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我们从阿来那里看到的西藏，是尘埃骤然泛起与宛然落定，那里有土司的院子、安静的雪、清脆的画眉、幽灵般的行刑人，还有直白的情欲、喧嚣的部落征伐；如今，它变成了一个小村的故事，变成了像风一样随风飘散的忧郁少年格拉，像英雄一样在烈火中死去的巫师多吉，像哲学家一样皱眉思考的树居怪人达瑟，像猎人追逐猎物一样追逐爱情的达戈，像难逃宿命一样被土地魅惑的红军驼子……

 

 　  阿来写到的每一个机村人，都生活在像什么与不像什么之间，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因为，机村的传统根基、炊烟袅袅的生活被新中国成立后的一系列运动打破了，往日不可追，未来走向不明晰。困惑与求解成了阿来笔下机村的画像。人心变得浑浊，难以判断利弊得失。如果说，《尘埃落定》是阿来对于土司时代的一曲挽歌，那么《空山》的思考对象则是农耕文明的消逝，这个早已开始而远未结束的过程改变了什么，为这改变人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人的代价，是让阿来萦怀不已的问题，所以，他不惜用片断化的写法，来增加被纳入镜头的人的数量，由数量来拓宽机村映照历史和现实的限度。

 

 　  《空山（2）》的第一个故事《达瑟与达戈》，主角是读书人达瑟和达戈。两个人物一个走出机村，一个走进机村，一文一武、一静一动，与金嗓子美女色嫫一起，构建了机村一角的生机勃勃。诗意的爱情，血腥的捕猎，机村内部的疑难和来自外部世界的诱惑，都是故事的题中之意。第二个故事《荒芜》以红军驼子一生对土地的追逐和向往为线索，讲述机村寻找传统根基和生存空间的努力。诗意的探险、浪漫的怀想、残酷的政治斗争，都是小说的外在形态，而机村生活的物质根基——土地与粮食，在这样的故事中不断凸显。这是机村与任何中国小村了无差别的地方：绿色家园永久丧失，荒芜瞬间来临，猝不及防的改变，对于老百姓而言，事关生存，与此无关的任何东西都变得轻飘，变成了被华丽谎言遮掩的血色浪漫。

 

 　  阿来说自己一直在路上，在藏汉两种语言和文化间流浪，如今，他流浪的脚步也开始慢慢跨越国界了。此时的阿来反而不断地反观来路，思考本源。因为他越来越意识到，一种强大的力量在弥合着所有的差别，如同福柯发现的真理一样，连毛细血管都不被放过。在由来已久又显而易见的差别面前，反而是历史和文化的同构，变成了崭新发现。关于藏地生活，人们想当然的文化想象全部落空，阿来提出了一个更有价值的话题：所有人，所有传统文化常识的总和都无力构建的西藏，被什么力量缔造和实现？人，无论是置身西藏的人，还是想象西藏的人，在这蛮勇的力量面前都变成了羔羊。这才是更大的落空，阿来就是要用牧歌的方式揭穿一个坚硬的现实：在意识形态的力量面前，没有幸存者。西藏的底里与我们生活的地方毫无二致，而所有的想象只是它的表象，它的空壳。“空山”由此变得意蕴丰富，虚实难辨。

 

 　  阿来在尝试一种新的小说结构。表面上看，《空山》系列要用若干个中篇作为花瓣，成就机村的现代变迁这个花蕊。实际上，如果抛开小说的外在格局，可以看到阿来在尝试一种“道路小说”的模式——情节彼此不甚关联，而时间段和主题却又一致。这种模式有些类似于米兰·昆德拉在《笑忘录》中提到的“变奏形式”的小说。小说的叙事从来不是延伸到结局的直线公路，而只是交叉的山间小径，没有可以让人一眼看穿的目的，小说的想象在布满灌木和草丛的森林中自由流浪，从而获得更为广阔的时间和空间，组成一种更为广阔的视野，这视野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道生万物”：因其空而万物尽纳其中。

 

 　  “空山”由此沾染了哲学意蕴的开阔和现实判断的无力——阿来追问意识形态下的藏地小村和米兰·昆德拉追问意识形态下的自我一样，穷根究底之后获得的只能是一堆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的问题。但是，提出问题而不是解决问题，从来都不是小说家的无能，而是小说的精神、小说的道德。

 

      只是，阿来面临着比昆德拉更多的困难，除了“历史变迁”比“自我变迁”更欠缺冥想意味以外，还因为阿来更多地受制于特定历史阶段、特定表达限度、适当的情感距离和思考距离相抵牾等问题。对于阿来而言，抵达圆融的境界，还需要摒弃所有超出小说本身的主观概念，真正进入到“沉思性追问”的情境之中。这也是值得在写作中继续流浪的阿来思考的问题。

 

 

 

 

　　该书延续了《空山（1）》的风格，依旧由两个故事组成，依旧讲述“一个村庄的秘史”。《达瑟与达戈》讲的是机村的读书人达瑟和达戈的故事；《荒芜》讲的是机村在3年自然灾害期间的困难生活。在新作中，阿来延续了《空山（1）》的创作立场，继续完成花瓣式的文本结构，思考人与自然、宗教与社会、历史与意识形态等宏大主题。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07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