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暨西藏民主改革40周年。五十年，在时间的长河中不过是短短暂的一瞬，却是当代藏族文学在青藏高原上发端、发展和走向繁荣兴旺的时期，谱写了藏族文学史上最辉煌的篇章。
    当代藏族文学有下列几个明显的特点。第一，涌现了众多作家和作品，据不完全统计，藏、青、川、甘、滇等省（区）加入中国作协和省级作协的藏族会员共有200余人，发表的作品总计约4000万字，是藏族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第二，这些作品从千百年宗教思想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直面现实，直面人生，题材得到广泛开拓；在继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大胆吸收和借鉴兄弟民族和西方文化的艺术手法，赋予藏族文学斑烂多姿的色彩和强烈的生活穿透力，在新时期以来近二十年的创作中表现尤为突出。第三，藏族文学的创作成果不再靠手抄本和木刻本在少数知识分子和僧侣中流传，凭借报刊、书籍乃至电视、广播深入到藏、川、青、甘、滇等所有藏族地区，拥有广大的读者群落，成为人民群众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涌现一批在全国和世界文坛有影响的著名作家和诗人，诸如伊丹才让、格桑多杰、益希单增、降边加措、扎西达娃、饶阶巴桑、意西泽仁、阿来、央珍，等等，都以其作品特有的思想艺术魅力和浓郁的民族特色受到国内外评论界和读者的热情关注，先后在各种文学评奖中获奖。他们的作品不仅是藏族文学的荣光，更为外界了解高原历史和现实，探索藏族社会发展和心灵历程打开了一扇扇明丽的窗扉。
    如何认识藏族地区这种引人注目的文学变革及其惊人成就？泰纳在《〈英国文学史〉序言》中曾谈到制约一个社会文学状态的三大要素——“种族”、“环境”和“时代”，诚然有助于我们剖析藏族文学的特质，但还不能回答藏族文学何以能在短暂的五十年间产生质的飞跃。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学作为一种上层建筑，归根结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1949年底至1950年初，川、甘、青、滇四省相继解放，1951年5月西藏和平解放。藏族地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驱逐帝国主义势力，经过民主改革，开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崭新时代，大规模的经济文化建设，给藏族文学的繁荣兴旺带来了极好机遇。不过，经济基础对文学的促进作用，是通过政治、法律、哲学、美学等“中介”来实现的。在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里，各民族之间建立起团结、平等、互助的新型民族关系；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组织认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尊重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为搜集、整理、保护民族文学遗产，培养民族知识分子，创办民族文学刊物，为藏族文学新秀脱颖而出创造了有利的社会环境。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哺育了一代新人，推动了文学观念的变革，给传统的创作方法注入新的生机活力。进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时期，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藏族作家解放思想，大胆开拓，从兄弟民族和西方文学中吸取有益营养，突破单一的现实主义创作模式，艺术上进行多方位探索，实现了文学生产力的第二次解放。
    藏族地区地区社会经济的巨大变革，藏族人民在民族历史文化支配下特殊的心灵历程，藏族作家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激烈碰撞中不拘一格开拓精神。三个因素的综合作用，点燃了当然藏族文学的奇丽火光，铺展出一条独特的文学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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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义藏族文学先驱者的足迹
    藏族是我国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少数民族之一，地处高寒山区，交通极其不便。公元七世纪的吐蕃时期创立文字，传入佛教。佛教在与本土苯教的反复较量中形成带有地域和民族色彩的藏传佛教，给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文化发展带来极大影响。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藏族人民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作品，包括诗歌、神话、戏剧、传记、散文和小说。其中有世界最长的英雄史诗《格萨尔》，萨迦•斑智达、仓央嘉措、策仁旺杰等著名的作家和诗人。这些作品真实反映了藏族人民与大自然和邪恶势力的斗争，形象地记录着一部民族的历史，给后人留下极其珍贵的文学遗产。
    十九世纪中叶，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南沿海发动侵略战争的同时，以英国殖民地印度为跳板，对地处喜马拉雅山区的西藏进行野蛮的经济和文化掠夺，直至发展到武装入侵。接着，帝国主义者拉拢西藏反动上层，妄图把西藏从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出去，以达到最终实现殖民统治的罪恶目的。帝国主义和分裂主义势力相勾结，极力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农牧制度的统治，一方面利用宗教文化推行愚民政策，一方面压制具有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严重地阻碍着包括文学在内的民族文化的健康发展。
    新中国成立，藏族地区相继解放。生产关系的改变，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也给藏族文学带来了新生。当代藏族文学的发展，在总体上与全国其他民族保持着同一的方向和步调，但其发展道路和表现形态却不尽相同。这是因为长期处于半封闭状态，又受到“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思想影响，马列主义传入较晚，解放前没有传播新思想的任何藏文报纸刊物，致使“五四”时期全国蓬勃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在藏族地区影响甚微。一部当代藏族文学史，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新文学在藏族地区从无到有，逐步走向繁荣兴旺的历史。
    当代藏族文学不但拯救和弘扬了民族传统文化，而且在指导思想、创作方法和服务对象上进行了一次重大革命。它第一次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观察民族的历史和现实，把对社会生活的真实描绘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结合起来，赋予作品以深刻的思想内涵和时代审美特征。新文学作品的服务对象从庙堂和书斋狭窄的圈子中解放出来，走向市民、农村和牧场，成为人民大众共享的精神产品。这既密切了作家与群众的关系，也极大地刺激了作家的创作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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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文学史上的重大革命是通过藏族作家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实现的。特别是解放初期，一批进藏的部队文艺工作者和到藏族地区开展工作的汉族文艺工作者成功的创作实践，给藏族作家强烈的艺术熏陶，促进了创作方法和文艺观念的重大变革。其中的主要作品有徐怀中的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胡奇的儿童文学《五彩路》、高平的叙事诗《大雪纷飞》、白桦的叙事诗《鹰群》、杨星火的抒情诗《叫我们怎么不歌唱》、汪钺的话剧《在康布尔草原上》、任萍的歌剧《草原之歌》、陈其通的歌剧《柯山红日》。他们用当时通行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展示边疆山河的美丽、富饶，讴歌藏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创建幸福生活的伟大斗争，鼓舞各民族青年积极投身于藏族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建设，显示出社会主义新文学的强大生命力。这些作品对当代藏族作家的成长和新文学创作产生积极、深远影响。一批有高深文学修养的藏族老作家和热爱文学的知识青年，或者与汉族作家合作，或者学习他们的创作经验，走上社会主义新文学的创作道路。最早活跃在文坛上的作家有：老一代知识分子擦珠•阿旺洛桑、江金、索郎杰布、才旦夏茸等，以政治抒情诗见长；青年诗人伊丹才让、铙阶巴桑、丹真贡布、格桑多杰等，分别有抒情诗和长篇叙事诗问世；从事新闻工作的藏族记者格来、悦登平描则写了许多文情并茂的通讯和报告文学作品。他们的作品像一束束报春花，宣告社会主义民族文学在西藏的诞生，预示着无比广阔的发展前景。
    擦珠•阿旺洛桑(1880—1957)的政治抒情诗《金桥玉带》，是老诗人最早的成功尝试，《人民日报》曾译为汉文发表，影响深远。擦珠是一位活佛，又是一位造诣很深的宗教学者和诗人，解放前就有作品以手抄本的形式在亲朋好友中传诵，带有较浓厚的宗教色彩是不言而喻的。西藏和平解放后，虽已年逾古稀，却在党的民族政策感召下，积极参加建设新西藏的工作，担任《西藏日报》副总编辑，工作认真负责，表现出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诗作《金桥玉带》、《欢迎汽车之歌》深刻反映了川藏、青藏公路同时通车给西藏带来的可喜变化。《歌颂各族人民的领袖毛主席》、《世人同声反对战争保卫和平》、《爱国青年大团结》抒发了这位宗教学者从寺庙走向社会，放眼世界、关心五洲风雷的博大胸怀。既保持了藏族古典诗歌华丽、典雅的艺术风格、又洋溢着新生活的激情。
    《金桥玉带》全诗共八十行，是一首情景交融、气吞山河的政治抒情诗。通过高原险峻的自然环境和筑路英雄开山劈石的感人场面，把通车庆典的欢乐推向高潮，诗人澎湃的革命激情像火一样燃烧起来，思绪也像白云一样在蓝天翱翔，纯净而又高远：
    修路队伍大团结，征服天险、地险，
    汉藏两族的兄弟们，
    在拉萨人民广场上，握手，拥抱，亲切会见。
    是拥抱，还是摔跤？
    是汽车的低吟，还是各族人民的赞歌?
    我这泪湿的老眼啊，没有力量分辨。
    那是在欢呼，他们完成了毛主席的召唤；
    那是在拥抱，他们象征着汉藏民族的团结圆满；
    那是汽车在低吟，也是各族人民的赞歌；
    因为我这颗心，有说不完、诉不尽、按不住的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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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人最后从两路通车的欢乐场景中升华出来，既对未来充满希望和信心，又告诫同胞莫忘了共产党的恩情，莫忘了帝国主义的狼子野心，务必加强团结。“我们要永远紧密一条心，像水乳交融，像树干和枝叶紧紧地连着根。”词句铿锵，意味深广，给人无边的遐想，是一首把民族传统艺术与时代精神有机结合，抒发爱国主义情怀的优秀诗篇。
    五十年代中期，一批青年作家陆续走上文坛，以其作品浓郁的边疆生活气息和鲜明的民族艺术特色引人注目。他们当时刚刚二十岁出头，出生贫苦家庭，解放后进入各级学校读书，或者在解放军部队锻炼，掌握了文化知识，在革命激情的驱动下写出自己的处女作，开始了漫长的文学生涯。
    甘肃诗人丹真贡布前期代表作是长篇叙事诗《拉伊勒和隆木措》。美丽的姑娘隆木措爱上了勤劳的牧民拉伊勒，豪门花花公子阿木加为达到霸占美女的目的，残暴地杀死了拉伊勒。隆木措悲痛欲绝，在火葬拉伊勒时，也纵身殉情。年轻的情侣魂魄飞天，变成夜空中两颗相依相伴的星星。它原是藏族地区一个流传很广的民间故事，诗人用民歌形式予以改编，情节起伏，情意绵绵，深化了原故事反对封建婚姻，追求自由幸福生活的主题思想，是当代藏族文学中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审视民族生活，用民歌艺术形式进行创作的一次成功尝试。
    青海诗人格桑多杰长期在草原工作，诗集《牧笛悠悠》收入了他早期的大部分诗作，像一曲曲悠远深长的牧歌，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形式和通俗流畅的语言，抒发对万恶旧制度的愤懑和翻身解放的喜悦，分外荡人心魄。《喳曲卡的传说》把康南的一个温泉比喻为美丽少女姿仁卓玛，把地下涌动的热流比喻为祖国母亲。喷涌的温泉“像母亲对儿女的深厚情谊，是那样无限的博大无尽的永恒。”但在旧社会的黑暗统治下，姿仁卓玛被牧主赶进牛棚，寒风吞没了凄惨的笑声。直到天空一声春雷大地阿妈把心窝的热流永不间息地向女儿输送：
    从此后牧犊姑娘有了温暖，
    康南草原花团锦簇永不凋零，
    姑娘们都爱称姿仁卓玛，
    为的是不忘地母温暖的思情。
    短暂的七十余行诗，讲述一个娓娓动听的古老传说，注入的却是一个新颖而又深刻的思想主题，表现出诗人独具匠心的艺术功力。
    云南诗人饶阶巴桑是一位从横断山区走向广阔世界的部队诗人。故乡壮美的山河造就他纯朴、善良的天性，边疆哨卡点燃化对祖国母亲火热的情怀。1956年发表处女作《牧儿的幻想》以后，一直诗作不断，时而是战士，抒发对祖国的无限忠诚，时而是翻身农奴，唱出田园牧歌般的生活礼赞，还带着藏族哲理诗的色彩，在五十年代的藏族文学中独树一帜。老舍曾经在全国第三次文代会的讲台上朗诵过饶阶巴桑的一首小诗：“我从遥远的边疆，渡过了黄河和长江，虽然还没有走到长白山，但是我在心底轻轻地说：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比母亲的胸脯更宽广!”质朴的语言中蕴含着真挚的情感，在不同民族的读者心中引起强烈共鸣。
    这时期的青年作家在艺术上的共同特点和积极向民间文学吸取营养，不像同时代的老诗人那样刻意追求古典文学的华丽和典雅，表现出通俗、纯朴和清新的美，更接近于新民歌。这既是表现人民新生活的必然选拔，也与他们更多受到民族民间文学的陶冶直接相关。事实上，很多人就是从搜集民间文学开始，激发出创作灵感；从而进入文学殿堂的。甘肃诗人伊丹才让在出版诗集《雪山集》前，已经出版了他搜集、翻译的藏族风俗歌集《婚礼歌》。四川作家阿旺•期丹珍发表《花和果》之前，曾在民间文学专家肖崇素的指导下从事过藏族民歌的搜集整理工作。丹真贡布的长篇叙事诗得力于民间流传的动人故事。饶阶巴桑、格桑多杰也与民歌有着密切联系。可以说，是藏族民间文学的甘甜乳汁哺育和造就了五六十年代的青年作家和诗人，使他们的作品散发出青稞酒醉人的芳香。
    五六十年代的藏族文学以写新人新事为主，属于歌颂型文学。这是因为刚刚砸碎一个旧世界，人们充满对社会主义美好生活的憧憬，日子过得简朴而又充实，忙碌而又和谐，处处昂扬着团结向上的进取精神。作品感情纯真，火热，从不同角度歌颂共产党的丰功伟绩，歌颂欣欣向荣的祖国统一、互助友爱的新型民族关系，歌颂翻身解放的幸福生活，真实表达了人民的心声。与此相适应，在艺术上大都追求一种轻快、明朗的调子，通俗流畅，给作品笼罩上温馨和煦的气氛。所以，诗歌成为这个时期的主要文学形式。以诗歌开当代藏族文学的先河，诚然与传统文学中的韵文优势密切相关，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诗歌有利于表现昂扬向上的时代精神。
藏族文学在新时期的屈起
    1966—1976年十年浩劫给我国文学发展带来深重灾难，刚刚兴起的社会主义藏族文字也未能幸免。正着手系统搜集整理的大型民族史诗《格萨尔》被打成“封资修的大毒草”，一批有才华的作家受到不应有的批判。藏族地区文坛与其他地区一样，骤然间变成一片无声无色的沙漠。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国上下拨乱反正，给我国各民族文学带来第二个春天。当代藏族文学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进入鼎盛期，出现一批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受到国内评论界的热情关注，惊叹一支极具才华的文学新军在喜马拉雅山区“悄然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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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对五十年代藏族文学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和突破。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各种文学刊物和作家致力于恢复和继承五十年代文学的光荣传统，取得明显成效。但随着对社会生活认识的深化，单一创作模式的局限性和不足也明显表露出来。作家创作开始从歌颂转向思辩，基调从明快转向深沉，人物描写已不满足于按阶级出身决定走向，而是从具体的人际纠葛中展示不同个性，有利于表现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首先是一群青年作家推出别具生面的“雪野诗”和“雪海诗”。诺杰•诺桑嘉措笔下的牧羊姑娘不再是那么美丽和温柔，“少了些女子的柔情／添了些汉子的强悍／那因沉寂而沉寂的／憨厚的双唇／以粗犷有力的线条胸勒出力量和骄傲”（《牧女》）。嘉央西热眼中的藏北盐湖也失去旅行家渲染的富饶和壮美，多了几分苦寒和悲怆：“苍白的脸上／挂着孤独和寂寞的沮／无言地望着远处重叠的山／从山峰岩壁的洞穴中广”飞出几只盘旋的雄鹰”（《盐湖》）诗人们宣言要“用自我的心灵的烈火，炼出生活的真善美”。正是痛感生活的闭塞和艰辛，不再满足于田园牧歌的明快，用另一个视角的真实唤起人们参与改革的良知，具有更强的力度。正是服从于表现社会生活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审美追求，诗歌在藏族文坛中逐渐退居次要地位，小说开始扮演文坛主角，一些以诗歌登上文坛的作家；如意西泽仁、阿来、嘉央西饶、维色地转向小说创作，写出了脍炙人口的佳作。小说比诗歌具有更太的生活容量，有利于塑造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给历史以厚重感，无疑是对藏族文学的又一重大突破。最早产生全国性影响的有：益希卓玛的《美与丑》，降边加措的《格桑梅朵》，益希丹增的《幸存的人》。《幸存的人》和《格桑梅朵》是当代藏族作家最早出版的两部长篇小说，引起区内外评论家的热情关注。两位作者都出生于四川省甘孜州，1950年参军进入西藏，经历了西藏和平解放和进军西藏的全过程，以后又长期从事民族文化工作，有丰富的生活阅历。他们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都以西藏解放前夕农奴和农奴主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为主线，表现封建农奴制度必然崩溃的命运。《幸存的人》主人公是在藏北一次被残酷镇压的农奴起义中幸存的少女德吉桑姆，为了给父兄和乡亲报仇雪恨，辗转数千里，先是向神佛求救，继而向农奴主请愿说理，最后组织“奋刀”义勇军。通过跌宕起伏的情节故事，深刻表现出农奴主的荒淫、残暴和农奴们不屈不饶的斗争精神。小说是根据藏北尺牍宗一个真实事件加工创作的，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对西藏的寺庙、军队、官家都有绘声绘色的描写，使女英雄德吉桑姆的形象更加悲壮、动人。《格桑梅朵》的主人公边巴也是一个从领主屠刀下逃跑出来的农奴，他的幸运是适逢解放军进藏，挂着牛皮护身盒加入解放军队伍，开始了人的生活。他的成长和觉醒是按照藏族人心理活动的发展逻辑走过来的，入了党，与心爱的姑娘结下了美好的姻缘。边巴没有德吉桑姆那样的英雄壮举，却象征着一个灾难深重时代的结束。藏族人写藏族生活，对人物心理和行为把握准确得当，环境描写细致入微，信笔挥洒，游刃有余，给读者以美的享受。
    其次，新时期藏族文学努力继承和革新传统文学形式，取得可喜的成绩。随着藏文报刊在新时期的普及，逐步形成一支藏文创作的作家队伍。他们用群众熟悉的民族文学形式表现时代生活，深受藏族读者喜爱，是当代藏族地区文坛一支多彩多姿的奇葩。
    藏族传统诗歌种类繁多，其中有格言诗、噶协诗、半反体诗、谜语诗、四行格律诗，各具情趣，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代表作家有才旦夏茸、东嘎•洛桑赤列、怡白•赤登平措、多杰才旦、小次多、伦珠朗杰、克珠、居•格桑等。噶协诗以藏文三十个辅音字母为句首，依顺序组成三十个诗行，一气呵成，琅琅上口。怡白•赤登平措的《冬季之高原》表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西藏安定团结，经济文化建设欣欣向荣的和平景象。不但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还成为孩子们学习藏文的启蒙读物。半反体诗类似汉文古代的回文诗，很难写，但十分耐人寻味，不时有佳作问世。伦珠朗杰的诗集《蜜蜂的乐园》曾荣获第三届珠峰文艺奖。
    在以往的藏族传统文学中没有纯散文写作的小说形式，有一种叫“贝玛”的叙事文学，以散文叙述故事，以诗歌描写人物和对话，可列为小说范畴。题材范围大都写人，也有写动物和植物的，即拟人化了的鸟兽和花木，实际上是寓言小说。“贝玛”体小说在当代藏文创作中十分盛行。最早问世的是拉巴平措的中篇小说《三姐妹的故事》、《雨后森林》。《三姐妹的故事》写江孜农村纯真、善良的三姐妹潘多、普赤、苍姆决向往幸福生活，却分别被藏兵凌辱、贵族公子诱骗、寺庙主持奸污，或自杀或逃跑，深刻揭露了三大领主的虚伪和残暴，人物对话形象晓畅；情真意切，具有浓郁民歌风味，在农牧区广为流传。它表明传统的“贝玛”只要运用得当，避开生涩的辞藻，对话向通俗的民歌靠拢，表现当代人的思想和生活仍具有很强的表现潜力。继拉巴平措之后，班觉发表了寓言小说《花园里的风波》、还有强巴群宗的《洋菊花》、玛嘉的《鸽断人事》，均属“贝玛”小说中的佼佼者。古老的“贝玛”获得新生，青年作者争相仿效，成为藏文报刊的重要文学体裁。
    第三，在外来文化冲击中，大胆实行“拿来主义”，是新时期藏族文学的又一次重大革命。上面谈到对五十年代文学的反思和对藏族传统文学形式的革新，严格说还只是有局部的积极成果。文学发展是通过旧质的淘汰和新质的积累来实现的，最终体现为文学观念的更新。由于地域、历史和文化的种种原因，藏族文学从总体上比较封闭和保守，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外来文化对传统文学的冲击及其在人们心灵引起的震憾，是可想而知的。在众说纷纭中，扎西达娃等青年作家在1985年率先在《西藏文学》推出一组被称为“魔幻现实主义”的小说，引起国内评论界的赞赏，而在藏区文坛无异于一场地震。实际上，西藏的这群“魔幻现实主义”作家远不都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信徒，只不过表达了更新文学观念、多角度表现民族生活的强烈追求。在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激烈碰撞中，实行“拿来主义”，为我所用，才是他们真正的目的。所以，当评论界对这个创作群落品头论足的时候，“魔幻”群体已经发生裂变，分道扬镳了。色波在他的《圆形的日子》里越转越欢，极力要从看似周而复始的生活境遇中探索人生的真谛，语言和故事更多受到结构主义的影响。诺杰•洛桑嘉措念念不忘藏北草原上与恶劣大自然奋力拼搏的乡亲，更乐意从海明威的作品中寻找灵感。西藏“魔幻现实主义”的始作俑者扎西达娃算是坚持下来了，继《西藏，隐秘的岁月》、《系在牛皮绳扣上的魂》之后，又创作出长篇小说《骚动的香巴拉》，仍然是幻想和现实交织，给人扑溯迷离的感受，深刻反映出民族文化对人们心灵和时代生活难以抗拒的驱动力，封闭的民族，拒绝吸收外来文化的营养是没有前途的，文学发展也是如此。作家们的有益尝试给当代藏族文学注入了新的生命力，结出了鲜活果实，预示着二十一世纪更加辉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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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的长篇小说创作
    新时期藏族文学的主要体裁从诗歌转向小说，为创作更深刻地反映社会生活和人们的心理活动提供了广阔天地。已发表的中短篇小说成百上千，正式出版的长篇小说达二十余部，超过这以前藏族作家小说创作的总和，组成一个波澜壮阔的人物形象的画廊。全国文坛一度兴起的“文化寻根”热，对藏族作家的思维方式和文学观念带来一次强冲击。重新审视当今现实，既看到千百年的传统文化对人们思维和行为方式的强大支配力量，又看到现代文化无孔不入的渗透力，给各阶层人民以强烈的心灵震撼。现实的存在逼使作家在艺术上进行新的探索。于是，文坛上出现一种奇特现象：正当许多汉族作家对高原庞大的寺庙群和粗犷的踢踏舞顶礼膜拜，以“走过西藏”、“走向拉萨”、“走近高原”命名自己作品为时髦的时候，藏族作家扎西达娃笔下的拉萨青年却被自己组织的“好孩子”摇滚乐队迷醉得如痴如狂，以尊重民族传统文化着称的著名作家益希单增公然把新近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命名为《走出西藏》。这一“进”一“出”，反映出藏汉族作家在变幻莫测的高原生活面前审美视角的明显反差，也是当代藏族作家在两种文化激烈碰撞中的痛苦抉择。
    《走出西藏》当然不是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仍然展现出故土粗犷和神秘的美，却更多地显示出神圣宗教迷雾和自然经济掩盖下的愚昧、保守、麻木和躁动。回乡度假的京城大学生索朗才仁毅然中止学业，在天鹅乡小学担任临时教员。小说通过索朗才仁和他周围的一群青年男女对宗教、情爱和物欲的不同追求，反映出在走向新生活道路上灵与肉、文明与野蛮、开放与封闭激烈的内心冲突。浪荡小子门格达拉发现斗殴和偷盗的英武已经难以获得美丽牧女贝松的爱情，企求用朝圣的艰辛压抑情欲的烈火。贝松迷恋北京的繁华，却没有勇气踏上遥远的旅途。卓玛在商海拼搏发了财，仍然无法弥补心的寂寞，只好用情和性的分裂聊以自慰。善良的牧羊少女乡果拜包工队技术工人小荆为师，虽然能否获得财富和爱情尚是一个未知数，但毕竟闯出了闭塞而贫困的草原。小说没有大团圆的尾巴，只留下孩子们在索朗才仁教棍指点下的琅琅读书声：“西藏是我们好故乡，我们要从西藏走出去，走向世界!”有如天界传来的妙音，令人久久寻味。
    认真读一读扎西达娃的《骚动的香巴拉》，有利于我们了解这位思想活跃的青年作家为什么在世界眼花缭乱的艺术潮流中选择了魔幻现实主义。他八十年代的“魔幻小说”生动地描绘了宗教思想在劳苦大众心中构筑的海市蜃楼和严酷现实的强烈反差，九十年代的这部长篇小说则深刻地表现出两种文化冲突中各阶层人们无可奈何的迷惘和追求。在英国出生和成长的凯西小姐迷离西方生活方式，爱上了风流倜傥的贵族公子亚桑•索朗云登，出于继承显赫家庭权势的需要，招来一个只会读小儿书的上门夫婿晋美旺杰。老管家的小儿子达娃次仁在凯西公社备受“阶级斗争”的折磨和“保护神”贝吉曲珍的呵护，却鬼使神差地成了新时期凯西夫人的管家，进入了现代生活气息极浓的花花世界。新旧两种文化、两种观念、两种生活方式的冲突，同时在两代人身上进行着。激烈的冲突不像“走出西藏”那样表现为人物大起大落的行为，因为主人公一个是儒雅的末代贵族和政协常委，一个是必须温驯侍候主人的农村孩子，大部分心灵活动是通过时空错乱造成的梦幻来完成的，从而把作家前期的魔幻现实主义推向极致，赋予它表现时代生活的巨大能力。于是出现了三个贯穿整个长篇小说的若即若离的人物，一是无所不在的保护神贝吉曲珍，只要达娃次仁哼出《大海航行靠航手》，她就会幽灵般地走出来给他吐出钱币，指点迷津；二是具有跨越时空神奇法力的占卜师，她能指点达娃次仁充当晋美旺杰的信使与四十年代的噶厦秘书长对话；三是偶然发现的吐蕃时期兰恩家族的后裔琼姬，她一字不识居然考上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写了一首首如痴如狂的歌词，既温柔多情又让男人隔膜和恐怖，最后化为一只巨蚊飞上蓝天。三个人物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但又能与俗人进行情感交流，是有血有肉的存在，人和神能融为一体。如果说占卜师是古老文化的代表，琼姬是显赫家族的叛逆，贝吉曲珍则二者兼容，更加受到达娃次仁的尊重和信赖。但归根结蒂，她们是现实人物幻想中的存在，是冥冥中支配人们行为的偶像。晋美旺杰为弥补早年人生过失要求占卜师帮忙，达娃次仁无所适从的时候就急于与贝吉曲珍见面。但幻觉终究不是万能，随着代表凯西家庭灵魂和命根的银马鞍丢失，作为古老家庭保护神的贝吉曲珍的幽灵也就远走高飞了。《骚动的香巴拉》就是这样，在两种文化的相荡相激中唱出了一曲比五十年代的政治变革更为深刻的旧时代的挽歌。人们仍然对香巴拉的幸福生活怀着向往之情，但已经不是《系在牛皮绳扣上的魂》中虚无、飘渺的香巴拉了。达娃次仁告别凯西公馆，当上了三轮车夫，比琼和塔贝寻找的香巴拉更现实、更诱人。
    与《骚动的香巴拉》艺术手法相近的还有阿来的《尘埃落定》、益希丹增的《庄园异梦》。《尘埃落定》1998年出版后立即在全国读者中引起热烈反响。作家选取的是一个被很多人写过的老题材——封建农奴制度必然崩溃的历史命运，审美视角都很独特、新颖，给人“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艺术享受。其独特之处就在旧制度的必然崩溃是通过麦其土司傻瓜少爷的眼光及其行为表现出来的，而小少爷的“傻”又是土司老爷酒后与一个汉族女人做爱酿成的。从生物学上讲，杂交出优势，傻瓜少爷正是两种血型、两种文化杂交的产物，从而赋予他的“傻”以不同寻常的含义。大少爷是土司大老婆生的，继承了父亲的荒淫、贪婪、残暴，对承袭土司权位信心十足，又时时感到弟弟是潜在的威胁。汉族女人二太太既希望儿子聪明，又期盼他一直傻下去，傻是远离权力之争的安全阀。小少爷是真傻还是假傻，小说自始自终是一个悬案。作者透过傻瓜儿子的视角展现出川西藏区一幅多色彩的民俗风情画卷，在冒似平静古朴的崇山峻岭中激荡着惊心动魄的斗争。地方割据的土司和四川省军阀势力之间，东西南北的土司之间，土司家族的父子、兄弟之间，围绕权力、财富和女人，既互相利用又勾心斗角，乃至兵戎相见。麦其土司因贪图查查头人老婆的美色，不惜收买头人管家枪杀查查头人，继而又枪杀管家，达到财色双收的目的。省参议员黄特派员给麦其土司送去武器和罂粟花种子，不过是为了收购鸦片以谋取暴利。大少爷为垄断鸦片生意，在领地边界修起高大碉楼，残酷杀害一个个越境，偷盗种子的人。邻近土司嫉羡麦其的强大和富有，或者以美女联姻，或者派刺客杀土司及其继承人。在浓重宗教迷雾笼罩下的川西佛地实际上是一个弱肉强食、危机四伏的火药桶。正是在一系列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中，大少爷和小少爷通过不同的言语和行为表现出各自的聪明和愚昧。傻瓜儿子耐不住高楼的孤独和寂寞，从小与农奴的儿子打得火热；由于在官寨处于被歧视和冷落的地位，自然要在拥人和侍女中寻求人间温情，与“小主子”的身份极不相称。稍大以后，参与土司领地的管理，又主张拆除边地碉楼的高墙，主张废除鸦片种植，因为处于权势边缘，他确实看不出战争和财富给这个家族带来的好处。二太太本就是汉族地区的一介平民，傻瓜儿子的处境和血统，赋予他更多平民的意识，与显赫家族的传统思维走势格格不入。所以他傻得出奇，而“傻”正好躲开了权势争夺者的子弹，使之成为家族的幸存者。在解放军进入藏区前夕，聪明的哥哥被仇人杀死，傻瓜弟弟却承袭了土司的宝座，并受到红汉人礼遇。虽然土司制度注定要灭亡，但顺应时代发展者是真正的聪明儿。阿来无疑是一位才华出众，具有创新意识的作家。他的语言流畅而不乏色彩，粗犷中洋溢着诗情，具有油画凝重的美。傻瓜少爷的形象通过人物二重性格的倒错展示出来，蕴含着三四十年代藏区广阔的社会生活内容，是新时期藏族文学的又一重大成果。
    益希单增的《庄园异梦》也是利用人物性格二重组合表现两种文化冲突的成功之作。作品表现西藏和平解放前夕到改革开放四十年间社会发展及其坎坷历程。主人公丹增是桑登庄园主的私生儿子，实际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奴。作为颇受老爷关照的私生子，丹增思想情感上与农奴主及其女儿妮珍有着千丝万缕地联系在一起，作为农奴又衷心拥戴和支持民主改革，容易接受新鲜事物。特殊的身份使他在民主改革、“文化大革命”和爱情生活中陷于十分微妙和尴尬的地位，始终处于新旧两种思想、现代和传统两种文化冲突的中心，是无法躲逃的。于是作家塑造了一个虚幻的人物形象——小精灵特让，他时而是一阵风时而是蝎子，时而变成小蜜蜂，总在丹增内心冲突最激烈的时候飘出来指导他的行动。特让代表了一种现代文化，早在四十年代就教丹增随音乐节拍跳起近乎疯狂的迪斯科，预言四十年后将风靡西藏，具有未卜先知的魔力。特让具有说一不二的坚定信念，在小说中总是来去匆匆，稍纵即逝，是丹增人生旅途上不可或缺的良师益友。四十年中，正是依赖特让的反复指点和帮助，丹增逃出噶厦政府的牢房，保持与妮珍不变的情愫，在造反派的威逼下机智地保住了已属于国家的大批文物，在与邪恶势力和极“左”思潮的斗争中保持着正直、善良、勇敢的高尚品格，受到乡亲们的爱戴和尊重。特让实际是丹增心灵深处的另一个自我，与阿来笔下的聪明者和傻瓜有异曲同工之妙，在二重性格的组合中塑造出血肉丰满的典型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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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珍的《无性别的神》是我国藏族女作家创作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把它与《尘埃落定》进行比较分析饶有意味。两位作家属同龄人，选定的题材和主题极其近似，都关注解放前夕的藏区生活，意在探索封建农奴制衰败的内在原因；小说主要人物一个是麦其土司的二少爷，一个是德康贵族的二小姐，又都属于显赫家族里受歧视的人物。作家不约而同地选择具有双重身份的人物为作品主人公，显然有利于通过主人公的视角和行为多层次地展现动荡中的社会生活。不同的是《尘埃落定》的作者和主人公是男性，《无性别的神》的作者和主人公是女性，从而为两部小说的艺术风格定下了不同的基调。央吉卓玛文静柔弱，没有傻瓜少爷的放浪洒脱，拉萨浓厚宗教气氛和古老文化的熏陶下，对不平社会的抗争表现得含蓄而深沉。主人公的内心活动和性格发展没有外露为大起大落的行为，像缓缓流动的小溪。这给作者人物塑造带来极大困难，却把女性文学细腻、婉约的特征发挥得淋漓尽致。看到央吉卓玛在家族的歧视和败落中受到诸多磨难，读者既为这个善良、柔弱的少女愤愤不平，又为她外表的逆来顺受感到无限惋惜。唯其如此，小说最后让央吉卓玛脱去袈裟，毅然参加革命工作的时候，使读者豁然醒悟，为小尼姑的解脱大感快意。琮琮流淌的溪水绕过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发动惊天动地的雷鸣。我不禁联想起李清照的《如梦令》词，前面只有漫不经心的“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后面的回应却是“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评述新时期藏族文学，我们绝不要忽略了几部用藏文创作的长篇小说，它们是班觉的《松耳石顶珠》、扎西班典的《一个普通农家的岁月》和旺多的《斋苏府秘闻》，受语言限制，外界了解者甚少。但作家都有厚实的生活积累，艺术上突破“贝玛”体小说的束缚，完全用现代语体文进行创作，自由发挥，更贴切地表达出当代藏族人民的思想和生活，为藏文小说的表述方式与世界文学接轨迈出关键一步，取得很大成功。《松耳石顶珠》通过平措阿爸和儿子班丹千里迢迢去拉萨向佛像敬献传家宝坎坷曲折的经历，生动地反映出劳苦大众虔诚、善良的心愿及其希望的破灭。《一个普通农家的岁月》写后藏农民从民主改革、“文化大革命”到改革开放几代人的际遇和追求，有翻身解放的喜悦，有极“左”思潮下困扰，终于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快了勤劳致富的步伐。一户农家的喜怒哀乐成为西藏农村社会变革的缩影。《斋苏府秘闻》主人公原是贵族斋热巴的佣人，在从江孜往拉萨的送货途中与斋热巴公子共遭磨难，备受主人的信任和赏识，开始了以羊毛为主的长途贩运活动。从藏北、拉萨、亚东直到印度的噶伦堡、加尔各答，发展为一个颇具实力的商贸公司。小说对当时进出口货物的品种、价格、利润，卢比、藏币、银元的兑换比价和沿途转运站的组织形式都有具体细致的描述；小说中还出现一位很有才华的女商人央吉卓玛，写到她与印度和英国商人的交往，与男主人公的情感纠葛，有利益的分割，也不乏人间真情。《斋苏府秘闻》擅长从细节中刻画人物，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因为是至今为止仅有一部真实反映解放前西藏商业发展的长篇小说，其认识价值尤为珍贵。
    评论界在论述当代藏族作家创新精神的时候，常常喜欢把他们的作品与内地和西方文学的什么主义和艺术流派联系起来，探讨相互创作方法的渊源。的确，自从青藏高原打开山门，学习和借鉴外来文化加速了藏族作家更新文学观念的步伐。但就目前的发展态势来，要把所有作家的创作都分为不同主义和流派的营垒是相当困难的。在急速变革的现实生活面前，藏族作家对本民族文化既有深情的眷恋，又分明感到它的局限和不足，对外来文化大都采取拿来主义和兼收并蓄的态度，并不执着于某个专门的主义和流派。目的在真实地描绘当今社会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深刻地展示出一个古老民族创造新生活复杂而又艰辛的心灵历程。他们这样做了，必将在奔向新世纪的路上做得更好。
 摘自《民族文学》1999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