,我们本来可以取得更多、更大的成就,我们的事业本来可以发展得更快一些。

  我们虽然已经取得辉煌的成就。但是,今后的道路更加漫长而艰难。正如一句藏族谚语所说的那样:需要做的事比已经做过的事要多得多。《格萨尔》是一个系统工程,它包含着多方面的内容。就以精选本工程来说,历时17年,经过艰苦的努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到现在才完成十分之一的任务。这里还不包括大家十分关心的翻译成汉文和外文,以及其他兄弟民族文字的任务。一切优秀的民族文化,不应该、也不可能为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所私有,而应该成为全体进步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因此,翻译工作和学术交流或迟或早是要进行的。民间文学本身具有多功能性;而《格萨尔》则是研究古代藏族社会历史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伟大著作,她博大精深、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远未开掘,这方面需要我们做的事还很多很多。

  藏文精选本是一个标志性的著作,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意义。这一项目全部完成之后,将在我们祖国多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上,竖起一座巍峨的丰碑,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深远的政治意义。

  因此,需要我们继续弘扬“薪火相传”的精神,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著,即便需要再进行半个世纪、一个世纪,需要几代人持续不断的努力;纵然有千难万难、千折百回,也绝不气馁,用鲁迅所倡导的“韧”的战斗精神,坚持不懈,刻苦努力,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我们编辑出版本书的目的,也是为了总结十多年来、尤其是近几年来编纂精选本的经验和体会,进一步弘扬“薪火相传”的精神,做好精选本的编纂出版工作,把老一辈专家学者和领导人开创的事业继承起来,坚持下去,不断地开创《格萨尔》工作的新局面,为弘扬藏族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建设社会主义的藏族新文化,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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