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8月的一个下午，我们的所长王平凡带着文学所的刘魁立、民间文艺家协会的杨亮才、我所《格萨（斯）尔》办公室主任王克勤和我，到周扬同志家去汇报《格萨（斯）尔》工作。

　　我是第一次到周扬同志家，那时又是在一个特殊的环境里，因此印象特别深。

　　周扬是我国新文学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宣传、文化部门的领导。听老同志们讲，周扬同志对少数民族文学事业非常关心和重视。建国以来我国在少数民族文学事业方面的每一个重要活动、每一个重大成就，都与他的关心和支持分不开，都凝结着他的心血。社科院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中国作家协会的《民族文学》杂志，都是在他的关怀和支持下建立和创办的。从1958年开始的对《格萨（斯）尔》的搜集整理就是他发起、并直接领导的。这一工作从1964年“四清”时受到严重干扰，到了“文化大革命”时，就把《格萨尔》打成“大毒草”，遭到严重破坏。1978年，在召开第四次文代会期间，又是周扬同志，他遵照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根据广大民间文学工作者的意见和建议，积极推动《格萨尔》的搜集整理。首先是经中央有关部门批准，彻底为《格萨尔》平反，在政治上为《格萨尔》事业的发展扫清了障碍，铺平了道路。在四次文代会上，周扬同志当选为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即现在的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他又是中宣部副部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在文艺界和学术界真可谓“位高权重”、“一言九鼎”。在他的领导和指导下，在我国藏族和蒙族地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开展了更大规模的《格萨（斯）尔》“抢救”工作，涉及面几乎达到半个中国。在社科院成立之前，《格萨（斯）尔》的搜集整理工作主要是由民间文艺研究会主持领导的。这一工作得到国家民委、文化部等部门的关心、支持、指导和积极配合。

　　据我们所的第一任所长贾芝同志说，少文所成立后，他抓的第一件重大课题就是《格萨（斯）尔》，与国家民委共同在四川峨嵋山召开了《格萨（斯）尔》工作会议，后来就称作“峨嵋会议”。这次会议对促进和推动我国《格萨（斯）尔》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贾老多次对我说：峨嵋会议就是根据周扬同志的指示召开的。1983年在桂林召开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上，又根据周扬同志的提议，将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列入规划之中。《格萨（斯）尔》的搜集整理也正是在那次会议上被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
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久，遵照中央的指示，胡乔木和周扬同志筹备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乔木同志任院长，周扬同志任副院长，主管哲学片和文学片，同时兼任研究生院院长。开始时，据说他们配合得很好。后来在关于“异化“问题的讨论中发生严重分歧。周扬同志受到严厉批评，不久就离开了领导岗位，免除了在院内的一切职务。加上身患重病，其它部门的事也基本上不过问了，在家养病。
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到周扬同志家汇报。在我们5个人当中，我年纪最轻，又是第一次到周扬家，那天的主要任务又是汇报《格萨（斯）尔》工作，平凡让我汇报，周扬同志也向我招手，让我坐在他旁边。周扬同志坐在中间的大沙发上，我坐在左边的小沙发上，其他同志围着周扬随便坐。我靠得最近，因此周扬同志所讲的一切，听得十分真切。

　　我汇报之后，平凡同志做了补充。周扬同志对前一阶段我们的工作表示满意，说规划会议开得好，这几个月来，你们的工作也很有成效。周扬同志艰难地举其双手，说：“现在，《格萨尔》的工作搞起来了，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发展起来了，能不能这么说？”

　　我们几个人同时回答：“是这样的。”

　　这时，我清楚地看到周扬同志的脸上浮现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欣慰的笑容。

　　周扬同志说：“现在我什么职务都没有了，是一个普通老百姓，身体也不好，干不了什么事，今后的事，就靠你们大家了，还有钟老，贾芝。”

　　平凡同志说：“以后您还是我们的领导，您不能不管。《格萨（斯）尔》的事，少数民族文学的事，有什么困难和问题还要请您帮助解决，给予指导。”

　　周扬想了想，深沉地说：“领导不当了，我还是一个共产党员嘛。作为一个党员，该做的事还是要做，该讲的话还是要讲。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一个共产党员最基本的品格。”

　　周扬同志停了一会儿，接着说：你们知道，最近理论界发生了一场争论。有不同意见没有关系，可以讨论，也可以争论嘛。

　　有些同志关切地问到周扬的病情，请他多保重，暂时不要考虑那些学术问题。

　　周扬同志微微一笑。我看到他笑得很勉强，很吃力，这笑带着一种苦涩。他坦然地说：“我患的是癌症，已经到了晚期，俗话说，叫‘龙缠身’。”周扬同志转过脸，问我：“你知道什么叫‘龙缠身’吗？”

　　我点了点头。周扬同志艰难地打着手势，说：“我患的是绝症，肿瘤已经长满身子。按照医生的说法，等它们连起来，我就完了。”他沉默片刻，说：“我活不了几天啦！”

　　一听这话，我的心不觉一沉，周扬同志的生命，已经用“天”来计算。

　　周扬的夫人苏 把水杯递给周扬，让他润润嘴唇。苏 说：“周扬让大夫和家属好好与他配合，不能隐瞒病情，要讲实话，他在计算时间，还有一些事要做，一些话要讲。”说这些话时，苏 没有悲哀，没有伤感，好像不是谈自己最亲近的、相濡以沫几十年的亲人和战友的病情，而是讲一件平常的事，心情异常平静。我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苏 同志。但我早听说苏 也是从延安来的老同志，与贾老、平凡他们是老战友、老朋友。当时我想到：苏 不但是周扬同志的夫人，更是他志同道合、患难与共的战友和同志。对于苏 的坚强和坦然，我感到由衷的敬意。

　　怕影响周扬同志的休息，加重病情，平凡等人站起来，向周扬同志告辞，说以后再来看他。说实话，当时我的心情很矛盾：一方面与平凡等人一样，担心影响周扬同志休息，应该早点告辞；另一方面，想与周扬同志多坐一会儿，聆听他的教诲。我知道，这样的机会已经不多了。所以我一直坐着不动。

　　周扬同志向平凡招了招手，示意他坐下，然后用沙哑的声音说：“可怕的不是‘龙缠身’。可怕的是思想的禁锢。我们党的历史，尤其是文化革命的历史证明：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思想禁锢了，就不能发展，不能进步，那是很危险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历史意义，就是恢复了我们党实事求是的传统，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周扬同志着重谈了发扬学术民主、贯彻“双百”方针的问题，谈到弘扬少数民族文化传统问题。他说话很吃力，声音很低，但思维敏捷，看来周扬同志在病中，思想并没有休息，他在继续思考，继续探索。他毕竟是一位战士，一个共产党员。不知是什么原因，那天周扬同志很动感情，好像有很多话要讲。可是他的身体实在太虚弱，尽管思维敏捷，但体力不支。平凡同志等人向他告辞，一个个向前与他握手告别。周扬同志却坚持要起身送我们。但他站不起来。平凡等人不让他起来，周扬同志却将两臂伸开，示意我们将他搀扶起来。我与苏 一边一个，赶紧把周扬同志扶起来。他一直把大家送到客厅门口，好像还想到院子里去，被平凡劝住了。我们再次与周扬同志握手告别。我最后一个与周扬同志告别，最后一个与他握手。周扬同志伸着手掌，连稍微弯曲的气力也没有，我用双手紧紧握着他的手，请他多珍重。当时，我多么希望我国杰出的医务人员以他们的聪明才智，创造人类医学史上的奇迹，医治那被人称作“绝症”的可恶的“龙缠身”，让周扬同志恢复健康。

　　周扬同志用关切的目光看着我，说：“降边同志，《格萨尔》的事情就靠你啦！一定要把它搞好！”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对周扬同志说：“周扬同志，请您放心，有钟老、贾老、平凡他们的领导，我一定尽心尽力，把《格萨尔》搞好。”

　　我一步一回头，看着周扬同志，他站在会客室门口，看来身体非常虚弱，已经站立不住，左半身斜靠在门坎上，抬起右手，轻轻向我们挥动。

　　往日的周扬同志，总是风度翩翩，容光焕发，精力充沛，可是，今天在我前面的周扬，完全是另一个样子：稀疏的白发，十分凌乱；虚弱的身躯，仿佛支撑不起他那充满智慧的头颅；那炯炯有神、敏锐锋利的目光，也失去了往日的光泽和威严；背微微驼着，双膝弯曲，颤颤巍巍地站立着。

我不禁想到：这难道就是在中国的文艺战线上叱吒风云、纵横驰骋半个多世纪、才华横溢、勋劳卓著、也颇有争议、经常处于风口浪尖的卓越的文艺战士、优秀的领导人周扬同志吗？我已明显地感到：周扬同志生命之火，即将熄灭。

　　我怀着无比沉重的心情告别周扬同志，离开了他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