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大川老師開設的原住民文學課程，這個階段開始進入作家作品的梳理，今天的兩篇報告「定期進入眾神的時代：論達悟族的飛魚秘思」與「永恆的赤子情懷：亞榮隆‧撒可努和《山豬‧飛鼠‧撒可努》」，聚焦於自然與秘思(myth)兩個主題上，我認為這些視角觸及並延伸了原住民文學的內涵，提供後續研究者許多向度上的思考，遂將課堂內容、討論作一簡單整理。(還望一同上課的同學再行補充、指正，以利完備)

　　「永恆的赤子情懷：亞榮隆‧撒可努和《山豬‧飛鼠‧撒可努》」此文，報告者將論述重點從人與自然、人與傳統文化、人與人的三層關係入手，探討簡樸的文字背後，作者對於「人的本真」之關懷；由此延伸，在排灣族古老狩獵傳統下，撒可努的「獵人」觀，提醒了人如何在自然萬物中謙卑，並永遠記著互存共生的關聯，呼應了人與自然的哲學。「自然」是這篇報告的主題，不過「自然」在原住民文學的觀念為何？其脈絡和西方所提倡的大地倫理、台灣自然書寫有何差別？如果論述者僅停留在自然 / 文明的二元對立，或是斷裂關係的思考，恐怕就簡化了「自然」在原住民生活、文學創作的內涵。報告人指出，西方的大地倫理論述，主要是對西方工業所帶來的破壞進行反思，如同台灣環保文學、自然書寫開端的關懷。不過，撒可努的「自然觀」並非建立於此，具體地說是一種生活態度，孫老師認為作者的「自然觀」，並非建立在人(文明)的對立面，它具有反思性，但並非是以「人」為中心主義的自然觀，如達悟族的作家夏曼‧藍波安的「自然」，就是勞動生產的自然觀。因此，總結上述的論點，原住民文學中的「自然」是一個複數的概念，它包含自然萬物、生命，也牽涉泛靈信仰、族群思維以及生活態度，這些系譜所勾勒的風貌，使得「自然」作為一個討論點，得以具有普世和在地的脈絡特質。

　　報告人指出，此種書寫自然萬物的方式，使得撒可努的作品「悲情少一點，寬容多一點」，並且以此說明原住民文學「悲情、控訴」的基調，有了新的可能。我同意報告人對於撒可努文風的詮釋，對於下半句有些不同意見，這裡牽涉兩個層次，其一，原住民文學擺脫悲情、控訴的基調，並非至撒可努第二、三代作家才有。其二，撒可努的寫作題材、背景，已和前行代作家的時空有所差異，比較的基準並非相同。的確，原住民文學於1980年代開始，是以控訴的口號來爭取自身權益，莫那能也好，瓦歷斯‧諾幹亦同，作品中充滿不平之鳴，這樣的文學作品，具備了該時代原運的歷史痕跡與意義，其影響不容忽視。不過，在要求「有」(to have)其權利，也在確認「是」(to be)的認同之後，主體性不再只是情感層面的吶喊、控訴，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深度的文化建構，因此。諸如神話、傳說的採集、漢譯和編寫於此開始，夏曼‧藍波安《八代灣的神話》、奧威尼‧卡露斯盎《雲豹的傳人》…等著作，和控訴作品一般，同為初期原住民文學發展的兩大支柱。其二，莫那能、瓦歷斯‧諾幹之所以控訴，有相應的時空背景，有不得不然的使命感和責任，撒可努的成長可能同樣遭受「污名化」的歷程，不過文本「發聲」的歷史點已不同於前行代作家，所以把時空因素放進來討論，則能梳理出繁複的層次。

　　孫老師最後指出，撒可努文本中有關打獵的描述，看似浪漫有些不太實際，它雖然昇華了讀者對於「自然」的感悟，卻不符合實際部落「獵人」自我養成的肅穆。我曾經參與撒可努「拉勞蘭」部落(今太麻里新香蘭部落)的成年祭典，看到他們對於青年、對於成為獵人的嚴苛訓練，青年獨自在黑夜密林中打獵，回到部落接受父執輩的鞭斥，那種恐懼，那種心裡的掙扎，那些青年恐怕是暫時讀不懂撒可努文中的浪漫情懷。然而，孫老師的問題卻讓我思考：原住民文學的「真實性」，以及原住民「文學」的真實性。如果文學具備創造、虛構的特質，為什麼讀者會將書寫內容對照實際情況，作為一個參照的系譜，而這個現象，在原住民文學討論中時常出現，如同奧威尼創作《雲豹的傳人》小說時，魯凱族人批評他「寫得不對」，文本似乎構成一個「人生的真實」與「文學的真實」之間的辯證。

　　另一篇報告「定期進入眾神的時代：論達悟族的飛魚秘思」，是藉著達悟人有關飛魚的禁忌，試圖理解該族群如何理解這個世界，如何在混沌狀態中定位出自己的邏輯思維與方向。報告人以伊利亞德對於「神話」(myth)本質的探究，以及《聖與俗：宗教的本質》中的見解，試圖解釋「飛魚」作為一個中介聖俗的媒介，在同時作為食物，以及達悟人歲時祭儀之依據之下，如何確立族群的屬性與依歸。達悟族為海洋的民族，對於海浪或是魚群有別於漢人的界定以及想像。漢人對於魚的分類，大多以其特徵或產地加以命名，而根據人類學家余光弘的歸納調查，達悟人對於魚的稱呼，往往配合生命經驗而來。每個族群的飲食體系都各有其內在邏輯，也與文化的其他次級系統諸如宗教、社會組織等發生關聯，我認為分類的結果，並非一種獨立的觀念，因此，「魚」分類所代表的文化意義，除了作為食物之外，其中伴隨的祭儀和禁忌，展現達悟人在性別分工、社會交換等繁複關係。

　　這篇報告有幾個有趣的回應：士博提出禁忌的當下，除了宗教神聖的考量外，是否有「俗世」的實際考量，諸如飛魚不可跟其他的魚類海鮮混著吃，除了是強調飛魚的神聖性外，是否意味著族群中存在混著吃會中毒的飲食經驗？孫老師也提出，為什麼在眾多的魚類中，「飛魚」會成為祭典的主角，除了可能因為牠的數量多，迴游性質之外，還有什麼樣的原因？這些問題，恐怕不是文學能夠處理的部份，需要一番田野工作方能探討。我想，這或許也是原住民文學的迷人之處，在跨學科、領域的互相刺激中，「文學」的討論將會更為豐厚，而路，也將更為開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