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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随前薪做后薪(一)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07-04-17  作者:降边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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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4年8月的一个下午,我们的所长王平凡带着文学所的刘魁立、民间文艺家协会的杨亮才、我所《格萨(斯)尔》办公室主任王克勤和我,到周扬同志家去汇报《格萨(斯)尔》工作。

  我是第一次到周扬同志家,那时又是在一个特殊的环境里,因此印象特别深。

  周扬是我国新文学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担任宣传、文化部门的领导。听老同志们讲,周扬同志对少数民族文学事业非常关心和重视。建国以来我国在少数民族文学事业方面的每一个重要活动、每一个重大成就,都与他的关心和支持分不开,都凝结着他的心血。社科院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中国作家协会的《民族文学》杂志,都是在他的关怀和支持下建立和创办的。从1958年开始的对《格萨(斯)尔》的搜集整理就是他发起、并直接领导的。这一工作从1964年“四清”时受到严重干扰,到了“文化大革命”时,就把《格萨尔》打成“大毒草”,遭到严重破坏。1978年,在召开第四次文代会期间,又是周扬同志,他遵照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根据广大民间文学工作者的意见和建议,积极推动《格萨尔》的搜集整理。首先是经中央有关部门批准,彻底为《格萨尔》平反,在政治上为《格萨尔》事业的发展扫清了障碍,铺平了道路。在四次文代会上,周扬同志当选为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即现在的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他又是中宣部副部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在文艺界和学术界真可谓“位高权重”、“一言九鼎”。在他的领导和指导下,在我国藏族和蒙族地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开展了更大规模的《格萨(斯)尔》“抢救”工作,涉及面几乎达到半个中国。在社科院成立之前,《格萨(斯)尔》的搜集整理工作主要是由民间文艺研究会主持领导的。这一工作得到国家民委、文化部等部门的关心、支持、指导和积极配合。

  据我们所的第一任所长贾芝同志说,少文所成立后,他抓的第一件重大课题就是《格萨(斯)尔》,与国家民委共同在四川峨嵋山召开了《格萨(斯)尔》工作会议,后来就称作“峨嵋会议”。这次会议对促进和推动我国《格萨(斯)尔》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贾老多次对我说:峨嵋会议就是根据周扬同志的指示召开的。1983年在桂林召开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上,又根据周扬同志的提议,将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列入规划之中。《格萨(斯)尔》的搜集整理也正是在那次会议上被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
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久,遵照中央的指示,胡乔木和周扬同志筹备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乔木同志任院长,周扬同志任副院长,主管哲学片和文学片,同时兼任研究生院院长。开始时,据说他们配合得很好。后来在关于“异化“问题的讨论中发生严重分歧。周扬同志受到严厉批评,不久就离开了领导岗位,免除了在院内的一切职务。加上身患重病,其它部门的事也基本上不过问了,在家养病。
我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到周扬同志家汇报。在我们5个人当中,我年纪最轻,又是第一次到周扬家,那天的主要任务又是汇报《格萨(斯)尔》工作,平凡让我汇报,周扬同志也向我招手,让我坐在他旁边。周扬同志坐在中间的大沙发上,我坐在左边的小沙发上,其他同志围着周扬随便坐。我靠得最近,因此周扬同志所讲的一切,听得十分真切。

  我汇报之后,平凡同志做了补充。周扬同志对前一阶段我们的工作表示满意,说规划会议开得好,这几个月来,你们的工作也很有成效。周扬同志艰难地举其双手,说:“现在,《格萨尔》的工作搞起来了,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发展起来了,能不能这么说?”

  我们几个人同时回答:“是这样的。”

  这时,我清楚地看到周扬同志的脸上浮现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欣慰的笑容。

  周扬同志说:“现在我什么职务都没有了,是一个普通老百姓,身体也不好,干不了什么事,今后的事,就靠你们大家了,还有钟老,贾芝。”

  平凡同志说:“以后您还是我们的领导,您不能不管。《格萨(斯)尔》的事,少数民族文学的事,有什么困难和问题还要请您帮助解决,给予指导。”

  周扬想了想,深沉地说:“领导不当了,我还是一个共产党员嘛。作为一个党员,该做的事还是要做,该讲的话还是要讲。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一个共产党员最基本的品格。”

  周扬同志停了一会儿,接着说:你们知道,最近理论界发生了一场争论。有不同意见没有关系,可以讨论,也可以争论嘛。

  有些同志关切地问到周扬的病情,请他多保重,暂时不要考虑那些学术问题。

  周扬同志微微一笑。我看到他笑得很勉强,很吃力,这笑带着一种苦涩。他坦然地说:“我患的是癌症,已经到了晚期,俗话说,叫‘龙缠身’。”周扬同志转过脸,问我:“你知道什么叫‘龙缠身’吗?”

  我点了点头。周扬同志艰难地打着手势,说:“我患的是绝症,肿瘤已经长满身子。按照医生的说法,等它们连起来,我就完了。”他沉默片刻,说:“我活不了几天啦!”

  一听这话,我的心不觉一沉,周扬同志的生命,已经用“天”来计算。

  周扬的夫人苏 把水杯递给周扬,让他润润嘴唇。苏 说:“周扬让大夫和家属好好与他配合,不能隐瞒病情,要讲实话,他在计算时间,还有一些事要做,一些话要讲。”说这些话时,苏 没有悲哀,没有伤感,好像不是谈自己最亲近的、相濡以沫几十年的亲人和战友的病情,而是讲一件平常的事,心情异常平静。我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苏 同志。但我早听说苏 也是从延安来的老同志,与贾老、平凡他们是老战友、老朋友。当时我想到:苏 不但是周扬同志的夫人,更是他志同道合、患难与共的战友和同志。对于苏 的坚强和坦然,我感到由衷的敬意。

  怕影响周扬同志的休息,加重病情,平凡等人站起来,向周扬同志告辞,说以后再来看他。说实话,当时我的心情很矛盾:一方面与平凡等人一样,担心影响周扬同志休息,应该早点告辞;另一方面,想与周扬同志多坐一会儿,聆听他的教诲。我知道,这样的机会已经不多了。所以我一直坐着不动。

  周扬同志向平凡招了招手,示意他坐下,然后用沙哑的声音说:“可怕的不是‘龙缠身’。可怕的是思想的禁锢。我们党的历史,尤其是文化革命的历史证明: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思想禁锢了,就不能发展,不能进步,那是很危险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历史意义,就是恢复了我们党实事求是的传统,破除迷信,解放思想。”
周扬同志着重谈了发扬学术民主、贯彻“双百”方针的问题,谈到弘扬少数民族文化传统问题。他说话很吃力,声音很低,但思维敏捷,看来周扬同志在病中,思想并没有休息,他在继续思考,继续探索。他毕竟是一位战士,一个共产党员。不知是什么原因,那天周扬同志很动感情,好像有很多话要讲。可是他的身体实在太虚弱,尽管思维敏捷,但体力不支。平凡同志等人向他告辞,一个个向前与他握手告别。周扬同志却坚持要起身送我们。但他站不起来。平凡等人不让他起来,周扬同志却将两臂伸开,示意我们将他搀扶起来。我与苏 一边一个,赶紧把周扬同志扶起来。他一直把大家送到客厅门口,好像还想到院子里去,被平凡劝住了。我们再次与周扬同志握手告别。我最后一个与周扬同志告别,最后一个与他握手。周扬同志伸着手掌,连稍微弯曲的气力也没有,我用双手紧紧握着他的手,请他多珍重。当时,我多么希望我国杰出的医务人员以他们的聪明才智,创造人类医学史上的奇迹,医治那被人称作“绝症”的可恶的“龙缠身”,让周扬同志恢复健康。

  周扬同志用关切的目光看着我,说:“降边同志,《格萨尔》的事情就靠你啦!一定要把它搞好!”

  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对周扬同志说:“周扬同志,请您放心,有钟老、贾老、平凡他们的领导,我一定尽心尽力,把《格萨尔》搞好。”

  我一步一回头,看着周扬同志,他站在会客室门口,看来身体非常虚弱,已经站立不住,左半身斜靠在门坎上,抬起右手,轻轻向我们挥动。

  往日的周扬同志,总是风度翩翩,容光焕发,精力充沛,可是,今天在我前面的周扬,完全是另一个样子:稀疏的白发,十分凌乱;虚弱的身躯,仿佛支撑不起他那充满智慧的头颅;那炯炯有神、敏锐锋利的目光,也失去了往日的光泽和威严;背微微驼着,双膝弯曲,颤颤巍巍地站立着。

我不禁想到:这难道就是在中国的文艺战线上叱吒风云、纵横驰骋半个多世纪、才华横溢、勋劳卓著、也颇有争议、经常处于风口浪尖的卓越的文艺战士、优秀的领导人周扬同志吗?我已明显地感到:周扬同志生命之火,即将熄灭。

  我怀着无比沉重的心情告别周扬同志,离开了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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