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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学良]彝族的诗学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19-04-18  作者:陶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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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彝族诗文论》是一部珍贵的手抄的诗歌文化理论。著名的民间文艺家贾芝先生称之为“彝族的诗学”,一语中的。

  这部古老的文化理论,附有彝族北部和东部方言区的古彝文,又称老彝文千余行;这对于这部珍贵的文艺理论著作来说,使其更具有坚实的科学基础。

  《彝族诗文论》的内容,大体有五个部分,即历史和诗的写作;诗歌与故事的创作;经书的写作方法;医书的写法;工艺的制作。

  这部极为罕见的文化理论是截至目前为止,仅有的一部老彝文传承下来的文艺理论。有它独特的彝族文化特征。

  第一、“三段诗”的系统理论的总结。

  “三段诗”的理论概括是女毕摩阿买妮首先提出来的,她在《彝语诗律论》中云:

  “‘三段诗’一首,/有的却说成,/一首是三段。/如照他们说,/一切诗当中,/声韵不须讲,/叙事就行了。/如此三段诗,/三段全叙事,/那算什么诗!/事是这样的。/诗要容易记,/人人都记得,/写诗的时候,/须分为三段:/前两段写物,/后一段写人,/必须这样写。/三段诗三题,/三题要分清,/三题要照应,/才能出好诗。”

  她又云:

  “写作三段诗,/三段不能分,/段段相扣连。/诗中的三段,/头一段写景,/二一段写物,/三一段写主(点题)。/景物主相连,/三段紧相依,/段段声押扣,/各段扣分明。”

  阿买妮这位女诗人、大毕摩、文艺理论家强调诗歌创作要有主旨、主题,要注意诗的特点,诗的格律和创作技巧。她的“三段诗”理论,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在千百万彝族人民诗歌创作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理论,是广大彝族人民诗歌实践的大量诗作的客观条件下的产物。《彝语诗律论》有例证,有归纳,有概括,朴素、清新、自然三段诗的理论,没有那玄之又玄的象征派的理论色彩,给人看得见,摸得着。广大人民都会运用这种创作方法来抒发自己的胸臆。我们姑且把它录之如下:“我是这样写——/花美呀花香,春来百花香,花好春常在,冬来花不香。/凉水呀凉水,春来好凉水,春天你不凉,冬天变雪水。/姑娘呀姑娘,二十该当娘;二十不出嫁,年老难当娘。/如象这首诗,才能叫做诗;一首共三段,三段来写诗;这样的写法,诗歌爱好者,只要记一段,三段全能记。这样歌易记,这样词易明。诗歌这样写,词语这样评,词句紧相扣,诗意才显明。”

  这朴素如话的诗歌,用“春来百花香”“冬来花不香”,比喻姑娘“二十应当出嫁”,否则“年老难当娘”了。更朴素的是“三段诗”歌的理论,“头一段写景,二一段写物,三一段写主(点题)”“这样歌易记,这样词易明”。这朴实无华,明白如话的理论,为广大的彝族诗歌作者所接受,广大的彝家几乎人人都会运用这种诗歌创作方法,“三段式”的词、句、段,大段的重复、复沓,隐喻、巧喻、明喻、排比,已经深入人心。阿买妮大毕摩的通俗的三段法诗歌创作理论,适应彝族人民的欣赏习惯,它以形象的事物为譬,层层加深比喻的对象;从而加深对象的理解,加深所喻对象的印象。已为广人的彝族青年掌握。凉山彝族家喻户晓的“天上的星星最多,我只爱最亮的一颗;地上的花儿最多,我喜欢的最红的一朵;世上的姑娘最多,我最爱我的么表妹哟。”以星、以花引深譬喻钟爱姑娘,重叠排比的修辞手法,最后点出诗歌的主旨,道出歌者的真实目的。第三段点题的理论,通俗的不能再通俗,朴素得近似白描。这最后一段,最后一句,亦即第三段诗行,往往是画龙点睛之笔。它充满了土味,山林之味,彝家之味。这诗味,是广大人民深切的生活体验,鲜明的思想倾向,浓烈的诚挚的思想感情,独特的艺术手法,酝酿、提炼、熔铸而成的精髓。它朴素自然、生活气息扑人,话不多,洗练隽永,短短几句,易记易唱,吟之心旷神怡,唸之爱不释手,味之如饮醇醪。可见三段诗的概括力,和它的凝练之功底。这第三段的点题,亦即是中国古典诗中的意境,即作品生活图景与作品表现的思想感情融合成一体的艺术境界。“诗无论何体,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烟云泉石,花鸟苔林,金铺锦帐,寓意则灵。”

  三段诗的另一个特征是重叠复沓。有人认为:彝家的诗歌,重来重去,罗哩罗嗦,其实,这正是彝族诗歌的原始美、朴素美之处。女诗人彝族文化理论家阿买妮认为迴环重叠、章段复沓是为了点题,点明诗歌创作的主旨。那么,复沓是创作方法的需要,是彝族诗歌的一种表现模式。她把它概括为三段诗,这在理论上的建树是值得肯定的。

  三段诗的创作模式,目的在于写意。意是诗的精髓,是诗的主帅。意是靠一段写景,二段写物、事件、心里感情的铺垫,为三段写意;或多段写叙事物、景物、心里感情等的陪衬描写,来为第三段点题、写意,来表现主帅的。这陪衬描写,势必造成诗歌的重叠、复沓。恰恰是这复沓的叙述、描绘法,被人讥之为“罗嗦”。正是这罗嗦的铺垫,把歌者、诗人、作者的主旨,点得更明,显示出最后一锤定音之妙。这烘云托月之法给歌者、给听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就是范况先生在《中国诗学通论》中说的“寓意则灵”。三段式的比喻,三段式的基础铺垫,三段式的叙述式描写的创作方法,其表层是重叠复沓,迴环曲折。其深层的内涵,三段式诗歌的艺术境界,听众要知悉的题旨,诗人要立的形象,作者要写之意,歌者要竖立的主帅,通过复沓之章,清晰表现出来,明白如话。它真有点石成金之妙,这就是彝族三段诗歌的创作模式。

  三段诗的创作模式、表现手法,就是迴环重叠,复沓设喻。那么,距今日近三千年的《诗经·国风》,主要的大部分就是采用这种创作方法。国风中大量的章段复叠,成因何在?二十年代著名的学者顾颉刚、魏建功、钟敬文、张天卢等诸先生,就曾探索其根源,他们发表了一些真知灼见,它给我们探索三段诗的成因,深刻的启迪。

  顾颉刚先生认为“《诗经》里的歌谣都是已经成为乐章的歌谣,不是歌谣的本相”,因此,先生推断《诗经》中迴环复沓的方式,乃是乐工牵合乐谱,而申述铺张的乐章。先生洋洋长文,概言之“叠章是乐工所添增”的。先计从音乐的角度,探索叠章的成因,无疑是很有卓识远见的。

  张天卢先生则针对顾先生的论点,提出“古代歌与舞有密切的关系,歌声因协合舞的转动踏起,徒歌很有迴环复沓的可能。……从《诗经》中,其描述情绪之深浅与动作之程序,非职业的乐工,所能申述铺张而成的。”

  魏建功先生认为《诗经》“国风”中的章段重复的现象,是由于“诗的复沓,在作者有他的内心的要求而成”,“歌谣的创作和诗的作用是同样的——发洩内心的情绪。”先生从心理、感情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见解,也是很有见地的。

  钟敬文先生则说:“《诗经》中章段复叠的问题,而怀疑它也是当时民间多人唱合而成的歌词”;他又针对顾先生之论而云:“与其说是乐工随意所增益,似不如说是多人兴高采烈时,所唱和而成的,更来得比较确当点。”

  总之,诸位先生或关于国风诗篇的叠章复沓设喻成因的见解各异,或从音乐、舞蹈、心理感情、或众人唱和等角度,探索其根源。

  今日彝家诗歌的复叠设喻,阿买妮先贤从三段诗的点题立意的角度,铺陈叠章、设喻的创作方法,目的在于点题、树立主旨。这是彝文文献所论的一家之言,是我们研究《国风》的活化石。

  其实彝族诗歌的创作方法,也并非仅有三段诗一种,特别是在三段诗的基础上,有所发展,形成繁缛的创作风格。最为明显的是彝族诗歌的多种设喻,多段的铺陈,多样的章段复叠,多层次的排比,令人眼花缭乱,最后才点明主旨。如《梅葛》中请客,主问客,“哪个带信来?你才到我家。”客人一口气说了凤凰大雁、岩鸡、竹鸡、菁鸡、绿斑鸡、豪猪……等数十种飞禽走兽。问答乍看重复,新意却层出不穷。单调中显出丰富多彩,朴素里荡出诗情洋溢。特别是《我的么表妹》,比喻之优美、丰富、表哥等候表妹的心情,写的细腻入微,读之肝肠寸断。这就是刘勰:“博喻酿采,炜烨枝派也”的“繁缛”之风格;是很有气势的。然而,不论广喻繁引,仍离不开“写物以附意,飏言以切事者也”,“故比类虽繁,以切至为贵”。总之,繁缛的彝族诗风,贵在写意,贵在结尾点题,贵在结尾破旨。

  第二、关于历史、诗歌、故事创作方法的基本理论。

  彝族文论家、大毕摩举奢哲在《论历史和诗的写作》中云:“第一写史事,人物身世明,代数要叙清,时间要弄准。所有写史者,人人须做到;记录要真实,鉴别要审慎。”写史要求真实、准确,这是我国信史的优秀传统,彝族也概莫能外。

  关于故事的理论,引人注目。举奢哲较为全面地论述诗歌创作,在《论历史和诗的写作》中说:“若是写故事,无论怎样写,须有六成呀——须有六成真,可有四成虚。这样才能把,人物写活起。”而在他的《论诗歌和故事的写作》中,他又说:“所以写故事,主要有三条:事实要合理,人物要逼真……这样写下的,才算是故事。/但是故事呀,凡写故事人,心里也要明:在写故事时,要把人写活,要把事写真,只要所写事,只要所写人,两种加起来,加来有七成,有七成真,其余三成呢,你就可以呀,凭想来写成。”

  举奢哲的写故事,须有七成、六成的真人、真事,三成、四成的虚构、幻想。在举奢哲的心目中,神话也是故事,而且是爱情故事。如笃米,他和天上仙女成婚,被中外学者称为“天婚”天下人“全被洪水淹,全被洪水吞。”笃米一人,坐于木桶中,浮到洛尼山下,夫王筹举君,带下三个仙女,来到呗谷嘎,一块对歌,生下六祖。关于笃米的创世、创造人类的神话,其他彝文、汉文典籍皆有记载。马学良先生的《倮文作斋经译注》“梵灵”中云:“用山竹根的意思,是因为始祖笃阿木的化桃筒,掛在峭崖上的时候,幸被崖上的山竹拦住;方免坠崖毙命。”因此“灵位是用竹子编成的一个篾箩箩。”滇西彝文所记笃阿木始祖神,与黔西笃米,本是一个共同的始祖。只不过是方言差异所致。郭思九与笔者据彝古文整理的《查姆》的始祖神,阿仆独姆是滇中彝族的开辟神,也与笃米、笃阿木仅是一音之转。据《西南彝志》载:笃米是彝族父系始祖希慕遮的三十一世孙,是六祖(武、乍、喽、俟、布、默)六大支的共同始祖,因避洪水,迁云南洛龙山定居,娶三天女为妻。生下六个儿子,各住一方,发展成为留个部落。可见,笃米与《西南彝志》的笃米始祖的记载也是一致的。另外,汉文典籍《元史·地理志》关于会理州、邛部州、姜州等地的彝族之始祖仲牟田,与笃慕、独姆、笃米,皆是流传中的方言音转所至。以上汉、彝典籍记载,皆可佐证笃米、笃阿木。独姆是彝族的开辟神,是彝族最古最早的始祖神。因此举奢哲关于神话的理论,有人、有事绩,有他们的活动的理论是建筑在大量神话诗的基础上的。举奢哲认为:“这样故事……讲来很真实。里面的人物,说得很清楚;里面的事情,说来很动人。/他们的感情,多么的深沉!他们的爱慕,多么的坚贞!他们的遭遇,多么的不幸。”当代彝族作家、学者苏晓星曾说:“如果我们将神话的内容和形式分开来看,就不难发现和其它社会意识形态浑融一体的只是神话的内容,至于其形式,仍然是属于文学范畴的语言艺术,是故事,是史诗。”远古的大毕摩最早的学者,文艺理论家举奢哲与今日的著名的彝族学者都把神话当成故事,列为文学范畴。这难道是一种巧合吗?不!古代的文化理论家与当今学者把自己民族的神话列入故事,列入文学之范畴是有根据的。

  彝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的民族,同时也是一个极富于实际,而又善于幻想的民族。他们有优美、迷人的古老的神话诗,具有中华民族之中最多最丰富最具特色的神话诗,也称创世史诗。仅创世史诗,就有近十部之多,它给中华民族的文学史,增添了锦绣的光彩。

  《彝族诗文论》是一部彝族划时代的理论,保持有原始的、古朴的风韻。神华诗歌理论的总结,就是明证。阿买妮的《彝族诗律论》,就曾直言不讳地说:“古时呀古时,古时的大山,大山它会死,大山它会灭。大山存在时,美呀大山美,翠呀大山翠;大山的各处,处处好风光;大山的四方,处处绿油油。可是如今呀,大山它死了!大山的各处,处处不见青;大山的四方,方方无风采。风光不在了,处处惨淡了。/大河呀大河,大河也死了。大河不死时,美呀鱼类美,妙呀鱼类妙。可是如今呢,大河它死了。可怜呀可怜,可怜河中鱼!如今河里呀,鱼儿不见了。小鱼忧愁了,清水不见了,河底石现了。可怜呀真可怜,可怜鱼儿呀!”山会死,山无风采之貌;河会死,河中鱼无栖身之所。显然,这是彝族古代“泛灵观念”的纪实,是人类童年的神话幻想的产物。有神话文学,才有《彝族诗文论》那朴素的原始的神话理论的概括;正是这古老的直观的思维总结,因此,才显出《彝族诗律论》的古朴价值。

  《彝族诗律论》的最末一章,是对神话的理论,神话的创作方法的评价、介绍,使人耳目一新。它叙述远古天空出现九个太阳,九个月亮,大地上的树木,禾苗都被晒死了,人类也被晒死了许多。六支手、六支脚的神仙让米那确左为了拯救生灵,他射死(落)了六个太阳,七个月亮;大地又变得“到处黑黢黢”。天神举君命令鸡和小鸟“出来接太阳,出来接月亮”;世上才出现“闪光的日月”;白天有太阳,夜里有月亮;才“处处都美好”。正是如此,才山河露笑,草木发青,万物生长,男女爱慕,歌场热闹,人间幸福。神话是彝族文学史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有特殊的地位。诗歌的神话理论,是在大量的独具特色的神话的基础上,才产生出来的朴素的神话理论。离开彝族的肥沃的神话土壤,面对大量的优秀的多部神话创世史诗,面对彝族文学的特征,才写出这朴素的扎实的文艺理论。每当我们欣赏《彝族诗律论》时,倍感亲切,更觉得它朴素得有泥土的芳香,有彝家山林、土地、山村的土味。彝族的神话精神、神话精髓是值得歌颂的。那远古的幻想天国,那艰苦卓绝的大自然奋斗拼搏的毅力,终于铸成彝族人民的勤劳、勇敢、奋发的精神;坚强不屈的骠悍的英武的彝族古代英雄杜米那确左的血液,何曾不注入广大的彝族人民的性格之中。今日彝族人民奋斗在各条战线上,拼命、奋发,努力改造现实,改变山河,改革一切不合理的措施、弊端。他们身上那传统的奋发的影子,他们心灵上留下传统文化的光芒,是值得当今彝胞自豪、自信、自强不息的。

  至于举奢哲的文化理论、神话理论,概括性、包容性是比较狭窄的;可是,这位先哲,这位大毕摩终于初步梳整故事理论,还是值得赞扬的。

  《彝族诗文论》的最末一个特征是有一批彝文署名的作者,彝族文化的理论家。

  以举奢哲、阿买妮为首的一批署名的文化理论家的出现,是历史的进步象征。它给彝文的创作、推广、运用推向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批署名学者的出现,是给彝文推广、普及、运用上号辟一条蹊径,《彝族诗文论》署名的文艺、文化理论家的出现,是彝族文化史上的一次飞跃;它必须是在广泛的大量的使用彝文、运用彝文基础上的产物;这批署名文化理论家的出现,在彝族文学史上进入一个深远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转折点,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然而,这也不得不引起读者(包括笔者)深思的另一系列问题,也请译者、整理者思索。

  一、彝文作者署名问题。笔者亲自目睹千部葬文,包括毕节专区的彝文古籍,几乎没有看见过作者、专著者的署名之书,也许是笔者孤落寡闻。唯有《彝族诗文论》公开署名,这是一个奇迹。

  二、《彝族诗文论》的创作年代,仅仅依据“盐仓土府”的家谱,从康熙三年(即公元1664年)上推六十六代,论据显得十分单薄。还可讨论,以推动《彝族诗文论》的深入研究。

  作者简介:陶学良(1930-2019),云南宣威人,生前为云南民族大学教授、享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主要从事彝族民间文学的调查研究。曾搜集整理并出版《查姆》(史诗)、《娃子的笑声》《彝族民间故事选》等;参编《彝族文学史》《毕摩文化论集》等;其专著有《彝族文学杂俎》《爨文化椎论》《云南彝族古代诗选注》《古文笔法评述》等。

  原文载于:《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参考文献请参见原刊。

文章来源:“民族文学学会”微信公众号2019-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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