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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符號」躍出
試探張大春書寫原住民題材的內在意涵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08-07-31  作者:陈芷凡

  張大春作品中塑造許多「他者」的聲音,這些聲音不僅以角色的形象出現,更在後設情境中讓讀者感受「他」的存在,藉此重新提醒讀者 / 作者何謂小說?何謂歷史?何謂記憶?何謂真實的問題。然而,在這些他者的角色扮演中,筆者認為張大春<自莽林躍出>、<最後的先知>以及<饑餓>,以原住民(包括亞馬森河流域、蘭嶼)為書寫題材,不僅展現異於我族的「他者」書寫,其中還包括「擬他者」的欲望,在台灣後現代的氛圍中,漢人書寫原住民題材的取徑與詮釋,別具意涵。

  大春這一類有關原住民題材的書寫,評論者多以「魔幻現實」[1]的理論,分析文本中的「魔幻」手法與「現實」批判精神。陳正芳[2]<魔幻現實主義在台灣小說的本土建構>一文,檢視張大春小說的脈絡,將魔幻現實的風格區分為:在地書寫、擬真書寫與後現代書寫。該論文將<最後的先知>、<饑餓>界定為「魔幻現實的在地書寫」,著重於台灣蘭嶼達悟族的取材。另一篇<自莽林躍出>歸類為「魔幻現實的擬真書寫」,強調對於拉美魔幻現實的擬仿。同樣是原住民族的「他者」書寫,其中對於「地域」差異的思考,突顯陳正芳的理解:源自於拉美的「魔幻現實」,除了超現實主義的表述技巧,還重視在地現實奇觀的本土意義及批判精神。因此,除了真幻交混、時空流動的文學表現,<最後的先知>、<饑餓>展現台灣原住民神話傳說的在地性,以及<自莽林躍出>突顯原始社會對於符號的批判反思,在陳正芳的論述下,成為建構台灣「魔幻現實主義」文學場域的一部份。

  然而,筆者要進一步追問的是,如果張大春一系列的作品旨在反思真實 / 虛妄、語言 / 權力的關係,那麼運用原住民題材作為書寫策略,在什麼樣的層次上實踐了作者的關懷?

  回到拉丁美洲「魔幻現實」的文化情境,拉美文學運用神話、土著文化與自然界泛靈信仰作為書寫的基礎,文本中形成一股「神秘」、「神力」的創作風格。因此,考察<最後的先知>、<饑餓>,文本中有關達悟人伊拉泰的描寫,包括他預言、透視的能力,以及整個達悟族異文化的敘述,似乎能呼應拉丁美洲的文學風格。然而,若以文化人類學的角度觀之,這其中其實包括許多形式「魔幻」、內容虛構的部份。不過,重點不在於張大春是否忠實於原住民文化,而是作者敏感於原住民族無文字的特質,從而展開一段真實 / 虛妄、語言 / 權力交相辯證的原漢關係。

  原住民族沒有文字,以口傳的方式延續歷史,因此,所有「歷史」的文字紀錄,大多來自於研究者與記者的訪察。<最後的先知>中的「病人」(指人類學者)以錄音的方式紀錄依拉泰對於族群的描述,原音原語,照理說應是最「真實」的歷史,不過,張大春透過敘述者的語言告訴讀者:「所以病人永遠不會知道:故事的本身實在不是重要的;伊拉泰把這家族裡發生的一切以及從未發生過的一切混雜在一起。」(頁155)文本中的女記者,夾帶著「人們有知道真相的權利」、「請你相信記者不會訴諸價值判斷」的話語權力,為了要彌補內心對這個島嶼的歧視,女記者於是以「就把這裡的景致寫得美一點,把這裡的人物寫得可愛與可敬一點」的心情,完成刊載於報上的遊記。當台灣島上的人民把研究期刊、報紙作為認識達悟族的途徑時,話語的權力在此展現。不過,張大春試圖讓每個角色的內心說了話,不僅解構話語文字權力的正當性,也突顯原住民族無文字,最後在漢人視域下無聲的弱勢處境。

  對於語言文字等符號的反思,於<自莽林躍出>亦有深刻的描寫。當「我」為了完成報社欲出版的南美熱帶雨林遊記,運用了各種可能紀錄的器具:包括寫上紀錄日期的筆記、能夠保留聲音的錄音帶、以及試光的拍立得相紙…等,以求遊記撰寫的齊全。「我」甚至告誡同行的導遊:「我的工作是文學,是藝術,是可以看的,可以聽的,可以讀的,可以說的,是有符號的東西。」因為「符號」,而得以完成作品,具備了維繫人類精神文明的神聖性。然而,「我」對於符號的態度,諸如把一些次要的錄音資料,準備重覆洗錄,甚而將筆記中的日期錯置,顯現「我」支配了符號,也改變了符號的順序。不過,由符號所建構的記憶,似乎在漫長的旅程中,在莽林區的大雨侵蝕下變形,甚而不復蹤跡:「是的,亞馬桑的侵略性已經強烈到摧毀人類記憶的地步。」僅管原住民卡瓦達一再告訴「我」,鼻子是最珍貴的東西,但信奉符號的「我」始終不在意。直到一行人找到了「斐波塔度」時,「我」飛了起來,在飄浮的片刻,「我」突然覺得符號這個東西的無聊,而不能辨認符號的鼻子,卻是「我」得以呼吸,重新感受生命的泉源。張大春對於鼻子神力的描寫,固然是魔幻的形式,卻以此說明了語言文字符號的「虛構性」,作者試圖以無文字的原住民族社會為參照,反省所謂「文明人」在符號社會中的一切表象和虛妄。

  漢人以原住民為書寫題材的歷史,每個階段皆有不同的文化意義。八0年後現代的氛圍,是所有被壓抑的歷史 / 記憶 / 聲音嘗試再現的階段。台灣原住民歷經一段不算短的污名化歷史,在漢人甚至是自己的記憶中,原住民族的形象既負面又模糊,在台灣的歷史中缺了席。因此,張大春選擇原住民題材,不管用意為何,都已讓讀者意識到原住民族的存在。如同舞鶴《餘生》、林耀德《一九四七高砂百合》帶出的文本訊息,雖然文本文化層次有別,皆共同反省了整個歷史記憶的建構。此外,原住民無文字的傳統,提供張大春質疑文字語言的一個情境,當<最後的先知>人類學者、記者的語言、文字化的紀錄看似建構了原住民族真實的整體,卻僅是個人的選擇與偏見,而老宋古浪自稱找到了聖經裡每個字的關係,宣示語言夾帶宗教的真理,然而此舉,卻讓泛靈信仰的族人感嘆老宋古浪即將「瞎掉」的未來。此種印象,構成了下一篇小說<饑餓>,巴庫面對文明 / 符號世界的悲慘際遇。<自莽林躍出>的「我」,最後在「斐波塔度」得到無上的快樂,那是因為「我」放下了符號的束縛,在一個蠻荒之地、用鼻子呼吸來感受自身的存在。

  自「符號」躍出,始終是張大春的書寫關懷,不過,文本中原漢的參照與互動,對異文化的浪漫及誇大或多或少成就了「魔幻」,但檢視語言 / 真實權力的主題背後,卻隱約呈現了一種在歷史氛圍下與原住民族「現實」的可能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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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陳正芳的說法,他認為台灣目前譯為「魔幻現實主義」與「魔幻寫實主義」。前者呈現了現實與魔幻之間的關係,後者比較強調以魔幻手法描寫現實。

[2] 陳正芳(2002)<魔幻現實主義在台灣小說的本土建構:以張大春的小說為例>《中外文學》31卷5期。台北:台大外文系,頁138。

文章来源:台湾文学部落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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