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多种生命形态构筑的世界里，每一个生命的来来往往，无论是幸福，还是痛苦；无论是恒久，还是短暂；它的诞生、存在、亲情、爱情，甚至死亡，都是我们体验生命过程中不可复制的每一道风景线。是红尘世界里灵与肉精心镂刻的一幅幅独立的画面。在情感色彩强烈的认知下，寻找我们神性的家园，栖息我们奔波的身心，剔除我们世俗的陋见，寻找生活在我们心灵留下的一道道生命的划痕，是现代人，尤其是我们的青年作家们审美的目光投射出来的一种深切的关注。
    八十年代初期，有这样一位年轻的藏族学者、小说家和诗人，把他的测度和思索，化作一条条泻彩流歌的大路，让同龄人涉渡。
    他写诗，纯正的母语，浓酽的藏文化气息，启开一扇扇神性的窗棂。《新罗摩衍那》、《青春美饰》、《青春的激流》、《跳动的心》、《漫言轮王七宝》、《致白云》、《智慧勇士赞》……清澈的心灵和同样清澈的意境，让现代读者体味到古典藏诗高贵、典雅、铺锦列绣的美与韵。
    他写小说，《被霜催残的花朵》、《爱的波澜》、《骨肉情》、《梦游赞普陵》、《假活佛》、《慈成嘉措》……一个个激荡着生命活力的身影呼之欲出。我们的眼睛游动在他构筑的情绪结构层和语言结构层中，被人物流淌着的命运之歌所吸附。
    他写散文，回肠荡气的《小路》，自我剖析的《风姑娘》，自始至终涌荡着一股股思想的活水。被生命的艳阳蒸腾起来的藏人情感弥漫在我们视野的领空中，触接着我们的心灵。
    同样，他更是一位治学严谨，才华横溢的学者，将近二百万字的厚厚六卷著作，代表了他全部的思想、全部的尊严。尽管他的人生春秋只有三十二年的载承，生命的续接，能担负起这样坚实而丰富的结果，生存的意义，已经穿越了时光的门槛，走得很远、很远!
    面对着这样一位当代藏族杰出的，最具特色的文学家和思想先躯，面对着他留下的这些深刻、清新、华贵的美文，我们被他过人的才华所折服，更被他对根植在民族文化传统土壤里生长起来的藏人对于自然、宇宙、生命和心灵的体验以及思考呈现出来的思想所震动。
    在这里，我们把端智嘉定位在一个文学艺术家的角度上，打开他的小说集，看看他在这种艺术形式的生命之歌中，怎样显示高原藏人的生存环境和人生状态，怎样显示他在这片土地母亲的依附中衍省生出的欢乐、悲悯与真情。
一
    端智嘉的小说集中共收集了他的15篇中短篇小说。其中的大部分都写于八十年代初期。这一时期，正是经历了十年浩劫后的藏族文化刚刚复兴的阶段，如饥似渴的年轻人都被曾经束之高阁、被极端神秘化的藏族古典文学重新释放出来的魅力所倾倒。人们陶醉在五世达赖喇嘛的《春之使者》中，被这位宗教家和史学家美妙绝伦的文采和高贵的人格吸引。沉浸在朵康•次仁旺杰的《青年达美》中，被冲破等级、世俗的爱情，被他清丽、飘逸、华贵的美文而忘我。而当时的藏文中短篇小说的创作，除了班觉的《松耳石》、拉巴平措的《三姐妹的故事》等个别小说外，藏文小说可以说是少而粗糙。当时，小说的总体结构、叙述方式、以及作者的审美情趣，既没有达到藏族古典文学的深邃与精致，又没有走出富有自己民族风格与地域特色的新路。人们在观望和等待着。端智嘉的小说、诗歌，就在这个特定的环境中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在当代文学的舞台上。他用本民族文学艺术的第一要素——藏语文作为表现藏民族生活、刻画藏民族性格的艺术形式，向读者展示了像《被霜催残的花朵》、《虎牛滩》、《骨肉情》等一篇篇源于高原、源于生活，洋溢着他纤细、悠远而又强烈生命情感的艺术画卷，作品中凸现的生存意义和亲情爱情，把过去那些充满理性克制，在精神内在的形而上作过多思考的深度写作，逐渐转引到我们的现实存在本身上，并在认同现实的同时，强调对人物心灵内在的困苦作精神动向的引导，这便使他的小说既没有趋向各种庸常现实层面的叠积陈列，也没有陷入玄奥与深刻的精神标榜中，不食人间烟火般的远距离观望中，他的小说把倔犟而有活力，激扬着生命劲歌的人性还复到人的本位上，让冷峻严酷的理性主义精神作暂时的休息，将灵肉浑然一体的普通藏人还原到他们原有的生命热度上，并在深厚的人性内容上去关注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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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端智嘉对自己这种创作角度的定位，使他既可以用自己独特的语言体系与生活、与读者作观点与叙事的交流，又可以使自己与生活保持一种作家必要的距离，这种创作风格的形成，使他的作品不断得到读者的共鸣，共鸣产生的宽泛的交流空间，又给了他更多切入生活、切入语言交流和表达自己思想的机会。他的作品被僧俗两大阶层认可，有的被选入大学文学课的教材中，诗歌成为年轻人聚会时必诵的诗，他的学术思想引起了藏学界和公众的瞩目，甚至他的个人生活，也引起了人们深切的关注。这说明了他作品中的民族性深印着他独到的艺术传达方式，把普通的人性品格在故事的广阔背景中展现开来，给了广大读者审美的愉悦和满足。
    说到人性，我们知道，越是到了现代，人的本性问题就越来越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在他的《人论》中有这样一段话：认识自我乃是哲学研究的最高目标——这看来是众所公认的，在各种不同哲学流派之间的一切争论中，这个目标始终未被改变和动摇过，它已被证明是阿基米德点，是一切思潮的牢固而不可动摇的中心。德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也指出：人类的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最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认识。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生活在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上的藏民族又是怎样看待这一人性问题的。我们知道：千百年来，藏民族一代承继一代全民信奉着藏传佛教，每个个体生命是流淌在这条延续千年的超稳定信仰之海中的一朵浪花，不同的个体生命吸附在不同的生命形态之链上，认为灵魂生生世世流转不息。不重现实，不重今世，不重血缘，不计名利，视一切为身外之物，个人意志、情感，甚至自我价值都被寄托于精神之上，寄托于遥远的来世。这种现实已成为藏民族的一种社会和心理的定势。那么，在这片诞生过灿烂文明，蒸腾过多少回肠荡气的英雄气概的高原，回赠给我们满腔热血期待的难道只是理性冷冰冰的规范、教诫和标准的面孔吗？佛祖释迦牟尼曾这样告诉他的追随者：人性的圆满即为佛性，佛性是人性的最高阶段。佛教主张生命平等，精神平等，认为“人心是智慧的发光体，自生真智，消除自己内心的愚暗，便是成佛。”释迦要求人们像验证黄金那样去考察他的所言，并从中悟到真理，而不要让思想拘宥于经典和词语本身。佛教是寻求智慧，把人发展到最完善境界的精神引度工具。佛教不像基督教，冰冷残酷地告诉人，你有原罪，在生命的道路上无论怎样精进，原罪是洗涤不净的。佛教以好深挚的慈悲和广大的同情心庇护着我们的人性还有着生命情感的强烈博动，鼓励着我们的生命伴随着情感的反复颠簸，不断筛落人生中的自私、妄念、无明、丑陋，沉淀下人性真善美的重量，这就是并非绝对虚无的最高的佛性，也是通过人对自身生命骚动的深刻体认后得到的人性理解。有了这一宽泛的宗教外延，对藏民族在相对贫乏的物质世界下蒸腾出来的内心世界的艺术化和绚丽多彩的现实生活，才能有一个理解的角度，才能远离刻板、教条，对这个把神秘和浪漫、苦难和幸福、刚毅和温柔和谐完美统一的民族群体性格，有了演绎和注解的脚本。
    对于一个以研究藏族文学史和历史学的青年学者而言，端智嘉在文学世界里最高的享受便是探索人的心灵，关注在宗教情感和现实生活之间，在道德价值和自我本能之间徘徊着的新时期藏人的情感世界。他要摆脱以往那种花哨的笔墨下裸露着的苍白，用民族母语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为读者拉开青藏高原东南部，黄河上游安多藏区现实生活的帷幕。在这里，坦露他对这片故土深沉而崇敬的爱，显示他对小说艺术的探索与追寻，写下一个个普通藏人在独特的生活环境和整个社会现实面前表现出的诚恳、善良、正直的民族性格以及他们隐蔽、深沉而文曲折的情感世界。他的中篇小说《被霜摧残的花朵》就是这样一篇有浓郁的地域色彩的小说。
    这是一篇描写爱情的作品，从两小无猜的相伴到男女主人公的相互爱恋，拉吉和次仁的爱情开始于对美好未来的向往，最终却被人性的弱点和旧的习惯势力酿成的悲剧完结。(作者虽然暗示了一种希望)当我们贴近和触及拉吉、次仁、拉姆、仁雅、尼姑卓玛的内心世界时，这个看似熟悉而亲切的客观描述背后，却时隐时显地裸露出作者主观的，他对生存、对爱情和传统习俗的诠释。是什么力量扼杀了这还未开启的花蕾?是严酷的传统?是复杂、根深蒂固的那种绵延于我们身上，存在于我们生活周围中的习惯势力吗?是，又不完全是。《被霜摧残的花朵》—不仅仅是爱情的悲剧，更多的是来自人性中的怯懦、自私和阴暗酿造了这苦果。次仁，这位拉吉青梅竹马的恋人，身上既没有草原牧人那种义无反顾，敢爱敢恨的男儿勇气，也不像农耕经济意识支配下的满足于衣食无愁，浑然不觉的普通农民，更不是那种压抑着阴暗与私欲，等待时机，攀龙附凤的自私自利之人。次仁的身上，既有朴实、勤劳、善良、好学的性格，又有地域和农耕文化赋予的想通过自己的才学，摆脱农民的身份，犹柔寡断，自命不凡的多重性格。当他为前程，离开拉吉成为一名兽医时，他的爱情之花却随之凋谢。固然这中间有许多人为的误会，但他的犹柔寡断、他的含而不露的深沉，与拉吉率直、刚烈、敢爱敢恨的个性相比，就显得有点软弱与暗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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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吉是作者塑造的一个安多农区的藏族女性形象。这个有着莲花般皎美，勤劳而善解人意的姑娘，被父亲指腹为婚，准备嫁给次仁的哥哥仁雅时，她不甘屈服于父命、屈服于命运，以勇敢的反抗精神，面对冰冷的世俗，她甚至以死相迫，以一个农村女子少有的勇气，迎接来自四面八方的责难和闲言碎语，她并不退却，她被爱情惯有的温馨所吸引，不甘心在父权的和旧势力的压迫下呻吟。虽然命运一次次将她推到了人生的悬崖边，因单纯，不懂得防设世俗的粗鄙丑陋，因不懂得防设，而又遭受他人的蹂躏，最后，走投无路的拉吉，只好跟随着出家的老尼姑，在未来与幸福，痛苦与徘徊的边缘，怀着绝无奈望，但仍不能熄灭的真切的爱和留恋，依旧痴痴地等待着，期待着次仁的归来，并依旧在痛苦茫然的境地里呼唤着新的生活。
    在拉吉身上，我们发现这个充满悲剧意味的生命，经历了一次次悲怆的呜咽，一次次反复的内心情感的冲撞与震荡后，对生命的渴望、对爱情的渴求，依旧跳荡在她炽热的心膛中。她的这种不死不灭的生命火焰，在传统势力和生存环境造成的精神重负下，闪现着人性不灭的光辉。这个形象的存在价值，就在于作者从人性的本质、自然的人与自我的冲突根源上，重新认识了女性，细腻传神的描述方式，在一次次心理空间的展现过程中，把拉吉对爱情的寻找和失落的情感经历表现得游刃有余。她委婉而又执着的个性，不听凭命运摆布的坚定，一次次执著地要求着人的权力。正是这种温柔而又刚毅，纤细而又柔韧的性格，映照出了藏族女性顽强的生命意志。拉吉、卓玛、拉姆，我们在她们看似平和宁静的外表下，窥探到了她们身上保留着的那些沉默的，不易磨损的藏族女性的韧性，以及宽宥、纯钝、敢于直面人生的心态。端智嘉在她们的性格的塑造上，不仅怀有真切的关爱之情，还溶进了深刻的社会内容和广阔的生活环境。
    这篇小说中还有一位女性——卓玛。这是一位出家的女尼，作者对她虽然着墨不多，但她的出现不但使故事的后半部分有了最合理的中介者，而且让故事通过她趋向一种深刻和强调的形式。这位曾执著红尘，感受过生命大起大落的动荡，最后让空漠人生走向归隐遁世的老尼，在宁静的感悟中终被拉吉有血有肉的世俗情感打动。从拉吉的身上她好象找到了自己曾经有过的鲜活的情感，回味着人世间朴素而平凡的爱。她劝阻拉吉削发，又写信给次仁，竭力促合这场姻缘能有一个圆满的结局。虽然这些行为与她出家人的身份不符，但通过这个形象，我们看见了现实的人生和现实的生存折射出来的人对生命，对生活抱有的希望。生命之光和心灵的梦幻在这些女性的身上不仅没有泯灭，挟带着精神成长的代价，进发出生命的强音。
    其次，端智嘉在《被霜摧残的花里》里对人性的理解和对艺术的思考，贯用了双管齐下的功夫。对于有着丰厚文化传统和审美情趣，有着非常诗意的藏民族而言，高质量的文学作品除了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外，还必须有相当丰富和优雅的语言功底。通过语言描述走向深度和总体，为读者拓广自由想象的空间和清新婉丽的文字享受，是端智嘉小说的一大特点。
    他描绘次仁眼中的拉吉：“脸如新月，鹰翅般舒展的浓眉下，满盈聪慧的眼波轻轻颤动，双眸如鹿眼般柔顺，长长的睫毛在眼睑下投下一抹神秘而美丽的暗影，白而红润的双颊像成熟的果子，让人悦意激动。一裂长袍，缀边的花色氆氇已被磨损显得灰暗，但朴素、端庄的魅力仍然不能被遮盖……满载着次仁爱恋的蜂儿已不由自主地鼓翅飞落到拉吉的花瓣上。次仁拿着拉吉银白色的戒指，幸福的感觉和爱情的热望，如小猫等候着老鼠，猎人等待着猎物般迈着轻轻的步子，钻入心房……”
    这种细腻愉悦的文字细致而又含蓄地描述了少年朦胧的爱情和那种新鲜而又回味无穷的感受。
    端智嘉小说的语言时刻依附着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并不游离于情节之外。恰当的谚语和个性化的语言，不但烘托了小说的氛围，还喧染和丰富了小说的内蕴。他追求雅俗共赏、新鲜活泼的口语，用语言来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生活习俗和文化涵养。这在《假活佛》、《慈成嘉措》、《骨肉情》、《班措》、《虎牛滩》等小说中都有突出的表现。
    我们知道，藏族是一个内心十分艺术化的民族，丰富的民间文学和博大精深的佛教文化一直滋养着他们的精神世界，美化着单调、艰朴的生活，歌舞的海洋只是其他民族认识藏民族的方式之一，幽默诙谐，能言善辩，是这个民族最普遍的一种志趣情调，既便是目不识丁的牧人，还是发白如螺的老人，他们浓厚鲜明的语言天赋和诗歌基因，常常令口若悬河的文人才子汗颜。面对着这样有良好鉴赏能力的读者群，怎样提炼语言，怎样过滤和润色特定环境中的语言感受，端智嘉确实付出了很多的心血。《被霜摧残的花朵》中，他自然而贴切地使用藏族传统的谚语、格言等语汇，并用来刻画人物的性格，“扶户立家肚量要宽，牵领野马疆绳要短”；“猛虎跃入密林难舍其窝，雄鹰飞翔蓝天仍要落脚山崖”；“狗不食铁，人不食言”；“勇夫以言为誓，豺狗以迹为证”这些谚语，既言告了人物复杂的心态感受，又吻合与农村题材相适应的语言总体格调，让读者颇感几分洗刷了书卷气的清新气氛。在小说《假活佛》里，端智嘉的语言又是另外一种风格，他把笔墨伸展到他塑造的人物心灵里，在这一幅幅人物景观的大展现中，语言的魅力建造了他小说的世界。《假活佛》中，端智嘉塑造了一位把人生所有的理想寄托于宗教情感，心安理得地享受天伦之乐的丸夫俗子的阿克尼玛的形象。小说中作者把阿克尼玛定位成一个已经归还于世俗，但精神世界依旧不能磨灭昔日身为僧侣的平庸而又不甘平庸的虔诚信徒，他最大的心愿是“供养三宝安住于心，敬崇上师犹如帽子，从不间断诵经和点酥油灯”，这也是一位具有典型意义的藏族老人形象。没有太多的生活奢求，在屋檐下晒晒太阳，有转经筒、有佛珠、有让他诚信的因果报应和引导灵魂的信仰，他便觉得拥有了一切，安然与愉悦来自内心的平静，平凡的时光因为有了信仰的情绪，时时唤发出一种抒情的意味。端智嘉在《假活佛》里的成功之处，并不是他维妙维肖地刻画出了一个假活佛卑劣的行径和高明的骗术，而在于他关注了这些陷于世俗而又求于解脱，知命认命，豁达，善于自我解嘲，用此生的内省来弥补来世的、令人心痛的盲目和愚昧的心理禀性。这种群体的心理禀性，既是阿克尼玛个人的又不仅仅是属于他的，正因为有了这种庞大的、群体的、似乎合理的顺从与盲目，才使假活佛们有了施展其骗术的机会。在看似一切闹剧的故事里，端智嘉关注的远远要超过闹剧本身，他指向了人性和人的宗教情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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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假活佛》后，端智嘉又写了他的最后一篇小说《慈成嘉措》(未完成)，这里同样地涉及到了宗教情感问题，《慈成嘉措》的出现，我们发现，端智嘉在一个经历生活坎阿、政治风雨、出世后又入世的藏族知识分子形象上，把他研究人性的脚步，又迈进了香烟缭绕的神殿，让我们感受自然状态的生命被修正和缚束后的形式体验，再层层剥离，让灵与肉、情与理，让人性和神性相互面对，相互交融，在表面宁静，但理内奔涌着人类情感起伏波澜的僧伽心海中，传达出他对人性深深的理解之情。在慈成嘉措身上，我认为端智嘉采用了一种以审美情感为核心的全方位的综合描述方式。通过主人公慈成嘉措故事的一层层展开，通过对他个人生活隐蔽面的公开，一个集怜悯、和善、执着而又聪慧于一身的慈成嘉措光亮的层面铺展在我们面前。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他自尊、矜持，甚至怯懦的一面，看到了宗教情感的理隋与人性本质与自我不断的冲突和碰撞的矛盾。在作者的这种审美情感中，主观情趣因为可以超越客观法则，感性动力可以逾越理性教条，所以，他对人本质的投注，对个体生命情感的肯定，都满怀着一种宽容和理解的态度。“人无完人，金无赤足”，曾经认定轮回世间苦如芒针，于此之上无片刻安宁而寻找精神的解脱和内心安宁而走上皈依之路的慈成嘉措，因心续未净，生成烦恼，人性的欲望之根未能了断时，他曾有这样一段话：“戒律是束缚幸福生活的锁链，是阻断青春热望的牢狱，我为什么要把这琐链套加在自己的脖子上，走进这囹圄之地?佛陀呀!您清净的言语教导我：‘一切誓愿是痛苦之因’，这是至高无上的正语，我追随您，发誓要像恪守生命般地恪守戒律，像爱护眼珠般地爱护戒律。可是现在，当我看见拉姆卓玛时，看见她微笑的脸庞和姣美的姿态时，我才真正明白，自己的誓愿正是自己现在的痛苦之因。我发觉我违背了您的教言，佛祖啊！您为什么既要我们恪守戒律，又要说一切戒律是痛苦之因呢?……阿啧!拉姆卓玛已经带着她的微笑，钻进了我的心房”。戒律的绳索未能拴牢慈成嘉措已经迷醉了的心之大象，从这一段心理独白使我们可以感受到慈成嘉措对拉姆卓玛产生朦胧的爱慕之心时，那情感与理智强烈的冲突，在一个年轻僧人的心海里怎样地翻腾滚涌，欲望的撞击，热切的期待和向往精神解脱的一颗心怎样挣扎在入世的边缘。矛盾、痛苦、自责、彷徨，如流动的河水喧泻着束缚的生命形式面向我们奔涌而来。慈成嘉措的形象，是端智嘉负载人物情感趋向彻悟和宁静时，表现出的一种深沉的人性冲动，他让空诸一切的精神带着灵性的辉光腾越，让理性和法则在玄秘的古刹青灯里映照出鲜活、热情的性情中人，并对这些形象的人生情味给予认知与肯定，从中走向人性探究的深度。尽管小说并未写完，让我们为遥不可及的慈成嘉措动荡的命运充满了猜测，但端智嘉盘桓在这篇小说中的独特的视角和艺术魅力，保证了他对艺术执着的追求和对生命形态严肃的思考。
    《假活佛》、《慈成嘉措》等小说中，端智嘉都从题材的选择和处理上，以他驾驭题材的文学内功，从我们十分熟悉的文学作品的教育意义和载道言志的严肃话题，走向揭示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层，走向发掘人物内心世界的复杂性和多重性，并以他充满自信的文采和真诚的笔，触接普通藏人实实在在的内心情感世界。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充满了矛盾、对抗、化解并和谐的错综复杂的大背景下，有意识地发掘支撑着他们人格模式的奠基物——慈悲、爱怜，并由此衍生出来的亲情、爱情和友情，凸现这种沉积在民族心理结构中的真善美的品质，从小说中重塑这种生命的激情，重温这种纯真的至亲，从心底呼唤震颤心灵的人间真爱。
    我们在《骨肉情》中看到了这种真情无遮掩的泄露。唐卡画师旺丹是一位唐卡之乡的著名画师，从小失去母亲，在画师父亲眼珠般的疼爱中长大。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旺丹，随着画技的日渐成熟，一心要学“雄鹰博击长空，少年踏遍江山”的格言，向往外面的世界，并悄悄与同伴相约，瞒着父亲踏向那充满诱惑和孤独的漫旅之途。当他们满腔的热血被严酷的生存和强盗的子弹击倒时，旺丹带着满身的风尘和一颗追忆的心，开始选择了另一种生存的道路。在异乡他带着狂热的精神，在绘画与色彩中，不懈不倦地追寻着美的永恒，在一次次与佛像灵魂的交融和契合中，冲刷着自己生命中的卑贱和阴影，寻找着沉重而又圣洁无比的父爱。当他带着重铸的精神，带着对父亲无限的敬爱和悔恨踏进家门时，父亲，这位一生与画笔和智慧捕捉神灵世界的赤诚与庄严的画师，在留下一幅以旺丹母亲为原型的神女画像后，已经带着一颗镇静而缄默的心，离开了人世。从此，旺丹生命中的大梦就是在创造神灵不可动摇的信念中报还自己曾经轻弃的父爱。他在完成了自己最后一幅巨大的度母唐卡后，留给忘年之交的作家卢旭一个遗言，叮嘱他按他们从前的诺言，写一篇有关他的故事。卢旭不敢失言，在衣袂飘飘，环佩叮当的度母画像前，完成了旺丹老人的心愿，一个血肉相亲的古老故事，就这样映射出来人间最平凡，也最伟大的亲情之爱。
    一篇以情为轴线，以真爱抒写人生经验的情感小说，它牵动着我们感情的地方并不是遥不可及，高高在上的神性和虚无飘渺，云来雾去的神秘。平凡、纯朴，永远在我们生命的承接感中一一打通彼此心灵的隔膜，滋润着我们精神天性的人间真情，才是源发于我们心目中的图腾，正是这种不求回报，无怨无悔的父子之情，打开了旺丹灵性的天窗，洗濯着他曾经芜杂的灵魂，使他在生命的另一种境界里恢复了艺术的全部灵性，透过画笔，临摹到了流畅柔和的线条背后潜藏着的人间至爱，透过没有语言接壤的静穆；透过满目丹青，温馨华丽的唐卡，我发觉端智嘉在用意地向读者展示故事背后更为探邃的生命意蕴，传达着这种生命情感赖以生存的民族文化根基，让我们面对藏民族独特的精神世界和生存环境，就会渐渐注意到这种古朴苍老，已潜移默化在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人、自然、传统、血缘和整个生存环境中的宗教至上精神。对于藏民族这个全面信仰藏传佛教的民族来讲，遥远的神话和宗教情感的体验，就是沉淀在我们的血液和心灵深处对于生命的尊重，对于自然的敬畏和与人为善的利他精神。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本能般地恪守着信仰的一致，在与自然、与人、与心灵的旷野中化繁索为简单、化狡诈为诚恳、化争战为和平，把慈爱、善良和和平引介到人性的最高层次，并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信奉着热爱众生、热爱生命的信条。在生命的价值和生活的内容几乎被金钱和权势吞噬的今天，让我们静下心来，忘却追逐功名利禄的烦恼，把心归还到这自然、澄清、也最普通的至亲至爱中，我们便会理解这日趋淡化的人情，并接受这种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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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智嘉的小说中，藏人的宗教情感的意义是广泛的，是建立在关注人性意义上的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情感体验的。也就是说，他关注的是宗教在道德行为上关于人的主体，是人通过对自身内心的完善，逐渐显露神性的过程。所以，他笔下的慈成嘉措、旺丹，都是在自己内心情感的伸展中，不断抖落尘世世俗生活沾染的心灵灰尘，抹去狭隘、私利的着染，通过人与人心灵的往返流动，体显非常现实的世间行为。在神性与人性的中间地段，端智嘉运用自如地调动着他塑造的一个个艺术形象，给读者广阔的联想空间，使人们不会感到陌生和嫁接。
    让我们再看看旺丹画师的那幅遗作唐卡吧。在这幅聚集了两代人情感的画卷上，女神莅临了，“画面四边线条衡均，在其约有一指宽的里线和外线之间，左边绘有吉祥结、妙莲、宝伞、右旋海螺、金轮、胜利幢、宝瓶、金鱼八瑞相图，右边则绘的是铜镜、乳酪、长寿草、木瓜、右旋海螺、牛黄、黄丹和白芥子八吉祥物；画面上边，画有各种菱形空格花边，绘象征永恒坚固的雍仲图案，画布中央的天空如蓝宝石溶化的液汁涂抹而成，舒卷密集的云纹，飘渺漫漫，其间，一衣衫飘逸、遗世独立的女神，伫立在沉着而遥不可及的一片纯蓝色的天幕下，帛带飞扬，绰约多姿，霓裳羽衣，环佩叮当，颈间挂一哈达，如风舞云绸，好似要弃决喧闹浮华人间，飞向神秘而悠远的天界，但那双沉静，满含女性温顺美丽的眼睛，略含哀怨，似有割舍不断的牵连附丽画面”。这是被父亲亲手指点，旺丹反复描画的女神唐卡，当旺丹从女神的眼睛里终于读懂了母爱的时候，母爱激荡起的生命信心，变成了他绘画的灵气、风格，变成他强烈的创作激情，他的精神随着画，再一次得到了人格的升华。
    端智嘉在这篇小说中还刻意地安排了旺丹和卢旭这一老一少从相识到相交的一段友情，在人生的起点和终点线上，意味深长地勾勒出两代人共同的心灵默契。当卢旭第一次见到这位手撑拐杖，近乎残废的腿艰难地支撑着身体，坐在路旁大石上等车的老人时，被他远远望去几乎像鹰栖落在岩石上的身影所震动。老人饱经风霜的脸刻印着过多岁月的痕迹，唯有那双略带衰相，但异常犀利，饱含智慧天性的目光，让人不敢相信这目光的主人是一位身有残疾、行动不便的长者。端智嘉让旺丹那近似丑陋的相貌和美妙绝伦的画技相互衬映，让老人昨天的回忆延续在年轻的卢旭笔下，从他们各自的时代出发，汇合在共同的情感里，在一个个意味深长的叙述角度上，把旺丹和卢旭定格在一条情感线上，向读者展示这一老一少两人的世界。一个是饱览人间悲欢离合，心静如海的艺人，一个是踌躇满志，渴望了解外面世界的青年，一个宽厚仁慈，一个敢涉足一切境地，在这两代人之间，递传出了一种永远吸引人类情感的主题，那就是人间至爱和家园情结，这种情结维系了两代人对自己内心的归还，也表达了作者创作意识中最醇厚、最朴素的人性意识和人道主义精神，从而激发了他对民族精神底蕴的不懈追求动力。
    也许是端智嘉早年生活的艰辛和坎坷，使他对父爱和母爱的渴望更为强烈，他对此岸世间最深挚的亲情灵肉相依的渴望，都化解在作品中。在画师旺丹和他阿爸相依为命的身上，他焦渴疲惫的心灵在父子舔犊之情的诉说中被抚慰，他反复细致地描写生活的细节，为的就是要张扬一个慈父的形象。我们读懂了这些端智嘉隐蔽在作品中蠕动和震颤的心灵，我们就会理解他为什么执着地要写这些被现代人越来越淡漠的人情，而不去追逐那些充满了逸动、晦涩、令人费解的神秘，这使我想起了小说的篇名《骨肉情》，正是这种平常的，不用山盟海誓，不用想入非非，平缓而又庸常，日复一日的重复岁月中栽植的人生真情，这种被眷恋和关爱铺筑人类心灵的人间常情，不正被现代高科技、钢筋水泥封闭下越来越狭窄，越来越自私和淡漠的现代人最欠缺的体验吗?端智嘉对这种情感的依托，正是他小说中平实而又深刻的魅力，他刻画的这种高贵、善良、纯朴、博爱的种族记忆和民族文化个性，正是他摒弃时髦、拒绝功利的人生格言。他对人个体生命体验的关注，对本体意义上人类情感的生命意志过程的展现，都寄予了热情的关注和良好的祝愿。他小说中荡漾着的温馨的家园感，激荡着生活中最平凡但又不可缺乏的真爱的色彩和人性。他对藏民族文化的理解，是对建立在庞大精深的善的宗教情感上的人性的理解，他对文学的体验，是从情感、伦理和人本主义的意义出发，表现新时代藏人外在的淡泊下流动着的生活河流，并从他们身上发掘出一种神性与人性共通的地方。
    在青藏高原这个充满了藏民族独特的自然状态和厚重的精神领地里，作为一名临摹人类心灵轨迹的作家，端智嘉的特点是，他不曾飘浮在制造神话和玩味形式的实验表层上，他舍弃刻意的魔幻，但并不拒绝探索的好奇，他以人性的真善美抗衡弃世的冷漠，以敢于踏向精神天界的迫索，抗衡世俗的热情，同时，他也开始寻找目己精神世界里那个引领自我，不断攀援心灵“黑洞”而上的“理想女神”，并为这种追寻安置一个超自然的自然之境。《梦游赞普陵》(未完成)便是他不倦不息追寻美与永恒的一次精神畅游。这是梦境中的漫漫之旅，是他充满了挑战性的孤独、纯真而又浪漫的旅途。梦中的黑洞，喻示了巨大而粗犷的内心世界，幽冥中杜鹃的啼叫，也似乎暗示了某种希望，而那位引他走出黑洞地狱的阴影，走向光明的女神，正如但丁《神曲》中的贝雅德丽齐，引领着但丁走向天堂一样，引领着端智嘉不断舍去红尘世俗的心灵浊污、无明、虚妄，以通体光明的赤子之情走向理想的天界。这也是一次精神上的攀越，在独自一人的状态中，他感应着女神无形的引导，一次次战胜诱惑、迷茫、恐惧，战胜自心幻化的种种险恶、残忍。恪守他初哀的誓言，无惧无悔地奔向认定的理想。他在小说中寄寓的这种不为虚幻而迷狂，不为艰险而放弃的坚定信仰和巨大热情，使他感悟到了引升灵魂的起点就在绵延不绝的心灵传承点上。他要在自己的心目中重铸一个雪域男儿敢于蔑视一切苦难，敢于追索理想，不为人生缺憾而驻足的英雄主义气概。正如小说中仙人所说的那样：趋向天界的道路并非充满艰险，而是世间俗人，心生烦恼，身负业障，负重的心身难攀天梯。唯在清净染污之障，方有解脱之道。虽然小说因他的逝世未能完成，但他的那种梦想与体验，那种桀傲不驯，敢于用理想和赤诚化解人性自私、卑陋的英雄主义气概，敢于直面自身，不因凡俗而卑贱，不因高洁而骄恃的勇士精神，使他的作品弥漫出一种强烈的浪漫主义的雪域气息，这种气质与精神，虽然在他身后十几年多的时间里已被许多营营苟生、斤斤计较的现代人被冷落和遗忘，被沉浸在入世热情中的媚俗、聒噪所掩盖，但我坚信，精神的低谷期并非是灵魂的崩溃期，特别是对于一个以精神信仰为存在本质的民族而言，救赎心灵，走向神性的虔诚仪式还会在庄严的祭坛上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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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端智嘉的小说大都创作于八十年代初期，对于一个以研究藏族文学史和历史学的硕士生而言，他的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几乎是同步向前跨越的。从1980年到1985年，在短短的几年里，在他三十二个生命的春秋中，他的每一部学术著作，都独辟蹊径，以学识的广博和智慧的独立，确立了他的当代藏族学术观念，而他对文学的偏爱和用心，更为当代藏族文学的发展倾注了生命直接的体验。在他每一篇疑定成文字的作品背后，我们都能看见他那颗尘世中人性所共有的激情、孤独、痛苦和欢乐被浸泡在作品中的时刻，他汲取、引发，再用文字的形式照亮自己和感应他人。在他构筑的艺术环境中，倾注了他自己成长的命运，他与他的小说人物交流、对话、沟通，在这样的氛围中掌握生活的完整和接受生活包括痛苦的体验，再把这种生活的精神内蕴传达给我们。于是，在仁措和班措纯净如冰雪的眼眸中，我们明白了端智嘉对最初人性纯洁的承纳满含了一种童稚般的好奇和幼嫩后，在拉吉、次仁、旺丹那些丰富的生命形态中，在那些以因缘和合而成，更新、更包容的人性内容上，端智嘉领悟到的生命内涵不再只是单一的纯净，而是生命中充满了变化、动荡、神性与人性纠合在一起的尘埃与纯净的复合体，他还是用心来承接他们，就像高原承接阳光，也接纳冰雪一样。在写作的快乐中，他把这些美妙的灵魂，用智慧、用激情用生命的常态装扮，再让我们欣赏、感受。
    在感受和想象的天空下，端智嘉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文学的感受。生命，我们记载为之敬畏的字眼，正化解成一篇美丽的藏文字母，像纷纷飘落的雪花。落满我们的双肩。
二
    1986年10月，藏族著名诗人伊丹才让在端智嘉逝世1周年的纪念日写下了《路的信念，在于超越自身慨叹的警悟》一诗，以此纪念这位奇才。富于激情的诗人这样赞叹：你多么幸运啊／妈妈生就一付／火一样燃烧的明目／吮乳时量出山高水长／葡匐时踏上探求之路／一出门，就懂得了／电怎样打闪，雷那样鸣唳／一抬脚，就领悟了／海怎样漫步／山样突兀／。在山与海突兀，呼啸交错编织过后诞生的青藏原上，端智嘉遥望西天，这片被诗情滋润、被诗意频频亲抚过的土地上，他凭心去感受，便能体会到一直生生不息延续祖先和自己血脉中的诗歌天性。且不说世界第一英雄史诗《格萨尔》骏马铁蹄下溅落的珊瑚玉石珠链被说唱艺人环接后唱出的一部部动人心魄的传奇，单说珠牡王妃轻轻走过的草地，脚印里也随之盛开一株株重瓣的鲜花，就足能证明里的土地是最适合培植诗情的苗芽，这里被幻化、神游和梦想包围着的宁静生活，常常照亮敏感的心与自然、与神灵对视。而佛以慈悲平等心化解出人的灵性的光芒，曾在这片土地的高空照耀下整整有一千余年，沐浴在这样的日月下，在一个个先哲圣人终生关闭修习的圣迹前，倾听他们化成白云，化成经幡，化成自然的千古绝唱，遐想自己的前生前世，来生来世，这不就是诗性诞生的阶段吗?我想，当我们的诗人以心的灵光打通时间过长的隔膜，于光明高远之处聆听先祖对生命，对自然的吟诵声时，他的诗歌便能深深地领受这一切，而且会擅越自身。
    如果说端智嘉在他的小说中关注了人性，理解了生命坚实而丰富的阶段，关注了人的生命状态的沉降起伏的话，那么，他在激情昂扬的诗歌领域里则是引升和高扬了激情生命的神性瞬间。在平常生命的浮躁与平淡中，不再以理智去克制情感的游向，不再以循规蹈矩来表现规范的艺术，他用华丽的语言，瑰奇的意象和新颖的格调展示三十个字母组成的美文是如此高山流水，倾泻千里，我们置身在这样的诗意的空间，任凭敞开的心灵去感受他沉浸在梦，沉浸在流光溢彩的诗歌之梦中。
    《奇幻的梦》是端智嘉获得了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的诗歌奖。全诗行云流水，千姿百态，庄严宏弘，是端智辜藏文古典格律诗歌坚实基础的一次显露。在梦的世界里，在恍兮惚兮的悠悠意绪中进入精神的大放松和深层次的情感共鸣阶段，是藏族古典诗歌中常用的一种抒情方式。在这种半意识和无意识的心理层次中，诗人总是充满了新奇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充满了生命的弹性，当然，这也是诗人有意识构造的无意识境界。只有在这种超然的精神境地里，他才会放任审美视野里奔越的情感，并让它荡漾开来。他梦见繁星闪烁，梦见金光散射，梦见雪山摇动，梦见蜜蜂振翅。在天穹的大幕下，诗人梦的彩绸漫天飞卷，梦的翅膀轻轻拍打。梦中飘飞的心灵载伏着现实生活中美好的企望，伴随着时代的鼓乐，和合着新生活的背景，在梦醒的时刻，滑入我们视野的角度。如果我们抛开特定的时代审美情感需要和附加的条件，滤取诗歌中某些刻意的义拟穿插，端智嘉负载情感的诗行、意象、节奏，依归展露着她高贵典雅的古典歌之美，独立于这一时代的诗行中。
    在古典诗歌的朦胧抒情和语言艺术斑斓明丽的相互映衬下，端智嘉以他个人对诗歌独特的艺术品味和审美趣味给我们带来了经他语言艺术和文化底蕴蒸升过的新的古典格律叙事诗《罗摩衍那》。
    《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是印度两大史诗。在印度和世界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英雄罗摩和他妻子悉达的故事，在印度家喻户晓。公元1439年，藏族著名学者，被称为宗喀巴大师百位名徒之一的香雄•曲旺扎巴将《罗摩衍那》改写成藏族古典格律诗。从此这篇被认为是印度吠陀文学中的纯粹的诗篇，被藏族学者演驿成为细腻精致，高贵典雅的藏文诗体史诗，罗摩和悉达千古传诵的爱情，衬映着大自然宏远壮丽的秀色，在雪域高原拓展了史诗宁静悠远、撼人心动的宏大意境。
    香雄•曲旺扎巴的诗歌风格多受印度东方派的影响，与南方派清丽婉约、顺畅清晰的艺术风格相比，东方派则更注意语言的华丽和典故的运用，着重文采和措词的精炼，诗律的繁富。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讲的那样“竟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端智嘉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以诗人艺术心态的投注和转换的手段，突破原诗单纯整一，沉稳冷静的叙述方式，以他精到的语言艺术驾驭绚丽多彩的意蕴，使《罗摩衍那》的艺术语言趋向简洁，趋向文字与意境的自然和谐，如出水芙蓉，天然雕饰，从而达到了“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艺术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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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格律诗的王国中，端智嘉自由的心灵在任意驰骋，在细腻华贵的藏文格律诗体中，他表现出了高度的诗歌灵性。《罗摩衍那》的重新演绎，被学者评为“其韵自然和谐，其句长短皆宜，其饰美妙卓殊，其乐动听悦耳”更主要的是端智嘉在继承了藏族诗人学者针对诗歌内容提出的生命形式(即把文章比为生命，把体裁比作躯体，把修辞比作装饰的文章三分法)，突出了诗歌中人物形象和内心思想情感的流动，在情景交融的广阔自然背景中，赋予自然以深邃的人生意义：无忧树的花朵、蜜蜂的嗡嗡振翅、出水莲花的花瓣，都载伏着罗摩对悉达无尽的追忆之情。如果说香雄•曲旺扎巴的《罗摩衍那》洋溢着镂金溢彩，气势磅礴的古典诗之魅力，那么，端智嘉的《罗摩衍那》就如抖展出恬淡清纯，回归心灵与自然的一幅宁静淡泊的长画，这种艺术气质，正应了王国维的这句话：“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
    端智嘉诗歌中的那种根植于藏族传统文化水土中生就而成的清丽华贵之气，是他对藏民族传统文化的一种理解作出的现代阐释。当许多人沉迷在诗歌修辞的把玩，雕琢于语言的精美时，他却能跳出这种文字游戏的怪圈，他心目中的诗歌女神央金玛，首先是有着生命活力的，有着生命面对生命的近距离贴切的性情女神。央金玛的琴弦下不仅拨响着宗教天国中美音的极致，更激荡着人性生命的原声。端智嘉对诗歌的理解，包含了对民族文化和古典艺术的接近与理解，并从中作出了自悟的取舍。他的另一首叙事诗《漫言轮王七珍宝》，更以其别出心裁，独具一格的艺术魅力，倾倒了僧俗之众，以至被选入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的教材。在这首叙事诗中，他以拟人和夸张的笔，将金轮宝、神珠宝、玉女宝、主藏臣宝、白象宝、绀马宝和将军宝七宝一一化作诗歌中的具体形象，以七宝各自的特征，演化出一个五光十色、溢彩流金的可视性画面，或问答、或自述、或劝诫的多种诗歌言语言，给读者构勒出一个壮丽、广袤的意境。让我们看这用钻石、白银、黄金、珊瑚、松耳石、珍珠，巧夺天工而成的金轮宝。这位时间之王派出的使者，是怎样带着他的声音，进入我们语义的广场：他要高赞精进者的智慧大气，讨伐一切怂恿享乐的浮浅，在时间宽阔的激流中，不断舍滤慵懒的睡眠带给我们心灵的晦暗。金轮从苍茫的天际滚滚而来，但争辩、嫉妒、傲慢的大手仍在黑暗的夜幕里挥动。神珠再次幻化成知识的宝珠，带着她辉煌的光彩从智慧的深海里诞生。她功德的甘露，只洒向喧浮中倾听灵魂对话的智慧之人，她的光芒只能为精神，为信仰的祈祷者作美丽的顶饰，而不会伦落成商人货币交易中的金属光芒。在裸露无遗的低格调仍旧弥漫之际，主藏臣宝以忠诚和劝谰，白象宝以坚定和稳健，玉女宝以温柔和静穆，绀马宝以自由和悍卫灵魂的精神一一出击，坚定地守护着思想的净土。在智慧、知识、精进、善良、诚实面前，庄严高贵，健全的人格尊严终于战胜了束缚我们身心的愚昧、无明、妄念和烦恼的毒瘤。《漫言轮王七珍宝》。不仅仅带给我们的是诗人自己的艺术风格特征，在他细腻微妙的艺术影物与心景的奇诡变化中，诗歌具象更多地载负了他对智慧、对精神、对理想，对这种传统价值观念的尊重理解的深层意识。在八十年代，我们的文学还未被狂轰烂炸的物欲和商业大潮折腾成庸俗的闲聊，我们的作品还舒展着精神和信仰的双翼，与颓废、无聊和媚俗远距离飞翔着。将近二十年的今天，重新阅读这首诗，弥漫在我周围的是依旧新鲜的气息，如玛拉雅山吹来的颤香纯真的原味，在没有掌声喝彩的寂静里沁人心脾。
    法国雕塑家罗丹，曾在《艺术论》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所谓大师，就是这样的人，他们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别人见过的东西，在别人司空见惯的东西上，能够发现出美来。”列夫•托尔斯泰也说：“愈是诗的，就愈是创造的。”伟人的话告诉我们：庸常和流俗是诗人创作中的大忌。端智嘉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始终以他诗歌的天赋不断在原有模式上超越着自己。他的自由诗《青春的激流》就是以激流般的热情与腾空飞跃般的诗性，在原汁原味的母语语境中，为读者展示了新时代高原年轻人敢于用他们青春的火焰，照彻生命的里程，敢于以青春的力量呼唤生命的意义，在不可摇撼的信念和崇高的精神指引下，踏向光荣与梦想，踏向欢乐与未来的豪迈精神。
    《青春的激流》是端智嘉以浑厚的男音吹响的藏族新诗的第一声号角。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是藏族新诗的开创者。他对诗歌，总是敞开生命中最美的季节，接受遥远的幻想神性和祖先对心灵的慰藉，在承接民族传统诗性的呼吸中，接纳着生命坚实而丰富的馈赠。所以，他的诗可以让人沉浸在现代激情的最高阶段，也可以沉浸在远离尘嚣的高古久远。在诗歌的一段段台阶上和一句句倾诉里，在纯粹的诗意里，我们能感到他生命的实相正如他所赞美的瀑布，从高峰上跌落下来的瀑布一样热烈而悲壮。生命的瀑布，撕碎了冰雪将它封冻的企图，由上而下的跳跃状态，是它宁折不弯、宁可落地也不悬浮的达观生命态度。揉和了激情、智慧，甚至暗喻了他生命最终形式的诗篇，生命的烈焰是如此的强烈。他赞美这源于高原纯净的激流，是雪域男儿铮铮铁骨的化身，有“威严的雄姿，大无畏的雄心，所向披靡的气概，青春昂扬的身体和雄浑嘹亮的歌喉”。激流的上游是高原男儿青春的河，没有怯懦，卑陋虚伪，没有沽名钧誉的伪饰和异想天开的饶舌，他是沉默的，当他“承纳了春天飘落的雨水、夏天冒出地面的泉水，深秋的寒霜与冰雹，严冬的坚冰与寒雪”，大自然季节的更替给了他更多成熟的韵味，经霜的人生，生命的色彩更加斑斓时，这条生命之河就这样奔涌，集摄起雪域吉祥之水，妙善之水，义成之水，以水的八大功能灌溉草地和农田。义无反顾地奔向大海。青春的激流因为生命的年轻而澎湃着热血和激情。在诗人的眼里，这又何尝不是人生的青春阶段。没有杂质的纯净，没有染污的本色，它贪婪地汲取一切纯净的活水营养自身，不断氵筛滤生命的杂质充实自己，诗人这样寄语这条生命之河：瀑布呀!你是历史的见证人／你是未来的引导者／你远离尘嚣的每一滴水珠／都拓印着雪域藏地的盛衰／你燃烧的每一粒水尘／集摄着冰雪之域的荣辱。这是瀑布最壮观的跌落场面，没有粉身碎骨的瞬间，就没有那悲壮如歌的咆哮声，没有了声音，瀑布的意义便是一抹沉寂缓缓的滑落。跌落就是他高度的证明，是生命坦坦荡荡的另一种转换和更替。也是生命之流的另一种开端。诗人面对这壮美的画面，表现出了他高度的热情，只有生命活水的溉灌，精神的家园才能四季长青。这活水是年轻的心，是青春灿烂的笑容，是历史不老的承接者，是十明文化灿烂的延续。正是瀑布喻含的这种激情生命，引发了诗性的感染力，诗人用热烈的语言，感受青春激荡的美丽，渲泻奔涌的思情，因为年轻，诗人被激动，因为激动，诗人更觉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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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瀑布是端智嘉用自由诗歌的形式披露他艺术才华的瞬间。在诗的境界中，他把自己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生命壮美瞬间的礼赞融化在诗情的流动和节奏的弦律中，用真情的流向和合诗歌的排列分行，造就出一幅壮阔、辽远的意境，充分体现了他浪漫而激情的诗人气质。《青春的激流》使他作着一次次精神的吸氧运动，他在诗中找到了生命与自我个性之间的一个契合点，那就是在瀑布的流泻奔涌中，他诠释了生命就是奔腾不息的高峰跌落体验，青春和热情就是体验生命过程中的一种状态。如果说他在这首诗中讴歌了青春的蓬勃状态，还不如说他用诗句诗化了对生命的体验，让我们面向高原山峰上跌落下的瀑布，感受它强烈的冲撞飞溅起来的水的泡沫被七彩阳光折射蒸腾出的美丽光环，我们就会被诗人不可抑制的热情所包围，被他浪漫的遐想和行云流水的美文所陶醉。瀑布的自然景观，诗人的艺术气质和内心景观，成了这首诗波澜壮阔、气势磅礴的意境，在我们的心际，轰鸣着，奔涌而来。
    《这里也有一颗跳动的心》是继《青春的激流》后诗人情感世界的再一次打开。是对高原民族，是对沉默于心，不可言语的一种情绪状态反复倾诉的心音。正如诗的标题，是一颗心跳的声音。周围是寂静的，当一切充满感官刺激的吵嚷静息下来的沉默中，不可轻易流露的孤独便潜出心海，弥漫在他周围。面对曾给过自己生命，灵魂和血脉的民族，面对着自己永远始终的创作母体，端智嘉不能不表现出他对民族历史和文化投注的情感。这是一个曾经也正拥有古老文明和灿烂文化的民族，从世界形成的传说到恢宏的佛教文化，一个个血肉之躯的生命，挺举着信仰的大旗，在高原上一代代诞生、延续。“灵与肉的遇合／演出红尘世界多少精彩的故事／凭借悲与智的方便／在这雪线之地落根”。这个民族的先民，神奇而浪漫地演绎了弥猴与罗刹女的伊典园故事，这是一个已经距我们十分遥远的传说了。在诗人眼里，历史的帷幕已徐徐降落在时间的舞台上，没有喝采，没有掌声，但也并不意味着忘却，历史需要在静穆中复苏，时间也需要在等待中衔接，一切都将成为终结后的过去，一切也能成为既将开始的未来。诗人这样写道：“食肉者，终究不可能成为野兽／所有的红脸人／又怎能成为猴类?”这个民族虽然时常缺乏物质光芒的眩目投射，但精神的光芒从来就诗意地朗照着她栖居的大地。面对昨日，我们没有理由悲哀，祖先曾创造过值得我们今生骄傲的文化，面对未来，我们需要“新的思想，新的曙光”。
    这首诗中，诗人满怀着自由的心灵和自由的思想与他的同龄人倾诉与交流，他相信“人类心灵的天空定有一双清澈如光的慧眼，这是人类不朽的精神向导。”如果我们每个人的心灵深处都有这种想象的诗眼，都能听见这样一颗跳动的心声，那么我们就会从生存的焦虑和空虚的躁动中还能返回到精神的世界里，海德格尔这样说：“那歌者的言说所言说的，是健全的世界性生存，此世界性生存在世界之内，在心灵空间中不可见地提供着它的空间。”
    在端智嘉诗歌的空间里，如果我们掠过那些典雅高贵的格律诗，掠过那些激荡文字，吸聚着母语情结的语言，我们被他作为歌者的精神所感动，那就是敢于以个体生命的情感体验迈进思想的殿堂；在诗的艺术世界里，言说我们更广阔的精神生活；敢于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超越自我，在青春的状态中书写生命的强壮与美丽。《青春的激流》使他的生命永远承载着诗意的因缘，透亮而纯清，《青年心中的美饰》使他的诗永远被母语世界深深领受。他的诗篇散发出的生命馨香，会被时间的风吹向更遥远的未来。
三
    1984年1月，端智嘉完成了他的散文《小路》，接着，又相继写了另一篇散文《风姑娘》。关于这两篇散文的艺术风格及内容，我曾在95年第1期的《西藏文学》上作过翻译与有关的介绍。今日，再次翻阅，《风姑娘》中那浓烈的思辩和理性的色彩，以及言外之意的自我剖析，则给我们提供了有关他选择终极生命形式的另一页心灵材料。就是这样一位八十年代藏族最具特色的年轻学者，一位思想与知识的先躯者在他三十二岁的生命年轮中，选择了高原最寒冷的一个季节，在自己堆满纸稿和书籍，简陋甚至清贫的小屋中，与生命完成了最后的告别。生命，这个曾赐给他“洁白傲骨以天资聪颖，血肉之躯以奥义哲理，从母腹中顺应一切圆满因果之缘”(《风姑娘》)，而生就成的生命就这样，灵魂挣脱了依附的躯壳，飞出小屋，在高原空旷无垠的天际归隐而去。生命源于母腹，溶入另一次生命形式的归还路上；生命终于时间，但灵魂通接着再生的信息；抖落了人世尘埃的沉重，归于清净纯真。他生命的出游，虽然没有千百盏酥油灯的引照，没有疑重冗长的诵经声环绕，但他的灵魂并不会孤独，在精神无垠的空间里自由地徜徉而去，本身就是灵魂高贵的一种状态，高贵从来就是以孤独的背影，拒绝一切浮躁的迎合和陈规习俗的包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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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应是一个凄迷的夜晚，他所作的一切都是与生命告别的仪式，身边没有亲人，早年坎坷的生活使他永远失去了一个有双亲慈爱关照的家，他对亲情的关爱和渴望总投注在他每一篇慰藉自己心灵的小说中，那里有坚实而丰富的父爱与母爱，慈养他生命的光华，化解他柔弱、孤独的心。他身上有许多极致的东西，走向写作的一种青春状态，而这种状态下的写作和人生态度，大多会陷于痴迷，于世俗则显得淡漠，而个性中的孤傲，则不屑于向平庸投去一瞥，在世俗的眼里，这些极致的东西必定不能符合他们的常态标准。1985年，正是端智嘉处处受困的时候，事业和生活上的挫折相继而至，他超强的感应力和宁折不弯的倔傲个性，使他一次次走向一种偏执，他不能放弃已经为之痴迷了的文学，他的个体生命的本身已被文学占据，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在创作的激情中被一次次地重生，进入他设定好的最佳境界，只有在这种心灵的投注过程中，他情感的河流才会不顾一切地朝着目标奔涌而去。因为年轻，只懂得在创作的佳境中沉迷，也因为年轻，而不知道世俗的骤雨会时刻倾盆而下。在不懂得向平庸卑微地屈身，不懂得为迎合而知趣地打住的时候，与其懦弱萎顿地生存，还不如让灵魂凌架于精神的高空，在死亡的体验过程中，让这人生的最后时刻变成永恒。在他看来，最终抵达的生命彼岸，那里便是被洗浴后的灵魂澄明而宁静的家，因为脱离了肉体的沉重，离开了庸常的定位，他的天性在自我的毁灭中再次重生。
    十四年后的今天，当我们回过头来再次面对诗人，谈论着生存与死亡的价值时，我的周围已经挤满了没有思想痛苦的“痛苦者”。他们幽默而机智地穿棱于文学和功利的交际台上，用相同的贫乏和相同的语言彼此交换着挂满各种头衔的名片，谁会记得十四年前的他们当时也曾经为一个年轻生命的消亡而惦量过生命承受的重量。当生存的本质被越来越多的物欲追求堆积和替代的时候，我们不再作痛苦的回忆，不再作灵魂忏悔的仪式，在日益丰盈的物质和日渐轻薄的写作面前，我们已经没有太大的痛苦和太多的忧患，文学的享乐主义，文学的快餐食品，文学的稼接品种正在快速地填充日渐退缩的精神空地。神话、诗意、灵性、轮回、灵魂，这些民族精神生活中最丰富和最具价值的精神本质，正在物欲和铜臭的温床上逐渐昏睡。难怪有不少的同行，把一个用死亡替换苟生的生命在选择他人生最终的方式时，投去那反不解的目光，“为什么不热热闹闹地活着，而要去死，划得着吗?”不是吗?在他们看来，一个著作丰盛，才华横溢，年轻有为的生命，多么不会保养自己，不会善待自己，人格与自尊、痛苦与回忆，思想与写作已经被这些人置放在实际生存需要的最边缘上，如果有名利与金钱挤身而进，边缘上的一切便可随时被丢弃。在他们眼里，一切都是日常经验世界中最实际的兑对，“如果没有来世，今生所作的一切都不是亏了吗?”透过这样一本本包装精美，语言优雅，充溢着现代人暗示实际利益需求，情感丰沛的现代文学经典本，我却想起了这样的话句：
   “在这贫困的时代，诗人有什么用场?可是，你却说，诗人是酒神的祭司，在神圣的黑夜中，他走遍大地!”——(荷尔德林)
    燃烧着的木块，熊熊地生出火光，叫道——这是我的花朵，我的死亡。(泰戈尔)
    萤火对着天上的星道：学者说你的光明，总有一天会消减的，天上的星不回答他。(泰戈尔)
    今天，我在这里写下的文字，对于一个已潜沉在幽冥中的生命而言，一切犹如一场宗教的祭祠场面过后的寂静与归原，弥漫的香火已经不属于他曾以热情和泪水领受过的现实世界。生命的流水已逝去不返，惟有灵魂的意义并未更易，更未消解。对藏民族而言，生命无价，灵魂将接通个体血肉与无限精神之间的跨度。在三十二个生命岁月中，用二百多万文字的块垒筑建起的一个智慧者的个人精神殿堂里、一个人生命的意义能被自己民族的母语和文字诠释成一种自然而然的感受，并能通过阅读，返归于真心，被扩展，被铭记，这大概就是生命的另一种境界吧!
    此刻，我想起了端智嘉在《风姑娘》中的这段话：“地水火风四原素中，风排列在最后。地，坚而硬，更流于固执倔傲；水，潮而湿，易滑于浮华易变；火，烫而烧，火中取粟者则甚少。风啊，虽然那些爱以事物所固有的特征去下定义的学者们把你说成是一种相对而言的智慧，那么，在那些能将谬误诡辩成真理，真理也随时可以诡辩成谬误者的标准尺上，风啊，你又何须惊异无影无形的你被改变成一种有形有色的喻体后去表达他们所想表达的思想呢?”不正是这样吗?当生命的轻烟被风飘散于旷天之外时，凡夫俗子的双眼何曾追随着你的踪影，得道超凡的双手又何曾试图去捧住过既将消散前的身影，当土地溃崩成为虚墟，当流水断阻已腐烂发臭，当火焰灭死化为灰尘时，惟有庇护着万物繁衍扩大的风呼啸而起，于魂断香消的刹那，把生命曾经的馨香吹荡开来。难怪端智嘉那样钟爱清风，把风姑娘亲切地喻为是“与自己形影相随，不弃不离的生命伴侣”。可以想象，他生命的前夕，他对自身的解剖，充满了一种寻求真诚理解与爱的孤独，这孤独吞噬着他，但他的心灵正是在这种孤独的覆盖中被净化。在他的内心世界里，生存着是因为文学能勾起他活着的语言，能唤醒他无论幸福，还是痛苦的回忆。他在创作中寻找到了本能的升华，在酒醉的状态中，达到了物与己的沟通。在这种情绪里，他似乎深刻地理解了人生的悲剧意义，当走出这种心绪面对现实生活时，他不愿粉饰自己，也不接受他人的粉饰，他不压抑自我个性，也不去迎合虚伪，“当不能骄傲地活着时，就骄傲地死去”。他人生的舞台上虽然被众多的身影包围，但他却寻找不到可以御下理性与情感的负重，寻求不到值得理解的心灵与他共鸣。虽然他所到之处，到处有掌声响起，但他知道，更多的掌声来自一种习惯动作的重复，而不是理解的示意。他心理上的许多自大和敏感，注定他不会注入世俗所谓成熟的激素，他必须作出一种选择，要么拯救，要么毁灭，而文学本身就存在着这样的偏激与危险。许多天才都死于这个年龄段，可见，生命的极高处最容易被跌落。对生命的特殊感悟使他选择了生存的极端，而这种极致的东西，分裂的冲突并不是他没有悟解，他这样说过：“风没有偏倚之心，也定有喜怒之性。冬日的阳光，温暖，也有光亮，而冬日背阳的阴面，定是寒冷，灰暗。于是便有初春的乍暖还寒，盛夏的温热舒适，深秋的天高气爽，严冬的冰雪覆盖。”这就是端智嘉笔下四季的全部真实，不也是他对生命转换更替的理解吗?
    生命需要承接苦难的洗礼，生命也需要欢乐的造访，灵魂需要肉体的负载，也需要丢弃肉体后的轻飏，这一切都要经过一层层心的证悟，才能抵达俯视生命的高度。相信端智嘉经历的这样悟道心路，只不过他已经走不出心设的迷宫，生命的苦难来自对生命的渴求，生就是苦的业因，经历了生老病死的生命是完整的人生，那么，骄傲地消除对生命的渴望，完全抛弃了“我”的念头，把个体的、孤寂的自己溶入另外一次生命的投生过程中，是消极和逃逸吗?我的阅历，我的知识和我的年龄，在这个伟大的话题面前，显得是多么的渺小，我不敢作这样、那样的断言，我只希望周围的同胞，永远不应该忘记这样的生命，曾在如此的饥渴和留恋中，辉煌地殒灭。
    赞美和追忆，已经没有了归属，这只是我们心设的花鬘。在没有阴霾的傍晚，在没有雾障的晨曦，我们把这朵朵花瓣抛向回家的路，路上，正传来归返的脚步声。
                               摘自德吉草《歌者无悔》，民族出版社，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