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自古以来生活在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上。藏族人民同各兄弟民族人民一起，以勤劳的双手，创业的智慧，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意志，开拓、建设和保卫了祖国的西南和西北边疆，做出了举世瞩目的令人敬佩的巨大贡献，是祖国民族大家庭中的光荣成员之一。
    据1982年调查，当时藏族人口共有387万余名，主要分布在西藏自治区和甘、青、川、滇四省的十个藏族自治州、两个藏族自治县。藏族有独立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藏语支。早在1300年前，藏族著名领袖松赞干布执政时期，就成功地创制了藏文，并有效地推广运用。从那时起，陆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藏族学者和著译家，撰写和转译了大量历史、科技、宗教、文化、天文历算、医药卫生、语言文字等著作，形成了中外闻名的藏族文化宝库，学术界称之为“藏学”。近百年来，研究藏学蔚然成风，除了藏族学者多方面深入地进行研究，不断用新的成果，丰富藏学内容扩大了藏学声誉之外，还有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学者，也以极大的兴趣从事藏学研究。值得注意的是，在几十个国家都设有藏学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经常举办各种藏学学术会议，出版各种藏学学术著作。
    藏族文学，是藏学宝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众所周知，藏族文学丰富多彩，既有洋洋大观的藏族作家文学著译，其问世之早，数量之多，仅次于汉族，居我国少数民族之冠。又有代代相传的藏族民间文学珍品，有些名篇脍炙人口，影响深远。从思想内容到艺术方法，都具有独特的鲜明的民族风格，都具有新奇的发人深思的高原情趣，它是藏族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也是中国文坛上别具一格的文学之花，若干名著还是世界文坛上颇负盛名的文学奇葩。应该看到，藏族文学的价值，厂不仅仅是作为艺术品供人们欣赏，显示了藏族作家和藏族人民的文学才华，还有另外多方面的意义。由于藏族文学反映了藏族各个历史阶段、各个不同地区、各个不同阶层、各个不同集团的生活、斗争、思想和审美观点，所以通过文学作品又可以研究藏族的语言文字、社会历史、宗教信仰、道德品貌、精神世界、风土人情，等等。这就是说，藏族文学在文化上有重要地位，在学术上有重要价值，在现实生活中有重要社会作用。随着藏族作家队伍的日益壮大和创作热情的日益高涨、藏族文学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藏族文学读者队伍的逐渐增多、藏族文学社会影响的广泛重视，编写一部《藏族文学史》就成为一件十分必要的工作。这是建立和发展藏族文学学科的重要基础，是为编写包括中华各民族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学史填补一项空白的基本建设。毫无疑问，这是藏族人民非常关心的一件事情，也是藏学界和学术界非常关心的一件事情。
    1958年7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纪要》提出：藏族文学史“由中央民委负责，西藏、四川、青海等省协助。”为此，中央民委委托中央民族学院负责完成这一任务。从那时起，中央民族学院抽调藏语文专业一部分藏汉族教师组成《藏族文学史》编写组，着手开展工作。一方面，多次派专人亲自到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五省、区的藏族城镇、农村、牧场、寺院、学校、作坊进行参观、访问、调查，采风；一方面，查阅、翻译、研究有关图书馆早期的古藏文文献、考古材料、文史著作，并多方面搜集报刊杂志上的藏族文学资料。在掌握相当丰富材料的基础上，先后写出五次《藏族文学史》讨论稿，并在课堂上进行了教学实践。1983年，桂林会议确定《藏族文学史》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之一。编写组全力以赴，写出约六十万言的《藏族文学史》送审稿。1984年11月，在北京举行了审稿会议，邀请西藏、四川、青海、甘肃、云南和北京的藏汉族学者、专家、教授六十余人，进行了认真讨论，提出了修改、补充意见。为了保证《藏族文学史》的质量，我们决定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将写成的书稿，当作教材交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评论。这一工作1985年完成，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第二步，根据社会各界的建议，我们在材料上作了新的增补，在观点上作了新的论证，在结构上作了新的调整，写成新的《藏族文学史》送审稿，经《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编审委员会第一次评审工作会议通过，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四个历史阶段的藏族文学书稿，作为《丛书》之一的《藏族文学史》正式出版。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当代藏族文学，推荐给有关出版单位单独出版。
    贯穿于整个编写过程，我们有一个指导思想，也可以说是我们努力追求的一个理想目标，那就是：以时代发展为线索，系统 地全面地介绍藏族作家和藏族文学作品的主要成就，运用马列主义文学理论结合各时期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实事求是地分析、评价代表性作家和代表性作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文学评论的方法，总结藏族文学的创作经验和创作规律，特别注意从藏族文学实际出发，积极探索与发展藏族文学有关的各种问题，正确论述藏族文学的社会作用，正确论述藏族与各民族文学交流、互相学习、互相借鉴、共同进步的客观事实。总之，我们深知，编写《藏族文学史》的担子很重，责任很大，始终黾勉从事，严肃认真，边干边学，边实践边研究，力求达到高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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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编写过程中，遇到若干实际问题，我们反复讨论、研究，请教有关专家、学者，特别是认真听取藏族学者的指教，尊重藏族人民的看法，确定了处理原则和具体做法。这是本书写作的一个明显特点，在此仅作一些简要说明，以就正于方家和广大读者。
    第一，关于藏族文学史的分期问题。我们考察了藏族社会发展和藏族文学发展的历史，首先看到两个重要事实。一个是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藏族中心地带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地方性政权，其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同祖国其他民族有明显的不同，加之藏族有通行的藏文，在文学创作上，无论是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无论是创作方法和语言手段，都有一整套被公认的民族特点和民族风格。因而在确定藏族文学史的分期时，理所当然地要尊重这个特殊性。另一个是藏族作为祖国多民族大家庭的一个成员，总是与历代中央政权有着各种各样的密切关系，总是与周围各兄弟民族有着各种各样的往来和影响。自古到今，常有这样的现象，当中央政权强大有力量并经常过问藏族的重大事务时，藏族地区局势就相对稳定，政治、经济和文化也就相对地得到发展；反之，当中央政权内忧外患交迫、无力关照远处边陲的藏族事务时，藏族地区则出现相对地混乱，各项事业也就不可避免地遭受到损害。这种大的局势变化，在藏族文学上都曾有所反映。因而在确定藏族文学史的分期时，也就很自然地考虑到中央政权的兴衰与更迭对藏族社会和藏族文学的重要影响。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把藏族文学的发展过程划分为五个大的历史阶段，按照这五个历史阶段，把整个藏族文学分为五个时期，然后把各自历史阶段的主要作家、作品和文学问题，列为专章专节，分别加以介绍和评述，就基本上看清藏族文学的发展脉络、大体轮廓和具体内情了。
    第一编，叫做“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时期的藏族文学”。藏族历史上的原始社会，也可以说是藏族的远古时代，主要是指吐蕃王朝建立以前的漫长岁月，那时的青藏高原各地，居住着各自为政、互不统属的许多部族和政治实体，当然没有统一的书面文学。当时的文学，全是口头创作口头相传的民间文学。根据古藏文典籍来看，作品是很多的，可惜大部分没有文字记载而失传，流传下来的主要是神话传说。这些神话传说是藏族最早的文学，反映了藏族先民对世界形成、人类起源的天真想法以及开拓高原的艰苦历程，也展示了他们的美好遐想和神奇梦幻。这些作品有的被后人载于史册，有的一直在民间艺人的口头上代代相传。正是这些为数寥寥的古老作品，成为藏族文学的滥觞。
吐蕃王朝是藏族第一个统一的地区性政权。虽然传说从聂赤赞布等天赤七王到纳日松赞有三十二代藏王，长达一千年之久。但是真正把青藏高原诸部族统一起来、形成统一的藏族强有力的地区性政权者，还是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完成的历史大业。所以，我们叙述奴隶社会吐蕃时期的藏族文学，也主要是从松赞干布当政至朗达玛被害的二百多年。这一段，由于藏文的创立和逐步完善，产生了藏文著作和汉文梵文典籍的藏译，可以说是藏族作家文学的萌芽时期，或者叫做藏族作家文学的童年时代。
    这一段时期的作品，除了敦煌石窟的藏文文献、新疆出土的藏文木简和一部分吐蕃时期的钟铭碑文，确实是最古的藏族书面作品之外，尤为可贵的是还有《巴协》一书。这些吐蕃藏文珍品，至少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忠实地记录了历史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特别是藏汉两个民族、藏族和邻邦印度、尼泊尔之间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值得后人永远赞美；二是忠实地把当时流传的民歌、民间神话、历史传说、民间谚语、卜辞等口头文学记录下来，保存了藏族早期文学作品原貌，具有十分珍贵的文化价值；三是上述作品具有文字朴实、精练、准确、优美的特点，奠定了良好的藏族文风。这一切，应该说是藏族文学的一个值得发扬的传统。
    第二编，叫做“分裂割据时期的藏族文学。”这一时期，从社会性质上看，是奴隶制逐渐解体、向封建农奴制逐渐过渡的历史阶段，起自公元九世纪四十年代，止于公元十三世纪五十年代，先后延续四百余年。这一历史阶段，整个藏族社会处于四分五裂状态，握有较大实力的旧奴隶主和新封建主各据一方，山头林立，形成勾心斗角、互相攻讦的混战政治局面。与此同时，早已传入藏区的佛教，也在政治风云激荡变化中先后形成噶当、宁玛、噶举、萨迦等不同教派和许多小的支系。这一时期人心的主要动向：厌恶分裂，渴望统一；厌恶战乱，渴望安定；厌恶苛捐杂税和繁重差役，渴望休养生息和清明政局。而各个政治集团和各个教派则极力设法巩固自己的社会地位，扩大自己的群众影响。这一时期的藏族作家文学，创作目的主要是为有地位有实绩的著名人物树碑立传，宣传本教派的教义和本集团的政治主张，使文学作品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其支配思想是希望用佛学之道去统一人们的言行。因而，那个时代所有的学者思想相当活跃，著书立说蔚然成风。藏族文学呈现出一派空前繁荣的新局面。一些大部头具有影响的传世之作相继公诸于世，把藏族文学推向了一个高峰。例如，以反映吐蕃王朝社会历史文化情况为主要内容的《玛尼全集》、《五部遗教》等“伏藏”的披露，以弘扬佛法为主旨的《米拉日巴道歌》的传播，以歌颂人民心目中理想的民族英雄人物形象为主线的《格萨尔王传》的诞生，以宣传治学、从政、待人接物为目标的《萨迦格言》的发表，以及大量佛教经典的藏译，就是这一时期藏族文学大发展的主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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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编，叫做“封建农奴制社会前期的藏族文学”起自公元十三世纪六十年代，止于公元十七世纪四十年代，也是将近四百年。这一历史阶段，由于掌管全国的元、明两个封建王朝中央政权对藏族地区采取了一系列举施，对藏族上层人物采取了大力支持的政策，致使藏族社会基本上结束了四分五裂的混乱局面，又有了一个有相当权威的西藏地方政权，即藏族历史上的萨迦、帕竹、噶玛巴三个教派先后居于统治地位的时期。这一历史阶段，藏族社会的封建农奴制度逐步建立并强化起来，社会秩序比较稳定，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因而藏族文学有了进一步繁荣兴盛的客观条件。加之，印度文论著作《诗镜》的藏译，藏文“年阿”体诗歌形成，在文学创作上是一个大变化；其他民族文学作品的陆续介绍，也为藏族著作家写作创造了借鉴的条件。木版印刷技术传入藏族地区，开始建立了印刷机构，为学者著书立说和出版作品提供了更多的方便。这一历史阶段，藏族文坛上最引人注目的是历史文学，传记文学和戏剧文学三朵新花竞相开放，标志着藏族文学又向前跨出了一大步。
    第四编，叫做“封建农奴制社会后期的藏族文学。”起于公元十七世纪五十年代，止于公元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先后延续三百年左右。这一历史阶段的开始，清王朝掌握全国政权的同时，清廷支持的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为首的格丹颇章也随之取得了西藏地方政权。一方面，在清廷的统一号令和支持下，各族人民同心协力，打退了外国侵略者的多次入侵，平定了西藏内部几次大的动乱，在一些重大政治、人事和其他问题上，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采取了许多新的施政办法。另一方面，藏族的封建农奴制度逐步在走下坡路，三大领主与广大农奴之间的矛盾日趋尖锐化。因而这一历史阶段的藏族文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许多作家注意到从藏族社会现实生活中摄取重大题材，创作了一些扣人心弦、引人共鸣的作品。尤其是民间文学领域的民歌、民间故事，爱憎分明，语言犀利，清楚地表示出反对什么、拥护什么的强烈思想感情和明朗态度，文学的战斗性大大加强了，这是藏族文学一个大的转折。民间文学的滚滚洪流，也给作家文学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在一些作家诗歌、寓言小说中，在一定程度上唱出了藏族人民的心声。《仓央嘉措情歌》和《猴鸟的故事》是两朵报春花，是代表作。这一历史阶段，藏族作家文学逐渐与历史、哲学、宗教著作分开，形成了独立的文学体系，开始了长篇小说的创作，《勋努达美》与《郑宛达娃》首先应运而生。许多优秀之作，艺术趣味浓郁，文学特点突出，写作技巧精湛，与以往的文学作品相比，有了很大的突破。尤其是这一历史阶段后期的藏族民间文学，直接向帝国主义和一切邪恶势力猛烈开火，为自由光明而歌，闪烁着振奋民心、振奋民族精神的思想火花。抗英民歌和怀念红军的民歌，就是杰出的作品。
以上四编，概括起来，一般名之曰藏族传统文学。这些作品，是洞察藏族历史的一面镜子，主要反映了藏族人民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到封建农奴社会的奋战历程、思想境界和生活图景。
    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近四十年，这一段历史的藏族文学怎么办呢?
    首先，大家有目共睹，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藏族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从封建农奴社会一跃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藏族人民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外反动势力的羁绊，成为万里高原的真正主人。藏族地区的工农牧业、交通运输、商品经济、科学文教、卫生体育、干部培养、文学艺术等各条战线，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藏族文学开始了社会主义文学新纪元，涌现出一批藏族新作家和文学新苗，写出了反映藏族现实生活的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戏剧、曲艺等一大批全新的文学作品。这是藏族文学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大飞跃。这一阶段的藏族文学，有一个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新特征，那就是一部分翻身农奴出身的中青年，第一次走进了藏族作家的队伍，第一次登上了藏族文坛和中国文坛，成为藏族新文学的主力军，成为全国人民注目的藏族文学家，这是值得大大庆贺的事情。
    当然，藏族新文学正在发展，无论是作家还是作品，正在接受社会的检验，还不像历史上的藏族作家、作品那样稳定。可以预测，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会有后起之秀迎头赶上，甚至后来居上。因此，要给藏族新文学作结论显然为时尚早。所以，在《丛书》编审委员会慎重考虑之后，决定暂时不列入《藏族文学史》，以《藏族当代文学》名义单独出版。
    第二，关于藏族民间文学和藏族作家文学的评价问题。从本书的篇幅看，作家文学显然比民间文学比重大，介绍得详细。也就是说，民间文学只是成千上万的作品中分门别类选出了一部分代表作而已。但这并不是重作家文学而轻民间文学。我们认为，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是藏族文学奔腾的两股洪流，是藏族文学飞翔的两个翅膀，是藏族文学创作大军的两支兄弟部队，彼此配合，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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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藏族民间文学中，伟大的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被公认是藏族文学之冠、世界文学之林的名著。本书特意设专章以较多的篇幅从各个角度介绍和论述了它思想内容之深邃、丰富，艺术功力之精湛、高明，艺人的才华和杰出贡献。除这部长篇史诗之外，还有不可数计的民歌、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民间谚语、长诗长歌、寓言、折嘎唱词、婚礼酒歌，等等。这些口头文学作品，基本上是藏族劳动人民的创作，显示了藏族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审美观点，代表了藏族劳动人民的爱憎感情和是非标准，具有多方面的科学价值。过去在剥削阶级当权的年代，藏族劳动人民没有政治地位，他们创作的口头文学，受到歧视和排斥，不能登大雅之堂，绝大部分作品没有文字记载，根本不可能印成书传世，甚至有些好作品被加上莫须有的罪名禁止流传。现在，藏族劳动人民这些口头文学佳作，与藏族作家文学名著一样，一起写进《藏族文学史》，而且给予了高度赞誉，这就从文化的高度肯定了它应有的重要地位。
    藏族作家文学，其创作历史之长，作品数量之多，民族风格之鲜明，运用文字之功力，写作技巧之纯熟，社会影响之深远，在我国有文字的少数民族文学当中，是数一数二颇为著称的。我们高度珍视藏族学者在丰富发展藏族文化事业上做出的巨大努力和丰硕贡献。这里，必须指出，著名的藏族作家在自己的著作中，是很注意吸收民间文学的表现形式和闪光思想的。例如，《米拉日巴道歌》，就是在藏族民歌的基础上创作而成；《米拉日巴传》的一些动人场面，也多是采用了民间流传的生动故事，历史名著《西藏王统记》、《西藏王臣史》、《贤者喜宴》的精采章节，诸如猕猴繁衍人类的神话，有关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的故事、修建大昭寺的传说，等等，无一不是根据；民间传说进行的艺术加工；《仓央嘉措情歌》之所以蜚声文坛，受到中外读者的热烈欢迎，是同采用藏族民歌形式、吸收有关情歌内容密切相关的。当然，作家文学在反映社会生活、塑造人物形象方面有更深入的开掘，更完整的故事情节，更细致的艺术构思，等等，渗透着作家无数的心血，洋溢着作家惊人的才气，那是民间文学难以替代的。毋庸讳言，某些作家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艺术特征、结构形式，带有一定的历史痕迹、时代烙印、宗教色彩，这是难免的局限性。我们尽量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按照藏族学者的写作习惯和他们的世界观，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论，找出其成功的经验和社会价值。我们总是怀着热爱藏族文化的感情去鉴赏，总是抱着尊重藏族学者的态度去研究，以便于继承和发扬其中的有益万分，作为发展藏族当代社会主义文学的借鉴，作为珍贵的藏族文学财富，借以提高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对藏族民间文学也好，对藏族作家文学也好，我们进行评论的一个重要依据，首先是看广大藏族人民对这个作品的反映及产生的社会效果。凡是群众认为好的、重要的，在社会上起过一定积极作用的作家和作品，我们则肯定并表彰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功绩。就是群众认为有缺陷的、不太好的，在社会上产生过某些消极作用的作家和作品，我们也以较客观的态度简单地交代一笔，提醒读者注意。这就是说，我们这本书重点介绍和分析的作家和作品，基本上都是好的、比较好的，有一定良好影响的作家和作品，是经过慎重考虑而选定的。
    第三，关于文史哲不分问题的处理原则。在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藏族学者没有今天科学定义上的“文学”这个概念，因而也很少在著述时创作纯粹的文学作品，基本上都是历史、哲学、文学兼而有之。最典型的有记述王统世系和重大事件的历史著作，记述名人一生业绩的传记著作，宣传佛教教义戒律的宗教著作。还有道歌和格言诗，除注重其真实性之外，都同时强调哲理性。上述不少著作，在写人写事写理的同时，特别注意文采，有很高的语言艺术和写作技巧，描写颇为生动感人，富有文学情趣。可以说，这类著作主要是学术著作，同时也是文学著作，把它列入藏族文学之林，是合乎藏族文学发展实际、大家所一致承认的。在文学史上加以叙述，并非改变其学术著作的性质，而是又赋予它以文学著作的荣誉。
我们在本书提到的敦煌文献吐蕃赞普传略、历史著作《巴协》、《玛尼全集》、《五部遗教》、《西藏王统记》、《西藏王臣史》、《贤者喜宴》，传记著作《米拉日巴传》、《马尔巴传》、《日琼巴传》、《汤东结布传》、《颇罗鼐传》，格言诗著作《萨迦格言》、《格丹格言》、《水树格言》、《国王修身论》，等等。都取其某一特点作为文学作品而加以介绍。必须承认，这些学术专著正好为藏族文学史填补了那一历史阶段作家文学的空白，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称萨班•贡嘎坚赞、桑吉坚赞、索南坚赞、索南扎巴、宗喀巴•洛桑扎巴、阿旺洛桑嘉措、巴俄•祖拉陈哇、贡唐丹白准美、米庞嘉措等藏族学者、佛学家又是藏族文学家。只要认真读一读他们的大作，就会叹服他们的文学才华，就会认为把他们的名字和作品载入文学史册是理所当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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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文史哲合璧的名著写入文学史，是有一定历史原因和客观条件的。首先，这些著作的大部分至少是一部分内容具有生动的故事情节和相当优美的文字，群众公认是当时著作中最富于文采的著作，这是一个大前提。其次，在同一时期没有或者只有很少纯文学性著作的情况下，群众把这些著作既当作学术专著来研究，又当作文学著作来欣赏，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第三，有些历史、哲学、宗教著作，把大量民歌，谚语，民间传说故事写进书中，作为说明问题的例证，或者在叙述过程中写有一些琅琅上口的诗歌，这是藏族著作中常见的散韵混合体，往往给读者以生动活泼之感。换句话说，有些学术著作，如果不具备上述某一个条件，则不能列入文学的范畴。
    公元十七、十八世纪以后，藏族的诗歌、小说、戏剧等文学创作很快发展起来，成为作家文学的主流，我们也就比较容易把  文史哲分开，使各类著作各得其所了。
    第四，关于藏族文学和宗教的关系问题。长期以来，宗教在藏族社会和藏族生活中占有不同寻常的地位，宗教对藏族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艺术、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精神追求各方面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同样，宗教同藏族文学的主题思想、人物塑造、心理描写、故事情节、结尾处理等等，也是关系相当密切的。这是藏族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如何认识和对待这个特点，是评价藏族文学的一个突出问题，绝对不可回避，也绝对不可简单从事。我们的原则是：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关于宗教的原理作为指导思想，必须根据国家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去正确对待，必须从藏族各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实际情况出发加以恰当阐述。
    众所周知，在远古时代，藏族的先民就笃信多神的苯波教；公元七世纪起，佛教传入藏族地区，开始同苯波教曾有过矛盾和冲突，后来吸收了苯波教的一些东西，很快适应了藏族掌握实权的统治集团的需要，扩大了社会影响，成为藏族大部分群众的思想支柱。那么，作为反映藏族社会生活和藏族人民精神世界的文学作品，特别是生活于宗教界的藏族学者，他们的作品很自然地就有明显的宗教观点，甚至有的作品就是直接宣扬宗教的。但是，并不能说藏族作家文学就是宗教文学，只能说藏族文学与宗教有千丝万缕的密切联系。实际上，没有宗教色彩的文学作品也是有的，那的确是凤毛麟角。所以，我们很有必要考察一下宗教与藏族文学之间究竟有哪些密切关系，同时弄清藏族文学不等于宗教文学。
    从作者来说，许多人本身就是笃信佛教、对佛学有很深造诣的宗教理论家。例如，以编唱道歌著名的米拉日巴，撰写格言诗著名的萨班•贡嘎坚赞、索南扎巴、贡唐•丹白准美、米庞嘉措，撰写历史文学著名的巴•赛囊、索南坚赞、巴俄•祖拉陈哇、阿旺洛桑嘉措，撰写诗歌著名的宗喀巴•洛桑扎巴、仓卑嘉措、擦珠•阿旺洛桑，撰写传记文学著名的桑吉坚赞，撰写小说著名的达普巴•洛桑丹白坚赞，都是名贯全藏的高僧大德．出自他们笔下的作品，自然也就倾注很多心血来宣传佛法。这是无须多作解释的。当然也有个别僧人写过一些纯属世俗生活的文学作品。
    从宗教典籍和藏族文学的渊源看，不仅许多文学作品取材于佛经故事，而旦有些佛经的内容本身就是有艺术感染力的文学作品。前者如藏剧《赤美滚登》、《诺桑王子》，都是根据佛经故事改编而成。后者如《贤愚因缘经》、《菩萨本生如意藤》等，本来是梵文佛经，后来也成为藏族人民津津乐道的文学作品了。而《萨迦格言注释》、《格丹格言注释》、《众生养育滴注释》中的一连串生动故事，大部分也采自佛经典籍，不过有所删节和改写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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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藏族文学的创作思想看，更是同佛教教义有着切不断割不开的联系。例如，有些作品在写到难以忍受的人间苦难时，往往是把不幸归之于“前世之孽”，把希望寄托于“来世”，采取忍让态度，或者是把受难者幻化成神，飘然升入天空而去。这类例子，不胜枚举，显然是受佛教因果报应思想、六道轮回观念的支配。
    由此看来，宗教在藏族文学中表现出来的种种现象，是有一定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的。我们的任务是透过蒙在作品上的宗教迷雾，去看作品的实质，去看作品在社会上产生的实际效果。应该认清，有些作品确实有明显的宣扬天命观、宿命论思想，起着麻醉人民作用的一面；但是，也必须看到大部分藏族作家都是与世俗社会有联系、比较熟悉群众生活，他们对世界上形形色色的纷繁事物既有唯心、也有唯物的描述，对社会上广大众生也有同情其疾苦说出他们的心中话，也总结了一些比较好的有用的经验教训，也讲了一些有助于推动社会进步的道理，这些都应该充分肯定其历史贡献。我们只要运用一分为二的科学方法，就可以区别精华与糟粕，做出令人信服、对读者有益的判断。
    藏族民间文学与藏族作家文学在宗教问题上的观点略有不同。虽然民间文学不少篇目掺杂着相当明显的宗教思想内容，有意无意地宣扬了神权高于人权的世界观，但确实有一部分民间文学作品冲破了宗教清规戒律的思想牢笼，大胆地理直气壮地喊出了人民积在心头多年的声音。例如，《猫喇嘛讲经》、《国王游街》等民间故事，就像一把锋利的匕首，戳穿了披着宗教外衣、干着悖逆宗教教义者的肮脏灵魂。这类民间文学作品与宗教经典唱的是截然相反的调子，反映了藏族社会也不是宗教的一统天下，早已存在着无神论同有神论两种思想的矛盾斗争，存在着唯物论同唯心论两种世界观的矛盾斗争，存在争取解放同安于现状两种势力的矛盾斗争。尽管这些思想是在民间某些角落里显现和传播，但却表现了藏族一部分群众面对现实生活、勇于探索、敢于抗争的正义力量，值得重视。
    第五、关于作家，作品入史的标准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藏族有文字的历史长达一千三百年之久，经历了几次大的社会变革，藏族文化出现过几次高潮，涌现出众多的藏族著作家。一般说来，藏族著作家都是精于“五明之学”的学者，在藏族文化各方面都有较雄厚的功底，他们的著作往往涉及几个学科领域，包括历史、哲学、语言文学、天文历算、医药卫生、人文地理、宗教信仰、雕塑绘画、民族关系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许多门类，每个学者一般都有一两个方面的特长，每种著述都有一定的学术价值，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都应当受到尊重。但是，在藏族文学史上，只能把那些在文学上有成就的学者和文学味道比较浓重的著作，以及专门研究文学的理论著作，加以介绍和评论。
    由于人们长期习惯地把藏族文化名流统统尊称为学者，没有明确地分别冠以历史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文学家等等头衔，因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有些名气很大的藏族学者，或在历史学上颇有研究，或在哲学上造诣很深，或在语言学上有一定权威性，而恰恰在文学上没有专门著作。相反，有些名气不怎么大的二三流藏族学者，他们在历史学、哲学、语言学、宗教学等学术领域没有精深的研究，而独独在文学上有传世之作，因而被写进了文学史。这是因为，文学史和文化史不是一回事，既有联系又有差别。如果写文化史，它的面很宽，自然应该包括所有的藏族知名学者。现在写的是文学史，只是藏族文化的一个方面，那就只能写那些有文学著作的学者，不可能去写在藏学领域有造诣的所有学者。我们之所以说这一段话，是为了避免在一部分人中产生不必要的争论。
    既然是藏族文学史，当然应该把藏族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写进去。所谓代表性，有几个方面的含意：一方面，首先是那些在藏族文坛上水平高、影响大的作家和作品，这无疑是大家一致同意，没有争议的。另一方面，也要照顾全面，适当考虑某些特殊性。例如，某一个文学品种、某一种思想内容、某一个历史时期、某一个藏族地区、某一种体裁形式、某一个文学流派、某一个年龄段，等等，在那个小范围内出类拔萃的作家和作品，也是一种代表性。即使与成名之作相比略逊一筹，也要承认它是某一方面的藏族文学之花，也应该在文学史占一席之地。这样做，既是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也可以显示藏族文学的万紫千红、多彩多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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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我们看到的材料，根据藏族文化界和广大藏族人民的公论，本书介绍和评论了一定数目的作家和作品，但远远不是藏族代表性作家和代表性作品的全部，只能说把藏族文学从纵横两个方面勾划了一个大致的轮廓。根据藏族学者提供的线索，还有一些重要的藏族作家和一些重要的文学作品，或缺乏第一手材料，或待进一步研究探讨，目前只有暂付阙如。这个不足，今后将补课。
    藏族作家的贡献有大有小，水平有高有低，藏族文学作品的成就达到的高度不同，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不同，因此，在文学史上的评价也要区别对待，做到公正合理。既要突出重点，也要照顾全面，恰当地确定每个作家每部作品的地位，给读者一个较为清晰的印象。这件事要做得很准确，难度太大。我们虽然反复研究，写出了初步结论，但由于我们掌握材料有限，认识水平也不高，难免失之偏颇，不妥之处尚须识者指正，这是特意郑重说明的一点。
    第六、关于藏族同各民族文化交流问题。自古以来，藏族就同国内一些兄弟民族和国外一些邻邦有着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科技各方面的来往联系，这种联系在藏族文学领域产生了一些很有价值的作品，这是藏族人民同国内兄弟民族团结合作、互相学习、共同繁荣的象征，这是藏族人民同邻近邦国友好往来、取长补短、加速发展的象征。
    藏族学者和藏族青年，一向有学习其他民族先进文化的传统，同时又有使之扎根藏族土壤很快民族化的创造力。例如，吐蕃时期藏族天才的语言学家吞米•桑布扎，考察了古印度几种文字，以此为借鉴，结合藏语特点，科学地创制了藏文；不久，就有一批藏族学者运用藏文，同汉族学者合作，翻译了《尚书》、《战国策》和汉文佛经中的一些名篇；同印度学者合作，翻译了大量梵文佛经，其译文之准确、通顺，为世人所赞叹。公元十三世纪的藏族大学者萨班•贡嘎坚赞，看到古印度盛行的格言诗有很大的社会作用，从而受到启发，便精心研究印度学者龙树等大师的格言著作，创作了脍炙人口的《萨迦格言》，开创了藏族格言诗的先河。
    藏族的一些文学名著，在最近半个世纪，也逐渐变成了中国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财富，有的作品还飞向了世界。例如，《格萨尔王传》、《米拉日巴传》，《萨迦格言》、《西藏王统记》、《西藏王臣史》、《仓央嘉措情歌》、《颇罗鼐传》《猴鸟的故事》，以及大量的藏族民歌、神话、故事、民间长诗长歌、唱词，等等，不但分别译成了汉文、蒙古文，流传于国内各民族人民当中。而且有的作品还分别译成英、法、德、意、日、俄、捷、匈等外国文字，引起了国外读者极浓厚的兴趣。许多优美动人的藏族神话和民间故事，还成为各民族文学进行再创作的宝贵题材。例如，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汤东结布修桥、格达活佛丹心报国、藏族人民浴血抗英、格萨尔降妖伏魔，青稞种子的来历，等等，有的被改写成小说，有的被改写成长诗，有的被改编为戏剧和电影，有的被画成壁画，有的还谱上乐曲，进一步扩大了这些藏族民间文学的影响，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传统友谊，加深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
    开展各民族文化交流活动，是一项重要工作。如果及时地把本民族最好的文学作品介绍出去，把其他民族最好的文学作品吸收过来，它必然大大加快民族文学前进的步伐。所以本书特别强调了藏族与其他民族文学交流的重要作用和深远意义。
事实证明，文学作品没有民族和国家的界限，凡是有高度思想性和高度艺术性的文学作品，都必然会冲出民族和国家的范围，为广大作家和广大读者所共同欣赏。这种客观规律自古皆然。
    第七，关于藏族文学作品的汉译问题。这是时代提出的一个要求。历史上的藏族文学作品，全是用藏文写成，近年来出版了大量藏文原著，受到广大藏文读者的热烈欢迎。但是，还有相当一部分藏族青年和藏族干部，学会了汉语文，成为他们学习和工作的重要工具，他们很希望读读本民族的文学名著，从中体会本民族深奥、丰富；奇妙的文化底蕴。另外，还有更多的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的读者，也对藏族文学饶有兴趣，也有阅读和研究的良好愿望。因此，有计划地把藏文作品译成汉文，无疑是一项很有必要和意义深远的任务。本书关于藏文原著的大量引文，除了少数来自出版的正式译本，多数是编写者新译的文稿。我们侧重于忠实原著，基本上对号入座，尽量保存原著的确切内涵和结构形式。在把忠实原著放在第一位的同时，也认真注意了汉文的表达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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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文原著中有许多佛教术语和词藻，有许多特殊的修辞手段，看藏文时很美很引人赞叹，翻译起来却相当费力，有些词句很难找到恰当的汉文对应译法，常有“一名之立，旬日踌躇”之感。我们的基本做法是，既要最大限度地保持原意，又要尽可能地使译文通俗易懂，不给读者设置阅读和领悟的障碍。对于名词术语，凡是历史上有习惯译法和群众约定俗成者，则继续沿用，当然发现译得不确切时也只好重译。凡是前人没有译过、新遇到的藏文新词，我们则反复推敲，选择较为妥贴的汉文译出，这是翻译中最大的难题，必须千方百计想法突破。凡是找不出合适译法的词语，决不以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汉文充数暂代，而是以汉语普通话和拉萨藏语的标准音进行音译，必要时加以说明性注释。藏文诗歌，一般不讲究韵脚，但每句字数都很整齐，并有一定的节奏感，我们译时也采取大体整齐的句式，并按汉文诗歌的欣赏习惯，尽可能押韵。本书对一些藏文文学名著摘引了较多的精采片断，目的在于向读者提供一些具体样品，增加感性知识，便于更好地理解藏族文学的韵味特点。
    第八，关于藏族文学史上值得探索的几个问题。藏族文学走过了坎坷崎岖的漫长道路，它是怎样发展起来，又是怎样继续前进，现在面临着哪些新课题，不少人正在认真地议论着，我们对此也进行过思考，在这里，就藏族文学特有的若干现象，试作削析，谈点管窥之见。
    藏族民间文学和藏族作家文学，是藏族文学的两股洪流，汇成了藏族文学的海洋。从历史上看，民间文学自藏族祖先开发青藏高原之日起，就同时诞生了，记载了藏族人民在原始社会时期同大自然艰苦搏击的思想认识和生产活动，最早形成了藏族文学的源头，而且发展成为第一股滚滚的巨大洪流。创立藏文之后，很快诞生了藏族作家文学，又发展成为藏族文学第二股波浪起伏呼啸奔流的文学巨河。
    有的民族作家文学发达兴旺之后，民间文学就退居第二位，而藏族则不然。这是因为绝大多数藏胞长期没有掌握藏文的客观条件，所以在藏族作家文学兴起发展的同时，藏族民间文学仍然蓬蓬勃勃，继续势不可挡。尤其值得注意的一点，就是藏族作家文学与藏族民间文学不但没有互相排斥和削弱，而且在并肩前进中总是互相吸收、互相推动，像一对孪生姐妹，友好相处，似乎在进行着友谊竞赛。一方面，一些著名的藏族作家，都很注意从民间文学中吸收营养，加强书面作品的群众化和艺术魅力，另一方面，由于作家在自己著述中记下了某些优秀民间文学作品，就使这些作品得以保存和长期流传，在内容上相对地固定下来，这又是作家为民间文学帮了大忙。因此，尽管过去统治阶级有意抬高合乎他们口味的某些作家文学作品，有意贬低对他们不利的某些民间文学佳作，在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之间制造人为的鸿沟，但是无损于那些富于战斗性的民间文学作品的光辉，只是暴露了他们的阶级偏见而已。
    曲折地反映社会现实矛盾，是藏族文学创作的一种特殊手段。在许多藏族文学作品中，有的写动物王国的活动，有的写神鬼之间的搏斗，有的写外国发生的往事，有的写天国龙宫的欢乐。从表面看，这些作品虽然讲的是动物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实则反映了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虽然讲的是赞扬菩萨神仙的仁慈善良和贬斥妖魔鬼怪的暴虐霸道，实则倾吐了人民对贤君良臣清官的崇敬和对暴君奸臣贪官的憎恨；虽然讲的是外国遥远的古代轶闻，实则影射当时的真人真事；虽然讲的是天界海域的花花世界，实则表达了人民对理想的热烈追求。这一切，是著作者的良苦用心，也是读者心领神会津津乐道的原因所在。
    借鉴其他民族的创作经验，是加速藏族文学冲破旧框框走向新高度的必要途径之一。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都要有自己的独创性和独特风格，才有存在和发展的价值。同时又必须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新鲜东西新鲜经验，来补充自己的不足，才更加丰富多彩，才会后浪推前浪，不断地更上一层楼。纵观藏族文学发展史，无论是文学的体裁，结构、技法，还是文学的内容，总是在自己原有的基础上，经常地主动地从汉族文学和古印度文学以及其他民族文学吸收和学习一些新的东西。例如，史传文学的丰硕成果，格言哲理诗的成功创作，藏剧的不断完备，小说创作的蓬勃兴起，可以说都是学习其他民族文学的可喜收获。
    当我们献出这部《藏族文学史》之际，一方面，觉得三十年来尽心尽力，完成国家交给的任务，十分欣慰。另一方面，也深深感到，写好《藏族文学史》，是一件很大的学术工程，我们只是走出了第一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还有许多问题要认真研究。我们诚恳希望，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敬请有关专家和广大读者，多提宝贵意见。
                               
                         1988年9月写于北京中央民族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