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阿来的个人史近乎传奇：初中毕业后成了寨子里的水电建筑工，后来当上拖拉机手。他曾经想成为地质学家，却被分去当了乡村教师。1997年，他被“借”到了《科幻世界》杂志，一路由编辑而主编而社长。1998年，辗转多处的小说《尘埃落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并获得当年茅盾文学奖。从放牛娃到作家再到文化商人，阿来走的，似乎是条同代人少走的路。

　　作家阿来有点胖，在成都一家咖啡厅里，他劝说对方吃这一家的牛排，因为那是“最好吃的”。他有时无事可做，便坐在那里喝咖啡，没有人认出他来。相较阿来出生的那个只有20户人家却归4个土司管辖的小山寨里的人，他太像城里人了：挑剔吃喝，迷西方古典音乐。

　　过去，阿来算是比较孤僻的人，因为觉得“人没什么意思”。现在，他仍经常驱车前往青海等地，就在野外扎个帐篷住。阿来热衷于拍摄花朵，在有些清冷的家里，他为记者展现他拍的花。高原上有的花很小，他全给了很大的特写，仿佛在强调它们短暂的生命。

　　阿来是家中兄弟姐妹的老大，光脚在山坡上放牛放羊的牧童，初中毕业后成了寨子里的水电建筑工，后来当上拖拉机手，而要握方向盘，他屁股下还得垫块板子，因为个头太小。他曾经想成为地质学家，却被分去当了乡村教师，去学校，汽车开到公路的尽头需要大半天，然后再骑上3天马，翻越两座海拔4000多米的雪山。

　　两年后，阿来调到县城中学教历史，因为交8毛钱就能吃到肉，他去参加了一次“笔会”，开始写诗。诗歌遍地的时代，阿来崭露头角，直到现在他还认为自己的诗歌比小说好。

　　“如果每天制造虚假的东西，那我明天自杀算了”

　　记者（以下简称“记”）：你出生在小村子里，童年记忆、家庭氛围对你有什么影响？

　　阿来：家庭影响不太多，我从小自己的想法比较多。小时候跟石头说话，跟树木说话，好像跟这些东西能沟通。

　　可能我跟其他作家不太一样的是，自然在我的作品中始终是一个角色。我现在还需要不断返回大自然，晚上在草原上、车子旁边扎一个帐篷，睡在里头，什么都不想，经常这样。

　　记：西藏本土文化对你有影响吗？比如小时候听到的那些在民间口口相传的神话？

　　阿来：听过很多，也写过一篇论文说这个问题，叫《文学表达的民间性》。藏族文化没有书面的东西，文字都是佛经或对佛经的阐释，它是宗教的，不表达日常生活，除了神职人员都是文盲。这样，口传文学的力量就显现出来，有意无意间老百姓都享用一种集体记忆。

　　口传文学的好处是每天都变化。很多民间故事，后来有了寓言、象征的特点，而这些恰好跟80年代传入我国的西方现代文学有相通之处，那时候我们才认识到原来这样的东西在我们民间一直都有。我意识到之后对民间文学做过比较细致的研究。

　　记：看你的履历，可以说你是地道农村出身，小时候大部分时间是在放牧，1976年初中毕业，当过拖拉机手，这段经历对你有什么影响？

　　阿来：就是决定我这辈子的一个倾向。比如说下乡，都是一个班的同学，城里人披红戴花，好像要去做什么，我们就是回家。大家经历同样的事情，为什么对有些人是伤害，对另外一些人就不是呢？为什么不能站在全人类立场上来写呢？我们看问题只有两个角度：以个人角度写，没有身份；如果需要一个群体的话，从全人类角度想一想。

　　记：你从乡村教师变成《科幻世界》编辑、主编，是否也是个主动向知识阶层渗入的过程？

　　阿来：没有，我早就是知识分子了。当时《科幻世界》需要我，又没编制，就把我借用过去。我从编辑到主编也就是一年时间。我愿意去是因为那块政府不大管，有市场化的可能。现在时髦的提法叫“文化产业”，当年还没人提这个。

　　记：有没有觉得文化的市场化跟文化的品格是不太相容的？

　　阿来：我办那个杂志，提出我们的企业文化。我说我们不是卖酱油的，我们制造的是文化，我们的企业文化，就是赚钱加限制。我们希望能有一点点开启民智、传播知识、弘扬正义的东西，如果对象是青少年，我们至少是帮他们建立科学观，培养他们的想象力，有益于世道人心。如果每天讲怎么娱乐怎么休闲，制造虚假的东西，那我明天自杀算了。

　　这么多年的文化发展总是滞后，事前不明白，事中我们为了短期目标假装不知道，一定要到无以复加才开始处理。文化已经在所谓产业化上走，一定要等10年、20年以后毁掉了一代年轻人再提出挽回，但是很不幸，肯定不是在我们这一代。

　　记：什么原因使你决定离开出版业？

　　阿来：两个原因：一是个人原因，因为要写小说；二是对出版业失望。

　　“中国知识分子总的眼

　　光是向外的”

　　记：《尘埃落定》1994年写完，1998年才出版，据说到十几家大出版社转过，这部后来销量超过百万的小说当时为什么会经历如此坎坷？

　　阿来：我当时想都没想过销量。《尘埃落定》跟当时中国人理解的小说不一样，当时没有这样的小说。有些出版社的编辑没见过，就觉得这书怎么可能有市场？所以他说这题材很好，但你要修改。我当时就说，我的小说是用心写的，除非你告诉我哪个字是错别字，可以改，别的不能动，一个标点符号也不能改。

　　我比较固执，但更多的还是因为对于小说的信念。如果自信心不够、判断力不够，我就会害怕：怎么写出这样的东西？当时我说，这是什么样的小说？这是对得起我这十几年辛苦写作的小说，如果有故乡情结的话，这也可以说是给故乡的交代。

　　记：《尘埃落定》这么畅销，跟大众对西藏题材感兴趣有没有关系？

　　阿来：没有关系。我最怕陷入“题材决定论”，之前1950年代有多少人写西藏，跟我差不多时候也有，但公众对他们其实并不感兴趣。

　　记：《尘埃落定》的语言挺特殊的。

　　阿来：语言是小说的基本要素，要写跟人家不一样的小说，不能靠中国人的方式。中国小说当下有个误区，就是不看重形式——形式当然包括语言了—— 我们更多希望的是不一样的题材。既然是艺术，内在外在都要不一样，就好像一个人说，我衣裳穿得跟人家一样，但我里头是不一样的，这要脱了衣服给人家看嘛！当然这个比喻不够恰当，小说的形式和题材的关系远远比一个人跟衣服的关系紧密，密不可分。

　　记：你有“跟人家不一样”的想法，那你有没有明显的叛逆期？

　　阿来：少年时代没有，那时候社会不允许，现在之所以有“叛逆期”的说法，那是社会允许小孩表现出反叛。但我想，从某种程度上来讲，相对于这个社会的主流，我们可能终身都在叛逆期。

　　这种不赞同是内在的，但我不会跳出来写博客，或者对媒体发出什么声音。

　　我说句不该说的话，跟“80后”什么的比起来，我们对这个社会的叛逆程度是他们多少倍啊。他们逞口齿之快，为了利益在扮演；而我们的理念就是有真实的自我，我们的叛逆是在反思这个社会，是对社会的批判，而非表面上跟周围格格不入，这个东西体现它只有一种途径，就是凭我的作品。

　　记：你在很多场合都表达了这种边缘感，但《尘埃落定》得了茅盾文学奖——最主流、最官方的奖。

　　阿来：我之前写了十几年诗歌、小说，根本没人理我，不管是官方还是民间，对很多二三流作家的关注也超过对我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总的眼光是向外的，他们更愿意谈谈巴黎左岸什么的，虽然我也去那里喝过咖啡了，但我觉得没什么好谈的。他们在中国，也只会谈几个城市，不会谈农村。我写《尘埃落定》，压根没想过要得奖，即使得奖了、畅销了，我也真的认为以后我的写作大概也不会获得那么多关注。比如《空山》，跟同等水平的作品相比，它得到的关注是最少的。这里头既有中国文坛喜欢拉小圈子的关系，也有城市的东西他们可以谈，这样的东西他们连谈的能力都没有的关系。

　　“文学本身就是我的宗教”

　　记：《尘埃落定》和《空山》中写的乡村，跟现实中的乡村有多大的关系？

　　阿来：《尘埃落定》没怎么写真正的乡村，它主要是写权力；《空山》直接写乡村，是完全写实的，为了写实，损失了小说的一些可能性。但不同的故事需要不同的讲法，我想我找到了最好的方式。

　　记：现在你作为作家的收入高还是作为出版商的收入高？

　　阿来：作家吧。每年我有国内国外比较固定的版税，比例跟别的作家比稍高一些。但我都有点不好意思，我现在每个月2000多块钱薪水，刚够我养车。还好不是只靠薪水，光靠薪水怎么过日子嘛！

　　记：对饥饿还有印象吗？

　　阿来：有。我不害怕，大不了再回到那时候，无所谓。我们从那时候过来的人物质上能达到今天这么丰裕的状态，超乎自己想象。现实已经告诉你，如果你一直从事精神劳动，你是不会过上富裕日子的，我们开始写作就有这个准备，不然我就干别的去了。

　　记：那你现在还会谈理想吗？

　　阿来：有理想，但你老谈它干什么？我做的所有事都是照着这个理想做的。我说过一句话：如果有那样一个宗教的话，文学本身就是我的宗教。

　　“我对宿命的理解是，不

　　要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

　　记：作为一个藏族人，你有宗教信仰吗？

　　阿来：没有。我们可能觉得知识把我们解放出来了。我们这种人可能有宗教感，但是不会去信仰。我觉得，宗教是依靠一套仪式、一个习惯而存在的。

　　我觉得说到底，宗教可能还是一种宿命感，我相信这种宿命感是有的。我对宿命的理解是，生命这么短暂，十几岁什么都不知道，七八十岁知道也干不了了，也就这么三四十年，尽可能按照自己想的，多做一些事情，不要做你不愿意做的事情。

　　一个藏族人没有这样的信仰，可能需要更多勇气。我性格还是比较剽悍的，我觉得我的宗教这个时候是文学，我相信从机制上讲它跟宗教差别不大，任何东西，我们把它推到极致，都是一种追寻世界本质的途径，而不是别的。

　　记：你怎么看建国后西藏地区的变化？

　　阿来：西藏老百姓的生活跟过去比，肯定是天上地下，过去连认字的权利都没有，现在很多人有了受教育的权利。现在允许研究发展藏族自己的文化，但允许是一回事，能不能发展是另一回事，这个文化怎么发展？很难发展。目前这样的科学技术、教育水准，你不可能凭空创造出一种更先进的东西来了。

　　记：你的写作跟这些事有关系吗？

　　阿来：很多时候我们狭义地把官方认同的东西叫做意识形态，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有意识形态，不管怎么样，人是生活在某一种政治体制之下的，不是这种政治体制，就是那种政治体制，而任何一种体制，背后都有一个意识形态在起作用。

　　写作跟意识形态跟道德都是有关系的，第一你会影响别人，第二你本身会有一个立场。年轻时特别希望有一种无拘无束的写作，跟这一切，跟意识形态、跟道德都没有关系，最后发现这是不可能的，你不在这种道德里，就在那种道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