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西藏地区《格萨尔》史诗千年纪念活动的重要组成内容，“《格萨尔》史诗千年纪念学术研讨会”于8月13日在西藏社科院召开。

　　西藏《格萨尔》抢救工作的回顾与前瞻

　　西藏地区的《格萨尔》史诗抢救工作开始较早，自1958年以来，在辅助青海省做好这部史诗的搜集方面已经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如当年代表青海《格萨尔》工作小组的徐国琼同志，就曾在西藏昌都地区得到了友好帮助，获得了许多非常优秀的手抄本和木刻本。1979年，西藏地区成立《格萨尔》抢救小组拉开了新时期《格萨尔》抢救工作的序幕。

　　此次学术研讨会上，西藏社科院院长次旺俊美的论文《西藏（格萨尔王传）抢救工作及其研究前瞻概述》，提供了探讨这方面问题的一个契机。

　　此篇论文从四个方面论述了西藏地区《格萨尔》工作的特点与成绩：首先，从总体特点看《格萨尔》这部富有民族文化和精神财富的史诗，不仅体现了人类英雄史诗所具有的共同特点，同时据目前全国搜集的情况来看，除了民间说唱艺人自报说唱的千余条篇目外，去同存异，具有独立存在价值和意义的篇目就达到了226部。无论从篇幅、诗行、字数都比世界上最古老、最著名、最长的五大史诗即《伊利亚特》、《奥德修记》、《罗摩衍那》、《摩词婆罗多》、《吉尔伽美什》加在一起还要多，称之为世界史诗之最毫不为过。

　　特别是从世界五大史诗以及19世纪成为定本的芬兰史诗《卡勒瓦拉》来看西藏仍然流传的《格萨尔》史诗的活形态特点，体现了对世界史诗研究的多方面的意义。一方面 它明确了史诗形成特点即民间说唱在前，各种抄本、刻本、整理本产生在后的事实。另一方面，从史诗的流传特点来看，伴随着民间说唱的不断丰富和完善，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因素，各种抄本、刻本、整理本的出现又反过来进一步丰富了艺人说唱的内容。而且这种互为补充和丰富的过程一直延续至今。再一方面，从不同的艺人说唱特点还可以看到，依赖于艺人说唱的史诗，表现了各个艺人的才华、禀赋、经历、知识和气质。展现了多姿多彩的民间诗人的创作风格，突出了民众优秀的品质和智慧。

　　其次，西藏地区的抢救工作对全国《格萨尔》史诗目前取得的成绩填补了重要成果。对西藏地区的抢救工作，国家和自治区投入了大量的财力和人力。1980年设立了第一个《格萨尔王传》抢救领导小组和抢救办事机构，即西藏自治区《格萨尔》抢救办公室。西藏师范学院（西藏大学前身）抽调了对史诗有较深研究的部分教师，成立了西藏师范学院《格萨尔》抢救小组。此后，在史诗流传较广的阿里、那曲、昌都等地区的文化局，相继设立了《格萨尔》抢救点。这样逐步形成了全区范围内的史诗抢救网点。机构成立后，自治区《格萨尔》抢救办公室先后16次派专人到那曲、阿里、昌都等地区，对史诗文本及说唱艺人进行全方位的普查、搜集。结果①寻访到能唱10部以上的艺人41各②录制每位艺人最具特色说唱1－2部；③搜集到74部抄本和刻本；④搜集到《格萨尔》说唱目录千余条；⑤50种与史诗有关的民间传说；⑥10件格萨尔大王及其将领使用过的马鞍、战刀等民俗文物；⑦特别宝贵的是搜集到了“觉如”形象的铜像。

　　搜集工作取得一定的成绩后，西藏地区展开的对艺人说唱本的整理出版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绩①已录制艺人说唱本122部，共4500盘磁带；②已记录成文字90部；③识字艺人已写出6部；④开篇4部、18大宗和结尾3部等反映史诗主体结构的艺人说唱本的笔录工作已基本完毕⑤已出版45部。

　　第三，西藏社科院目前正在开展项目艺人桑珠的特色及其课题意义。（见下文）

　　第四，史诗抢救面临的现实紧迫性和研究上注意的问题。从西藏的特殊地理环境来看，流传着《格萨尔》史诗的青藏高原农牧区，通闭塞、生产方式落后、文化娱乐贫乏，因此群众性自娱的民间说唱活动显得极为重要，而那些说古论今、口才流利、嗓音动听的《格萨尔》说唱艺人倍受人们欢迎。然而，半个世纪来随着这些区域内部社会制度变革和经济社会全面发展。青藏高原农牧区的生活已不是昨日的单调枯燥，而是日益多姿多彩，民众心理也正随着现代文明的节奏出现多样化趋向，现代的价值观正一步步渗人高原农牧民的心里。作为活形态的《格萨尔》史诗也将面临世界上其他史诗经历过的路程将从世世代代日耳相传的说唱文学走向书面文学，由散乱无章的搜集、整理状态走向完整的定本状态。这是史诗本身发展过程所依赖的某个或某几个特定社会阶段所决定的。基于这些特点，对艺人说唱本的抢救和散落在民间的以及已发现的大量的珍贵手抄本资料进行及时挖掘、修补、复制、翻译和妥善保存管理，依然是我们今后工作的一个重点。

　　对《格萨尔》史诗的历史和人文关怀

　　在此次学术研讨会上有两位学者分别从历史研究方面和人文精神方面对《格萨尔》史诗给予了关注。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研究》编辑部主任兼汉文主编尊珠朗吉研究员的《坚持唯物史观，深化（格萨尔）研究》一文认为 从纪念《格萨尔》史诗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周年纪念名单谈起，首先为取得今天的成绩而做出贡献的史诗演唱艺人和领导者、组织者、编辑们表示了敬意和感谢。其次，从史诗的史学研究方面展开论述，进而指出史诗的历史研究的意义。西藏自治区文化厅艺术研究所刘志群的《从（格萨尔王传）看藏文化的人文精神》，从史诗的人物形象入手，探讨了史诗体现的藏民族的人文精神。认为从史学角度研究《格萨尔》就是将《格萨尔》史诗纳入藏族史的整体框架之中，用历史验证史诗，用史诗补充历史。从而探索《格萨尔》史诗产生、发展、变化的脉络。把史诗纳入藏族历史范畴后，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史诗中的众多民族、部落的名称可以考证；他们的谱系可以讲述；迁徙路线可以确定；居住地域可以认定。比如史诗中的“穆布董”，迁徙到“玛康岭”后（黄河源头），首先接触的氏族是邓（vdan）、噶（rga）、贡觉（gong－yjo）。这些氏族以后成了“董”氏族的联姻对象。当时还有弥药《mi-nyag）、达吾（rtavu）、白利（be—ri）等氏族，经过历史文献与史诗资料相互验证他们原来是“董”氏族的支系。由此可以断定：现今作为地名的贡觉、道孚、白利古代是氏族、部落的名称。用同样的方法，作者验证史诗中提到的在青海最早放牧的老人“然查根保”（ra-khra-rgan-po，译为“花山羊老头”），就是汉文献中提到的“羌人”。由此比附藏族历史与汉族历史文献，其年代可以追述到汉文献中的殷商时代。

　　另外，作者依据恩格斯对史诗是从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遗产的论断，指出作为同样是英雄史诗的《格萨尔》也应该是藏族原始社会父系制时代的产物。作者认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文学这就像“龙生龙、凤生凤、山羊不会生小狗”一样清楚明了。在此基础上，作者认为利用恩格斯研究史诗的民族学方法同样可以确定史诗的主题思想问题。从史诗中可以见到的各种大小战争。并不是有人所说的“抑强扶弱、除暴安良、为民除害、反对侵略、保卫家乡；反对分裂、希望统一……”，而实际上是恩格斯所说的“英雄时代的人们，在不断地进行抢劫，抢劫变为营生的手段，一种生存之道、生财之道。把抢夺来的财富，作为氏族的福利，从而受到人们的赞美和崇敬。”因此，作者认为科学地对待史诗，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不以现代人的思想观念来歪曲或美化古代人的思想，才是当前从史学角度研究史诗的关键。

　　刘志群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史诗中体现的藏文化的人文精神。首先，从格萨尔形象的形成、发展看，作为吐蕃王朝崩溃后遭罹兵焚之灾的黎民百姓渴望有一个和平、安宁、稳定、统一的环境，期盼一个能够保护部落和人民自己的英雄出现。因此，就在这种幻想中塑造了这个集天神和英雄领袖于一身的半神半人的格萨尔大王。格萨尔代表了民族整体的精神形象，这一形象唤醒了“黑头藏人”使其从中发现了自己的本质力量，充分显示出人对自身力量的肯定，增强了人对自身的认识，对人性的张扬。其次，格萨尔作为“藏民族之神”看，史诗《格萨尔》中的格萨尔，是藏民族的神，而且从古至今和以后永远是活在人们观念中的神。但是它不同于人为宗教中的神，他既是人格化的神，又是神化了的人，他并不象宗教中的神那样创造世界、创造人类、主宰人类的命运，他始终同他赖以产生的大地母亲和人民群众在一起。是民间文化土壤中诞生的神，始终生活在“岭国”百姓之中。最后，从格萨尔身上凝聚的“种族记忆”看，史诗的主人公身上寄托着一个民族的理想和希望，凝聚着藏族人民从远古以来长期积淀的巨大心理能量。因此，就像荣格所说，原始时代以来，这种沉淀在无意识深处的“种族记忆”塑造了史诗的英雄形象，他代表着整个民族的心声。由此可见，贯穿《格萨尔》史诗始终的这种充分展现人性魅力、张扬民族意识的人文精神，使这部史诗具有独特的意蕴，成为了藏族文学史上不可企及的珠穆朗玛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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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萨尔》史诗的音乐和艺人帽的内涵

　　史诗的音乐问题和其他民俗事项，比如说唱中使用的道具像唐卡、艺人帽子等，都是史诗研究的重要对象。但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偏重文本或受书面文学的影响，再加上像音乐这类需要专门知识的人才的缺乏，我们的研究一直以来将这些内容边缘化了。此次学术讨论会上，有两篇论文比较详细地概述了这些方面的内涵。

　　西藏自治区文化厅艺术研究所边多的论文《综论（格萨尔）说唱音乐艺术》，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史诗中说唱音乐的作用、特点和当前抢救史诗音乐的紧迫性。作者认为，史诗中的音乐长期以来一直被误解为单调、乏味，因而不受重视。而实际上经作者研究，仅《赛马称王》由56个唱段组成，其中各种人物专曲专用的唱腔达36种；《霍岭大战》全书由233个唱段组成，其中各种人物专曲专用的唱腔有46种。按此类推，那么全部《格萨尔》的音乐唱腔不仅丰富多彩，而且将是一种规模特别庞大的唱腔群体。除此，《格萨尔》中的主要人物，不仅采用专曲专用的演唱形式，而且每位还都采用了多首不同种类的唱腔。由此可见，众多的唱腔对塑造人物形象，表现史诗风格，增添史诗光彩以及传播史诗都具有重大的作用。作者认为，史诗中出现的“标题音乐”，早在吐蕃王朝时代，特别是赤松德赞时期已经有明确的特色。可见史诗中的这类音乐即是民族音乐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作者在探讨了各种音乐唱腔在塑造艺术形象方面具有的特殊贡献，特别称赞了民间艺人所拥有的简朴、典型、精炼的塑造人物形象的音乐特色。

　　西藏自治区文化厅艺术研究所索次的论文《论（岭仲·格萨尔）说唱帽的艺术特色》，从拉萨市民族艺术团的土登将精心制作的艺人演唱帽子，最近赠送给西藏傅物馆谈起，认为这顶帽子具有艺人说唱帽子的全部特色，是具有重要文物价值的精品和瑰宝。作者认为，不论何种艺人，都有一顶自己的说唱帽子。说唱帽子对艺人具有神奇的力量。艺人演唱时，左手托帽，右手指点，介绍帽子的来历、形状以及装饰物及其象征意义，然后再戴上帽子开始说唱史诗。艺人帽子的一般特色为四方有棱角的高帽，约高一肘，帽子顶端呈尖形，左右两边各有一兽耳，后边垂有五色彩条（白、黄、红、绿、蓝），顶部插有孔雀羽毛，帽底一周镶有小海螺，上方正中有三只慧眼，旁边缀有小型弓箭等；帽子由银色锦缎做成，戴在头上呈四方形，摘下来可叠成扁形片状，便于携带。作者详细论述了说唱帽子形状特色的来历。作者认为，所有艺人的说唱帽子基本上来自史诗《霍岭大战》中宗巴说唱帽的特色。诗文用892行的篇幅介绍了帽子的设计结构和各种用意和象征。作者也在此详列了其各种部件。最后，作者认为，虽然宗巴赞帽中详述了各种帽子，但“岭仲”说唱艺人帽子基本式样主要结合了释迦修行帽、莲花生帽、噶举黑帽、萨迦帽、藏王帽等等一些最具有特色的帽子的共同点为基础而做成的。

　　关注桑珠本课题和新的研究动向

　　此次学术讨论会上桑珠艺人及其演唱本的讨论，也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焦点。这种讨论已经显露出了新的研究动向。

　　社科院院长次旺俊美在其论文中，专门有一节讨论桑珠艺人演唱本的特点。他认为，桑珠艺人的说唱极富特色，除了能说唱几十部《格萨尔》外，而且明显地表现了他在驾驭语言艺术方面的高超水平。同时，他从不以旧版本和学者的观点而改变自己的演唱风格。特别可贵的是在他的多数说唱本里，对有关史诗的具体疑难问题还做出了研究性的解释。正在整理出版的桑珠说唱本已经出版了10部11本，待这套说唱本全部问世，必将填补《格萨尔》学界以及世界史诗范围内的许多空白，也将创造史诗文本诗行的新的吉尼斯记录。

　　西藏社科院民族所副所长次仁平措和副研究员仁增也以桑珠说唱本为主，探讨了艺人桑珠本的特点。

　　次仁平措宣读的论文是《（格萨尔艺人桑珠本·果岭）的特点及其整理后的思考》，作者认为：第一，从《果岭》可以看到艺人说唱本显著的灵活性和变异性特征。通过比较四川出版的《仙界遣使》、《英雄降生》，扎巴说唱的《天岭占卜九藏》，以及桑珠本人说唱的《天界篇》和《果岭》，作者得出作为独立成部的《果岭》完全是艺人发挥而成的。也就是说，艺人可根据需要，在大的框架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可随时随地灵活多样地衍生故事。第二，从《果岭》中还可以看到史诗反映社会生活的科学性特征。作者认为作为早期传递人类经验唯一工具的口头说唱在保存人类早期文化方面表现了相当真实的特性。《果岭》可以说是早期藏族社会各种婚姻形式的集中反映，从中可以看到现在史书中已经很难看到的斗智决婚、比武争偶、抢婚、赏婚等类型及观念。第三，整理艺人说唱本时必须以忠实记录的初稿为基础，力求保持艺人说唱本的原貌，完全保留原来的情节结构，尽力保持叙述方式和语言特色。但由于客观原因（主要是录音带各盘之间衔接不上）以及前后矛盾和片段重复的地方，像地下出土文物一样，总要洗刷一下尘垢，或修补某些残缺破损的地方，才能再现它的本来面目和光彩。在整理这些唱词方面，必须采取极为慎重的态度，通过请教艺人，了解有关情况，启发艺人对某些不足之处于以补充，才进行修改。

　　仁增的论文《浅析桑珠艺人说唱本（天界篇）的特点》，通过比较四川德格木刻本《天界遣使》、扎巴《天界占卜九藏》和桑珠说唱本《天界篇》，作者认为桑珠说唱本具有以下四方面的特色。1、从主题方面看，桑珠本认为格萨尔王是朗达玛灭佛后，出现的历史人物。2、从形象上看，桑珠本《天界篇》不仅刻画了众多英雄形象，而且即便是人格化了的蛇、鸟、猴等动物形象也刻画得栩栩如生。3、从情节安排上看，特别有趣的是桑珠本《天界篇》与德格木刻本出现了超常的雷同性，许多方面如出一辙，甚至有时好似出自同一人之口。4、从语言方面看，一方面他的语言中出现了各大藏区丰富多彩的谚语、农牧业术语、民歌等；另一方面他的语言兼容了三大方言的一些特点，具有藏语普通话的味道。这或许与他不平凡的流浪经历有关。不论怎样，他在语言方面的天赋是其他艺人很难企及的。

　　小结

　　西藏地区的学者宣读论文后，会议主持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所副所长朝戈金博士做总结发言。朝戈金从国际学界早期的史诗研究理论到最近的研究走向，做了简练的概述。同时，他指出除了美国、芬兰以外，我国的史诗研究正在逐渐兴起。特别是看到西藏社科院搜集工作的巨大成绩，看到如此多的学者参加《格萨尔》史诗千年纪念的学术研讨会，确信我们的史诗研究定能在新世纪有所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