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週兩篇報告分別觸及論文寫作的「宏觀」、「微觀」視角，其中，「原住民族『共同體』的崩解異程與共相」一文，採取大塚久雄對馬克思「亞細亞式、古典古代式、日耳曼式」社會進化論的批評，試圖從一個歷史「原點」觀察台灣原住民部落共同體，一連串與異族(特別是外來殖民主權)交會的歷史進程。面對一個具備歷史縱深的宏觀問題，報告人企圖以理論詮釋、理論省思加以論述。另一篇則以文本閱讀的微觀方式，以「獵人意象」作為田雅各＜最後的獵人＞一文的觀察脈絡。這兩篇的主題固然不同，然而，研究方法之檢視成為這堂課附加的思考。

　　「原住民族『共同體』的崩解異程與共相」一文，書寫之意，如同評論人所言是「運用理論進而揚棄理論」的過程。若褪去專有名詞的運用，這篇文章的關懷重點，是原住民部落社會如何在荷蘭、明鄭、清領乃至於日治、國民政府的「侵略」下，發生一連串崩解的歷史過程。當報告人以「理論」幫助他解釋這段歷史時，則會有幾個問題。首先，評論人提到「共同體」意涵在文章中的分歧。當類似「共同體」等專有名詞成為論文的主題，書寫時除了清楚界定，行文過程中還要特別注意措詞的使用，以免形成「自己很清楚，別人很混淆」的論述。第二，建議將「現代國家時期」中的日治、國民政府分開討論，兩者統治決策有其共相，但在目地、手段、歷史點方面可再細分。第三，評論人認為「亞細亞式的共同體」，其立論乃為「農業共同體」的初端型態，雖然報告人以史料證明，說明平埔族人已具備農耕的社會型態，然而，是否能切合整個原住民族(包括「生番」、「野番」)的脈絡，還須斟酌。第四，題目想處理崩解的異程，文中已藉由不同殖民主權的侵略方式有所分期，不過，相對而言，崩解的「共相」較少涉及。

　　此外，報告人認為大塚所提出的「部落共同體」與安德森「國族共同體」的關係是一個觀察點，他認為日本時期殖民政府與台灣原住民族「共同體」之間，不會產生概念上的衝突，原因在於原住民族「共同體」並不存在「國家」之概念。這個論述很有意思，不過，可以進一步思考的，國民政府來台之後，原住民族「共同體」是否存在「國家」概念？當八0年代之後原住民提出「自治區」的訴求、理念，此思維和國族概念的異同為何，或許是可以補充或是思索的方向。

　　士範指出，這一段原住民族共同體的崩解過程，除了外在的殖民勢力，內部族群的互動亦可考量，包括不同部落族群的械鬥…等。不過，內部族群的互鬥、互動是否能改變部落共同體的社會樣態，而達到問題意識所謂的「崩解」，我個人覺得還可以再思考，但此思維提醒論述者，討論族群交會所互放的光亮(不管是刀光劍影、還是磨刀霍霍)，除了外部影響，內部的糾葛勢必成為一個參照面。

　　另一篇論文＜初探拓拔斯文學中「獵人」的生活世界與他者＞，主要討論＜最後的獵人＞。報告人說明「獵人」作為原住民文學的重要意象，不僅是傳統文化的指涉，獵人沒落亦為台灣原住民黃昏意識的象徵。而原住民作家對於「獵人」的描述也相當多元，他表示撒可努的《山豬‧飛鼠‧撒可努》筆下的獵人形象，建立在老獵人與獵人狩獵文化之傳承，以及與動物之間擬人化的互動。瓦歷斯‧諾幹＜戴墨鏡的飛鼠＞一方面表現泰雅獵人的幽默，卻也突顯獵人「退化」的無奈。根健(賽夏族)於文中表現獵人到都市受雇的所思所感，其中不乏現實錯愕與救贖想像的互疊。霍斯陸曼‧伐伐的＜獵人＞，表現布農族獵人傳承文化生活之外，還謹守著狩獵的神聖氛圍。上述所提及的「獵人」意象繁複，然而，如何突顯拓拔斯筆下「獵人」的特色？評論人指出除了風格，還可就寫作年代(身為早期書寫「獵人」題材的作家)、作者身份經驗(醫生背景)、目地…等，建構屬於拓拔斯的獨特風貌。

　　報告人於第四節「獵人、他者與國家共匪」裡，說明＜最後的獵人＞比雅日的「他者」，是鼓勵消費酒類與檳榔的漢人，以及身為公務員的漢人。此種原漢二元，自我與他者的觀點已成既定論述，評論人認為「他者」的界定可存在更多的層次，包括會叫比雅日去賺錢的太太，也包括同樣是互相獵人的路卡…等，如何讓「他者」的意義不流於扁平，是評論人的建議。此外，論文中提到兩部紀錄片：專訪拓拔斯的「最後的獵人」，以及「國家共匪」描述布農族獵人面對自己獵場被規劃成國家公園的種種心境。影像如何和作家作品連結，作家觀點與庶民(受訪的布農族獵人)觀點如何交融，都是進一步可以深化討論的面向。

　　孫老師補充在原住民社會中，「性別」考慮如何作為一個他者的觀點。他表示＜最後的獵人＞比雅日的太太，所發出的「女聲」比較現實，因此會說：「如果你聽我的話到平地做臨時捆工，買幾件毛衣，現在就不需為冷天劈木材」的話語，成為壓垮比雅日「獵人」嚮往的最後一根稻草。同樣，在我的碩論裡也簡單提及，夏曼‧藍波安的散文書寫中，相對於父執輩聲音所代表的歷史記憶、文化命脈，另一個較為「尖銳」的聲音往往來自於他的妻子、母親。這些女聲在文本的作用是戳破夏曼‧藍波安民族回歸的浪漫，直逼現實經濟的殘酷面。因此，這些被男作家所描繪的「女聲」，為什麼都共同指涉了「現實」的這一面？為什麼都成為男性回歸傳統的絆腳石？為什麼文本中男性要這麼書寫女性？

　　在孫老師一句「我們原住民男性很可憐」的話語裡，其實發現台灣原住民文學對於「性別」議題的關照，有脈絡上的差異。「他」的眼與「她」的眼看到了什麼？或許讀者可於原漢之外，在此發現更多新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