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在人类历史上不过是短暂的一瞬，西藏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状况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回想百年前的今天，英帝国主义虎视眈眈，加紧对西藏的侵略和分裂活动，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面临崩溃的边缘，内外交困，民不聊生，何谈文艺的发展。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不仅驱逐帝国主义势力，推翻了封建农奴制度的残酷统治，而且人民当家作主，在祖国各族人民的帮助下，开展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旧貌换新颜。进入新的百年，中央关于“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为西藏发展打开了无比广阔的天地，也为繁荣我区文艺创作带来极好机遇。自治区党委及时举办了文艺理论读书班，热地副书记与文艺工作者共商繁荣文艺创作大计，讲形势、讲任务、肯定成绩、指出不足，语重心长，使与会者倍受鼓舞。随着新世纪的到来，我区文艺创作也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社会大发展促进文艺大繁荣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文艺发展都经历了一个漫长而又曲折的进程。其发展速度和走向，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主要是经济、政治、文化三大板块的碰撞，此外还受到自然条件和其他偶然因素的影响。经济是基础，起直接的支配作用；政治赋予文艺创作一定的社会环境；文化则决定文艺作品的发展方向及其特有的魅力。所以，每当社会处于大变革的发展时期，文艺就显得特别活跃，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文艺人才和杰出的文艺新作，成为文艺曲线发展史上的一次峰巅。回顾西藏五十年来的文艺发展历程，就有过两次峰巅，热地同志在讲话中把它称为两个创作上的黄金时代。
    第一次在1951—1965年，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出现了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文艺家和文艺作品。这次创作高峰的特点是，政治经济制度的大变革，促进了文艺思想的大解放，作品思想内容和表现手法都发生了质的飞跃。一是从封建农奴制度和宗教思想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审视现实生活，在西藏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二是作品的内容昂扬着奋发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和英雄主义激情，作品主人公大都是堪称时代楷模的先进人物。诗歌以颂歌为主，洋溢着轻松明快的旋律。这既是当时提倡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所要求的，也是西藏百万翻身农奴建设新生活崭新精神面貌的真实反映。三是把文艺创作的服务对象从贵族、僧侣和市民的狭小圈子中解放出来，通过演出、广播、报刊、书籍成为全民共享的精神产品。四是文艺作品飞越高山峻岭，通过现代化传播手段，向全国和世界展现出西藏的美丽和富饶，在祖国社会主义大家庭里民族团结、欣欣向荣的生活面貌。一些创作精品，诸如《逛新城》、《洗衣歌》、《毛主席的光辉》等，至今为人们广泛传诵。
    第二个高峰出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西藏在中央的关怀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支援下，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社会经济制度的大变革带来了文艺的第二个黄金时代。第二个创作高峰的特点是：一、形成了一个以藏族为主体的各民族文艺工作者队伍，涌现的作家、艺术家、文艺新作及其在国内外的影响都远远超过了前一个黄金时代。二、作品主人公从解放初期的工农兵人物向各阶层人物扩展，少了一些乐观主义，却多了几分深沉。这是因为刚刚从“文革”极左思潮中解放出来，人们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建设现代化新西藏比推翻一个旧世界需要付出更加艰辛的劳动和沉重的代价，充满激烈复杂的内心冲突。长篇小说《幸福的人》仍承袭了五六十年代作品的英雄主义，主人公却以悲剧告终。颂歌在诗歌创作中退居次要地位，语言少了些轻松明快，给人沉甸甸的感受，思想内容却得到广泛开掘。三、文艺观念的大解放，从革命现实主义单一的创作模式中解放出来，学习兄弟民族的先进经验，借鉴西方有益的文艺思想，为创作打开了广阔的天地。许多新的艺术流派、创作风格、表现手法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可喜局面。四、西藏文艺与内地和世界文艺的对话越来越频繁，引起广泛关注，在北京的一次文艺评论会上，专家们称赞全国五大活跃的作家群体——陕西、山西、湖南、北京、福建之后，曾经预言我国的第六大活跃的作家群体正在西藏高原上“悄然崛起”。
    但是，我区文艺发展并没有按评论家预言的那样直线地走下去，紧接着步入一个相对的沉寂时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人员流动较大，一批汉族文艺家离藏，受市场经济利益分配的驱动，一些文艺家“下海”或半“下海”从事经商活动，我区文艺创作力量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而最主要的因素还在达赖分裂主义集团制造的一系列骚乱破坏活动，严重地干扰了我们正常的经济文化建设，一度给人们的思想带来某些混乱。在这场分裂和反分裂的尖锐斗争中，我区各民族文艺工作者态度鲜明，立场坚定，表现出可贵的爱国主义热情，得到中央和自治区领导的高度评价。但是这场骚乱破坏活动给我区文艺思想带来的迷惘和困惑却是不争的事实。在较长一段时期，一些文艺家投注主要精力去创作表现历史和传统文化(包括宗教文化)的文艺作品，而疏忽了对西藏现实生活和当代重大历史题材的关注。或许意在批驳达赖集团关于“民族文化毁灭论”的造谣诬蔑，表明我们是确实保护了民族传统文化的，实际上误入了达赖集团设置的圈套。离开现实生活内容，就文化表现文化，其文艺作品就像没有装糌粑的空口袋，是立不起来的。文艺主旋律不突出，多样化也受到影响。文艺发展缺乏内在的驱动力，一些文艺家“下海”或半“下海”也就可以理解了。当年我区各种流派的代表人物，如益希单增、扎西达娃、马丽华渐渐失去了志同道合的伙伴，虽然仍在苦心经营，取得了令人钦佩的成果，但与人们期望的作家群体“悄然崛起”还是相距太远。我区主要文学刊物《西藏文学》今年上半年改版，由纯文学刊物变为宣传神秘文化的综合性刊物，稿源匮乏是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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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住机遇，迎接高原文艺的第三个黄金时代
    目前，西藏文艺正面临着走出低迷，迎接又一个创作高潮的极好机遇，我们姑且把它称之为第三个黄金时代。
    1989年以来，在党中央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区党委率领全区各族人民针锋相对地开展了揭批达赖分裂主义集团的斗争，卓有成效地进行了寺庙整顿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极大地提高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和辨别是非的能力，取得了反分裂主义斗争的决定性胜利。近几年，我们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精神，在兄弟省市的大力支援下，解放思想，锐意改革，现代化建设以空前规模向前发展，国内生产总值连续六年高于全国平均增长速度。进入新的世纪，中央又作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为西藏两个文明建设展现出更加辉煌的前景，十分鼓舞人心。值此关键时刻，区党委举办这次繁荣创作文艺理论学习班，组织我们认真学习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讲话，结合西藏现代化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实际，认真总结我区五十年来文艺工作的经验，澄清创作思想上的模糊观念。对于我们统一认识，振奋精神，抓住机遇，繁荣创作，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们曾经分析，西藏解放后两次社会经济大变革，都促进了文艺思想的大解放和文艺创作的新高潮。面临我区当前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经济发展的大好形势和西部大开发的美好前景，必然伴随着文艺观念进一步更新，诞生杰出作家、艺术家和优秀文艺新作的崭新局面。这将是西藏当代文艺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第三个黄金时代。因势利导，措施得力，这个新局面或许二三年就能初见成效，因为创作必须的软件(人才)和硬件(设施)已经成熟。如果工作出现某些疏忽，也可能延误五至十年时间，但新高潮的出现是必然的。这是因为：一、我区有一支思想艺术水平较高、事业心很强的文艺创作队伍。他们囊括了文学、歌舞、戏剧、美术、摄影、影视、曲艺、书法等艺术门类，创作、表演、编导、编辑、评论、组织等各种人才，而且有着较丰富的文艺实践经验；二、近五十年来，我们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对民族文化遗产进行了系统的调查、挖掘、整理、保护和研究工作，并用现代科技手段录音录像，已经编辑出版或即将出版各种艺术门类的大型丛书、集成，为文艺家创作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文艺新作提供了丰厚的物质基础；三、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加大西藏开放力度，不仅为西藏引来大量人才、资金和科技，加快我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而且引起全国和世界的广泛关注。持久不衰的“西藏热”正在从政治热向经济热转化，为表现西藏现实生活和藏族人民特殊心态的文艺作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必将进一步激发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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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时代。我们有光明的前景，更会碰到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特别在西藏，山高路远，自然条件十分艰苦，经济基础十分薄弱，人才十分匮乏，现代化建设显得格外艰辛。人们既要与自然和贫困斗争，与各种邪恶势力斗争，更充满激烈复杂的内心冲突。现代化建设中既有许多激动人心的场面，更有许多悲壮的故事。真实地描绘这个伟大时代，讴歌各族人民创建新生活的开拓精神，激励人们的斗志，是新世纪赋予我们的伟大历史使命，也是施展我们才华的极好机遇。创作热情像羊八井的地热田一样，高压热流正在胸中奔腾。适应新世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广大文艺工作者的需要，区党委召开这次文艺理论研讨会，热地书记、中宣部领导在这次学习班上发表了热情讲话，对繁荣我区创作寄予殷切期望，讲形势，讲机遇，语重心长，使我们倍受鼓舞，就像在地热田的关键部位钻出一口深井，高原文艺界的创作热泉必将喷薄而出，发出绚丽光芒。
    我区第三个创作高峰将是什么样呢?当然不会是第一、二次高峰的简单重复，重复的文艺是没有生命力的。它必然是在前人走过的道路上进行新的开拓，创造出新的辉煌。考察西藏世纪之交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考察西藏目前文艺队伍的思想文化素质及其创作走向，宏观分析西藏和国内外人士对我区文艺作品的审美情趣，我们可以肯定第三次文艺创作的黄金时代会比前两次来得更快、更猛，创造出更加辉煌的成绩。
    第三个黄金时代的文艺作品将呈现如下特点：
    第一、是民族的文艺，也是开放的文艺。这是改革开放新时期赋予我区文艺创作的必然特点。所谓民族的文艺，就是用藏民族特有的语言表述方式和艺术形式，真实、生动地反映西藏的历史和现实，反映藏族人民对真、善、美的追求，为维护祖国统一、创建幸福生活所从事的伟大斗争。所谓开放的文艺，就是在题材选择、主题提炼、表述方式上逐步与世界文艺接轨，既考虑到本地读者、观众的审美习惯，又照顾全国乃至世界读者、观众的接受能力，实现西藏与外界日趋频繁的文化交流，收到最广泛的社会效益。如果我们的作品缺乏西藏生活和艺术特色，就失去西藏文艺存在的价值；如果我们的作品一味孤芳自赏，不能为外界接受，西藏文艺就失去了广阔的市场。
    第二、是突出主旋律的文艺，又是多样化的文艺。所谓文艺主旋律，就是要满腔热情地关注现实生活和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深刻反映社会经济发展的本质和主流，通过典型人物的塑造，激发人们团结进取、奋发向上的民族精神。所谓多样化的文艺，就是要在题材选取、审美视角、艺术方法上不拘一格，进行大胆开拓。既有威武雄壮的时代风云，又有村舍邻里忧喜交织的纠葛，还不乏花前月下的儿女情怀。西藏历史悠久，涌现出许许多多为西藏发展、民族团结、祖国统一做出了杰出贡献的政治家、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都可以列入我们的创作审美对象，写出对当代人具有深刻启迪的优秀佳作；第一个黄金时代的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主题将在“西部大开发”更深厚的土地里得到继承和发扬，第二个黄金时代对平民生活的热情关注将成为新时期文艺创作的重心，少了一些迷惘，多了几分信念；在艺术开拓方面，让各种艺术流派、艺术风格、创作手法，传统的、现代的、前卫的、先锋的都在竞争中得到发展；让不同生活经历、不同艺术修养的作家、艺术家的创作潜力都能得到发挥，满足不同层次读者、观众的审美需求，突出主旋律，实现多样化，我区在文艺创作的第二次高潮中已经有了良好开端，必将在新世纪的文艺新作中发展得更加色彩缤纷、波澜壮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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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民族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碰撞，将在新时期的文艺创作实践中得到整合。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冲突，一直是困惑我区作家、艺术家的一个重大课题。这个本来可以通过艺术实践逐步予以解决的问题，一度由于达赖集团的干扰变得复杂起来。文化，作为反映民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道德观的上层建筑，是一定经济基础和一定政治制度的产物，也必然随着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变化而变化。在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的今天，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日趋频繁和广泛，人们为了适应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会对传统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道德观进行必要的调整，保存其合理的内核，淘汰其不适合时代需要的东西，在文化交流中吸取兄弟民族和外来文化的有益营养，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文化的吐故纳新一直世世代代、时时处处地进行着，并不是始于今天，只不过在社会经济急遽变革的时代变得更明显、更突出罢了。作为表现民族当代生活、塑造当代民族形象的文艺作品，如果捕捉不到或不承认民族文化心态的这种变化，就会出现作品思想和艺术、内容和形式的分裂。为了摆脱这种创作的尴尬局面，我区许多文艺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整合方面进行了艰苦探索，已经取得初步成就。马丽华作为一个汉族作家，写出了长篇散文《走过西藏》，意在揭开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层次奥秘；益希单增作为藏族作家，出版了长篇小说《走出西藏》，表达出固守古老文化是走向新生活的严重束缚这个新颖的主题思想；扎西达娃的长篇小说《骚动的香巴拉》对此显得胸有成竹，进行了魔幻现实主义本土化的大胆尝试，深刻表现出大变革时期藏族人民在两种文化碰撞中矛盾而又浮躁的文化心态。我们通过他们的创作实践捕捉到一个重要信息：对民族传统文化既不能墨守成规，又不能全盘西化，必然在改革开放中得到延续、丰富和升华。这就是高原上的社会主义民族新文化。这种民族新文化当然不是作家、艺术家独出心裁制造出来的，而是全体劳动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进程中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们的作家、艺术家只不过以优秀文艺新作为载体，记录和展示这种民族新文化的成果，使之传播开来，遗留给后代子孙。这是大变革时代赋予西藏作家、艺术家的神圣职责，也是文艺创作第三个黄金时代的显著特色。
    当然，文艺创作的走向是千变万化的。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文艺队伍结构的调整，各种未可预料的文艺思潮的冲击，还会呈现许多新的发展态势。但是上述三点将是高原文坛共同的和最基本的特征。21世纪西藏最杰出的作家、艺术家及其代表作品将从这里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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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耕耘，创造新的辉煌
    西藏文艺创作的大好机遇是明显的，但并不意味着只要大吼一声，天上就会掉下来一个金娃娃。要把文艺创作新崛起的希冀化为引人注目的文坛现实，出人才、出作品，孕育出无愧于我们伟大时代、伟大民族的文艺精品，还必须认识到我们自身的不足。根据个人对西藏文艺现状的肤浅认识，我以为应从下列几方面努力：
    当务之急是调整心态，脚踏实地地去攀登文艺创作的新高峰。目前，有几种心态于文艺工作的新崛起是十分不利的。
    一是关起门来孤芳自赏，以为西藏题材的创作非我莫属，看不到西藏题材的创作正在成为全国文艺界的一个热点，高手如云，天外还有天。自我封闭的结果，必然是拒绝学习别人成功的创作经验，眼高手低，是难以有重大突破的。试以全国“五个一工程”的获奖作品《红河谷》为例，对江孜保卫战这段历史故事，我区文艺工作者早就烂熟于心，对于西藏的民情风俗，我们当然更是最权威的评论家，尽可以指着这部电影品头评脚。的确，《红河谷》在史实、音乐、风情和人物塑造方面并不是无可挑剔的。但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数十年间，我们曾多次进行过表现江孜保卫战的创作尝试，都没有像《红河谷》那样，在观众中产生强烈的心灵震撼。我们到底缺少什么呢?《红河谷》可贵之处在于站在世纪风云的高度，宏观地表现藏汉人民保家卫国的民族精神，而又突出了落后就要挨打这个具有时代意义的主题思想，赋予悲剧以让人深刻反思的认识价值。电影关于青年男女情感纠葛的描绘，并不是仅仅为了娱乐观众增添进去的一杯可乐，而是贯穿于整个战争的始终，显示出编导以人为本的审美追求，恰到好处地揭示了侵略者对人性的摧残，给古老题材以鲜活的生命。不但使主题得到深化，而且赋予整个画面以荡人心魄的诗意激情。设想让我们用老观念去创作这样一部电影，史实可能更准确，风情可能更真实，音乐可能更地道，但要像《红河谷》那样以宏大的气势开拓出新的主题，在不同层次和不同文化结构的观众中唤起情感的共鸣，还是不容易的。这里用得着苏轼的两句，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破除自我封闭意识，从大山走出去，在与外界的文化交流中取他人之长，补自己之短，解放思想，大胆开拓，才能真正发挥我们的固有优势，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是把文艺创作当做纯个人的事，缺乏对西藏整体文艺事业的关注和热情。创作活动特别是文学，美术、摄影、书法等艺术门类，常常表现为个体的精神劳动，其劳动成果又是西藏文艺百花园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离开了集体的智慧，找不准自己在百花园中的位置，其艺术个性就难以发挥并得到社会认可。我区文艺工作是从艰难困苦中走过来的，有着群策群力、团结奋进的光荣传统，在第一、第二个创作高潮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个艺术流派的形成，一个重大创作项目的完竣，都离不开众多文艺工作者的团结拼搏，相互切磋，取长补短，精益求精。即使是个人创作，也离不开大家的支持和帮助。我们都对此有着深切的体会。我们应继续发挥这种优势，把每个文艺家的创作活动当作集体的事业，把每个文艺家的创作成果当作我们整体文艺事业的荣光；经常围绕一个艺术话题，一部酝酿中的作品，举行有形或无形的文艺研讨会，活跃文艺思想，集思广益，互相促进，共同为繁荣西藏文艺创作而努力。
    第二、深入生活，从人民群众改革开放和治穷致富的斗争中吸取最鲜活的创作素材。这虽然是老话重弹，却又是当前文艺工作者最欠缺的基本功。不要以为我是藏族，来自基层，对群众生活及其心理状态已经了如指掌。不是那么回事。昨天的经历代替不了今天的生活体验，计划经济、公社时代的生活更代替不了市场经济时代的生活体验。特别在社会经济急遽变革的时代，人际关系、利益分配以及人们的思维方式都今非昔比，是不可代替的。昨天你是爸爸妈妈的好儿子，今天你是一个作家，关注的角度也不一样。对此，我们大部分文艺工作者还知之甚少，或对当代生活状况只存在一些理念，而靠理念是写不出血肉丰满的文艺作品来的。目前，我区城乡生活的差别还相当大，下乡体验生活要吃很多苦头。这是肯定的。但对文艺创作来说，却又是苦中有甜，是必须去尝一尝的。这些年，我们写历史、城市、儿女情的多，写改革开放、基层群众的少，实际上与我们生活圈子狭窄不无关系。这是一片尚待开发的处女地，是可以写出很多荡人心魄的佳作来的。我们应该下定决心，到边远的地方去，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去，了解他们的过去和现在，困苦和欢乐，精心描绘出当代农牧民一个长长的人物画廓，将是对我国文艺事业一个了不起的贡献。
    第三、在提高作品的审美品位上狠下功夫。据我了解，我区很多作家、艺术家在构思一部文艺作品时，考虑最多的问题是：这样写领导是否通得过?是否能有广大的市场?我们的思路如果在前一个问题的走向极端，作品就会成为政治概念的演绎，如果在后一个问题走向极端，就容易变得平庸、低级。这对矛盾的客观存在是困扰我区文艺创作的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去思考，是能够从创作的困扰中解放出来的，即努力提高作品的审美品位，从当代民族生活的实际出发，在追求真善美上狠下功夫。通过我们的文艺作品陶冶人们的情操，激励人们热爱西藏，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生活，就能够达到政治性和艺术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和谐统一，并赋予作品以诗意激情。要做到这点，关键在努力提高文艺家自身的审美能力，到现实生活和人民群众中去寻找灵感，陶冶情操。正如鲁迅所说，从水管里流出的都是水，从血管里流出的都是血。用我们热爱西藏、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生活的血铸就文艺作品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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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和组织、设施建设。西藏各级党政领导一直关心和支持文艺事业的发展，这次专门召开这样一次规格很高的专业文艺工作会议，再次表明我们党十分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十分重视文艺在现代化建设中的认识、教育和审美功能，对振奋民族精神、加强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和正确宣传西藏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要把会议精神认真落到实处，还有待进行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据了解，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文化厅、自治区文联、自治区广电厅都有很多设想和新的举措，十分令人感动。这里，我不揣冒昧，提出几点想法，供各级领导参考：一是认真做好文艺评奖的前期工作。为了鼓励精品创作，自治区曾拨给专款设立了各种文艺奖项，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不足的是，每次评奖后的宣传缺乏必要的声势，也没有评论的密切配合，难以达到鼓励优秀和推广经验的初衷；评奖毕竟只是一种手段，更艰苦细致的工作还在评奖以前，认真做好重点作品创作的指导和帮助，产生的社会效益会更好些。二是建立创作基地。为了给作家、艺术家深入生活，精心写作创造一个必要的环境，大部分省市自治区都建立了数量不等的生活基地、创作中心或文学院，加快出人才、出作品、出精品是行之有效的。我区由于历史和财力等原因，至今还是一个空白，当尽快予以弥补。三是必要的组织规划。创作主要是个体劳动，写什么，怎么写，不宜用行政手段进行干预。但文艺创作又是一项社会文化事业，为促进文艺创作全面、健康地向前发展，需要业务部门制定一个宏观规划，把一个个的个体计划纳入社会的整体规划之中。对其中的重大题材和规模较大的创作计划，组织力量给予必要的支持和帮助，创造条件，让创作人员掌握更全面的资料，做到思想明确，有充沛的时间和精力高质量地完成创作任务。
    上下一条心，大家拧成一股劲，并肩携手，各展其能，不用等得太久，我区文艺创作就能出现崭新的局面，取得令人惊喜的成果。
摘自《西藏文学》200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