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世界各国的史诗当中塑造了许多深入人心的英雄形象，这些英雄形象在当代社会的传播和流传通常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本文以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为例，梳理了当代社会公开出版的多种汉文文本，一些文本中格萨尔等英雄形象成为后现代社会反讽和消解对象；一些已成为藏地民间大众日常生活的护佑之神；而更多的文本中展示的英雄形象则体现了现代人的情感体验，他们以自己的方式来重写构建现代社会中的英雄。每类文本作者创作的初衷并不相同，但所展示英雄形象里却有着很多相似的类型，这也是史诗在文化的传承中共有一种特点，很多文本能借史诗的典故引出现代人对社会和看法和认识。

　　关键词：史诗 《格萨尔王传》 英雄形象 现代性阐释

　　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被誉为世界上最长的英雄史诗，也是目前普遍认同的为数不多的现存活态史诗之一。在现代社会，随着世界全球化进程的加剧，新媒体时代的海量信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精彩呈现，作为口传民间文学的史诗，也面对着变异甚至逐步走向消亡。史诗在当代社会的传播方式的多样化，成为其有效传承的形式，而文本仍然是当代社会一种有效而颇有争议的传承方式之一，口头史诗的英雄形象是如何在当代文本中传承，在传承过程中呈现怎样的特点，发生了怎样的变异，这些特点是如何产生的？当代作家文本甚至整理的民间资料无疑承担着良好的传承载体，本文主要试图从西藏当代作家的小说、散文、诗歌以及民间文学文本资料中，以人物形象尤其是英雄形象为中心，探寻英雄形象的变化，寻找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作为当代文本的创作动因，梳理其作品表现内容和表现形式上与原英雄史诗的异同，探究其创作文本的现代性意义。

一

　　英雄，在传统的《格萨尔王传》形象中，史诗中大多数人物都是无所不能的神，在藏地流传千年，通常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在现代社会呈现的英雄形象中，一些文本中格萨尔等英雄却成为后现代社会反讽和消解形象。在众多的文本中，藏族作家阿来创作的长篇小说《格萨尔王》就是其中的代表。阿来创作的《格萨尔王》于2009年初版，当时是作为“重述神话”系列之一出现，写这部作品时，作为藏族作家的阿来是怀着非常敬畏和恭敬的态度完成的。初版本的封底引用了一段史诗《格萨尔王传》诗行：“雪山之上的雄狮王，/绿鬃盛时要显示！/森林中的出山虎，/漂亮的斑纹要显示！/大海深处的金眼鱼，/六鳍丰满要显示！/潜于人间的神降子，/机缘已到要显示！”同时，出版社在推出时也打出了“一部让你读懂西藏人眼神的说”。因此，阿来在这部作品里基本就是按照史诗的圆形叙事结构，从神子降生到母子放逐黄河源到赛马称王，再到一次次降妖伏魔，最后地狱救妻和雄狮归天都一一叙述完整。同时，在后来的一些演讲和散文中，阿来又不止一次认真而严肃地谈到了这次创作过程，为这次写作他曾一趟趟去雪域高原旅行，靠近雪山，追寻格萨尔故事的踪迹。但不论出版社的良苦用心，还是阿来的虔诚态度，作品最后完成，却未能摆脱用文字书写英雄史诗的困境，产生了“去英雄化”的反讽效果。有学者称：“某种意义上来说，‘重述神话’的计划注定是个失败的尝试，它可能凭借题材的优势，世纪初的‘世纪末’思潮，社会焦虑与非理性的兴起，而获得暂时的关注，终究却因为文学生态结构性的变化而与它最初的期待隔河相望——口头传承与文字书写无法在营造出神圣史诗让人心神动荡的效果。”因而，《格萨尔》史诗中的英雄形象在小说中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拥有强烈的反差，也是一种必然。

　　阿来在这部作品中专门设计一位神授说唱艺人，名叫晋美，通过晋美来完成传统史诗和现代社会之间的穿行，因而小说有两条线索，一条是格萨尔王的线索，一条说唱艺人晋美的线索。但是小说呈现出的文本意蕴，却具有强烈的“去英雄化”意味。作者在构建作品时，常常用现代人的意识去消解神话史诗中的庄严感。小说中格萨尔王作为没有下凡的神子崔巴噶瓦的时候，面对神佛的加持，父母姐妹为格萨尔能否完成这次人间的降妖伏魔，可能失去神力，堕入恶道而无法重返天界担忧和哭泣时，格萨尔对一切都很坦然，不是英雄的无畏精神，而都当是“好玩儿”态度，这令神佛们反到觉得自己太过正经。一场庄严感的神子降生变得非常戏谑。小说中人物，无论是天界的神、佛、莲花生大师、格萨尔、神授艺人晋美等等都不是全知全能，时常会有失落和焦躁。天上的大神和菩萨们在讨论如何解救苦难的民众时，也是希望“让大神放手去做同样的社会实验。”讨论的状态，完全是种反讽的调子。尤其是格萨尔这个英雄人物，完全消解了过去给人的无所不能的英雄形象，格萨尔最初是因为“好玩儿”下界人间降妖伏魔，在平定一个又一个魔国之后，格萨尔常常会感到无聊、心痛和迷失。格萨尔会对神授艺人晋美表达自己的无奈，也想找点乐子寻到藏地的民间故事能手阿古顿巴但见面后感觉阿古顿巴是个愤世嫉俗的人非常失望。格萨尔也收受叔父晁通厚礼，却不给其官做，让格萨尔的妃子们觉得不近情理都看不下去。甚至，当降服了姜国之后，格萨尔觉得所有的使命都已完成自己应该回到天界，但大神们却让其“再锻炼锻炼”，让一个神子有强烈的抛弃感和孤独感，小说中无处不在的去英雄化的表现，让英雄的形象成为后现代社会中的反讽和消解。

　　在《格萨尔王》的再版后记里，阿来也表达了他的想法：“我不过是在这漫长的历史宽广大地上成长起来的难以计数的故事讲述人中的一个。”对于史诗的看法阿来也说道：“真实的历史过于沉重，通过戏仿式的虚构将其变‘轻’，变得更具娱乐性”，“是在艺术中寻找新的逃离的可能”。尽管在创作之前阿来是极为恭敬和端正的，但创作呈现的文本，以及事后作家所做的阐述，承认格萨尔等英雄形象是一个后现代社会的被消解的形象，暗含着巨大的反讽意味。

　　藏族作家次仁罗布曾经写过一部短篇小说《神授》，小说写了一个现代社会讲唱格萨尔的神授艺人的故事，展示了现代社会转型时期如何传承传统文化的困惑。小说中的格萨尔形象是作为一个个被讲述的故事叙述出来的，是和主人公亚尔杰一起共度悲喜痛苦的。小说里主要穿插的是格萨尔的大将英雄丹玛，他作为主人公亚尔杰梦中人。丹玛是格萨尔的忠实臣子，即使在格萨尔及母亲被流放黄河源时，也对其忠心耿耿。《神授》中丹玛出现的次数不多，仅仅有四次，但丹玛也是侧面被消解了的英雄形象。他能将亚尔杰的肺、心脏、肠子掏去，给他塞上有用的东西。并称：“十三年里，你肚子里装的就是这些垃圾”当亚尔杰犹豫要不要去拉萨研究所去录制《格萨尔》时，丹玛的目光是“忧郁”的，虽然他留下了毡帽和铜镜。英雄本是无所不能，战无不胜，但面对现代社会丹玛也无可奈何，这无疑是对英雄丹玛的一种消解。

　　藏族康巴诗人康若文琴有一首诗也写道了格萨尔：“莲宝叶则/格萨尔曾在这里拴住太阳下棋/兵器一次次从火中抽出/让铁砧胆寒/珠牡一转眸/时光就隐匿在粼粼的波光里……守护着比花岗岩更凝重的历史……世界已把莲宝叶则的历史遗忘/只有雪山多褶的皱纹记得/只有石砧台斑驳的沟壑记得/世界在互联网上奔腾”作为抒情诗，诗人的眼光从现实回溯历史，由此而生发出一丝无奈。而这种艺术化的处理无疑也是对英雄形象的一种消解。阿来曾为这首诗做过他的解析：“藏文化，在好多世纪前便已成型，且一度强势而辉煌，格萨尔史诗中很多伟大的场面，正是逝去的英雄时代的余响。包括其中所关涉的爱情，也是一个伟大时代的形态，开放，因开放而多姿多彩。但这一切，仅仅是过去，这个文化，在今天已经是另一副模样，似乎被固话，被自我封闭。是啊，世界在新的轨道与空间中奔腾，这个文化却很早就停下了前行的脚步，所以，‘世界已把莲宝叶则的历史遗忘’”。在诗作暗含着英雄落寞，神话史诗被消解的意味。

　　小说的“去神化”特征，有的作者在创作时并无意识，但文本呈现出来无疑也是对史诗本身的一种消解。一部小说名为《藏地往事：格萨尔王之歌》，出版社为其推介称其是“一部追溯藏文化历史源头的传唱小说”，编者也称“《藏地往事》独辟蹊径，把史诗中的格萨尔王还原为凡人”。小说除了尾声之外，共12章，也可以形成一个完整自足的故事。但故事中的格萨尔除了使用了这个名字外，已经看不到任何史诗的影子，仅仅是几个人物用到了原名，如森伦、梅朵娜泽、晁通，小说中格萨尔英雄的大将们也都缺失了，跟随格萨尔的是扎西、巴窝、阿木这类有着貌似藏族风格的名字，甚至格萨尔也没有什么王妃，仅仅有一个青梅竹马式的玩伴。小说中的英雄没有任何神力，整个小说除了个别处穿插了藏族笃信的宗教，完全可以说是一部虚构小说，可以放在南美、非洲甚至是世界各地任何史前时期部落时代。格萨尔也可以成为任何社会部落兼并时期的一个胜利的英雄形象，格萨尔在这部小说中所呈现的形象，只能是后现代社会的一种重新创造，它完全颠覆了口承史诗的意味，也成为消费社会中一种改写而已。文本呈现出对英雄形象的巨大的消解意味，它只是利用格萨尔英雄巨大声誉，来为消费社会带来一种对他民族文化的想象。英雄形象不但在文本中消解，这一现象也是对史诗《格萨尔王传》的一种消解。

二

　　史诗中的英雄形象通常是高高在上，威严、勇猛、无所不能的，他们是天神，在口头传承的过程中，也发生着一些微妙的变化，他们能屈身于老百姓当中，和普通人平齐平坐，成为老百姓的护佑之人。藏区民间的大多数老百姓都认为格萨尔等英雄在藏地历史当中真实存在过的，民间流传了很多风物传说，人物传说，如许多关于格萨尔中的人物的出生地，战争的发生地，都在藏区能够找到相应的地点。在民间的流传的文本中，《格萨尔王传》中的英雄人物形象，英雄的故事不仅深入人心，英雄除了能显示出其高大无所不能的形象外，一些特定的时间和场合《格萨尔》中的众多英雄也已变化为老百姓日常的护佑之神。

　　民间歌谣本是一种口头传承形式，但经过近几十年来的搜集整理，已出现了大量的汉文文本，其中1995年由中国ISBN中心出版的《中国歌谣集成·西藏卷》，就是一个集大成者，英雄史诗《格萨尔王》的许多内容都出现在这些歌谣中。在这部歌谣集中专门有“历史传说故事歌”，其中就有“格萨尔的歌”，如《祝愿一路平安》、《格萨尔王率军离境》是王后森姜珠牡向格萨尔唱得送行歌；《凯旋》是王后森姜珠牡欢迎格萨尔大军的歌谣；《莲花生的预言》是格萨尔在打仗前，按照神的预示，把退敌的方法传授给诸位英雄豪杰，具体讲灭敌方法的。“风物歌”里的“宗巴赞帽”歌，就是译自《格萨尔王传·霍岭之战》在这些歌谣中，大多数都是按照史诗本身作为讲唱文学的形式，对格萨尔进行讴歌。如夸赞帽子的民谣全诗近一千行诗，涉及仪式、宗教、地理、帽子的外形等等多个方面。有关格萨尔作为历史故事传说人物的歌谣，大多也都是对格萨尔的事迹和使用物品的称颂。如《格萨尔大王是最大的英雄》、《圣格萨尔王的住地》、《统帅将领》、《岭噶尔上部》等，具体的则有对藤鞭、鞋子、骏马、宝刀、神箭等物品的称颂。

　　但格萨尔歌谣文本由于其强大的民间性特征，却有着它所体现的现实性的特点。“歌谣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最快捷和迅速、民众的思想、情感、观念和一些地方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是歌谣承载的内容。”因此，格萨尔的歌谣文本也不完全都是史诗所呈现的故事，也不是都是一些称颂的歌谣，它们也是“最快捷和迅速”的生活显现，它们在民间生活中也发生一些极其普通的作用。歌谣中格萨尔以及他的王妃森姜珠牡都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洗氆氇中，在婚庆仪式上，有酒歌、下马歌；在耕种开犁时，格萨尔和森姜珠牡都前来祝福和帮忙，甚至对于小孩子格萨尔大王也前来陪伴成长。如在《新娘下马》这类仪式歌谣中一开篇就要唱：“有了格萨尔王才有军队，/有了珠牡才有婚礼，/说岭格萨尔王和森姜珠牡，/新婚时的婚礼盛况。”在农业歌中格萨尔是最好的耕地者，森姜珠牡是最好的播种者。如《小田地》：“美丽脖套系上铃铛，/脖套贝壳像启明星；/鼻盖装饰像莲花开，/耕地者是格萨尔王，/播种者是森姜珠牡。”森姜珠牡也是洗衣服的能手，一首属于劳动歌谣的民歌《来洗氆氇吧》“这是格萨尔王氆氇衣，/请森姜珠牡来洗洗吧；/如若今日不来洗氆氇，/那你明天不必再来洗。”（《歌谣集成》）而阿里地区一首谐青的歌谣则是格萨尔大王陪孩子成长。孩子从一岁、两岁到三岁都说到由“格萨尔大王前来做陪伴”。《中国歌谣集成·西藏卷》有大量的有关史诗格萨尔王传中歌谣，虽然歌谣是口头语言，但它早已“是另外一种文本了”因此，它们所体现的英雄形象早已不是史诗所流传时代的那个英雄形象，而更多地带有“集成”搜集时代，即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西藏社会生活的各种仪式，甚至是当时原生态生活显现，从本质上体现了英雄对民间老百姓的一种护佑。

　　藏族作家达真的长篇小说《命定》，是一部表现康巴藏区藏族人民抗日的故事，其小说中人物也有着一种《格萨尔王传》中的英雄精神。因为《格萨尔》的开场白，在藏地人人都会，小说的主人公之一：贡布为了讨姑娘开心就会唱一段格萨尔的开场白；而小说的另一位主人公土尔吉为抗英，经过了九死一生，也用《梅岭大战》祭奠死去战友，而他自己活着，他也认为是天神格萨尔一直在护佑着他。

　　阿来，把他在写《格萨尔王》之前的准备阶段搜集到的故事也放进了他的小说，这也体现了英雄对普通老百姓的护佑或者说是保佑。一处传说中的某地是格萨尔遗迹，类似男性生殖器，完成这个叙述是小说中的神授艺人晋美和一个长者的故事，长者为晋美介绍此处是“当年格萨尔在魔国滞留多年，回岭国的路上，想到自己那么多年日日弦歌，夜夜酒色，可能那话儿已失去威猛了，当下掏出东西试试，就在岩石上留下了这鲜明的印痕。”老者还拉过晋美的手，让其摸摸，并保证现在回家去，会像一匹种马一样威猛无比。

　　格萨尔在民间的护佑能力无所不在。甚至，在藏族女作家格央的散文中也提到了史诗中一名被收归于格萨尔帐下的大将霍尔，因曾经与格萨尔有过交战，在后世流传的霍尔家族的地界上，是不能随便讲《格萨尔》故事，更不能说唱《格萨尔》的。虽是一种敬畏，但也从反面说明英雄形象的变化，英雄早以从神坛走下，而成为民间老百姓身边的护佑之人，带有许多民间性意味。

三

　　英雄形象的变化，还体现在当代文本中，作者或编撰者会呈现很多主观意识，通常以现代人的情感体验来看待和重写英雄。

　　藏族诗人夏加曾完成了一部诗集《天子·格萨尔》作为一部诗集，本书有5.3字，一共收录了144首诗作，（包括序言中的一首）在结构上，它基本上也是按照史诗《格萨尔王传》的圆形结构来讲述的，诗集可以分为三个大部分，第一部分“天子降生之英雄称王”，第二部分“戎马一生之大爱无疆”，第三部分“功德圆满之殊胜归天”。作品出现要比阿来的《格萨尔王》要晚，作者基本还是按照颂扬格萨尔的方式来构架的，但诗是最个性化的情感表达，因此，在整部作品里，诗人都用着现代人的情感体验来重写和看待英雄。有评论曾说夏加的一系列“格萨尔”诗的两个命题是人性与和平幸福。尽管作者称：“总体来说，整部诗集还算没有背离《王传》本身的构架，”但其现代阐释的寓意却显而易见，作者这里比较看重爱情，有时，作者也会以格萨尔的王妃珠牡，魔女阿达娜姆的角度去写，“我的大王/我停止不了对你的深情歌唱/苦味的修行/是爱人多情的思量/抑或，爱情的天堂”“我是魔女，我是阿达娜姆/……爱情可以让我飞翔/是谁，可以打开我的心门？/是谁，可以送我一个天堂？/格萨尔——/我的爱人，我的王/你锋利的水晶刀/——在我的喉头/挥舞出我们血红的爱情/降魔的路上/我们的爱情——正在成长”而故事的主人公格萨尔也会对其爱情予以回报。不仅“地狱救妻”，也带着珠牡、梅萨一起重返天界。整部作品虽一首首短诗，短诗里对于爱情，亲情都是带着现代人的情感体验的。珠牡虽是格萨尔的王妃，但她的情感上不能让把她的爱情分享给其他人，梅萨和阿达娜姆也是如此，夏加在他的诗歌里更加突出地展示这种现代人的人性情感。《格萨尔王传》本是一部战争史诗，在诗人的作品里，在夏加的作品里表现了战争是为了和平幸福的主题。在《天子·降生》中写道：“我来——/花红正艳，日月正满/幸福，正扬起马鞭/催发一个火红的消息”，格萨尔降生之初就是为幸福而来，这为本部作品定下了一个和平的基调，在其他的小节的诗作中和平基调一直贯穿始终，又如“和平——/是欢心的的众生//远来的使臣/藏地王丹赤杰布是和平之声/是艳丽的鲜花，是翡翠的使命/是远离硝烟与死亡的安定/此刻，没有战争，没有仇恨/幸福的新芽，即将染绿温馨的春”夏加以现代人的情感体验完成了他对格萨尔的诠释，英雄形象在诗作里也变得更加鲜活和丰满，同时，格萨尔作为主要英雄的正义形象也更为突显。

　　降边嘉措和吴伟的格萨尔文本是近些年来较为流行的文本，他们以精编本、简编本的形式出版了多次。降边嘉措和吴伟于1985年在《格萨尔王全传》前言中说道他们依据的是“第一，已经公开出版的各种藏文本，以及部分手抄本、木刻本。第二，扎巴老人、桑珠、玉梅和其他一些民间艺人的说唱本，以及他们提供的有关资料。第三，青海省民研会翻译编印的资料本。第四，王沂暖教授和刘立千先生、何承纪先生等人的汉译本，以及近来在各种刊物上发表和正式出版的部分诗篇的汉文译本。”也是希望这个故事“作为一家之言”。从写作者编撰的端正严谨态度来看，这个故事极为详实的，但其中仍然有编撰者作为当代人的很多情感体验。故事里有正面人物，也有反面人物，故事中的格萨尔也不是只会降妖伏魔的神子，而是有人的情感，他会在珠牡寻找他去参加赛马称王的时候，变化成黑人强盗和印度少年来测试珠牡，当珠牡没有经得起诱惑，与人互赠了定情之物，格萨尔还专门把珠牡变老变丑。当珠牡因为不忍分离，一直阻止格萨尔去救梅萨时，格萨尔也是既爱又恨，不仅说了珠牡不放开他，不再理珠牡的话，又再悄悄走后，珠牡追来，又不忍心珠牡回去都是路途遥远，担心珠牡有什么闪失。这类比较细腻的表现英雄矛盾心理还有很多，暂不探究编撰者依据的是哪个版本，但英雄的形象在这里无疑也是具有强烈的文学性和现代性，更多是和现代人情感有共鸣。

　　当代藏族女作家格央有一篇散文名为《格萨尔的王妃——珠姆》，写到珠姆是格萨尔赛马称王后的第一个王妃，她虽然是女性，但也有着自己的英雄气，当格萨尔为了救梅萨，前去魔国征讨，还收获又一份魔女阿达娜姆的爱情，珠姆被霍尔王看中，也曾头戴战盔，身披铠甲，手持弓箭表演格萨尔想把霍尔国的军队吓走，自然也有其英雄的一面。在作家格央的情感体验中她不希望珠姆有太多男性气概，而要有更多女人味更好。格央这样写道：“我曾经对珠姆表现出的运筹帷幄的政治战略家的气派有过深深的遗憾，我更喜欢她本来一直所扮演的美丽、高贵、贤雅、有着充分女人味的角色。”而格央散文里的珠姆，她更看重她对孩子的爱，被霍尔抢去之后，珠姆有了她和霍尔的孩子，当格萨尔征服霍尔，她万般请求格萨尔留下她的孩子，但格萨尔从岭国未来的大局来行事，转回王宫杀了这个孩子，史诗里没有再讲珠姆回到岭国究竟会不会思念这个孩子，而格央却质问一句珠姆到底快乐吗？格央的散文里的珠姆形象不再是人所公知的美丽、典雅的珠姆，而是带着现代人印记的经历了痛苦和悲伤折磨过后的珠姆。同样的情感共鸣在夏加的《天子·格萨尔》中也有，珠姆不愿意众多王妃分享她的爱情，甚至她更不愿意做赛马称王中奖品，更对自己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表达了强烈的反感，“马背上的爱情/在王座降生/我的英雄/请告诉世人/我——不是马蹄竞跑的赠品”。

　　2015年出版了一本《格萨尔王传奇》，它是一部百集动画剧作故事的底本，这个故事基本也围绕史诗的故事展开，但省去了地狱救妻救母。英雄在这里形象性更为突出，尤其是为格萨尔设计了一个雪人白曼，她貌似某种象征，但又是英雄可望而不可即的爱，白曼对于格萨尔既觉得神秘，又感到需要她的爱，尽管这种爱无法言说，是格萨尔不想有既定的程式，在赛马称王后娶众多王妃，这个情节在整个文本中场景不多，但虚拟和幻化的设计，多少也带着格萨尔类似现代人的情感特征。

　　在当代文本中，虽然有民间资料总集，有以研究和普及为目的的编撰本，但更多的是文学类作品。优秀的文学作品，给人最直接和最深刻的通常是形象。有关《格萨尔王传》的大多数文本都能很好地承继史诗本身的面貌，展示格萨尔等英雄形象，但在当代社会，文本的变化也带来形象的重新创造，英雄形象都发生了或大或小，甚至是细微处的变化，这些变化有些是作者、编撰者、搜集者有意为之，有些也是无意识表现的，但所有的变化都能体现一种口承文学变异性特征，“民间文学的变异是民间文学创作最具有积极意义的重要特征之一”，《格萨尔王传》中无论是消解式的变化，以祈福护佑式的变化，还是体现当代人情感特征的变化，都是一种积极意义的变化，毕竟口承史诗就会成为文本历史，每种文本作者的创作的初衷并不相同，但所展示英雄形象里却有着很多相似的类型，这也是史诗在文学文化的传承中共有一种特点，很多文本能借史诗的典故引出现代人对社会和看法和认识。

　　原文载于：《西藏民族大学学报》2018年6期，注释已略去。

　　作者简介：栗军（1971—），女，满族，辽宁辽阳人，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藏族民间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