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网首页|客户端|官方微博|报刊投稿|邮箱 中国社会科学网
当代藏族文学的文化走向
浅析新时期藏族作家不同群体的审美个性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07-12-18  作者:李佳俊
0

[摘要]本文通过对当代藏族作家成长经历和作品特色的分析,将藏族作家分为四个类型;通过对这四个类型作家群的小说作品的具体剖析和研究,以及对作品中不同文化内涵的比较和挖掘,全面、客观地梳理、总结和评介了新时期的藏族文学。由于作者本人就是当代西藏文学的创作实践者和评论者,同时对藏族作家有较广泛和深入的了解,因此,本篇关于当代藏族作家的文章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前言


    藏族文学所拥有的民族文化内涵乃“藏族文学”这个概念的应有之义,无论古代还是现代,都是一种客观存在。因为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精神财富的总汇,民族文化不仅把这个民族和那个民族区别开来,而且成为支配这个民族所有成员生活起居、社会习俗、思维定势的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作为全面、深刻、形象地表现那个民族社会生活及其历史变迁的文学作品,一旦离开了所属民族的文化,所有文字都无所归属,变成了一条干瘪无物的空口袋。
    如何认识民族文化在当代民族文学创作中的地位,特别是在社会经济急遽变革,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相互激烈碰撞的时代,如何审视民族文化对不同阶层的影响,是我国所有少数民族作家面对的一个重要课题。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文学大师茅盾先生首次使用“民族文学”称谓的时候,曾经鲜明地提出“开展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运动,使新民主主义的内容与少数民族的文学形式相结合,各民族间相互交换经验,以促使新中国文学的多方面的发展”的目标。这里就包含了民族文化的内容,而且重视各兄弟民族文化的相互借鉴和交流。但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和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经验的不足,在兄弟民族文化交流中,往往偏重借鉴汉族文学优秀作品的创作模式,而忽视了对本民族文化内涵的开掘,致使某些反映少数民族生活内容的作品,以共同的政治概念掩盖了对不同民族特殊心理活动的探索,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难以塑造出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难以真实、深刻地表现出民族生活的复杂性及其多姿多彩的诱人魅力。
    在我国藏族地区,民族文学与民族文化的关系作为理性课题引起普遍关注显得晚一些。这是因为当代藏族文学承续古典文学的传统,一直由诗歌担任主角,曾涌现出一批杰出的诗人。他们的热情颂扬民族团结、讴歌新生活喜悦心情的短小抒情诗充分展示出雪山、草原的绮丽风光。藏族同胞的质朴、热情、智慧和博大胸怀,风趣、流畅的民歌风格和睿智的谚语、格言,给各民族读者耳目一新的感受。按照当时“社会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相结合”的理论框架,这些作品似乎已经相当完美了。上世纪60年代开始,有了藏族作家的现代形式的短篇小说问世,但数量很少,而且受到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民族文化对文学的深层次介入还没有提到作家议事日程上来。
    在1979年底召开的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邓小平同志开宗明义地指出,“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这个讲话,极大地解放了文艺生产力,也极大地调动了当代藏族作家对文学创作文化内涵的思考。会后,拉萨率先开展了关于文艺民族特色的大讨论,得到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省、自治区所有藏族地区文艺界的积极响应。辩论接近尾声的时候,许多人把“民族特色”形象地归结为作品的“酥油味”。而今回想起来,“酥油味”显然包融不了藏族文化的博大内容,而且尚未触及到民族文化的核心部位——对人们思维方式、情感归宿无所不在的影响和制约。大讨论的历史功绩,在于它激发了作家对当代藏族文学文化内涵多层面探索的热情,从而开始了作家审美观念的重大变革。但是,理性探讨代替不了作家的创作实践,创作实践也比理论探讨要复杂、具体得多。令人欣慰的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20多年新的历史时期,广大藏族作家以创作出无愧于时代和民族的文学新作为己任,努力研究自己民族的悠久文化,从文化的层面审视历史和现实,在题材、思想和艺术领域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大胆开拓,取得了可喜成绩。认真总结他们多姿多彩的创作道路,有利于加深我们对当代藏族文学文化内涵的认识,诸如藏族文化的核心是什么,民族文化的一贯性和变异性,现代文化对古老文化的冲击,以及由此对藏族人生观、道德观、价值观的影响,藏传佛教文化二律背反的价值判断,以及如何吸取国内外杰出作家的创作经验等等。由于不同作家年龄、性别、文化素养、生活阅历、审美情趣,及其对文化取舍的差异,对古老文化的价值判断,特别是对宗教文化认知和取舍角度常常会大相径庭,必然在作品题材、思想、表现手法上形成不同的艺术风格和作家群体。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对文学创作的执着和真诚,还有大胆开拓的胆识。正是不同作家群体的共性和创作个性的充分发挥,共同组成了当代藏族文学五彩缤纷的大世界。下面,笔者就新时期几个影响较大的藏族作家群体的小说创作进行具体剖析,探讨他们如何发挥各自生活体验和文化认知的优势,从不同的文化角度和层面切入本民族社会生活,及其给读者营造的特殊的艺术氛围和所产生的不同的审美效应。

一、早期小说作家群体对民族特色的探索


    这个作家群落的代表人物有益希单增、降边嘉措、益西卓玛,他们都是新时期最早登上我国文坛的藏族小说家。他们都出身于四川、甘肃等与汉族群众紧邻的藏族地区,从小同时受到藏汉两种文化的熏陶,如降边嘉措、益希单增早在建国初期就参加解放军,并作为十八军战士参加了进军西藏、修筑公路、平叛改革等重大历史活动,这些也成为笼罩在他们人生道路上引以自豪的光环。他们的文学启蒙都得力于解放初期盛行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品,并由此激发出描绘本民族人民推翻封建农奴制度、创建社会主义新生活历史变革的创作冲动。所以,他们最早问世的长篇小说《幸存的人》(益希单增)①、《格桑梅朵》(降边嘉措)② 和中篇小说《清晨》(益西卓玛)都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他们的作品满腔热情地歌颂劳苦大众在党的领导下推翻旧制度、建设新生活的火热斗争,自始至终洋溢着奋发向上的时代精神。《幸存的人》写藏北女农奴德吉桑姆及其侄儿桑杰普珠不堪三大领主的剥削和压迫,自发地奋起反抗,经过艰苦曲折的斗争最后迎来了解放的曙光。《格桑梅朵》的故事则起始于1950年,被侮辱、被损害的农奴边巴参加解放军队伍,在跟随部队进军西藏的漫长道路上屡经磨难,既体验到革命队伍的温暖,也为西藏人民的解放作出了贡献,由苦难深重的农奴成长为一名光荣的战士。《清晨》的故事发生在解放初期,少年丹巴的父母为保卫新生的红色政权,在与反动头人和匪徒的搏斗中惨遭杀害,丹巴死里逃生,得到解放军的救助,享受到新时代的温暖和幸福。三部小说在叙事时段和内容上相互衔接,分别通过抗争、进军、剿匪“三部曲”,形象地反映了藏族人民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从黑暗走向光明的历史进程。
    这一时期,作家的人生体验决定了他们对作品题材和主题的选择,写他们熟悉的人和事,突出阶级斗争这条主线。而作品的题材、主题和作家特殊的文化素养,又决定了他们对民族文化的审美个性。这三部作品为突出民族特色进行了大有裨益的尝试。
    首先,三部小说都着力渲染高原艰险、壮美的自然景色,浓郁的民族风情习俗,其中的民族形象、睿智的语言,为主人公的性格塑造和思想进步营造出一个典型的民族文化环境。评论界特别赞赏《幸存的人》第七章——“流浪人的火圈”,认为这一章“将民族生活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一群天南地北的流浪人邂逅在草原上,点燃熊熊篝火驱逐夜晚的严寒,一面煮茶聊天,发泄积蓄内心的愤懑,“人世是菩萨搁置的,有主有仆,谁也没有办法改变它”;“我们本来像兔子一样当差巴,像猫一样恭顺地孝敬老爷,可是灾难像狼要吃掉我们”;“老爷是披着人皮的公猪,如果要给他们磕头,他就能给你恩典,因为他的恩典就在他的靴子底下……”。典型的时间,典型的环境,典型的语言,组成一幅上世纪40年代高原上典型的风情画卷,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跃然纸上。这里民间谚语表现出藏族语言特有的魅力,是高原人民乐观、幽默、含蓄和智慧的象征。《清晨》中也大量使用了谚语,给作品抹上了诱人的色彩。
    三部小说同时不乏宗教生活的描绘。佛教文化在千百年传播过程中深入到藏区生活的每个角落,几乎无所不在,是文学创作不能回避的社会现象。《格桑梅朵》开篇就烘托出“送鬼”法会的盛大场面;《幸存的人》又以德吉桑姆被当作“妖女”扔进雅鲁藏布江结束,这些场面写得气势非凡,揪人心肠。服从作品主题思想的需要,作家对宗教文化的审美角度,是把宗教文化与阶级斗争紧紧联系在一起,突出它作为统治阶级压迫人民的工具和手段,以及由此对群众实施的残酷迫害,意在唤起劳苦大众的觉醒。在“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即将崩溃的前夜,宗教被统治阶级当作最后的堡垒和武器,阻挡人民政权的诞生,是有目共睹的客观存在。作家在传统文化的庞大体系中,突出描绘宗教的消极因素,无疑是一种聪明的决策,对深刻表现那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具有特殊的审美意义,收到了感人至深的艺术效果。学术界对于宗教文化的价值判断一直存在着二律背反的现象。马克思精辟地指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同时又承认宗教是劳苦大众赖以存活的精神支柱,是理想的追求,是“幻想的太阳”。由于千百年宗教文化的积淀,它不仅渗透到藏族的日常生活、风俗习惯、民族节日之中,更成为他们的情感寄托和思维方式。《格桑梅朵》写农奴边巴的成长,经过进军西藏路上的磨炼,在泅渡怒江的时候,毅然将愚弄了他大半辈子的护身盒沉入河水,象征与宗教信仰的彻底决裂。但是,宗教文化对信教群众根深蒂固的影响,不可能像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那样,通过一次急风暴雨的社会变革就从头脑中消失。思想意识的转变有一个旧质消失、新质积累的衍变过程,比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要复杂、微妙和漫长得多。

二、乡土文学作家群体的文化个性
   

    在对当代不同藏族作家群体的文化价值取向进行认真比较之后,笔者头脑里逐渐形成了一个“本土文学”的概念,用以剖析藏族作家用母语创作在文化取舍上的必然走向。这以前,评论家把它们专列为“藏族作家用藏文创作的作品”,重视作品语言类别的差异,而忽略了它们特有的文化内涵和审美特色,这不利于我们认识的深化。这个作家群体专注于用藏文从事文学创作,不仅仅意味着他们具有高超的藏文技巧,更表明他们拥有令人羡慕的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化根基。其实,他们都掌握了藏汉两种文字写作的能力,之所以醉心于用藏文,而不是用汉文构思和写作小说,显然是深切感受到用母语描绘藏族特殊的社会生活和微妙的文化心理具有其他文字所无法表达的魔力,这又是其他民族难以意会的;还有,他们写作伊始就很明确是写给本民族群众阅读的,服务对象的选择无疑直接影响着作家的题材选择、艺术形式和审美走向。同样旨在反映藏族生活,本土文学却与其他作家群体的作品在艺术风格和文化内涵上存在明显差异。“本土文学”无疑是一个当代概念,因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我国各兄弟民族之间尚未出现像今天这样频繁、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汉族作家没有深入藏族地区体验生活的条件,藏族作家也没有以文学形式向雪域以外更广阔的空间展示自己民族社会历史和人民生活的企图。那时的“藏族文学”只能借助口头、手抄本或经书的形式在本民族有限的读者中流布,其文化内涵在社会生活的描绘中自然而然地流溢出来,和“本土文学”在内涵和外延上是完全重叠的,藏族古代文学就是藏族地区的本土文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了我国文学艺术事业蓬勃发展的崭新局面。西藏自治区和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省藏族自治州的文学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创办起来,而且大都用藏汉两种文字同时出版,极大地激发了广大藏族作家用藏文从事文学活动的热情,小说创作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并逐渐取代诗歌成为文坛主角。虽然当代藏文小说新时期才开始起步,却在短短20年间涌现出许多有才华、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在思想和艺术上显示出“本土文学”沉甸甸的分量。其代表作品有班觉的《松耳石》③、扎西班典的《普通农家的岁月》④、旺多的《斋苏府秘闻》⑤、拉巴平措的《三姐妹的故事》、平措扎西的《斯曲和她的五个孩子的父亲们》,以及才旦多杰的《雪莲》、尖扎·多杰仁青的《团圆》⑥ 等。
    是这批藏族作家特殊的人生经历和文化素养,决定了本土文学题材的审美个性。班觉、旺多出身于贵族家庭,从小受到浓郁的民族文化的熏陶,对解放前的上层生活有较深入的了解;而拉巴平措、扎西班典则是农奴出身,或者本人就当过农奴,对基层劳苦大众的苦难和追求有着切身体验。他们又都是在新社会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同时熟悉藏汉两种文字,拉巴平措还是藏族学者中的精英。或者是因为使用藏文比使用汉文更得心应手,更出于要向本民族读者展示新文学诱人魅力的内在渴望,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用母语从事小说创作。虽然他们的许多优秀小说已经翻译成汉语甚至英语出版发行,赢得国内外广大读者的青睐,却并非作家创作的初衷。在当代,藏族地区文学的文化选择一直存在两种走向,一是以益希单增为代表主张“走出西藏”(借用他一部长篇小说的书名),一种是以马丽华为代表主张“走近西藏”(借用她系列纪实散文的书名)。班觉们的选择与他们迥然不同,因为自己本来就土生土长,从来没有离开过故乡的热土,“走近西藏”无异于天方夜谈,他们意在为本民族读者写作,漫长的人生旅途都得到民族文化的滋养,民族文化早已融入他们的血液,到了难舍难分的地步。他们也没有考虑过要“走出西藏”。以上这些就是当代“本土文学”得以在这个作家群体应运而生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
    用藏语进行小说创作自然拉近了作家们与民族古典文学的距离,他们试笔大都是从“贝玛”体——一种古典小说模式开始,以散文叙述故事发展,人物对话则使用诗歌,诸如拉巴平措的《三姐妹的故事》、《雨后森林》,班觉的《花园里的风波》,但他们的诗歌词语又没有古典贝玛文体那样晦涩、深奥,而是通俗得像一首首民歌,明丽晓畅,与古典文学一脉相承而又给人新颖的艺术感受。他们在题材的选择上不再像古典作家那样执迷于为高僧大德树碑立传,而是把审视对象集中在芸芸众生,书写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使小说的题材领域得到极大拓展,拉近了与18世纪以来中外盛行的现实主义文学的距离。这又得力于作家深厚的乡土生活经历和现代文化根底。
    因此在本土文学中,浓郁的民族文化气息不是为“走近西藏”的着意渲染,而是在人物的行为和思维中自然而然的飘逸出来。《松耳石》在整个藏族文学史上堪称一部罕见的长篇小说,深刻反映了底层人民的苦难及其团结友爱的传统美德,淋漓尽致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贪婪、腐败及其相互间争权夺利的斗争,故事却是围绕一块据说是极品松耳石的流转过程完成的。一块松耳石变成了宗教文化的重要载体。班丹的爷爷去圣湖玛旁雍措朝拜,意外地拣到一块松耳石,这块松耳石被认为是慈悲金刚亥母赐予的附魂宝石,不料班丹父亲平措却屡遭人生磨难,疑心附魂宝石乃平民不配享有的神物,以负罪心理携带儿子班丹从德格千里跋涉来到圣城拉萨,将松耳石献给了大昭寺的佛祖。恰逢噶厦高官桑旺钦波正渴望给多病的公子晋美扎巴寻求一块救命的极品宝石,以保护他儿子的魂魄不会飞离肉体。于是宝石从大昭寺不翼而飞,隐秘地在达官贵人手中反复流转,都想得手作为自己升官发财的阶梯,在贵族和农奴、贵族和贵族之间演绎出一幕幕惊心动魄的生死搏斗。松耳石从宗教文化的精神寄托转化为统治阶级之间赤裸裸的物质利益的争夺。一块松耳石,作为灵魂的载体,它是高原民族特殊文化的产物,神秘事象幻化为合情合理的客观现实;而作为官场争权夺利的手段,又通过一块松耳石的流转把上层内部复杂、微妙的人际关系写得惟妙惟肖,把人们的联想引向无限广阔的时空。
    当代藏文小说的宗旨很明确,是写给本民族读者特别是普通老百姓看的,所以叙述语言大都明白晓畅,通俗易懂,故事结构则发挥藏族民间故事的叙事传统,重视悬念设置,以适应本民族群众的欣赏习惯。浩如烟海的民间文学,诸如《尸语故事》、《阿古登巴的故事》等,都闪烁着藏族人民叙述故事的高超技巧,这些故事先制造出一个个悬念,在跌宕起伏的人际纠葛中,展现人物性格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与《松耳石》一样,《斋苏府秘闻》和《斯曲和她的五个孩子的父亲们》都以近乎神奇的悬案拉开舞台序幕,谜团一环扣一环,让读者的情绪随着人物的遭遇而跌宕起伏。当悬念链环一个个解开的时候,读者豁然醒悟,长篇小说的任务也就完成了。同时期,用汉文写魔幻小说的扎西达娃的小说也不时插入一些悬案,那是以神话作材料编织出来的,也只有用神话才能化解;色波的悬案来源于理念,更无需化解。本土文学作家的悬念则来源于实实在在的生活体验,是一种客观存在,随着人物的行为和认识的深化,谜团自会消解。《斋苏府秘闻》从命案开始,在命案中结束,险象环生。热杂驿站的三男一女是谁杀死的?谜团在浪卡子县衙的审讯中揭开了谜底,但是无辜的受害农奴珠杰和贵族大少爷扎西坚赞却陷入更大的灾难。于是东门客栈老板从拉萨请来了高官斋热巴断案,斋热巴正是扎西坚赞的父亲。无辜者得到解脱,却引出斋热巴与桑塔瓦两家世系贵族的更大冤仇,根源何在,将如何演绎?还有热杂谋杀案两个主犯的弟弟吉加是否曾参与热杂谋杀,是否真已改恶从善,成为笼罩在整个小说中的浓重烟雾。小说成功地塑造了纯洁、聪颖的青年女性白玛的典型形象,在封闭社会环境下,她冲破层层阻力,把一家小酒店扩展为一个与英国老板直接交易的跨国羊毛贸易公司。事业和爱情都很圆满,谁也没有想到,这时笼罩在主人公头上的那两团浓重烟雾也悄悄席卷而来。白玛和珠杰的结婚盛典刚刚结束,斋热巴家的大少爷就被吉加刺杀身亡。小说所有谜团都烟消云散,发生在20世纪上半叶的这个家族悲剧也就无可奈何地结束了。平措扎西的《斯曲和她的五个孩子的父亲们》的悬案不用生命和财产编织,而隐藏在复杂的情感纠葛中。牧羊女斯曲姿色过人,是闻名遐迩的美人,不料红颜薄命,人近中年仍然没有找到如意郎君,却已经生养了五个儿女。男人们千方百计想获得与斯曲的一夜之欢,女人们则嫉妒她的美艳,纷纷议论某某是斯曲五个孩子的父亲。全篇故事就在破解一个个悬疑中展开。甜美和忧愁,古朴的民风和理想的迷惘,对故土的眷恋和对城镇生活的向往,错综交织,展开一幅幅藏北草原浓郁民俗风情的生动画卷。真实、浓厚的民俗风情是与本土文学伴生的一大特色。
    藏族古典文学受历史限制,以描绘高僧大德、达官贵人为主,普通人民的生活成了凤毛麟角。当代本土文学的审美对象却向社会基层扩展,让普通大众扮演了文学作品的主角。扎西班典的长篇小说《普通农家的岁月》是其中的佼佼者。扎西班典出生于后藏雅鲁藏布江南岸仁布县偏僻山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读完初中后在村里担任民办小学教师,长期在基层摸爬滚打,积累了丰富的农村生活知识,也培养了他对故乡山河和乡亲深厚的情感。扎西班典先后创作了短篇小说《明天的天气一定会比今天好》、《亚大黄叶》,中篇小说《琴弦上的魂》,这些作品都散发出雅鲁藏布江畔泥土的芳香。《普通农家的岁月》通过一个山村邻里的际遇和追求,生动反映了农村从民主改革、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30年间的社会变迁。有翻身解放的喜悦,有极“左”思潮的干扰,农民们终于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快了勤劳致富的步伐,成为西藏当代农村生活的缩影。由于作家审美视角在基层,政治变革只是一个大背景,重在从文化层面揭示人们思想情感的微妙变化,祖祖辈辈的生活遭遇,艰苦环境下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青年男女的悲欢离合,浓郁、古朴的民族风情,乡里邻居之间的友爱,都写得细腻入微,处处散发出山野花草和泥土醉人的芳香,十分耐人寻味。
    藏族谚语是充满智慧和魅力的一种口头文学。本土文学作品中,众多民间谚语通过母语写作和基层生活的描绘,自然而然地从人物嘴里飘逸出来,这些谚语绝不是为了装饰“民族特色”而贴上去的标签,而是成为塑造人物性格、形象的血肉。《普通农家的岁月》写次丹拉姆姑娘饱受爱情煎熬,恳求女友宗吉转达情愫又羞涩得难以启齿,宗吉心知肚明,却假装糊涂,要次丹拉姆“糌粑直从口中吃,何须绕道后颈窝”。父亲顿珠怀疑祖辈与平措有亲缘关系,不同意女儿与平措的婚事,说“吃的喝的多多益善,闲言碎语越少越好”,决不能让“尸体埋在地下,闲言留在地上”。这些作品里深刻的思想得到形象的表述。笔者还可以从他们的作品中随手摘抄出串串珍珠般妙不可言的谚语来,但这些谚语只有与人物身份、环境及其情绪流动连在一起,方能品味出民族谚语特有的智慧和幽默。

三、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对民族神秘文化的探险


    这个创作群体的代表作家有扎西达娃和色波,还有汉族作家马原、刘伟。他们在上世纪80年代将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审美观念植根于雪域高原奇特自然景观和神秘文化的肥沃土壤,共同开创了被称为“中国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先河,得到国内外评论界的热情关注。90年代,马原、刘伟先后告别“中国魔幻现实主义”赖以生存的土壤,只有扎西达娃、色波不改初衷,仍然在这片热土上辛勤耕耘,青年女作家唯色等也加入进来,在魔幻道路上相继发表了许多佳作。
    像扎西达娃和色波等,这批藏族作家相似的人生经历和文化修养对他们文学创作的审美走向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们的父母都是上世纪50年代进藏的军人、干部或文艺工作者,受当时繁忙工作和生活环境的限制,儿女出生在内地或被送往内地亲戚家抚养、读书,度过了漫长的儿童和少年时代。他们的身上既有藏族的血统又有汉族或其他民族的血统。他们的基础文化教育是从内地汉族文化起步,宗教观念十分淡薄。父母所在的西藏在他们心中只是一个遥远而又缥缈的梦。他们青年时代才来到父母身边,来到西藏,恰逢改革开放初期。他们对这片土地及其无所不在的文化现象既陌生又亲切,既萌发融入其中的热望,又有着难以企及的距离感。正是因为这种距离感拓展了他们对西藏历史和现实无限辽阔的幻想空间,与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一拍即合,一个从印第安人的古老文化中吸取灵感,一个借助藏族神秘文化腾起幻想的翅膀。对大多数土生土长的藏族作家来说,古老的藏族文化,包括藏传佛教文化得以从远古流传至今,自有其合理存在的原因,深奥但并不神秘,神秘感的起始因素是由于距离和语言的隔膜(不能用藏语进行交流)。就文学创作的审美特性来说,正是两种文化的差异,激发了扎西达娃等作家走上探险民族神秘文化的艰辛历程。当然,对血缘民族文化发自内心的向往,也是得以坚持下来并取得突出成就不可或缺的动力。他们的代表作品有扎西达娃的中、长篇小说《西藏,系在皮绳结上的魂》、《西藏,隐秘岁月》⑦ 、《骚动的香巴拉》⑧,色波的短篇小说《竹笛、啜泣和梦》、《在这里上船》、《圆形日子》⑨,唯色的短篇小说《幻影憧憧》。他们在艺术手法上共同的特点是,在现实生活的叙事中插入荒诞的人物和故事,给某些超自然现象以神话的阐释,给高僧大德和隐居修行者披上一袭朦胧雾纱,赋予荒诞和神奇以令人捉摸的象征意义。亦真亦幻,真实生活的描绘充满虚幻色彩,通过真幻交织的人物和故事,表现一个古老民族在神秘文化笼罩下艰辛曲折的历史进程。这就是中国魔幻现实主义在20世纪的西藏诞生的社会原因,也是它特有的认识意义和审美价值所在。
    认真阅读扎西达娃等作家的作品,我们发现他们强调民族文化的古老和神秘,真实的意图并不在探索它的深层奥秘,而正是要借助它的古老和神秘,构筑作家自己魔幻小说扑朔迷离的艺术殿堂。如果没有了神秘,扎西达娃笔下的塔贝和琼千里跋涉寻觅莲花生掌纹地带的离奇故事就无所依附,保护神贝吉曲珍也不可能屡次出来给佣人达瓦次仁口吐钱币、指点迷津;唯色笔下那个耽于怀旧的女子若即若离的凄美爱情更变得荒诞无稽……。如果说扎西达娃和唯色的幻想、荒诞尚能从藏族特有的生活方式和思维逻辑中找到根据的话,色波笔下的故事和人物就走得更远,他的创作灵感主要来自于藏传佛教生死轮回观的理念。按照佛教轮回观的理念,所有生命都在降生——死亡——再生(转世),过去——现在——未来的圆圈中永恒流动。所以,色波小说的人物总在一个生命和时间的“圆形怪圈”中流动,生就是死,现在就是未来,显得格外荒诞。不少读者感到色波的小说难懂,欠缺生活逻辑,其实,只要抓住了色波小说佛教哲学的内涵,我们就能豁然开朗。神秘文化是魔幻小说得以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的工具、策略和伎俩。
    宗教是神秘文化的核心。既然把宗教文化的神秘外延作为构思魔幻小说的手段和策略,扎西达娃们就不会像上述益希单增等革命现实主义作家那样,突出它在政治激烈变革中的消极作用,把宗教当作批判对象,而是正视它渗透到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方面的客观存在,一种思维,一种幻觉,是现实与神话的粘合剂。《西藏,系在皮绳上的魂》所描绘的掌纹地带虽然远非现实生活的人间乐园,却是“一条通往人间净土的生存之路”,作为千百年来众多信徒“幻想的太阳”,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如果不仅仅把宗教当作统治阶级愚弄人民的鸦片,塔贝携带情人跋山涉水寻找掌纹地,屡遭磨难,终于抵达目的地,使尽最后一丝力气登上了那块高大无比的红色巨石,死得揪人心肠。笔者情不自禁地回想起作家黄宗英在《小木屋》中的一段感慨:“我们——一个一个,一群一群,一批一批知识的苦力,智慧的信徒,科学与文化的‘朝圣者’啊,我们也是一步一长跪地在险路上走着。任是怎样的遭遇,我们甘心情愿,情愿甘心”。黄宗英和塔贝,一个面向现实,一个面向虚无,虽然信仰不同,而坚韧不拔的精神却在人们心中产生强烈共振。小说结尾,掌纹地空中居然传来洛杉矶奥林匹克运动会气势庞大的鼓号声和大合唱,魔幻得古怪,却把塔贝的死渲染得英雄般壮烈。
    神秘文化诚然是构思魔幻小说的手段和工具,但绝不是完全脱离作家现实的生活体验,没有作家的生活感受及其由此激发的情感,就没有文学创作的动力。即使在“圆形怪圈”中转动的色波的小说,也没有处于绝对的静止状态,仍然给人透露出时代发展的蛛丝马迹。《圆形日子》以女儿清晨对“妈妈”的呼唤拉开序幕,在黄昏时节母亲对女孩“朗萨”的呼叫声中结束。母女一起在拉萨朝佛、购物、游玩,同样缭绕的香烟,同样摩肩接踵磕长头的信徒,与祖祖辈辈的路线相似;但是鳞次栉比的现代化楼房与香烟缭绕的古老寺庙相辉映,卡拉OK的旋律和踢踏舞的节拍同时在八廓街上空飘荡,街上还出现了乘坐高级越野车、头上挂着耳机的喇嘛;母亲去寺庙拜望情人,女儿却抓紧时机与参观寺庙的美国佬调情,塞给他一张匆匆草就的情书。在貌似静止的圆圈中,细心的读者不难倾听到时代的脚步声。人物和故事不可能永远在怪圈的同一轨道上完全重叠。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魔幻小说家以中短篇小说生动描绘了神秘文化在劳苦大众心中构筑的海市蜃楼与严酷现实的强烈反差,初步展示出这个作家群体的智慧和锋芒,扎西达娃90年代发表的长篇小说《骚动的香巴拉》则把离奇的表现艺术发展到极致。小说通过当代西藏在两种文化激烈碰撞中各阶层的迷惘和追求,反映出一个古老民族走向新生活无可回避的艰辛道路。中心人物是偏僻山区原凯西庄园老管家的儿子达瓦次仁,在阶级斗争热火朝天的日子里成长,穷困潦倒,失去了学习的机会,却处处得到虚幻的凯西庄园保护神贝吉曲珍的呵护。改革开放时代,在英国出生和成长的凯西小姐,即后来的凯西夫人鬼使神差地回到拉萨,青年达瓦次仁也鬼使神差地继承父亲衣钵被雇佣为凯西夫人的管家,进入现代生活气息浓郁的花花世界。两种文化、两种观念、两种生活方式的剧烈冲突,同时在年龄相差悬殊的主人和仆人之间进行着。一个是儒雅的末代贵族和政协常委,一个是懵懵懂懂的农村少年,大部分心灵活动是通过时空交错造成的梦幻环境来完成的,赋予魔幻手法表现时代生活的巨大潜能。于是围绕在达瓦次仁周围,出现了三个若即若离的人物。一是无所不在的保护神贝吉曲珍,一个是具有跨越时空法力的占卜师,一个是吐蕃时期兰恩家族的后裔琼姬姑娘。三者都是人和神的混合物,既神气无比,又通达人性。占卜师是古老文化的代表,琼姬是显赫家族的叛逆,贝吉曲珍则象征友爱。三个神奇人物(或者称为“幽灵”)都是现实人物幻想的产物,是神秘文化冥冥中支配人们行为的偶像。但幻觉终究是幻觉,随着代表凯西家族灵魂和命根的银马鞍丢失,古老家族的保护神的幽灵就远走高飞。《骚动的香巴拉》就是这样,在两种文化的相荡相激中谱写出一曲比上世纪50年代政治变革更为深刻的旧时代的挽歌。这部长篇小说的成功告诉我们,神秘文化的契入不仅能恰如其分地反映一个古老民族在封闭时代对理想生活的渴望和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而且对当代社会的描绘也能写得生动得体,饶有情趣。

 

四、青年作家群体在新世纪前后悄然崛起


    上述三个作家群体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中叶到90年代初期,分别以他们的革命现实主义、本土文学作品、魔幻现实主义展露才华,在我国文坛产生令人欣羡的轰动效应,也预示着当代藏族文学广阔的发展前景。当然,文学并不是总在高速公路上飞驰。随着全国以经济建设为重点的工作转移,随着市场经济的崛起,藏族文学与全国文坛一样,已经很难像八九十年代那样产生全社会的不正常的“轰动效应”,进入了一个相对平静和正常的发展时期。平静,才是文学发展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令人高兴的是,广大藏族作家牢记新时期赋予的民族使命,以高度历史责任感,拒绝“畅销小说”的诱惑,一直坚持在严肃文学领域里孜孜不倦地开掘、耕耘。平静让人沉思,沉思产生智慧,避免了“轰动效应”带来的浮躁心理。不仅上述三种作家群体不断有新作问世,更悄然涌现出一个令人刮目相看的青年作家群体,他们在题材撷取、文化走向、审美个性、创作风格等方面都表现出大胆开拓的时代精神和艺术品位。
    这个青年作家群体的代表人物有阿来、央珍、梅卓、格央、通嘎等等。阿来以他光华闪耀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⑩ 一举夺取我国茅盾文学奖的桂冠,成为当代藏族文学引以自豪的篇章。央珍和梅卓的长篇小说也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大奖。他们人生历程的共同特点是:生于藏区,长于藏区,有较深厚的雪域高原生活体验,儿童和少年时代跟随父母沐浴于浓郁民族文化的汪洋大海;青年时代去内地高等学府或本地专业学校读书,正值改革开放时代,接受到内地乃至西方现代文化的熏陶。这种熏陶主要表现为大量阅读中外文学名著唤起的激情,勾起对本民族坎坷历史道路和现实生活的联想,在内心深处爆发出重新审视和表现本民族社会历史和现实生活的渴望,从而走上了文学创作的艰辛之路。央珍谈她的创作缘起时说:“西藏的形象既不是有些人单一视为的‘净土’和‘香巴拉’,更不是单一的‘落后’和‘野蛮’之地,西藏人的形象既不是‘天天灿烂微笑’的人们,更不是电影《农奴》中的强巴们。它的形象的确是独特的,这种独特就在于文明与野蛮、信仰与亵渎、皈依与反叛、生灵与自然的交织相融;它的美与丑准确地说不在那块土地,而是在生存于那块土地上的人们的心灵里”(11)。文学观念的变革,吸取国内外文学大师的创作经验,赋予他们笔下的民族生活以崭新的文化内涵,艺术手法得到广泛开拓,文学创作也走向成熟,这一切给藏族文坛送来一阵清新醉人的风。
    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和《空山》以磅礴的气势和天马行空般的艺术手法,为我们涂抹出一幅古老民族从黑暗走向光明,油画般凝重的历史画卷,成为藏族青年作家群体中出类拔萃的佼佼者。他文学创作的辉煌成绩既得力于四川藏区绚丽多姿的民族生活及其古老文化的滋润,更得益于对中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不拘一格的借鉴和启迪。阿来生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首府马尔康镇,在这个藏汉杂居的小镇度过青少年时代,“每当我走出狭小的城镇,进入广大的乡里,就会感到在两种语言之间流浪。看到两种语言笼罩下呈现出不同的心灵景观。我想,这肯定是一种奇特的经验,世界上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种体验”(12)。民族文化的深层奥秘就隐藏在民族语言当中,正是这种奇特的语言体验触发了作家用汉语描绘本民族特殊社会历史和人文景观的创作激情。而娴熟的汉族语言文字功底又给了他打开世界文学宝库大门的钥匙,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美国当代文学作品,特别是福克纳、波特、韦尔蒂的作品,“因为我长期生活的那个世界的地理特点和文化特征,使我对那些更完整地呈现出地域文化特征的作家给予更多关注”。借鉴中外文学大师的创作经验,极大地扩展了阿来的审美空间,他在对比中敏锐地捕捉到民族文化的特有魅力,从藏族特殊的行为方式和心理活动中开掘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价值,在更广泛的读者中产生共鸣。
    《尘埃落定》的审美视角就很独特、新颖,给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艺术享受。作家选取的是一个被很多作家写过的老题材——封建农奴制度必然崩溃的历史命运,但不可避免的阶级斗争没有表现为农奴与农奴主赤裸裸的对立关系,而是透过麦其土司一个被歧视的傻瓜少爷“我”的眼光,审视和表现土司官府内外形形色色人物微妙的人际关系,通过土司、军阀、太太、书记官、行刑人、喇嘛、少爷、农奴、女仆相互间的情感纠葛和利益争夺而展开其情节。真善美和假丑恶的人性冲突,同时在每个人物内心都进行得十分激烈,为我们烘托出四川藏区封建农奴社会风雨飘摇而又色彩缤纷的舞台。傻瓜少爷是土司老爷酒后与一个汉族女人酿成的果实,是两种血缘、两种文化杂交的产物,从而赋予他的“傻”以不同寻常的意义。大少爷是土司大太太所生,继承了父亲的荒淫、贪婪、残暴,对继承土司权位信心十足,又时时感到弟弟潜在的威胁。二太太既希望儿子聪明,又期盼他一直傻下去,“傻”是远离权利之争的安全阀。小少爷是真傻还是假傻,小说自始至终是一个令人百思不解的谜,也隐藏着聪明大少爷和傻瓜小少爷之间一场惊心动魄的权利争夺。地方割据的土司和军阀之间,东西南北的土司之间,土司家族的父子、兄弟之间,围绕权利、财富和女人,时而相互利用时而相互斗殴乃至兵戎相见,贯穿于小说始终。省政府黄特派员给麦其土司送来武器和罂粟花种子,不过是为了廉价收购鸦片牟取暴利。大少爷为垄断鸦片生产,在领地边界修筑高大碉楼,残酷杀害一个个越境偷盗罂粟花种子的人。邻近土司嫉羡麦其的强大和富有,不惜用美女联姻或者派刺客谋杀麦其土司及其继承人。在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中,大少爷和小少爷各自的言语和行为展现出大相径庭的智慧和愚昧。傻瓜少爷一直处于被歧视、被冷落地位,自然与农奴儿子打得火热,并在女仆中寻求人间温暖,耳濡目染培养了他较多的平民意识,乐善好施,与显赫家族的传统思维方式极不相称,傻得越来越离奇。稍大以后,一参与土司领地管理就自作主张拆掉土司间的碉楼,废除鸦片种植,把碉楼改修成招徕八方宾客的娱乐场所和交易市场。因为他确实看不到战争和鸦片种植给家族带来的好处,正好满足了农奴们对生活必需品粮食的渴求,营造出一个邻里土司间的和平环境。内外交困的父亲总算从小少爷离奇的“傻”中领略到几许聪明。在解放军进入藏区前夕,聪明哥哥被仇敌杀害,傻瓜弟弟却躲开了争夺权利的金钱和子弹,成为家族的惟一继承者,并受到红汉人的礼遇。虽然土司制度的腐朽注定了它必然灭亡的历史命运,但顺应时代发展,对真善美的人性追求,是真正的聪明儿。傻瓜少爷的形象通过人物二重性格的交织,表现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四川藏区社会生活的丰富的文化内涵。
    阿来200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空山》由《随风飘散》和《天火》两个相互衔接又独立成章的中篇组成,在文化取向和艺术风格上都与《尘埃落定》大异其趣,写得空灵而又荒诞,仿佛上演了一场“变脸戏”。但细细琢磨,我们发现作家审美主线仍然没有变,变的是从传统文化包括宗教文化的千年积淀中挖掘出了藏族人民不灭的良知,那是人类追求真善美的固有天性。《天火》是在如火如荼的“文革”大浩劫中展开的。偏僻、封闭的机村破除封建迷信,搬掉神龛供奉的菩萨,整天忙于开会、唱歌、读报,新神接替了旧神,但旧神仍然像潜藏在冰冻河面下的流水在人们心灵深处涌动。一场森林大火向机村席卷而来,手足无措的村民把它理解为天怒神怨,恳请昔日巫师多吉出来祈祷神灵,率领大家扑灭天火,而巫师已经被关押进监狱。县里调来灭火大军,而新领导却醉心于布置会场,召开誓师大会,读语录、表忠心、批斗阶级敌人,此时天火像脱缰野马在崇山峻岭中肆意奔驰。大队长格桑旺堆心急如焚,真诚建议领导招回多吉,因为多吉不但能呼风唤雨,而且在多年巫术活动中对山林和季风走向了如指掌;格桑旺堆被领导斥责为觉悟太低,民兵排长如愿以偿地掌握了机村大权。一方面是灭火大军在火海中瞎扑腾无济于事,林业局工程师在森林草地萌发炸毁神湖灭火的奇想,给机村生态带来更大灾难;另一方面是巫师不负乡亲期望逃离监狱摔断了腿,躲在山洞大做法事,自信能祈求鬼神免除天火的浩劫,江村贡布喇嘛受格桑旺堆派遣秘密去山洞送饭、治病,消除教派之间的历史偏见,对多吉的善良和慈悲激动不已。消息传遍机村,多吉的形象在居民心中越来越高大,同时成为指挥部抓现行阶级斗争的活靶子。当公安人员连夜赶到山洞,多吉已经因发功气绝身亡,江村贡布正忙着施行火葬,狂风卷来的天火包围山洞,给机村最后一个巫师举行了史无前例的悲壮葬礼。无论是爆破神湖的荒唐,还是多吉呼风唤雨的虚无,都对扑灭火灾无济于事,但作家审美倾向却落在传统民族文化一边,并在鲜明的对比中表现出人们可贵的真诚、善良和纯美的心灵。
    央珍,成长于藏族文化的中心——拉萨浓厚的民族文化氛围中,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85年一回到故乡就迫不及待地埋头文学创作,立志要以新文学观念审视和反映藏族人民的心灵轨迹,创作出了《卐字的边缘》和《晒太阳》等短篇小说。1994年她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藏族文学史上女性的第一部长篇《无性别的神》(13)。这个作品扩展自1988年她的同名短篇小说,短篇描写一个少女在特定的环境中的情绪和心态,作品凝重、深邃,弥漫着浓郁的藏文化氛围和意境。长篇小说是作者在扩展的短篇中,进一步发挥了个人生活积累的优势和文化的优势,以及作者自己对本民族的理解和感受,用艺术的方式细腻描绘了拉萨一个贵族女儿——央吉卓玛的人生遭遇及其心灵历程。央吉卓玛的显赫出身并没有给她铺就通向绫罗绸缎、仆从如云的通途。女孩一降生只会啼哭,并伴随着漫天大雪,在一个把宗教文化作为家族思维定势的环境里,央吉卓玛被视为不吉祥的象征。果然,不久她的哥哥——贵族世家的惟一继承人就死于肺病,接着曾经留学过英国但一直怀才不遇的父亲又抑郁而逝,于是家族败落的灾难被一些人归罪在这个无知、无辜的女孩身上。为了继承家业,母亲不得不招赘一名乡下小贵族为夫,把女孩送出家门,让她在一个个亲戚的庄园辗转寄宿。她一度得到帕鲁庄园主、以修行为业的叔叔慈父般的温情,但很快就随着叔叔的病逝和新老爷的到来而消失,央吉卓玛一下子从贵族小姐沦为底层的女仆。多亏善良的奶妈的帮助,央吉卓玛连夜逃离苦海投奔姑姑的贝西庄园。生活奢华的姑姑给她派来一个同龄女仆拉姆,帕鲁庄园的苦难经历拉近了贵族小姐与女仆拉姆的距离,她们情同姐妹,女仆却逃不过花花公子的凌辱和折磨。当继父靠贿赂取得官位,德康府复苏的时候,央吉卓玛终于回到久别的拉萨,但她已经无法适应那里奢侈和繁文缛礼的生活。母亲不得不再次把她送往仁布乡下。这次央吉卓玛没有了当年出走的苦涩,反倒升腾起如鱼得水般的愉悦。小说关于央吉卓玛跟随母亲朝拜传说能看到未来命运的圣湖的描绘,格外神秘诱人,母亲是要向圣湖还愿,感谢佛祖赐予德康家族复苏的恩德,同时看探家族未来的命运;央吉卓玛想探究自己的未来。她诚惶诚恐地向湖水扔去哈达缠绕的绿松石,只见宁静的湖面刮起一股奇异的凉风,并变幻出黄红蓝白绿五种颜色,接着显现出一尊白塔。母亲后来把央吉卓玛送进尼姑寺,虽然意在按照神湖的启示安排女儿的生活,同时也是为女儿省去一和嫁妆,寺院生活却正是女儿人生感悟到的理想归宿,央吉卓玛认为自己皈依佛门从此能求得人世的幸福。但是,“红汉人”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央吉卓玛最终是否找寻到了幸福,作品没有交待,主人公在作品中一直处在寻找和探索当中,始终没有结果和答案,正如人类自身。《无性别的神》没有《幸存的人》和《尘埃落定》那种大江东去的壮阔和主人公大起大落的命运,恰似淙淙流淌的清泉,通过独特审美视角把央吉卓玛心理活动描写得细致入微,深刻表现出一个贵族少女性格发展的逻辑和心灵历程。“无性别的神”,显然是一个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的书名。
    梅卓的《太阳部落》(14) 在青海两个相邻部落争夺草场相互厮杀的历史背景下,着力描绘了两代青年男女的爱情悲剧,这是我国藏族安多地区近现代史上屡屡发生的故事,也是一个被作家多次重复的创作题材。《太阳部落》的独特成就则在从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高度审视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实,赋予爱情悲剧以崭新的文化内涵,被一些评论家赞誉为《罗米欧与朱丽叶》式的文学新作。虽然此比喻欠缺精当,却也事出有因,她的创作得益于西方文学大师智慧的启迪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有了居高临下的审视,还因为世世代代的草场纠纷造成的恩仇给作者心灵刻上太深的历史烙印,当梅卓笔触指向伊扎和沃赛两个相邻部落械斗的时候,作品写得相当大气和凝重,仿佛千军万马在草原上放纵奔腾,具有康巴汉子的豪情;一旦转向男女爱情——长篇小说的重头戏,又写得悱恻缱绻,荡气回肠,把女性作家的细腻柔情发挥得淋漓尽致。沃赛夫人为了与伊扎部落和平相处,将妹妹耶喜许嫁给伊扎部落的新老爷索白为妻,耶喜在新婚之夜却对管家一见钟情。索白倾慕美艳温柔的桑丹卓玛,桑丹卓玛却已经嫁给前头人之子嘉措,他只能夜夜在桑丹庄廓徘徊,表现出男子罕见的痴情。桑丹卓玛是梅卓精心塑造的一个藏族女性形象。她勤劳、善良、安于贫困,淡薄权势、金钱,渴望纯真、火热的爱情,她不但拥有美丽的身躯,更具有美丽的心灵,让远近男人垂涎不已,但一生遭遇却凄惨得令人叹惋。丈夫嘉措本该是伊扎部落合法继承人,不料那枚象征部落权力的太阳石戒指鬼使神差地戴到了索白的手指上,郁郁寡欢愤而远走衮哇塘,当上了打家劫舍的“土匪”头领,再也没有回来。桑丹孤独抚养女儿香萨多年,总算在神秘山洞得到雇工洛桑达吉性爱甘露的抚慰,秘密结出爱情硕果——小女儿阿琼,洛桑达杰又被不懂事的女儿香萨当作“小偷”轰出家门,弄得满村风言风语羞愧难言。桑丹的悲剧没有朱丽叶的壮烈,却在一次次失落、追求、失落的漫长岁月中让人断肠揪心。小说还铺写了与桑丹卓玛同代和下一代许多藏族女子的爱情遭遇,沃赛夫人和沃赛头人,耶喜和完德扎西,雪玛和夏仲益西,香萨和阿莽,都是一对对“罗米欧”和“朱丽叶”,或者死于部落纷争,或者皈依佛门,或者跳崖自尽,或者与货郎私奔,深刻反映了青年男女对自由生活和纯真爱情前赴后继的不懈追求。索白千户一生殚精竭虑追求权力和财富,到衰老的时候才发现妻子并不爱他,妻子从不为他的权力和财富动心,他曾经拥有一夜之情的众多女人都不过是昙花一现的烟云,其实他是一个真正的“穷光蛋”。他从而对放浪不羁的儿子才扎由仇恨转化为嫉妒,可惜索白醒悟太晚,既无法追回已经逝去的青春年华,更无法补偿一代代女性在他权利和财富威压下摧残了的爱情、自由和生命。最后,阿琼与沃赛千户的儿子嘎嘎结婚,并肩出走投奔衮哇塘的父亲嘉措。两个部落已经在械斗中一无所有,随身携带的只有一块嘉措雕刻的木“风马”。这对在两个部落械斗中诞生的年轻恋人将在这面旗帜的鼓舞下,去寻找没有仇杀、没有贪婪,人们相亲相爱、和睦自由的世界。长篇小说从人性高度艺术处理了一个民族古老的故事,赋予传统题材以全新的思想内涵,极大地提升了《太阳部落》的审美品位。
    与央珍和梅卓相比,格央和白玛娜珍的小说还显得有些稚嫩,小说创作起步也较晚。《西藏文学》2005年先后节选了格央的长篇小说《让爱漫漫永恒》部分章节,读者尚无法窥见其全貌,但从已发表的部分篇章来看,已经不难领略到她辛勤耕耘的韧劲、大胆开拓的勇气和艺术表现的才华。格央并不满足自己少女时代在拉萨的生活经历,内地大学毕业回来后一直关注着各地区、各阶层妇女,包括尼姑、商贩、牧羊姑娘、贵族女儿、康巴女人等不同的人生经历、邻里关系、爱情际遇、宗教信仰、理想和追求,发表了描写形形色色藏族妇女的系列散文,语言清新流畅,有的已经与小说难分轩轾。说明格央属于小说创作的有心人,总在不断夯实自己的生活根基。1999年问世的中篇小说《灵魂穿洞》就出手不凡。主人公妮曾经是一个寺庙的女活佛,后来漂泊到边境小镇聂拉木邂逅已有妻妾的税务官松,饥不择食地投入美男子怀抱。松沉迷妮的姿色,妮贪恋松的金钱,财色交易,开始了一场暗无天日的苟合。其实他们谁也不爱谁,当风流税务官吃喝嫖赌挥霍掉所有钱财,又反过来勒索妮并不富裕的存蓄,被妮母亲怒不可遏地杀死,老母亲也自杀身亡。妮家破人亡,陷入走投无路的深渊,小镇居民还能在深夜听到她幽怨的歌声,但人已经变成了一个无人怜悯的疯女人。妮与梅卓笔下同样美艳的桑丹卓玛人生道路迥然不同,为我们揭示出边境小镇独特的风情画面,描绘出一个纯情少女在金钱和性欲诱惑下灵魂污染走向堕落的心灵轨迹,反映了当代藏族文学尚未触及的女性生活的另一个侧面。另外,白玛娜珍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拉萨红尘》,把目光投向一群藏族青年男女,倾诉了对色彩缤纷的当代生活及其人际关系的崭新体验。作品塑造了两个青年女性的形象,她们同时在军营度过少女时代,又同时复员闯进拉萨的社会生活,由于各自人生观、价值观和境遇不同,两个朋友便分道扬镳,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
    通嘎,他出身于具有深厚藏文化底蕴的家庭,又娴熟地掌握着藏文、汉文、英文和尼泊尔文。他的短篇小说《218万岁》、《天葬生涯》、《你在呓语,那不是歌谣》和《白色》(15) 等是反映当代西藏青年心路历程和寻找精神家园的精良之作。他的作品,既着眼于丰富的西藏现实生活,有扎实的生活根基,又弥漫着特有的藏族传统文化的气息和广博的文化知识,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由于他把中外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养分充分地进行了咀嚼、吸收和消化,从他的作品中读者看不出他受具体的哪一位作家的影响,作品也没有模仿的痕迹,也看不出刻意的小说构思和技巧的痕迹,看到的只是朴素、自然、流畅,以及深邃。因此,他的作品往往难以被评论者归类或贴标签,也就常常被忽略。当然,这与跟他发表作品间隔时间较长也有一定的关系。

小结


    通过对当代藏族文学四个作家群体小说创作不同文化内涵的探索,笔者头脑里逐渐形成下面几点明晰的概念,也是上述具体剖析中的未尽之意,权且写在这里作为这次艰苦跋涉的一个小结,并就教于关心当代藏族文学的专家学者和作家朋友。
    一、当代藏族作家是一个令人钦佩的很有才华的创作群体。在文学失去全社会的“轰动效应”,一些作家随着畅销书市场热点变换、不断转向的今天,藏族作家始终保持一种平静的心态,把审视目光朝向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实,坚持在严肃文学和纯文学领域辛勤耕耘,表现出作家的良知,对民族和祖国的高度历史责任感。有了这样一批思想成熟和具有事业心的作家,藏族文学不仅取得了今天的繁荣兴旺,还预示着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二、作家都离不开自己特殊的生活体验和文化认知,从而形成不同的派别和艺术风格,这是创作发展的必然规律。所以,笔者对四个作家群体不同文化内涵的剖析和比较,丝毫不意味着作品高下、优劣的分野。藏族生活丰富多彩,卫藏方言区和康方言区、安多方言区,农区和牧区,都有各自不同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是任何作家都难以穷尽的。我们应该鼓励作家根据各自的生活体验、文化素养和审美观念,在自己选定的艺术领域里大胆开拓创新,施展才华。只有通过不同流派和艺术风格的竞争,同时得到发展,才能共同组成无愧于时代和民族的文艺大花园。这也是一个民族的文学走向成熟的标志。
    三、当代藏族地区文学是藏族作家和在藏族地区生活和写作的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作家共同组成的整体,离不开汉族作家的参与和合作。本文旨在探索藏族作家创作的小说的文化内涵,未涉及众多汉族作家的作品,但汉族作家无处不在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上世纪50年代进藏的军旅作家徐怀中、刘克的革命现实主义小说带动了益希单增、降边嘉措踏上文学之路,马原、刘伟在扎西达娃开创中国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初期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央珍、通嘎、梅卓、格央也得到汉族作家的启迪和影响。随着岁月推移,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将日趋频繁,各民族作家相互切磋和合作,是促进藏族文学向深广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
    四、是否吸收和如何吸收世界文学的有益营养,是当代藏族作家提高作品审美品位的重要课题。毋庸置疑,藏族文学的审美对象在本民族生活及其文化,但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广泛涉猎中外文学名著,有利于敏锐捕捉高原特色的能力,也有利于高屋建瓴地挖掘出具有普遍认识意义的题材和内容,提高审美品位,走向世界。这些已经被许多作家的成功实践所证实,但尚需理性的升华,使之变成更多作家的自觉行为。
    注释:
    ① 益西单增:《幸存的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 降边嘉措:《格桑梅朵》[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③ 班觉:《松耳石》[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④ 扎西班典:《普通农家的岁月》[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⑤ 旺多:《斋苏府秘闻》[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8年版。
    ⑥ 拉巴平措等的中短篇小说分别发表在《西藏文艺》和《章恰尔》等刊物上。
    ⑦ 这些中篇小说于上世纪80年代分别发表在《西藏文学》等刊物上。
    ⑧ 扎西达娃:《骚动的香巴拉》[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4年版。
    ⑨ 这些短篇小说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分别发表在《西藏文学》和《收获》上。
    ⑩ 阿来:《尘埃落定》[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11) 央珍:《走近西藏》[N],《文艺报》1996年2月9日。《西藏文学》[J],2005年第3期。
    (12) 阿来:《穿行于异质文化之间》[R],1999年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上的演讲。
    (13) 央珍:《无性别的神》[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版。
    (14) 梅卓:《太阳部落》[M],北京: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版。
    (15) 这些短篇小说主要发表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西藏文学》和《小说月报》上。

文章来源:《中国藏学》2006-1

凡因学术公益活动转载本网文章,请自觉注明
“转引自中国民族文学网http://cel.cssn.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