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阿来

　　在成都一家咖啡厅里，作家阿来劝说对方吃这家的牛排，因为那是“最好吃的”。相较阿来出生的那个只有20户人家却归4个土司管辖的小山寨里的人，他太像城里人了：挑剔吃喝，迷西方古典音乐，热爱女性——他说那是藏族人的天性。

　　阿来的个人史近乎传奇：底下一大串兄弟姐妹的老大，光脚在山坡上放牛放羊的牧童，初中毕业后成了寨子里的水电建筑工，后来当上拖拉机手，屁股下还得垫块板子，因为个头太小。他曾经想成为地质学家，却被分去当了乡村教师，去学校，汽车开到公路的尽头需要大半天，然后再骑上3天马，翻越两座海拔4000多米的雪山。

　　两年后，阿来调到县城中学教历史，因为交8毛钱就能吃到肉，他去参加了一次“笔会”，开始写诗。诗歌遍地的时代，阿来崭露头角，直到现在他还认为自己的诗歌比小说好。

　　1997年，他被“借”到了《科幻世界》杂志，一路由编辑而主编而社长。1998年，辗转多处的小说《尘埃落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并获得当年茅盾文学奖，从放牛娃到作家再到文化商人，阿来走的，似乎是条同代人少走的路。

　　经历决定了我这辈子的倾向

　　人物周刊：童年记忆、家庭氛围对你有什么影响？

　　阿来：家庭影响不太多，我从小自己的想法比较多，大概10来岁的时候，强烈感觉这生活没什么意义，觉得人也没什么意思，而风景很优美，自然界很强大。小时候跟石头、树木说话，好像跟这些东西能沟通。自然在我的作品中始终是一个角色。我现在还需要不断返回大自然，晚上在草原上，车子旁边扎一个帐篷。睡在里头，什么都不想。不下雨，打开帘子看星星；下雨，关了帘子睡觉。

　　人物周刊：西藏本土文化对你有影响吗？

　　阿来：写过一篇论文说这个问题，叫《文学表达的民间性》。藏族文化没有书面的东西，文字都是佛经或对佛经的阐释，不表达日常生活，除了神职人员都是文盲。这样，口传文学的力量就显现出来，有意无意间老百姓都享用一种集体记忆。

　　口传文学的好处是每天都变化，今天这个人讲，他会添油加醋；明天另一个人讲，他会修改，所以越改越好。很多民间故事，后来有了寓言、象征的特点，这恰好跟80年代传入我国的西方现代文学有相通之处。

　　人物周刊：你的经历对你有什么影响？

　　阿来：决定了我这辈子的倾向。比如说下乡，都是一个班的同学，城里人披红戴花，好像要去做什么，在我们就是回家。我尤其反感一些跟我同时代的作家，写知青受苦受难，你们去了几年就受苦受难，另外的这帮人就万劫不复，祖祖辈辈？这么多作家到中国的乡村，没多少人跟农民站在一起，都觉得他们受那个苦就是不该的。直到今天我情感上还是农民那一边的。

　　人物周刊：《尘埃落定》1994年写完，1998年才出版，据说到十几家大出版社转过，这部后来销量超过百万的小说当时为什么经历如此坎坷？

　　阿来：《尘埃落定》跟当时中国人理解的小说不一样，当时没有这样的小说。有些出版社的编辑没见过，就觉得这书怎么可能有市场？所以他说这题材很好，但你要改得像一个小说。我当时就说，我的小说是用心写的，除非你告诉我哪个字是错别字，别的—个标点符号也不能改。我的固执更多的还是因为对于小说的信念。这是对得起我这十几年辛苦写作的小说，也可以说是给故乡的交代。

　　人物周刊：《尘埃落定》的语言挺特殊的。

　　阿来：语言是小说的基本要素，要写跟人家不—样的小说，不能靠中国人的方式。中国小说当下有个误区，就是不看重形式（包括语言），我们更多希望的是不一样的题材。既然是艺术，内在外在都要不一样。就好像一个人说，我衣裳穿得跟人家一样，但我里头是不一样的，这得脱了衣服给人家看了！

　　人物周刊：你有没有明显的叛逆期？

　　阿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们可能终生都在叛逆期。说句不该说的话，“80后”的叛逆只是逞口齿之快，为了利益在扮演；而我们的理念就是有真实的自我，我们的叛逆是在反思这个社会，而非表面上跟周围格格不入。

　　文学本身就是我的宗教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目前中国乡村所面临的问题？

　　阿来：在《尘埃落定》中，乡村是一个正常的崩溃过程，其实真实的瓦解是文化的瓦解。整个中国的乡村其实都面临这个问题，西藏尤为严重，因为它整个的文化都建立在乡村的基础上。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过，如果我们把6000年人类文明史放在30万年的人类历史中甚至从猿变人的200万年中，我们跟6000年前的人的文化是没有高下之别的。但现在一切都用政治、经济或生产力的方式来谈，那么肯定是乡村落后。而我们在还没有完成新的乡村文明建设之前把旧的摧毁了，乡村人跟城市人比起来明显更没有出路，更无助。

　　你能把所有的乡村都城镇化吗？2006年我们取消了农业税，减了1200亿元。那年国家增加的财政收入是多少？8000亿元。中国最奇怪的是，我们大部分人是从农民变过来的，反而更不同情农民。

　　人物周刊：现在你作为作家的收入高还是作为出版商的收入高？

　　阿来：作家吧。每年我有国内国外比较固定的版税，比例跟别的作家比稍高一些。有房子住，有车开，我估计在成都就是中等偏上的消费水平。

　　人物周刊：对饥饿还有印象吗？

　　阿来：有。我不害怕，我自己大不了再回到那时候。无所谓。

　　我们那个时代。不患寡而患不均，现在是有些人有有些人没有，这个事情把大家弄得……但我们从那时候过来的人物质上能达到今天这么丰裕的状态，超乎自己想象。现实已经告诉你，如果你一直从事精神劳动，你是不会过上富裕日子的。

　　我对宿命的理解是，不要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

　　人物周刊：作为一个藏族人，你有宗教信仰吗？

　　阿来：我们是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成长起来的，这个时期宗教是被禁止的。但我们读佛经，读《圣经》，读到释迦牟尼觉悟的过程，觉得非常好，很崇高。70年代末宗教又恢复了，但它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就是建造偶像，建造越来越金碧辉煌的场所，越来越多的人，一旦披上了一件袍子，就变成了……他们某种程度上掌握了巨大的权力、巨大的话语权。这样，我对它从强烈的兴趣到发现它并不真正护佑我们的精神世界，肯定是深刻地失望。

　　可能知识把我解放出来了。我觉得说到底，宗教可能还是一种宿命感——在那些不是特别狂妄自大、不是特别无知无畏的人身上。我对宿命的理解是，生命这么短暂，十几岁什么都不知道，七八十岁知道也干不了了，也就这么三四十年，尽可能按照自己想的，多做一些事情，不要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

　　一个藏族人没有这样的信仰，可能需要更多勇气。我性格还是比较剽悍的，我觉得我的宗教这个时候是文学。任何东西，我们把它推到极致，都是一种追寻世界本质的途径，而不是别的。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待新中国成立后西藏地区的变化？

　　阿来：西藏老百姓的生活跟过去比，肯定是天上地下，过去连认字的权利都没有，现在很多人有了受教育的权利，允许研究发展藏族自己的文化。

　　人物周刊：你的写作跟这些事有关系吗？

　　阿来：很多时候我们狭义地把官方认同的东西叫做意识形态，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有意识形态，不管怎么样，人是生活在某一种政治体制之下的，而任何一种体制，背后都有一个意识形态在起作用。我们现代人可怜就可怜在：人类创造了那么多东西，我们不可能再创造出新的来，我们现在就像在做选择题，只能在几个中间打勾。

　　写作跟意识形态跟道德都是有关系的。第一你会影响别人，第二你本身会有一个立场。年轻时特别希望有一种无拘无束的写作，跟意识形态、跟道德都没有关系。最后发现这是不可能的，你不在这种道德里，就在那种道德里。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0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