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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天,纳西语称“美补”,是纳西族社会历史最为悠久、规模最为隆重、文化内涵最为丰厚的传统仪式活动,也是东巴文化的重要构成。纳西民间自古以来就有这样两句话,准确地表明了祭天在纳西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和意义:“纳西美补迪”,即“祭天是纳西人最大的事”;“纳西美补若”,即“纳西人是祭天的子民”。祭天传统的初始,在纳西族创世史诗《崇般图》(《创世纪》)中有神话式的述源:崇仁利恩和衬红褒白从天上迁居到人间后,久不生育,问计于父母(天神),知须祭天,祭后生三子。三子不会说话,再求计于天父,知祭天需有立神石、神木、点香、牲祭等仪式。再祭,三子各说出三种语言。从此祭天成为祖规。由此可见,祭天活动在纳西社会源远流长。元代李京《云南志略》中即有记载:么些人[1] “正月十五登山祭天,极严洁,男女动百数,各执其手,团旋歌舞以为乐。”[2] 由此,可窥元代纳西族民间的祭天活动之一斑。
纳西族祭天一般最正月初一至十五这段时间内择日举行,为期或四五天,或七八天不等,属大祭;有的还进行秋祭,即小祭。有专门的祭天场,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祭天群[3] 。祭天仪式由祭司东巴主持,每一程式都要由东巴诵唱相应的祭天经诗,合起来多达近万行,构成了洋洋大观的祭天长歌。
云南省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编辑的纳西族东巴经诗《祭天古歌》[4] 均系祭天祝辞,按祭仪的程式,从头至尾的全部祭辞共8,000行,全面系统地反映了祭天文化的原貌。总体上而言,这部《祭天古歌》是纳西古代祭天活动程式化的结果,是祭司东巴在主持祭天活动的过程中,为配合具体而繁缛的仪式、仪节而编写创作的祭天经诗,作品产生的具体年代已遥不可溯,但从口诵经发展到经文记载,其定型当为东巴文学发展的后期,[5] 即元代前后。
一、《祭天古歌》的基本内容
《祭天古歌》由以下各部经卷组成:
《蒙增·崇般绍》(《生献牺牲篇·人类繁衍篇》):此系祭天开坛经卷,意为生献牺牲[6]。当把一只“四蹄白净黑猪”破血后先完整地进行生献时,由东巴诵念之。《崇般绍》意为传颂人类繁衍史章。两卷内容有别,但大都书写为一卷,约1400行。开头描写如何用圣洁的祭水向四方洒奠,然后颂天(神)、地(神),讲述祭祀规程、叙说年月日来历,吉星出现时人类种蛋变气,气变露珠,露滴柏木出天舅,露滴栗木出天帝之神,第三滴露入海而出现人类,接着叙述从忍利恩上天娶天女,迁徙回人间创业,为求子嗣祭天,其子孙后代恩享诺--诺本普--本朴俄--俄高勒--高乐趣,与定居丽江的苏和尤,迁居金沙江边的禾与梅,世代不忘祭天。最后表达祭天的虔诚之情和美好愿望。
《共许》(《放生篇》):“共许”意为放生,系祭天仪式中的一个仪节,以牛(后改用大公鸡)祭,祭词500句,主要叙述开创之初不知祭天,后来懂得以洁净的牺牲向天地之神放生祭祀,用杜鹃木、蒿枝驱赶秽魂,把降下的灾祸抵挡回去,并查找自己的过失----从忍利恩到高勒趣生四子,代代如此,使福泽连绵千年。
《考赤绍》(《迎取长生不老药》):篇名意为迎请神药,全篇300句,叙述从忍利恩夫妇忘了把长生药从天上带到人间,因此马小如兔,犬小如鼠。从忍利恩带着猎犬、射手、智者,去到苏美堪盘大山,猎获奇兽爽里爽坎美根,割取三颗胆囊(神药),两颗大如牛头马头,留在天地间,天地变得晶莹开阔。第三颗驮回来,用酒药“奇赤”泡制,解除百病,人得长寿,鹤得长寿,栗柏长寿,次后就用栗、柏二木祭天,迎来福泽。
《吉本布》(《祭雷神电神篇》):仪式在祭天坛右侧另插祭木祭石进行,祭词400余句,叙述开创之初不懂得祭祀,后来祭了雷电之神,没明朗,地殷实,人富足。接着赞美雷电神灵的为宜威仪,驱秽魂,顶灾祸,抛过失,祝愿子民繁荣昌盛。
《哈时》(《熟献牺牲篇》):这个仪式与“蒙增”同样重要,祭词长达1600句,叙述用神木、神石安置阳神、阴神,洁食熟祭,驱秽,赞美天地,历数天神地神的恩惠,表达祭祀的虔诚和祈望福佑的愿望,再祭告许神(天舅),又列举天上、古代、拉市地方、热地方和牧场上的富者,祈愿将他们的福份迎请进来,最后在“嗬寿你嗬”(大吉大利)的呼喊声中欢送神祇。
《素库》(《招迎家神篇》):祭天坛活动结束后,将举行“考赤绍”时挂祭猪胆、肾、脾的柏、栗树枝带回家中,另设祭坛进行。祭词600句,开头叙述洒祭水,吹树叶、指哨,并借喜鹊、骡子、犍牛的鸣叫声招迎家神,接着讲述若诺神山的建造,人类的由来;天神喊寿岁,喊到“谁要一亿年”时,人未醒,被江石得去,其后江流得万岁,树木得千岁,虎得六十岁,从忍利恩得百二十岁。迎得长寿家神,搭设金银桥、宝石床,铺虎皮,备办佳肴美酒,驱逐秽魂,再也不让家神离去。
《鲍麻鲍》(《点抹圣油篇》):点抹圣油是迎家神仪式中的重要仪节。鲍麻象征福泽。祭词百余句,叙述从忍利恩忘了把圣油从天上带到人间,儿子不会说话,便去神山向天女求取用天牛之奶做成的鲍麻,并加以赞美:米利东主抹它生九子,高勒趣用它生四子;点眼眼亮,点耳耳聪,点手手灵,点脚脚快,点门鬼不进,点床做好梦,点灶四时丰足,点柱百岁安康,点锁锁住万两金,点斗量进千担米。
《素章兹》(《为家神招迎富裕亡魂篇》):祭词仅90句,描写天上的美汝贝增身子挨天,衣摆扫地;拉市地方的阿泽乌赤,有一天要百架牛耕的田地;贡堆地方的拉玛久泽用布为牛搭桥,用毡子为鸡垫窝,收获千担谷;富恩羽普督的金戒指有七百枚,进而表达要把他们的富魂招引入门。
《贡生卑初聘》(《为无后者替祭篇》):篇名直译为“驱送天鬼”,替因无后不能祭天的人户举行祭祀仪式。经文系祭天经,但不在祭天场诵念,而在占卜后有“天鬼”的村寨附近的山坡边举行驱鬼仪式时诵念。内容大体上与上述雷同。
二、《祭天古歌》的思想意义和认识价值
综上所述,《祭天古歌》的基本思想均指归为一,即颂扬天地自然之神,回溯祖先的谱系,礼赞先祖创世的功业,抒发虔敬崇仰祖先之情,表达躬行仿效祖规之心;矢志驱秽逐害,希翼民族昌盛,寄托万祥吉利、长寿久安的生活理想。与此同时,《祭天古歌》再现了纳西先民的历史生活,具有积极的思想意义,有助于探究纳西族的心理素质和性格特征。虽然《祭天古歌》系属祀天地之神的颂辞和祭词,但却也充溢着人文的思想,表现的是上古人类不甘服膺命运,与灾难和祸患相抗争的斗争精神。如各经卷都有“把灾星抵挡回去”的描写:
如果天上的美汝柯西柯洛,
把灾难与祸患降下人间,
我们要全力把它抵挡上去。
不论它是让人害黄眼病的瘟疫,
不论它是让人肠梗腹痛的瘟疫,
不论它是让人呕吐黄胆的病魔,
不论它是让人心惊肉跳的病魔。
不论它是在牛群背后放出的凶豹,
不论它是猪瘟,
不论它是鸡瘟,
不论它是凶猛的洪水,
不论它是让白谷腐烂的灾祸,
不论它是使红麦生黄锈的灾祸,
不论它是使五谷不结籽的祸患,
不论它是使苗棵枯萎的祸患,
我们都要把它抵挡上去![7]
又如《抗贡抗》中描写族人制弓造箭,“一次弹射十支利箭”,“把敌人气焰压下去”的抵御外侵的场景也十分激昂:
大弓箭朝着东方瞄准,
东方的敌人休想来侵犯我们;
大弓箭朝着西方瞄准,
西方的敌人休想来侵犯我们;
……
一切敢于来犯的敌人,
让我们用利箭一一射倒![8]
经诗以无畏的气概、英勇的斗志,表达了纳西先民与自然灾害和社会祸患进行不屈斗争的决心,展示了纳西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和团结一致、勇往直前的坚韧意志,无愧为一首誓死扞卫疆土,维护民族尊严,以正义遏制邪恶的英雄战歌。这也正是《祭天古歌》积极的思想意义所在。
《祭天古歌》充分地反映了纳西族的远古宗教祭仪及相关古俗,积淀着丰富的文化内涵,由此我们可以从宗教、民俗、社会、哲学、文学等多种角度来考察纳西远古文化,探幽发微,从而窥见纳西先民关于宇宙起源、天地结构、人类蕃衍、民族形成的种种认识和构想。如作品通过祭天这一特定的宗教祭祀活动的铺陈,以黄栗树代表天神地祗,柏树代表天舅许神,石头代表阳神和阴神,鲜明而生动地反映了纳西远古信仰体系集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和木石崇拜为一体的整体民族特征。故作品展示了远古时代纳西先民社会的生活史画和精神世界,概括了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经验,表现了上古人类的生活理想,不但具有历史价值和认识价值,也具有文学价值和审美欣赏价值。
三、《祭天古歌》的文化价值
祭祀天地,在我国各民族的族群生活中都是率先而发的上古文化事象,而且在各民族的文化传统中积淀的远古人文信息最为厚重。如汉文献的甲骨文中就记载了向天祈雨的原始祭祀活动;殷商的卜辞、《诗经》、《论语》、《周礼》等典籍中也有祭祀天地的记载。西周以后,随着“天命观”的动摇和人文思想的萌长,汉民族的祭天礼仪逐渐走向衰微。但是,在由东巴象形文字保存下来的纳西古文化中却一直沿传着完整、系统的祭天礼仪,更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四川的巴塘、西藏的盐井等地的纳西族仍在进行祭天活动,而且保持了远古祭天文化的原貌。[9] 从丽江县鲁甸乡东巴老经师和云章以象形文书写的《纳西民俗中的祭天仪式细则》[10] ,也可发见祭天仪式程序的繁缛复杂及纳西族祭天文化的古朴风貌。因此,《祭天古歌》对研究整个中华民族远古文化无疑有着重要的参照价值。
《祭天古歌》所反映的文化信息无疑是十分古远的,有的学者将之与商周汉族的祭天文化进行比较研究,认为源于古氐羌族群中的纳西族,其祭天礼仪在仪式内涵上、在外显和内隐的行为模式上、在功能和生态的文化因素上,以及在人们的深层心理结构中,与夏、商、周等华夏诸族的祭天文化有着诸多相同的内核,同样继承的是古羌文化的根脉。[11] 从《祭天古歌》所反映的仪式内容,包括祭祀的时间、方法、仪轨、祭坛设置、祭品准备、牺牲的处理等等,与《诗经》等汉文文献所记载的周民祭天是相吻合的:周人祭天要“兼及三望”(日月星),而在郊外设坛,纳西族祭天亦同样是在郊外山坡顶上设坛;周人祭品用太牢三牲、祭米、祭油,且用“实柴”来“燔烧”所供牺牲,也大体与《祭天古歌》所写相符;《诗经·召南》写村姑为贵族采白蒿用以祭祀,以为蒿可避邪,《祭天古歌》中多处写到白蒿驱邪,二者的观念是一致的;《论语·八佾》载古代立木行祭:“社,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而纳西族祭天也用的是柏木和栗木;《周礼·春宫宗伯第三》载云:“大宗伯之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礼,以佐王建邦保国。”其“天神、人鬼、地示”的排列,与纳西祭天中的“天神、许神、地神”的排列相类似;又如《礼记·丧服小记》说:“王者礻帝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纳西祭天同样要祭祀祖先,如祭祖篇《素库》中就有以从忍利恩为代表的祖先神及其谱系的反复出现;《周礼》还写到“以堙祀 天上帝”,将牺牲、玉帛烧于柴上,以烟祀天,纳西祭天也焚柏枝和杜鹃木,并投入各种牲肉,称之为:“烧天香”,等等。从上所述,依凭《祭天古歌》及其相关仪式活动,我们可以探究到纳西古代文化与华夏古文化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这也正是《祭天古歌》的文化价值所在。
四、《祭天古歌》的传演形式及艺术特色
《祭天古歌》以祭天仪式为传播(东巴)----接受(祭天群)的时空背景,祭司东巴根据不同的仪节,诵读不同的祭词,形式有诵、有吟、有唱、有和,还伴之舞,杂以射箭等模拟动作;而参与祭祀的族群则以相应的形式加以配合。如唱诵《哈时》,祭司又唱又舞,祭众则欢呼“大吉大利”;在诵念《抗贡抗》时,祭司与祭众一问一答,叙述弓箭的来历,战争的经过,接着模拟射箭杀敌的场景。当祭司念到:“东方的敌人别想蠢蠢欲动,我们的利箭要把你的脑门射穿”时,众人“唔”地大吼一声,高诵:“我们把敌人射倒了……。”这样的传演表现形式,使凝固于经诗中的情节和场景均变成了一幕幕生动而形象的“戏剧”,故有的学者冠之以“诗剧”也不为过也[12] 。
由于《祭天古歌》的传播方式与祭祀仪式交相融合,客观上也要求祭司东巴在语言表现形式上要加以提炼和推敲,既要以动听、形象的语言取悦于诸神,使之“欣歆其祀”,也要满足祭众的宗教--审美体验的视听愉悦之心理。这样,在从娱神到娱人的双向要求之下,东巴们在《祭天古歌》中充分运用了东巴文学的传统艺术手法,使作品生发出一种特殊的艺术魅力。
其一,浓郁的抒情性。作品以“我们”为叙述角度,将“我们”的内心倾诉贯穿始终,纵使中间插叙了一些故事性的情节,包括从忍利恩的天婚神话,也是以抒情语言来进行叙述的。可以说《祭天古歌》是“我们”----纳西族饱含民族感情和个人人生感情的一首圣曲。首先,作品以人的主体角度,对赐予自己吉祥和幸福的大自然神灵(天地)反复表述着感激、崇仰、向往、敬祀的真情和虔诚,并抒发了希翼神祇永远福佑族人、眷顾无极、庇荫后代的殷切之情。而当大自然阴晴无常,天地疾威,笃降灾害时,则又生发出敬畏、悲叹、愤怒、诅咒、反抗的种种情绪。总之,人们变化多端的感情与心理----喜怒哀怨诸情都抒写得淋漓尽致。其次,作品也抒发了纳西人对祖先慎终追远的血缘情感和敬崇之意。纳西祭天与祭祖是合而为一的,《祭天古歌》中有许多篇章叙述的是纳西先祖的历史,有着以祖先的威荣来强化族人的团结并凝固族群的集体意识的功用,故而在作品中充溢着对历代祖先功业的颂扬,其敬慕追念的情感心理也烘托得格外炽热和浓烈。故而《祭天古歌》在总体风格上呈现出浓郁的抒情性。
其二,生动的形象摹绘。《祭天古歌》虽以抒情为主,同时也很注重形象的刻画。在此仅举雷神的形象描绘为例,作品以拟人的手法,将想象中的雷神栩栩如生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其雷霆万钧的个性特点也十分突出:
左手边威严的雷神,
是叫科督班兹的神祇,
是乘骑着白尾巨龙的神祇,
它从美古托地方走下来,
来到人类居住的大地上。
它出现在高山之巅,
能把树上的青枝纷纷劈下;
它出现在深谷里,
能把地上的土层连连翻掀;
这样大的威力只有雷神具备,
这样大的奇迹只有雷神能造就,
也只有雷神的神威,
能摧毁九十座敌人的村落,
能扫荡七十座仇者的营寨![13]
其三,赋比兴多相交融,想象优美。比兴手法,通篇可见,俯拾皆是。最为凸出的是赋的运用,无论铺陈情事,描景状物,都竭尽其铺叙渲染之笔触,兼以夸张排比,烘托气氛,极富文采。如对天空的描绘即是在赋式的铺陈中,融入夸张而优美的想象:
从高处首先出现斯布班羽的天,
这天是能遮盖整个大地的天,
这天是像一顶斗笠高悬在上界的天,
这天是空阔而透亮的天,
这天是有着阳面和阴面的天,
这天是铺着九层云锦的天,
这天是闪耀着大颗星星的天,
这天是早起太阳照暖大地的天,
这天是晚间月亮照亮大地的天,
这天遮劳阿普的天,
这天是身材十分魁梧的天,
这天是两肩宽阔匀称的天,
这天衣冠整齐的天。[14]
而在描绘大地时,也有类似的精美的画面:“这地是能让牛羊成群爬行的地,这地是有着金仓和银库的地,这地是肩头披戴墨玉的地,这地是额上垂挂绿松石的地,这地是金银玉石作卧榻的地,这地是乳房丰满而充实的地,这地是善于哺乳生育的地……”。作品把天想象成魁梧挺拔的男神,把地想象成是曲线丰腴的女神,卓具艺术美感。而其中铺陈的排比句直贯而下,构成诗篇雄浑的气势,并在音韵上出现回环往复的格调,呈现出一种韵律连绵的音响效果。
注释:
[1] 汉文古籍中对纳西族的称谓在蜀汉至晋时为“摩沙”,唐时作“磨些”,后又作“么西”、“么些”、“摩些”等。
[2] 元·李京:《云南志略》中【诸夷风俗】条。
[3] 即指参与祭祀的特定群体范围,一般按血缘、亲缘或地缘关系进行划分。
[4] 戈阿干、陈烈、和开祥(东巴)编:《祭天古歌》,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83年版。
[5] 参见《纳西族文学史》编写组编:《纳西族文学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190页。本节编写主要参照该书第六章。
[6] 纳西族祭祀牺牲大体上分为生祭和熟祭两大类。
[7] 《纳西族文学史》编写组编:《纳西族文学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195页。
[8] 《纳西族文学史》编写组编:《纳西族文学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196页。
[9]详见陈烈:《纳西族祭天与商周祭天之比较》,郭大烈、杨世光主编:《东巴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9页。
[10] 该经卷由戈阿干翻译,现存云南省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
[11] 详见陈烈:《纳西族祭天与商周祭天之比较》,《东巴文化论》,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6页。
[12] 参见《纳西族文学史》编写组编:《纳西族文学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199页。
[13] 《纳西族文学史》编写组编:《纳西族文学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197页。
[14] 《纳西族文学史》编写组编:《纳西族文学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第199页。
(本文为《中华文学通史》(元明卷)第二十章第二节,北京:华艺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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