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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来:“自然”是我作品中的角色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09-02-25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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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阿来的个人史近乎传奇:初中毕业后成了寨子里的水电建筑工,后来当上拖拉机手。他曾经想成为地质学家,却被分去当了乡村教师。1997年,他被“借”到了《科幻世界》杂志,一路由编辑而主编而社长。1998年,辗转多处的小说《尘埃落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并获得当年茅盾文学奖。从放牛娃到作家再到文化商人,阿来走的,似乎是条同代人少走的路。

  作家阿来有点胖,在成都一家咖啡厅里,他劝说对方吃这一家的牛排,因为那是“最好吃的”。他有时无事可做,便坐在那里喝咖啡,没有人认出他来。相较阿来出生的那个只有20户人家却归4个土司管辖的小山寨里的人,他太像城里人了:挑剔吃喝,迷西方古典音乐。

  过去,阿来算是比较孤僻的人,因为觉得“人没什么意思”。现在,他仍经常驱车前往青海等地,就在野外扎个帐篷住。阿来热衷于拍摄花朵,在有些清冷的家里,他为记者展现他拍的花。高原上有的花很小,他全给了很大的特写,仿佛在强调它们短暂的生命。

  阿来是家中兄弟姐妹的老大,光脚在山坡上放牛放羊的牧童,初中毕业后成了寨子里的水电建筑工,后来当上拖拉机手,而要握方向盘,他屁股下还得垫块板子,因为个头太小。他曾经想成为地质学家,却被分去当了乡村教师,去学校,汽车开到公路的尽头需要大半天,然后再骑上3天马,翻越两座海拔4000多米的雪山。

  两年后,阿来调到县城中学教历史,因为交8毛钱就能吃到肉,他去参加了一次“笔会”,开始写诗。诗歌遍地的时代,阿来崭露头角,直到现在他还认为自己的诗歌比小说好。

  “如果每天制造虚假的东西,那我明天自杀算了”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出生在小村子里,童年记忆、家庭氛围对你有什么影响?

  阿来:家庭影响不太多,我从小自己的想法比较多。小时候跟石头说话,跟树木说话,好像跟这些东西能沟通。

  可能我跟其他作家不太一样的是,自然在我的作品中始终是一个角色。我现在还需要不断返回大自然,晚上在草原上、车子旁边扎一个帐篷,睡在里头,什么都不想,经常这样。

  记:西藏本土文化对你有影响吗?比如小时候听到的那些在民间口口相传的神话?

  阿来:听过很多,也写过一篇论文说这个问题,叫《文学表达的民间性》。藏族文化没有书面的东西,文字都是佛经或对佛经的阐释,它是宗教的,不表达日常生活,除了神职人员都是文盲。这样,口传文学的力量就显现出来,有意无意间老百姓都享用一种集体记忆。

  口传文学的好处是每天都变化。很多民间故事,后来有了寓言、象征的特点,而这些恰好跟80年代传入我国的西方现代文学有相通之处,那时候我们才认识到原来这样的东西在我们民间一直都有。我意识到之后对民间文学做过比较细致的研究。

  记:看你的履历,可以说你是地道农村出身,小时候大部分时间是在放牧,1976年初中毕业,当过拖拉机手,这段经历对你有什么影响?

 

 

 

  阿来:就是决定我这辈子的一个倾向。比如说下乡,都是一个班的同学,城里人披红戴花,好像要去做什么,我们就是回家。大家经历同样的事情,为什么对有些人是伤害,对另外一些人就不是呢?为什么不能站在全人类立场上来写呢?我们看问题只有两个角度:以个人角度写,没有身份;如果需要一个群体的话,从全人类角度想一想。

  记:你从乡村教师变成《科幻世界》编辑、主编,是否也是个主动向知识阶层渗入的过程?

  阿来:没有,我早就是知识分子了。当时《科幻世界》需要我,又没编制,就把我借用过去。我从编辑到主编也就是一年时间。我愿意去是因为那块政府不大管,有市场化的可能。现在时髦的提法叫“文化产业”,当年还没人提这个。

  记:有没有觉得文化的市场化跟文化的品格是不太相容的?

  阿来:我办那个杂志,提出我们的企业文化。我说我们不是卖酱油的,我们制造的是文化,我们的企业文化,就是赚钱加限制。我们希望能有一点点开启民智、传播知识、弘扬正义的东西,如果对象是青少年,我们至少是帮他们建立科学观,培养他们的想象力,有益于世道人心。如果每天讲怎么娱乐怎么休闲,制造虚假的东西,那我明天自杀算了。

  这么多年的文化发展总是滞后,事前不明白,事中我们为了短期目标假装不知道,一定要到无以复加才开始处理。文化已经在所谓产业化上走,一定要等10年、20年以后毁掉了一代年轻人再提出挽回,但是很不幸,肯定不是在我们这一代。

  记:什么原因使你决定离开出版业?

  阿来:两个原因:一是个人原因,因为要写小说;二是对出版业失望。

  “中国知识分子总的眼

  光是向外的”

  记:《尘埃落定》1994年写完,1998年才出版,据说到十几家大出版社转过,这部后来销量超过百万的小说当时为什么会经历如此坎坷?

  阿来:我当时想都没想过销量。《尘埃落定》跟当时中国人理解的小说不一样,当时没有这样的小说。有些出版社的编辑没见过,就觉得这书怎么可能有市场?所以他说这题材很好,但你要修改。我当时就说,我的小说是用心写的,除非你告诉我哪个字是错别字,可以改,别的不能动,一个标点符号也不能改。

  我比较固执,但更多的还是因为对于小说的信念。如果自信心不够、判断力不够,我就会害怕:怎么写出这样的东西?当时我说,这是什么样的小说?这是对得起我这十几年辛苦写作的小说,如果有故乡情结的话,这也可以说是给故乡的交代。

 

 

 

  记:《尘埃落定》这么畅销,跟大众对西藏题材感兴趣有没有关系?

  阿来:没有关系。我最怕陷入“题材决定论”,之前1950年代有多少人写西藏,跟我差不多时候也有,但公众对他们其实并不感兴趣。

  记:《尘埃落定》的语言挺特殊的。

  阿来:语言是小说的基本要素,要写跟人家不一样的小说,不能靠中国人的方式。中国小说当下有个误区,就是不看重形式——形式当然包括语言了—— 我们更多希望的是不一样的题材。既然是艺术,内在外在都要不一样,就好像一个人说,我衣裳穿得跟人家一样,但我里头是不一样的,这要脱了衣服给人家看嘛!当然这个比喻不够恰当,小说的形式和题材的关系远远比一个人跟衣服的关系紧密,密不可分。

  记:你有“跟人家不一样”的想法,那你有没有明显的叛逆期?

  阿来:少年时代没有,那时候社会不允许,现在之所以有“叛逆期”的说法,那是社会允许小孩表现出反叛。但我想,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相对于这个社会的主流,我们可能终身都在叛逆期。

  这种不赞同是内在的,但我不会跳出来写博客,或者对媒体发出什么声音。

  我说句不该说的话,跟“80后”什么的比起来,我们对这个社会的叛逆程度是他们多少倍啊。他们逞口齿之快,为了利益在扮演;而我们的理念就是有真实的自我,我们的叛逆是在反思这个社会,是对社会的批判,而非表面上跟周围格格不入,这个东西体现它只有一种途径,就是凭我的作品。

  记:你在很多场合都表达了这种边缘感,但《尘埃落定》得了茅盾文学奖——最主流、最官方的奖。

  阿来:我之前写了十几年诗歌、小说,根本没人理我,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对很多二三流作家的关注也超过对我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总的眼光是向外的,他们更愿意谈谈巴黎左岸什么的,虽然我也去那里喝过咖啡了,但我觉得没什么好谈的。他们在中国,也只会谈几个城市,不会谈农村。我写《尘埃落定》,压根没想过要得奖,即使得奖了、畅销了,我也真的认为以后我的写作大概也不会获得那么多关注。比如《空山》,跟同等水平的作品相比,它得到的关注是最少的。这里头既有中国文坛喜欢拉小圈子的关系,也有城市的东西他们可以谈,这样的东西他们连谈的能力都没有的关系。

  “文学本身就是我的宗教”

  记:《尘埃落定》和《空山》中写的乡村,跟现实中的乡村有多大的关系?

  阿来:《尘埃落定》没怎么写真正的乡村,它主要是写权力;《空山》直接写乡村,是完全写实的,为了写实,损失了小说的一些可能性。但不同的故事需要不同的讲法,我想我找到了最好的方式。

 

 

 

  记:现在你作为作家的收入高还是作为出版商的收入高?

  阿来:作家吧。每年我有国内国外比较固定的版税,比例跟别的作家比稍高一些。但我都有点不好意思,我现在每个月2000多块钱薪水,刚够我养车。还好不是只靠薪水,光靠薪水怎么过日子嘛!

  记:对饥饿还有印象吗?

  阿来:有。我不害怕,大不了再回到那时候,无所谓。我们从那时候过来的人物质上能达到今天这么丰裕的状态,超乎自己想象。现实已经告诉你,如果你一直从事精神劳动,你是不会过上富裕日子的,我们开始写作就有这个准备,不然我就干别的去了。

  记:那你现在还会谈理想吗?

  阿来:有理想,但你老谈它干什么?我做的所有事都是照着这个理想做的。我说过一句话:如果有那样一个宗教的话,文学本身就是我的宗教。

  “我对宿命的理解是,不

  要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

  记:作为一个藏族人,你有宗教信仰吗?

  阿来:没有。我们可能觉得知识把我们解放出来了。我们这种人可能有宗教感,但是不会去信仰。我觉得,宗教是依靠一套仪式、一个习惯而存在的。

  我觉得说到底,宗教可能还是一种宿命感,我相信这种宿命感是有的。我对宿命的理解是,生命这么短暂,十几岁什么都不知道,七八十岁知道也干不了了,也就这么三四十年,尽可能按照自己想的,多做一些事情,不要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

  一个藏族人没有这样的信仰,可能需要更多勇气。我性格还是比较剽悍的,我觉得我的宗教这个时候是文学,我相信从机制上讲它跟宗教差别不大,任何东西,我们把它推到极致,都是一种追寻世界本质的途径,而不是别的。

  记:你怎么看建国后西藏地区的变化?

  阿来:西藏老百姓的生活跟过去比,肯定是天上地下,过去连认字的权利都没有,现在很多人有了受教育的权利。现在允许研究发展藏族自己的文化,但允许是一回事,能不能发展是另一回事,这个文化怎么发展?很难发展。目前这样的科学技术、教育水准,你不可能凭空创造出一种更先进的东西来了。

 

  记:你的写作跟这些事有关系吗?

  阿来:很多时候我们狭义地把官方认同的东西叫做意识形态,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有意识形态,不管怎么样,人是生活在某一种政治体制之下的,不是这种政治体制,就是那种政治体制,而任何一种体制,背后都有一个意识形态在起作用。

  写作跟意识形态跟道德都是有关系的,第一你会影响别人,第二你本身会有一个立场。年轻时特别希望有一种无拘无束的写作,跟这一切,跟意识形态、跟道德都没有关系,最后发现这是不可能的,你不在这种道德里,就在那种道德里。

文章来源:天天新报2009-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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