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多年来，由于藏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人们开始关注作为西藏文化载体之一的藏传佛教艺术，逐渐认识到那些蕴涵着智慧与慈悲美学理想的艺术作品，给了我们一把打开藏传佛教义理与藏民族精神世界水乳交融奥秘的钥匙。因为对历史文献的研究，对宗教义理的阐释不能替代我们对藏民族精神世界和审美意向的探求；而研究一种宗教的最高境界之一就是探究隐藏在这种宗教背后的、沟通宗教义理和信仰者思维联系的介质，它的外化体现是以图像形式表现的宗教艺术；虽然有自己的造像轨范，但艺术作品形象塑造的特点决定了宗教艺术品不像文献经典那样完全拘泥于仪轨而难以变化，而是宗教信仰者对宗教义理所作的形象化解释，从而使得宗教图像的表现方式本身包含了普通人对宗教义理的认识。

　　对宗教艺术的研究是对一种宗教的研究走向成熟的标志，是宗教研究必须经历的一个阶段，对藏传佛教而言更是如此。从意大利藏学家图齐教授开始，有很多著名的藏学家通过分析艺术作品进行西藏历史宗教的研究。最近几年这种趋势更加明显，国内外藏学界一些原本从事西藏宗教、历史和语言研究的学者纷纷转向藏传佛教艺术的研究，反映出西藏艺术研究的勃勃生机和美好前景。

　　综观西藏艺术研究的历史，虽然从20世纪初俄国梵藏学者奥登堡对《三百佛像集》和黑水城出土藏传图像的研究到今天已经将近一个世纪，但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与藏学研究的其他领域相比，整个的西藏艺术研究可以说仍然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最近二十年来，西文出版的有关西藏艺术的画册洋洋大观、为数不少。然而，早期出版物除去一些为博物馆和特定展览编辑的图录，真正意义上的西藏艺术画册并不多见。进入80年代至90年代，出现了一批具有学术水准的作品图录。从研究方面来看，图齐教授20世纪30--40年代出版的四卷本《印度一西藏》和《西藏画卷》以及1973年出版的《穿越喜马拉雅》等著作奠定了西方西藏艺术研究的雄厚基础。近十余年，国外也出版了一些颇具学术水准的著作，但研究的重点多集中在藏区西部喜马拉雅山地的藏传佛教寺院壁画。

　　西藏文物保护工作的落实是近二十年西藏艺术研究得以进展的基础所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大力保护西藏文物古迹、组织著名学者专家参与西藏文物的普查，对西藏各地的重点寺院进行考古学纪录，保留了大量原始数据与图像资料，为日后的寺院修复提供了依据。此后，自治区颁布了文物保护条例，成立了专门的文物保护机构。改革开放以后，中央政府投入巨资维修全藏各地的主要寺庙，如萨迦寺、夏鲁寺、桑耶寺、古格遗址等。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布达拉宫、大昭寺、罗布林卡等重要建筑已进行了多次大修，一些中小寺庙也得到修缮，如聂唐寺、扎唐寺、敏竹林寺等。目前，西藏的全国重点保护文物已有35处。文物的修缮保护了留存至今的西藏艺术遗产，文物法规的普及提高了藏汉僧俗群众的文物保护意识，近年藏区各地发现很多以往不为人所知的文物就是文物法普及的结果。

　　从我国西藏艺术出版物分析，1957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刘艺斯先生编辑的《西藏佛教艺术》，此书编者慧眼独具，收录作品广被征引。王毅《西藏文物闻见录》是对西藏文物考察工作的总结。文金扬先生编《藏族木刻佛画艺术》收录德格印经院精美的木刻版画，其中的图像经过喜绕嘉措大师鉴定。进入新时期以来的十几年间，我国出版了为数众多的西藏艺术的图集画册，布达拉宫、大昭寺、色拉寺、白居寺、扎什伦布寺、拉卜楞寺、塔尔寺，以及包括托林寺在内的阿里古格王宫遗址等，都出版了专门的画集或考古发掘维修报告。其中，以西藏文管会编辑、张建林等撰写的《古格故城》最为出色。西藏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分县的西藏文物志。阿里地区一些过去不为人知的石窟壁画也逐渐公布于世，如东噶石窟壁画。专门的藏传佛教艺术画集也相继编篡出版，如西藏文管会编《西藏唐卡》、《西藏文物精华》、《西藏佛教寺院壁画艺术》，西藏文联编四卷本《西藏艺术》，西藏美协韩书力编《西藏艺术集粹》，故宫博物院编《清宫藏传文物》、《图像与风格：故宫藏传佛教金铜造像》，等等。

　　西藏以外的全国文博科研机构也编辑出版了不少藏传佛教艺术画册。敦煌研究院编辑出版的《莫高窟第464窟》、《第465窟》专门图录，张宝玺先生编辑的《甘肃石窟壁画》图册等，为我们了解藏传绘画与敦煌绘画和西夏藏传艺术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具有坐标意义的作品例证。中央美术学院金维诺教授主编的《中国壁画全集·藏传寺院卷》收录了西藏壁画中最具有价值的卫藏1l一15世纪建造的中小寺院的壁画，如扎唐寺、夏鲁寺和白居寺等的壁画。近期出版的金维诺教授主编的《中国藏传佛教雕塑全集》共六大卷，几乎囊括了近年发现的雕塑作品。人民美术出版社近期推出的《藏传佛教金铜佛》将文物部门收藏的藏传金铜佛集中展示。西藏文物管理委员会甲央主编、朝华出版社出版的《宝藏》五大卷，同样包含了很多新的材料，例如大昭寺吐蕃时期的壁画和出自托林寺的唐卡，一些珍贵的历史文物首次以全图刊出。

　　实事求是地说，虽然数十年来出版了不少具有价值的藏传佛教艺术画册和极个别具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如北京大学宿白先生著《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作者分析包括莫高窟、榆林窟在内的河西地区和元代杭州藏传佛教遗迹的论述至为精彩)，但就总体来说，学术意义上的藏传佛教艺术研究在我国真正是刚刚开始。以往的研究，除了藏族学者按照传统手法撰写的论著(如西藏大学艺术系丹巴饶旦、四川甘孜州更登秋子等学者的著作)以及文物考古的发掘报告，对古格遗址及青海吐蕃时期墓葬文物的研究，以及外国学术著作的翻译介绍外，大部分的论著流于一般性的介绍和描述。1991年，中央美术学院金维诺教授和中央民族大学王尧教授开始合作招收通晓藏语文的学生攻读藏传佛教美术专业博士研究生，拉开了我国培养高层次藏传佛教美术人才的序幕。此后，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设立了西藏考古专业的博士点，西藏大学美术系开始招收藏族传统美术专业的硕士研究生。1999年，西藏博物馆开馆；2006年，西藏文物研究所挂牌成立；2006年初，首都师范大学与故宫博物院合办的汉藏佛教美术研究所成立，从事汉藏佛教美术交流研究并招收汉藏佛教美术研究方向博士研究生。值得一提的是，新近建成的首都博物馆辟有藏传佛教金铜佛专门展厅，与故宫博物院、首都艺术博物馆、雍和宫、白塔寺等博物馆、寺院收藏的藏传佛教文物形成一个藏区之外的西藏艺术品的集中展示区，成为我国首都保护、推介西藏文化一个明亮的窗口。

　　近年来，我国藏传佛教艺术研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一批从事藏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将西藏艺术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发表了相当数量的学术论文，出版了若干著作。如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巴桑旺堆对吐蕃时期石刻造像碑铭及相关艺术史文献的解读与研究，青海考古研究所许新国、南京师范大学汤惠生对青海省境内藏传佛教文物遗址的研究等。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藏族青年学者熊文彬专注于卫藏寺院壁画的研究，出版《中世纪藏传佛教艺术》和《元代汉藏艺术交流》，对夏鲁寺壁画、元代汉藏艺术交流史进行专题研究。首都师范大学谢继胜近年侧重西夏藏传绘画的研究，出版《西夏藏传绘画》，并着手考察历史上藏传佛教艺术在祖国内地的遗存，尤其是青海黄河上游和湟水谷地、河西走廊的藏传石窟寺壁画。宁夏考古研究所孙昌盛对宁夏贺兰山留存的西夏藏传佛教风格美术作品及西夏文造像学文献进行分析。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的张建林，四川大学的霍巍、李永宪，西藏博物馆的夏格旺堆等学者近年一直从事藏区西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学研究，有极为深厚的田野调查积累，出版《托林寺》、《西藏西部佛教文明》等。故宫博物院王家鹏、罗文华得天独厚，潜心于故宫藏藏传金铜佛的鉴赏与研究，并就藏传佛教艺术在明清宫室的遗存，相关机构与画家群体等进行探讨。台北故宫博物院葛婉章精于唐卡的保养与修复，对台北故宫藏藏传文物有深入的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张亚莎近年用力甚勤，对扎唐寺壁画及吐蕃时期的藏传佛教艺术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即将出版《扎唐寺壁画》。首都师范大学吴明娣撰写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汉藏工艺美术交流史》。国家博物馆李翎、首都博物馆黄春和则就藏传金铜佛鉴赏和藏传佛教图像学作为研究领域。中国艺术研究院金申、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叶星生则更多从艺术市场角度关注藏传文物的走向。鲁迅美术学院李勤璞对清代东北地区藏传石刻造像与经咒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我国各地的藏传佛教艺术研究工作者密切合作，对藏传佛教艺术的发展、传播开始进行系统的考察，计划出版汉藏佛教美术研究系列丛书。目前进行的有《江南藏传佛教艺术》、《汉藏佛教艺术发展史》、《敦煌吐蕃绘画研究》、《明代西北藏传佛教石窟寺院壁画》等。

　　在研究方法上，国外学者大多集中在个案传世艺术品的分析，而我国学者的研究更多的是基于实地考察和对整体风格的探索，注重汉藏文文献的应用。与藏学研究的其他领域相比，我国现阶段西藏艺术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势头良好，一些领域与国外研究的水准相比没有太大的差距，很多研究者具有良好的民族语、外语及艺术史研究的学术训练。

　　从研究队伍来看，高等院校、研究机构与文博部门的教学、科研与管理人员构成我国西藏艺术研究的主体。此外，全国各地尚有为数不少的西藏艺术爱好者与西藏艺术品收藏者，共同促进近年西藏艺术研究与收藏的热潮。其中杰出代表如浙江考古学会赖天兵对飞来峰藏传石刻的研究，天津刘栋、常州李逸之对擦擦(脱模泥塑)的收藏。

　　我国藏传佛教研究与国外同行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有相互合作的项目。在我国学者的倡导下，从2002年起，我国已经举办了两届“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研讨会”，今年10月，以汉藏佛教美术交流为主旨的第三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将在首都师范大学举行，目前已经有25位国外学者和25位国内学者确定与会。学者建议在此次会议上成立一个旨在促进国际间藏传佛教艺术研究的协调组织，机构设在首都师范大学汉藏佛教美术研究所，出版一本专业的西藏考古与艺术杂志，将西藏艺术与考古研讨会作为该机构运作的国际例会。历次西藏考古与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都得到了“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的指导和帮助，相关机构合作举办的培养西藏艺术研究人才的高级讲习班也受到协会的大力支持。借此机会，我们向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表示感谢。

　　对于我国年轻的西藏艺术研究者来说，我们站在一片新开拓的土地上，面临的任务非常严峻。例如，我们目前研究所涉及的，仅仅是西藏艺术中很少的一部分，至今还没有出版一本完整的藏传佛教艺术史，大部分的藏传寺院壁画没有进行个案研究，对西藏传统的绘画风格和绘画流派我们所知不多，全国从事西藏艺术研究的专业人员屈指可数。除了西藏和其他藏区的寺院壁画遗存和近年不断发现的传世作品外，藏区以外的其他地区如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宁夏贺兰山东麓和整个河西走廊，有大量的早期藏传佛教石窟壁画遗存，目前还没有人进行认真的研究，这些作品对藏族与西夏、蒙古关系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意义和学术价值。其次，从西藏艺术研究的历史来看，很大一部分研究藏传佛教艺术史的西方学者，从根本上将西藏艺术作为印度、尼泊尔艺术的附庸或者是东印度波罗艺术的一种变体，有意无意反对或忽略西藏艺术与中原艺术的内在联系。如藏传佛教前弘期艺术本身就受到来自中原汉地的强烈影响，现在见到的最早的西藏绘画就是敦煌吐蕃绢画，其中融和汉藏艺术的独特风格引人注目，这种敦煌汉地风格在11—13世纪的卫藏绘画中都有所表现，如艾旺寺、扎唐寺壁画，但很多西文著作并不将敦煌吐蕃绘画看作是西藏绘画。西藏唐卡这一艺术样式的发展同样是如此，汉地以宋代宣和装为代表的卷轴画对唐卡的形成有重要作用，但在论及唐卡起源时，这种明显的事实在西文论著中多视而不见。

　　现在是我国藏学界开始系统研究藏传佛教艺术的时候了，让我们共同为西藏艺术的繁荣与发展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