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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与局限
黎族当代作家创作简论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08-01-02  作者:王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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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期,黎族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书面文学。进入21世纪,一批创作成果的实际呈现,标志着黎族当代文学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历史性的跨越。但要实现更加具有开拓性的突破,则仍有待于黎族作家们的进一步努力。

    在当代文坛上,除了从事民族文学研究的专家,恐怕少有对黎族中的哪一位作家或哪一个作品留下深刻印象的。这一尴尬现象,并不能归咎于人们对黎族当代作家创作的轻视,而是黎族当代文学本身的现实存在,的确没有给人们提供更多更好的足以使人产生震撼的作品。换言之,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黎族文学的发展并未能够以实绩赢得人们的普遍关注。黎族当代文学发展的明显滞后,是一种客观的事实。
    然而,凡对黎族社会历史发展有所了解之后,再来对黎族当代文学作一番考察,那又将是另外一种不同的感觉和评价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黎族人民创造了绚丽多姿、沉实丰厚的文学存在。然而,由于生产力的低下,黎族社会进程极其缓慢,致使黎族文学的发展到了20世纪70年代,都还一直停留在口头创作和口头传播阶段——民间文学是黎族惟一的文学。这种状况的持续,直到新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开始得到初步改观。这时,一批执着而坚韧的文学跋涉者的出现,首次形成了黎族自己的创作队伍。他们以其艰难的努力,终于开创出一个作家文学的新局面,从而结束了黎族文学史上单一化的民间文学状况,实现了从单纯的口头创作向书面创作跨越的历史性转变。综观20多年来的黎族当代文学创作成果,虽然远未可称洋洋大观,却也相对丰富多彩。从体裁上看,既有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也有诗歌、散文以及文学评论等。除了数量较多的单篇作品以外,近年来一些黎族作者的作品也已结集出版。如龙敏出版了短篇小说集《青山情》(注:龙敏:《青山青》,南海出版公司,2002年。),黄照良出版了诗集《山兰香飘飘》(注:黄照良:《山兰香飘飘》,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亚根出版了散文集《都市乡村人》(注:亚根:《都市乡村人》,作家出版社,2005年。)。还有不少作者的作品被收入各种相关的集子。一批以个人名义搜集整理的民间文学作品专集也陆续出版。如龙敏、黄胜招搜集整理的《黎族民间故事选》(注:《黎族民间故事选》,南海出版公司,2002年。),王文华搜集整理的民间叙事长诗《甘工鸟》(注:《甘工鸟》,亚洲出版社,1993年。),孙有康、李和弟搜集整理的《五指山传》(注:《五指山传》,暨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王月圣个人创作和搜集整理的歌谣合集《黎族创世歌》(注:《黎族创世歌》,海南出版社,1993年。),卓其德个人创作和搜集整理的歌谣合集《美满的歌》(注:《美满的歌》,海南出版社,1993年。)、《浪花》(注:《浪花》,南海出版公司,1998年。)等。
    黎族作者各种类型的作品在历届全国性文学评奖中获得多种奖项:符玉珍的散文《年饭》(注:符玉珍:《年饭》,《五指山》,1981年总10期。)1981年获首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龙敏的短篇小说《年头夜雨》(注:龙敏:《年关夜雨》,《五指山》,1982年第4期。)1983年获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黄学魁的诗歌《东方夏威夷》(注:黄学魁:《东方夏威夷》,《民族文学》,1985年第4期。)1990年获第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亚根的评论《滞后的民族文学批评》(注:亚根:《滞后的民族文学批评》,《边疆文学》,2003年第1期。)2003年获第五届全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创作新秀奖,散文《七仙岭神泉韵》(注:亚根:《七仙岭神泉韵》,《三亚晨报》,2002年2月17日副刊。)获2002年度全国报纸副刊作品年赛二等奖。
    尤其是进入21世纪,龙敏的《黎山魂》(注:龙敏:《黎山魂》,南海出版公司,2002年。)的问世,刷新了黎族文学史上没有长篇巨制的记录。对此,文坛上曾给予较高评价。海南省作协主席蒋子丹说,龙敏作为黎族的代言人,他比研究黎族文化的汉族作家无论在文字表达上还是对黎族灵魂深处的审视上,都能更好地完成(注:参见蔡葩:《从龙敏的作品看海南文学创作》,海南日报2003年5月4日副刊。)。
    此外,亚根的《婀娜多姿》(注:亚根:《婀娜多姿》,作家出版社,2004年。)是黎族文学史上继龙敏《黎山魂》之后的第二部长篇小说,黄照良的《山兰香飘飘》、亚根的《都市乡村人》分别是黎族纯书面创作的第一部诗歌集和散文集。这些都是黎族文学史上的具有标志性的成果,显示出黎族文学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作为黎族当代文学创作中一部重要的标志性作品,论及黎族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性跨越,则不能不对龙敏的《黎山魂》作出相应的评价。
    《黎山魂》写的是清朝末年发生在海南乐东黎族地区的故事。作品描写了古老的黎山里两大部落之间几代人从结怨生仇到互相残杀,最后又共同揭竿而起,联手反抗官府的民族欺压的悲壮过程。作品场面恢弘壮阔,在宏大叙事中又不乏细腻的黎族风俗画的刻画,表现出黎族人民热爱自由、勇敢善良、不畏强暴的精神。《黎山魂》的突出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作品首次在宏大的艺术构架中对黎族社会历史和生存状态作出了全景式的反映。作品以主人公那改一生的活动作为主线,由巴由、波蛮两大部落的情仇恩怨,贯穿起方圆36峒的黎族社会生活的全景式描写,生动地表现了特定时期黎族人民的生存状态。因此, 有评论家认为:这部小说“写的是清朝末年发生在黎族的方言地区内,部落之间的争斗、向官府抗争最后揭竿起义而又悲壮地失败的故事。就文体学的意义上说来,这是一部长篇小说;但细读全书,它是黎族命运的编年史,也是一部黎族的道德史:即黎族到底对人类做了些什么?作为一个民族,它在民族学、民俗学上为人类生存状态的多样性贡献了些什么?”(注:参见周伟民:《见证的文学——评黎族作家龙敏长篇小说〈黎山魂〉》,海南日报2003年8月24日副刊。)
    其次,作品较为完整地呈现了黎族社会历史文化的丰厚积淀。龙敏在黎族作家中的最大优势,是深深地根植于本土而又有意识地在对本民族的认识和理解上不断地努力超越本土。根植于本土,使他具备着对自己民族的丰厚的知识准备和感情投入;对本土的努力超越,又使他能够用现代意识对本民族文化、传统道德观念、风俗习惯等作出深入的思考。他深谙自己的民族心理,擅长描绘黎乡风光。作品里既有政治历史事件的描写;也有在漫长历史过程中,黎族人民与自然美好和谐的生存述说;还有日常民风民俗的反映。作品艺术地将黎族地区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部落斗争、族系关系、饮食方式、服饰工艺、婚葬习俗、爱情情趣、传说神话、歌谣谚语等融为一体。正如作者在书中《前言》所说:“所有的奇风异俗都是真实的,它们在历次搜集和发表的资料中是绝对没有的。我不想让它们在无形中消失,决心把濒临失传的本民族风情介绍给读者。”但作品并不是单纯的历史和民俗的展示,而是通过其中的象征意义,折射出黎族淳朴乐观、坚强刚毅、不畏强暴的民族精神和诚实守信、勇敢善良、团结互助的民族优良传统。
    第三,《黎山魂》还充分显示出龙敏对长篇小说这一形式纯熟驾驭的功力。在反映生活面的广度上,《黎山魂》是一种全景式的观照。作品历史跨度大,地域范围广,且人物众多,线索纷繁;但龙敏艺术地采用了由点及面,由近涉远的方式建构起一个严谨的叙述整体,以主人公那改成长经历和活动范围作为主线,连接起一个个环环相扣的故事;使作品在人物的塑造上显得多而不乱,在线索的把握上繁而不杂,将气度恢弘、场面壮阔与细腻的人物心理活动结合起来,生动形象地再现了历史的全貌。在人物形象方面,龙敏成功地塑造了那改这一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作品从那改的出生写起,充分地以其在成长过程逐渐显露并趋于成熟的英雄性格描写为依据,准确反映了黎族同胞的思想情绪和心理素质,为海南的文学创作乃至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人物画廊里增添了光彩夺目的人物形象。龙敏在这部作品中,还塑造了许多性格鲜明的黎族和汉族的各式人物,有正面形象也有反面的角色,大都血肉丰满、栩栩如生。这些人物的活动,合成了一个黎族社会的全景式的独立而又完整的世界。龙敏这种长篇小说的写作功力,在目前的黎族作者中还无人能以企及。
    《黎山魂》不仅将黎族文学的发展推向了新高,而且在整个海南文学创作中也是一个标志。

    黎族当代文学发展中另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亚根的长篇小说《婀娜多姿》。与龙敏有相同处,亚根也是一个从闭塞的小山村里艰难地崛起的黎族作家。根植于本土的优势,使他同样地在以文学的形式反映本民族生活的时候如鱼得水。和《黎山魂》一样,《婀娜多姿》写的也是历史题材,也是反抗斗争。不同的是,《黎山魂》以清朝末年黎族人民不堪忍受官府的民族欺压揭竿而起为故事内容,而《婀娜多姿》描写的是民国时期黎族人民抗击外辱的反抗斗争。
    《婀娜多姿》的主人公诺木是个英雄式的寨主,在成长过程中,他依靠自己的德才赢得了人们的拥戴。为了保卫家园,维护寨子的安定,他与汉族游击队联手抗敌,率众浴血奋战,在悲壮中突显正义,在正义中张扬崇高。亚根在作品中所要叙说的并不仅仅是一段历史的再现, 而是希望努力通过故事所串联起来的种种人和事,揭示出一个民族的性格、民族的心理、民族的精神。在《婀娜多姿》里的生命形式的展现中,作者没有回避对人性中的丑恶的描写,同是一个民族的成员,其中也有内奸,也有败类,他们为虎作伥,鱼肉欺压自己的民族同胞。然而,这丝毫也掩盖不了民族整体精神的光彩显现。在作者笔下,作品中的人物大都是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常人。即使是像诺游仁、诺游武、昭里等沦为外贼帮凶的人物,作者也并非是简单地将之作为丑恶的集合来进行描写,他们也有常人的常情常性的流露。在某些时候,书中的一些作者非浓墨重彩描绘的人物形象甚至比主人公诺木还要显得立体一些。作为一个谙熟本民族生活的黎族作家,亚根在《婀娜多姿》中也有不少黎乡风光和黎族风情习俗的展现。譬如对黎族特有的处置“禁母”、道公作法驱鬼等等,都有细致的描写。从这些描写中,也能够看出作者通过社会生活事象的铺展从而透现民族文化心理方面的努力。
    当然,《婀娜多姿》也并非无可挑剔。以目前黎族文学史上仅有的两部长篇小说比较,同为黎族作家又同为相近题材的长篇小说创作,龙敏的《黎山魂》的思想艺术成就要比亚根的《婀娜多姿》显得略高一筹。从对黎族社会历史生活的反映看,《黎山魂》的规模构架都决定了它更加具备深度和广度的发掘。从人物形象塑造看,《黎山魂》更注意到对人物性格形成和发展的依据把握。譬如两部作品的主人公那改和诺木,前者的英雄性格的形成和发展是有迹可循的,其性格表现是多面的显现,故而较为丰满;而后者则相对显得单薄一些。从驾驭长篇小说的功力上看,《黎山魂》所显示出来的技巧似乎更为纯熟,而《婀娜多姿》则似乎在故事线索的设计和叙述的角度把握上都还略嫌力所不逮。尽管如此,《婀娜多姿》仍是紧随龙敏的《黎山魂》之后最早续接起黎族长篇小说创作历史开创的一个重要收获,它在黎族文学发展史上所具有的意义同样是不言而喻的。

    如前所述,黎族当代文学发展的明显滞后是一种客观的事实。因此,我们对黎族文学发展的所有肯定性评价,都是建立在一种特定的基础之上,以一种特定的尺度作为依据的。
    单就个别黎族作家的作品评价,特别是对《黎山魂》的评价,即使将之放在整个当代文学创作中进行比较也不会显得逊色。然而,它的独自超越,仍然还是难以改变黎族文学整体上滞后。从黎族文学的发展实际看,黎族文学创作队伍虽然已经形成,但人数还不多,水平也参差不齐。在创作上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相对显得滞后,体裁和形式的发展也较为单一。这就是我们在对黎族文学发展的评价上难以超越特定的意义范围,而且只能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以龙敏、亚根等少数作家的创作为主要评价依据的原因之所在了。
    总体上看,黎族当代文学创作中最大的缺憾,是创作者们在对本民族生活的认识和反映上,还普遍未能摆脱某种现成的规范。这种情形至今仍然是许多黎族作者亟需注意并加以改进的问题。在这些问题中,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创作上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痕迹较浓,当触及到本民族传统文化时,每每采取回避的态度。这种状况的形成,从外部看,不仅是黎族文学,通常情况下,但凡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每每都会被当作文坛风景线上的一抹点缀,或文坛画幅上的一道花边。为了适应这种社会功利的需要,少数民族作者常常只能是无奈地按照流行的“规格”去裁制自己的作品。从黎族文学创作内部情况看,障碍主要来自于观念的趋同。究其原因,大概可从两个方面分析探讨:
    首先,我们黎族作家的创作思考,大都还停留在一个比较封闭的境界,还未能站在一个超越自身的高度上去对自己的民族进行必要的审视。于是,在创作中便自觉不自觉地将汉族许多价值观念、行为道德规范作为衡量自己民族的标准。其结果是对本民族中许多不合“规范”的东西缺乏正确的辨别,又因自身的未能超越而心存自卑,因而对那些不合“规范”的东西缺乏正视的勇气,在创作上便只能将汉族作家作品当作蓝本而力求认同了。
    再者,黎族没有自己的文字,黎族作者在创作时必须使用汉字。这就使黎族作者在表达时需要进行思维的转换,还使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一种强势下的观念接受,将汉族一切既定的东西视为蓝本,在小心翼翼的模仿中迷失了自己。这种情形, 使得黎族文学创作只能在“描红”式的制作中亦步亦趋,整体上的难以超越在所难免。
    认清了症结,再回过头来看看龙敏的《黎山魂》和亚根的《婀娜多姿》,对促进黎族文学的整体发展不无裨益。《黎山魂》和《婀娜多姿》,尤其是《黎山魂》能以形成突破,大概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作者所具有的文化意识使然。如这两部作品中都有大量出自于作者亲历亲感的黎族风情习俗的真实描写,龙敏在其小说前言就明确表示:其描写的目的是“不想让它们在无形中消失,决心把濒临失传的本民族风情介绍给读者”。这是一种不为现成“规范”所制,坚持以本民族客观生活为创作依据,勇于正视自己的民族,勇于以现代观念对自己的民族进行重新审视的态度。二是两部作品在题材的选择上均以历史生活为观照对象,这无形中避开了主流意识形态对现实题材创作上的常见的惯性制约,作者对生活的认识和理解可以较为自由地阐发、表现。于是,作者便能在创作过程中更大限度地发挥和显示自己的个性,更多地形成属于自己的表达。正是这种较为自由的创作情态,使得作品能够在对历史的把握中很好地表现出特定民族的心理特征和民族气质。
    一个特定民族的文学,其价值的显现主要在于表现出这个民族的民族特征。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在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不仅是黎族文化,而且是整个中华民族文化都同样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这样环境背景中,我们应该看到,在强势文化的包围中,弱势文化不可避免地会被大面积地淹没;但这种淹没很大程度是物质文化上的趋同,而精神文化里的一些东西是非常顽强的,那就是民族心理,或称民族意识。民族心理是一个特定民族能存在并继续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民族的消失最主要的表现是民族心理的消失,而不是语言、服饰等外在的东西。民族心理消失了,这个民族就彻底消失了。所以,我们的黎族作者倘若不能够理解这一点,就不可能真正摆脱对“蓝本”的依赖,就不可能形成属于自己的开拓。
    总之,黎族当代文学在短短2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已经以一批具有标志性的作品的实际呈现形成了历史性的跨越。而要取得长足的发展,实现更加具有开拓性的突破,则仍有待于黎族作家们的进一步努力。

【作者简介】王海,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副教授。(广州 510665)

文章来源:广东社会科学20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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