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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来:文学要追求世界的本质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09-07-10  作者:吴虹飞 选稿:芦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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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阿来

  在成都一家咖啡厅里,作家阿来劝说对方吃这家的牛排,因为那是“最好吃的”。相较阿来出生的那个只有20户人家却归4个土司管辖的小山寨里的人,他太像城里人了:挑剔吃喝,迷西方古典音乐,热爱女性——他说那是藏族人的天性。

  阿来的个人史近乎传奇:底下一大串兄弟姐妹的老大,光脚在山坡上放牛放羊的牧童,初中毕业后成了寨子里的水电建筑工,后来当上拖拉机手,屁股下还得垫块板子,因为个头太小。他曾经想成为地质学家,却被分去当了乡村教师,去学校,汽车开到公路的尽头需要大半天,然后再骑上3天马,翻越两座海拔4000多米的雪山。

  两年后,阿来调到县城中学教历史,因为交8毛钱就能吃到肉,他去参加了一次“笔会”,开始写诗。诗歌遍地的时代,阿来崭露头角,直到现在他还认为自己的诗歌比小说好。

  1997年,他被“借”到了《科幻世界》杂志,一路由编辑而主编而社长。1998年,辗转多处的小说《尘埃落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并获得当年茅盾文学奖,从放牛娃到作家再到文化商人,阿来走的,似乎是条同代人少走的路。

  经历决定了我这辈子的倾向

  人物周刊:童年记忆、家庭氛围对你有什么影响?

  阿来:家庭影响不太多,我从小自己的想法比较多,大概10来岁的时候,强烈感觉这生活没什么意义,觉得人也没什么意思,而风景很优美,自然界很强大。小时候跟石头、树木说话,好像跟这些东西能沟通。自然在我的作品中始终是一个角色。我现在还需要不断返回大自然,晚上在草原上,车子旁边扎一个帐篷。睡在里头,什么都不想。不下雨,打开帘子看星星;下雨,关了帘子睡觉。

  人物周刊:西藏本土文化对你有影响吗?

  阿来:写过一篇论文说这个问题,叫《文学表达的民间性》。藏族文化没有书面的东西,文字都是佛经或对佛经的阐释,不表达日常生活,除了神职人员都是文盲。这样,口传文学的力量就显现出来,有意无意间老百姓都享用一种集体记忆。

  口传文学的好处是每天都变化,今天这个人讲,他会添油加醋;明天另一个人讲,他会修改,所以越改越好。很多民间故事,后来有了寓言、象征的特点,这恰好跟80年代传入我国的西方现代文学有相通之处。

  人物周刊:你的经历对你有什么影响?

  阿来:决定了我这辈子的倾向。比如说下乡,都是一个班的同学,城里人披红戴花,好像要去做什么,在我们就是回家。我尤其反感一些跟我同时代的作家,写知青受苦受难,你们去了几年就受苦受难,另外的这帮人就万劫不复,祖祖辈辈?这么多作家到中国的乡村,没多少人跟农民站在一起,都觉得他们受那个苦就是不该的。直到今天我情感上还是农民那一边的。

  人物周刊:《尘埃落定》1994年写完,1998年才出版,据说到十几家大出版社转过,这部后来销量超过百万的小说当时为什么经历如此坎坷?

  阿来:《尘埃落定》跟当时中国人理解的小说不一样,当时没有这样的小说。有些出版社的编辑没见过,就觉得这书怎么可能有市场?所以他说这题材很好,但你要改得像一个小说。我当时就说,我的小说是用心写的,除非你告诉我哪个字是错别字,别的—个标点符号也不能改。我的固执更多的还是因为对于小说的信念。这是对得起我这十几年辛苦写作的小说,也可以说是给故乡的交代。

  人物周刊:《尘埃落定》的语言挺特殊的。

  阿来:语言是小说的基本要素,要写跟人家不—样的小说,不能靠中国人的方式。中国小说当下有个误区,就是不看重形式(包括语言),我们更多希望的是不一样的题材。既然是艺术,内在外在都要不一样。就好像一个人说,我衣裳穿得跟人家一样,但我里头是不一样的,这得脱了衣服给人家看了!

  人物周刊:你有没有明显的叛逆期?

  阿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可能终生都在叛逆期。说句不该说的话,“80后”的叛逆只是逞口齿之快,为了利益在扮演;而我们的理念就是有真实的自我,我们的叛逆是在反思这个社会,而非表面上跟周围格格不入。

  文学本身就是我的宗教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目前中国乡村所面临的问题?

  阿来:在《尘埃落定》中,乡村是一个正常的崩溃过程,其实真实的瓦解是文化的瓦解。整个中国的乡村其实都面临这个问题,西藏尤为严重,因为它整个的文化都建立在乡村的基础上。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过,如果我们把6000年人类文明史放在30万年的人类历史中甚至从猿变人的200万年中,我们跟6000年前的人的文化是没有高下之别的。但现在一切都用政治、经济或生产力的方式来谈,那么肯定是乡村落后。而我们在还没有完成新的乡村文明建设之前把旧的摧毁了,乡村人跟城市人比起来明显更没有出路,更无助。

  你能把所有的乡村都城镇化吗?2006年我们取消了农业税,减了1200亿元。那年国家增加的财政收入是多少?8000亿元。中国最奇怪的是,我们大部分人是从农民变过来的,反而更不同情农民。

  人物周刊:现在你作为作家的收入高还是作为出版商的收入高?

  阿来:作家吧。每年我有国内国外比较固定的版税,比例跟别的作家比稍高一些。有房子住,有车开,我估计在成都就是中等偏上的消费水平。

  人物周刊:对饥饿还有印象吗?

  阿来:有。我不害怕,我自己大不了再回到那时候。无所谓。

  我们那个时代。不患寡而患不均,现在是有些人有有些人没有,这个事情把大家弄得……但我们从那时候过来的人物质上能达到今天这么丰裕的状态,超乎自己想象。现实已经告诉你,如果你一直从事精神劳动,你是不会过上富裕日子的。

  我对宿命的理解是,不要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

  人物周刊:作为一个藏族人,你有宗教信仰吗?

  阿来:我们是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成长起来的,这个时期宗教是被禁止的。但我们读佛经,读《圣经》,读到释迦牟尼觉悟的过程,觉得非常好,很崇高。70年代末宗教又恢复了,但它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就是建造偶像,建造越来越金碧辉煌的场所,越来越多的人,一旦披上了一件袍子,就变成了……他们某种程度上掌握了巨大的权力、巨大的话语权。这样,我对它从强烈的兴趣到发现它并不真正护佑我们的精神世界,肯定是深刻地失望。

  可能知识把我解放出来了。我觉得说到底,宗教可能还是一种宿命感——在那些不是特别狂妄自大、不是特别无知无畏的人身上。我对宿命的理解是,生命这么短暂,十几岁什么都不知道,七八十岁知道也干不了了,也就这么三四十年,尽可能按照自己想的,多做一些事情,不要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

  一个藏族人没有这样的信仰,可能需要更多勇气。我性格还是比较剽悍的,我觉得我的宗教这个时候是文学。任何东西,我们把它推到极致,都是一种追寻世界本质的途径,而不是别的。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新中国成立后西藏地区的变化?

  阿来:西藏老百姓的生活跟过去比,肯定是天上地下,过去连认字的权利都没有,现在很多人有了受教育的权利,允许研究发展藏族自己的文化。

  人物周刊:你的写作跟这些事有关系吗?

  阿来:很多时候我们狭义地把官方认同的东西叫做意识形态,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有意识形态,不管怎么样,人是生活在某一种政治体制之下的,而任何一种体制,背后都有一个意识形态在起作用。我们现代人可怜就可怜在:人类创造了那么多东西,我们不可能再创造出新的来,我们现在就像在做选择题,只能在几个中间打勾。

  写作跟意识形态跟道德都是有关系的。第一你会影响别人,第二你本身会有一个立场。年轻时特别希望有一种无拘无束的写作,跟意识形态、跟道德都没有关系。最后发现这是不可能的,你不在这种道德里,就在那种道德里。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第4期)

文章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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