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宋澤萊老師發表＜夏曼‧藍波安短篇小說集《海浪的記憶》中的奇異修辭及族群指導＞，筆者認為其中的觀點十分有趣，並帶出許多可資深論的議題，以下是初步的觀察心得與個人想法，希冀藉此開啟原住民文學更多元的對話空間。

　　一、文體歸類

　　首先，是文體歸類的問題。宋澤萊於文中將《海浪的記憶》歸類為「短篇小說集」，這和一般文壇將其置於「散文」範疇，有著判斷上的差異。由於文中並未表明歸類的考量，筆者也認為問題不在於歸類屬性的對錯，反而是藉由宋澤萊的判斷，發現原住民文學「體例」的繁複性。筆者認為夏曼‧藍波安漢語創作中，有關於說故事的語言範式，提示了一個論述文學文體的空間。原住民文化的積累，來自於口述傳統，藉由「說故事」的敘述模式，老人家因而傳遞神話、傳說以及生活經驗給下一代，藉此「維繫其傳統性的生活習俗、社會秩序、宗教信仰、道德規範以及民族歷史等等。」(陳國鈞.1974)董恕明認為講故事的人有回溯整個生命經驗的秉賦，包括自己的人生以及他人的經驗，在聽與說的過程中，生活經驗和文化在此積累與創造，藉由說故事，一個人的經驗介入了聽故事的眾人中，使人的存在在故事裡，有歸屬、定位和共鳴。[1]因此，觀察夏曼‧藍波安書寫的文本，許多篇章看似散文敘事，卻由對話、或是由多位敘述者的聲音串聯起來，突顯說故事的特質。
　　此種說故事的特質，於是形成了作品歸類的分歧與論辯。主流文壇對文類的區別，並非是原住民文學先天存在的認知，由於作者大多傳承早期口傳故事的語言範式，詩歌樂舞為其主流，祭典、巫術、泛靈信仰寄寓在日常生活中，使得作品包括了對話、歌謠、禱詞、故事傳說等多種體裁，在某個程度上實跨越了文類規範，並提醒評論者思考文學功能、作用、邊界等相關議題。在此或容解釋宋澤萊於「奇異修辭」中，指出夏曼‧藍波安以吟唱取代對話的作為。對讀者而言，此種表現或許可視之為文學修辭，不過若把口傳文化脈絡納入考慮，文類界線模糊的解讀，就不見得只是為了奇異而修辭，為了修辭而奇異，亦或是收編至台灣八0年代以降的後現代氛圍。因此，在文壇普遍將《冷海情深》、《海浪的記憶》歸類為散文創作，《黑色的翅膀》視為長篇小說，而以口傳文學採集詮釋來指稱《八代灣的神話》時，宋澤萊的「誤」判或「悟」判，其實正揭示了原住民漢語文學中口述的特點，顯現歸類之繁複面向。

　　二、重層的奇異修辭

　　浦忠成指出原住民文學的文字，常因作家尚能掌握部份的南島語言語法及語序，在書寫過程中不經意 / 刻意運用該族群的詞彙句法，形成特殊效果：

　　藉由此種文辭語法的錯綜變化，澄清族群文化之間部分確實存在的疏離與差異，而尊重族群本身原有的語言表達模式，往往會在文章內造成特殊的修辭效果。[2]

　　此種特殊的修辭效果，不管是站在何種評論角度，閱讀文本時，都能感受與漢人殊異的語言習慣、生活模式。不過，此種修辭效果的建立也需考量作者寫作功力。浦忠成(2003)對這些漢文表現亦提出反思，他指出原住民文學作品中仍難免有一些並非源於族群文化的差異，而純粹是基本語法和修辭上的錯誤，可能和原住民作家對漢語表達的能力有關。因此，讀者所感受到的「奇異修辭」，存在著重層面向。

　　回到宋澤萊關心的「奇異修辭」部份，他認為相較於前期《冷海情深》，後期《海浪的記憶》包括以詩的語言取代散文的語言、以吟唱取代對話、運用達悟族特殊的日常用語及語法…等，是「別有居心」。筆者認為相較於前期，《海浪的記憶》所呈現的漢語書寫，的確有一些轉變，但我認為是否如同宋澤萊所言，是作者為了增加夢幻感、崇高意味，而達至一種「浪漫的傳奇」，則有不同的想法。

　　借代、隱喻…等文學「修辭」，是我們對原住民文學分析的視角，然而，這些「修辭」是否全然是作者創見的發揮，就有討論的空間。筆者於拙論考查了達悟族的文化思維與語法，發現夏曼‧藍波安延續了傳統達悟老人，運用被動語態，以魚類、樹名、日月星辰等自然生態物種之習性表達其意的說法：如「枉費這些樹為他長得那樣好，他的樹的命運還真不好」、「家似是沒有根的樹林」、「我是個夕陽的人了」、「我正需要你移動漂流木(屍體)，苦了他林木沒有葉片(膝下無子嗣」。再如宋澤萊所舉的例子：「因為有很多天空的眼睛的微光，讓我們明顯的辨識黑夜裡島嶼的黑影。」他表示以「天空的眼睛」指稱星星，是一種詩化的語言，如果考查族語脈絡，達悟語的星星稱為「mata-no-angit」，眼睛也叫做「mata」，同樣一個「mata」卻含有雙重之意，兩者連結有其文化脈絡的推演。此外，這層衍義，還可從達悟人與飛魚的密切關係來探討。三至六月是捕飛魚的季節，到了這時節，事前各社的船組人員會在船長家共宿、共食、準備夜間捕魚的火把，漁具和檢視漁船等籌備事項，並決定招魚祭的時間、塗雞血、吏聖石，進行招魚儀式。除了照明的火把，天上的星座成為達悟男人觀測的另一雙眼睛。因此，達悟男人航海時，他們把認識的星星轉換成從事飛魚魚撈的原初知識，足見「天空眼睛」繁複的指涉。

　　如果忽略作者使用該詞語的文化情境，僅以因陌生而奇異的修辭層次看待，或許就無法體會浦忠成的提醒：「陌生而疏遠的部份就必須超出文字和結構的限制，在文化的層面和生存得處境找尋入口。」因此，論述的重點，除了宋澤萊所言：「讀者就能同意作者這麼表示」之外，筆者對這段話語的理解，在於讀者藉由文化層面、生存處境深入文本意義，方為尊重並理解原住民文學的開始。

　　然而，夏曼‧藍波安將文本語言和結構「陌生化」的意圖為何，牽涉作者心志、出版機制、文學場域等複雜糾結與關聯，恐怕無法為讀者所究竟，但是「文本影響」卻是開啟下一段討論的契機。

　　三、族群指導或「牢籠」？

　　宋澤萊此篇論述，關懷重點即是文章開頭的一段話：「那麼，我不禁要問，夏曼‧藍波安這種企圖要回歸到達悟原始漁撈經濟社會狀況的族群指導是正確的嗎？」因此不難發現論述的脈絡，將「奇異修辭」的功能導向「傳奇」，而傳奇敘事「神聖化」了原初生活，成為夏曼‧藍波安族群指導的內在機制。關於這番推演，筆者認為有幾個環節上的省思。

　　回顧台灣原住民漢語文學的發展，八0年代原住民知青透過書寫，第一人稱發聲見證了從靜默到主體確立的過程。原運時期的刊物諸如《高山青》(1983)、《原住民》(1985)、《原報》(1989)…等，具體的訴求藉由文字書寫，將抗爭的過程留傳青史。撰文者以銳利的筆鋒進行批判，旨在澄清原民自身的認同與面貌，透過議題的討論，可觀察原住民族群發聲的過程中，不但要求「有」(to have)其權利，也在確認「是」(to be)的認同。從爭取權利到文化認同的過程，主體性不再只是情感層面的吶喊，取而代之的是一種深度的文化建構，如同台邦˙沙撒勒從台北都會回到部落，主張：「所有原住民族群的文化復興，必須重新回到自己熟悉的土壤。」(1993)此返回的動作，即是原民知青回歸部落的具體展現，原住民作家回到原鄉，便是書寫、感受部落文化的起點，夏曼‧藍波安書寫蘭嶼、海洋，書寫原初生活，是在這樣的「風潮」下開始與被討論的。

　　我同意宋澤萊的說法，原住民的原初生活勢必苦樂參半，如同波峰與波谷的擺盪，這也透露夏曼‧藍波安《海浪的記憶》中所選擇的書寫面向，突顯記憶、失憶與追憶都有其欲望投射的邏輯。不過把原初生活寫成如此「浪漫」的傳奇，是否具備族群指導的「用意」與「效果」，筆者認為可以分開思考。這其中的辯證即是：是否存在族群指導的「用意」，讀者不得而知，作者之說也僅能呈現部份的「真實」；然而，是否呈現族群指導的「效果」，並非書寫者所能預期，宋澤萊顯然將兩者作了太快的連結。此外，族群指導的「效果」悠關讀者群，這群讀者的差異性(族群 / 性別 / 階級)又會影響「效果」的接收層次，所以相較於宋澤萊著力於「族群指導的正確性」，筆者則認為這些文本能否進行「族群指導」已是一個問題。

　　因此，原住民作家一旦以部落作為書寫題材，特別是在描述族群共同經驗時，不免面對Spivak＜從屬階級能發言嗎？＞所提出的反思。對外族的讀者而言，這些問題的揭示有時候隱藏在作家的光環之下，然而，對該族的讀者來說，「真實性」與「代言」的關注相對地較為嚴苛。魯凱族作家奧威尼‧卡露斯盎發表民族誌小說《野百合之歌》，文中描述了(老人家記憶中的)一群居住於古茶布安(屏東舊好茶部落)，遵循傳統生命禮俗的魯凱人家族故事。謝惠君針對「真實性」與「代言」，進行了好茶部落族人的訪談調查，觀察族人是以什麼樣的態度來看待奧威尼的「文學」。在訪談過程中，謝惠君作了如下的評述：

　　大多數受訪的人都沒有看過他的書，而且所談都在要求紀錄是否真實，訪問調查所受訪的人是否具有公信力，面對第一個部落書寫出版者的態度是嚴峻的，多以文化研究者的角度視之，雖然奧威尼的書寫確實也有意承載文化傳承的重任，但村人分辨不出文學創作與文化紀錄的不同。[3]

　　雖然是以奧威尼為個案，但牽涉一個關於讀者的思考：族人是否會閱讀這些原住民作家作品？再者，閱讀之後會將此視為「族群指導」嗎？如果上述的回答都是肯定的，下一個辯證即是：什麼是「正確」的族群指導？行文至此，筆者和宋澤萊對於這個問題的思辨，是否也呈現同樣身為漢人，對於詮釋原住民漢語文學的種種焦慮？

　　然而，綜觀夏曼‧藍波安文學作品生產的脈絡，的確如陳建忠所指出，後來的書寫似乎受限於反映歸鄉後重為達悟人心路歷程的範圍，以及他對漢人文化(一個其作品發表的重要文化場域)較為「反智」的態度，呈現出作品題材與情感停滯(並非消失，而是未再分化、深化)的現象：「這一方面是作者對於自我經驗的過度使用，一方面也是固守文化本真的追尋所帶來的經驗疲乏。」[4]如何避免讓屬於自身的部落經驗，落入一種文學耗材的困境，當族群本質成為文學的價值，當弱勢族群書寫者為了表現其本身的特殊性，無論是固守族群的本質或迎合消費的想像，可能迫使書寫的題材內容受限，形成創作的困境。這不僅是夏曼‧藍波安下個階段的思考，亦為Arif Dirlik觀察弱勢族裔的創作，涉及牢籠(prison-house)論述的反思[5]。

　　藉由臺灣原住民文學發展，觀察夏曼‧藍波安在文學美學觀的呈現與文學生產的關係，則因不同的歷史進程而有相異的時代課題。原運反挫而進行基層文化建制的文學性，以及此族群文學性面臨全球化而開始有共謀協商、牢籠等反思檢討，皆嘗試為原住民文學從silence到speech較為單一的論述中，尋求不同的詮釋路徑。

　　以上是筆者對宋澤萊老師論文的初步回應，尚在進行思考，不成熟之處仍需大家的指教。

--------------------------------------------------------------------------------

[1] 董恕明＜浪漫的返鄉人＞《臺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評論選集(下)》(臺北：印刻出版社：2003)，頁182。

[2] 浦忠成(2003)＜原住民文學發展的幾回轉折＞《台灣原住民族漢語文學選集—評論卷上》，台北：印刻出版社，頁121。

[3] 謝惠君（2005）《魯凱族作家奧威尼‧卡露斯盎之研究》（國立屏東師範學校教育行政研究所碩士論文），頁237。

[4] 陳建忠＜部落文化重建與文學生產—以夏曼‧藍波安為例談原住民文學發展＞，頁207。

[5] Arif Dirlik ” Literature / Identity：Transnationalism , Narrative and Representation”，頁218。

原文发表时间：2007-0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