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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斯颖]壮族民间长诗的阶段发展与特征探析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20-07-23  作者:李斯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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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壮族民间长诗的发展可分为五大阶段,不同阶段均有自己的特色。通过选取壮族历史上的若干民间长诗为例,分析其产生、发展的历史,可再现其与壮族族群历史内容的紧密联系。

  关键词:壮族 民间长诗 发展 特征

 

  壮族民间长诗是壮族文学领域的重要构成部分,它特指以诗行为单位、遵循一定的押韵规则、篇幅较长的民间文学作品。它包括民间流传的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叙事长诗和抒情长诗、哲理长诗和历史长诗、经诗等。无论鸿篇巨制的史诗、动情感人的叙事诗,还是诉说喜怒哀乐的抒情长诗、阐明人生道理的哲理诗,以及叙写历史的历史长诗、宗教经诗,都展示了壮族人民的艺术追求和精神世界,积淀了历史传统文化的精华,塑造了该族群特有的艺术特色。

  一、壮族民间韵体长诗的形成

  每一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文化特质和别具一格的艺术产物。壮族的民间长诗内容丰富,产出量大,是其文学的代表文类。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所述,“据初步统计,壮族的经诗、叙事诗、说唱体长诗包括异文在内,也有1000部以上”[②],它们集中展示了不同时期的民间文学成就、时代的艺术审美特点,诉说了民族的心声,对于壮民族来说意义重大。如此大规模的长诗产出量,与壮族悠远的歌唱传统、深厚的歌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壮族先民自古爱歌,民歌的重要作用无可替代。人们劳作时以歌解乏,作歌相应,生活中以歌代言,表情达意,歌声是生活的旋律,是人生的调味品。如《广东新语》卷十二“粤歌”中记述,壮人以之为婚配之媒,“俍人(壮人古称之一)之俗。幼即习歌,男女倚歌择配。女及笄,纵之山野,少年从者数十,以次而歌。视女歌意所答,而一个留,彼此相遗。……约为夫妇,及倩媒以苏木染槟榔定之。”《岭表纪蛮》亦曰:“壮乡无论男女,皆以唱歌为其人生观一之切要问题。人面不能唱歌,在社会上即孤寂寡欢,即缺乏恋爱求偶之可能性,即不能号为通今博古,而为一蠢然如猪之顽民”。在壮族传统的生活环境下,“善唱歌者,能博得全社会一般民众的尊誉”[③],各地都有当地的歌王、歌师等等,以示为榜样和风尚。其中,歌仙是歌者理想的最高境界,最著名的要属歌仙刘三姐,民间说“如今广西歌成海,都是三姐亲口传”,其影响力可见一斑。

  壮族各地多歌墟,歌墟是民歌成长、发展的一个重要平台。歌圩上歌手辈出,孕育了无数优美经典的民歌。民众在此结伴交友,增长知识,陶冶情操,净化心灵,它是壮族人最重要的公共社交场所之一。歌墟同时也多为圩市,古时人们趁着这个时节,置办生产和日常用品,互通有无。历史上各地壮人小歌墟不断,各种节日也和歌墟有着密切的关联,最重要的传统歌墟包括了三月三歌墟、八月十五歌墟、春节期间的歌墟等等。

  在壮族歌唱传统的滋养下,在约定俗成的歌墟语境之中,民间长诗就犹如一棵棵大树,根深叶茂,姿态婀娜,聚成文学森林中独特别致的一片“丛林”。但这一片“从林”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它们在民间短歌的基础上,吸收了特定的“养分”和“补给”,经过了或长或短的创编过程,被一代又一代的继承者所打磨、提炼,才具备了今日的形态。这个过程复杂而充满各种偶然性,其中诸多因素相互作用,才促成了今日的民间长诗大观。如刘亚虎先生曾经说过,“一部史诗……从萌生到形成以至发展到书面形式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经历了形成主要情节、形成史诗形式、口头流传、以文字记录下来等几个阶段,它们之间往往相隔数百年……”[④],才展示出今日的史诗形态。史诗如此,民间长诗也是如此。

  民歌是长歌发展的基础。壮族各地民歌形式多样,叫法不一,如流传于北部方言区有“欢”,在南部方言区有“西”,东兰、凤山一带有“比”,扶绥流传有“加”,东兴、贵台、南洲等地有“喃”等等。其中又以五言四句、七言二句和七言四句为基本形式,以腰脚韵和尾韵为基本押韵方式[⑤]。扎根于相对固定的民歌单元结构,长诗的创作和演绎蔚为大观。壮族人民费尽心血,运用长诗保存了他们的历史和文化、智慧和情感,善歌的民族传统在民间长诗“丛林”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如布洛陀经诗,其以押腰脚韵的五言排句为主要形式,亦有一些篇章使用了勒脚韵,流传于东兰、巴马等县[⑥]。又如叙事长诗,根据地域和语境的不同,有五言腰脚韵、七言腰脚韵等。同时,长诗还有排篇布局、特殊艺术手法的运用等,在此暂不论述。

  三、壮族民间长诗发展的五大阶段及其特征

  壮族民间长诗的发展有其特定的规律和发展途径,然而要探索其发展历史,辨认出其大致的脉络,仍然面临着一些难题。

  要辨别长诗产生的年代就是其中一个棘手的问题。尽管有一些民间抄本记录了其产生的年代,壮族民间长诗仍主要以口耳相传的形式在民间流行。同时,在其流传的过程中,民间长诗以各种偶然和必然的形式被加工和修改,因而与之刚形成阶段的形态已形成较大的差异。因此,口传的特性易导致长诗的年代模糊不清,加之民间长诗的变异性,我们很难确定民间长诗产生的具体年代。同时,不同时代的历史信息层层叠加,也给我们辨别长诗产生的年代造成了困难。但根据前面分析的长诗与族群历史的关系,我们依然可以摸索到与族群历史发展相对应的长诗发展线索。

  要探索民间长诗的发展规律和轨迹,在此主要考察长诗中的以下几个特点,其一是长诗所主要反映的时代内容,其二是长诗的艺术风格与特点,其三是长诗所体现的族群文化的内涵。我们在前一小节已经分析过壮族民间长诗所反映的族群历史内容,在此基础上我们将探索民间长诗的艺术风格与特点,挖掘其族群文化的深层内涵。

  壮族民间长诗的艺术风格与特点,并非一两句话即可总结概括。但纵观壮族民间长诗的发展历程,总存在一定的起承转合、承上启下。在大致的某个阶段内,民间文学作品的风格存在一定的趋向性,有其总体的走势。

  壮族民间长诗的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壮族早期社会歌谣出现之时,民间长诗的雏形就开始进入酝酿期。直至商周以前,壮族早期社会处于一个相对封闭、自我独立的运行状态。按照郑超雄先生的看法,在公元前4000-5000年前,壮族社会的古国形态已经出现。他认为,此时是壮族社会“从野蛮期进入国家文明的历史过渡时期”,最早的古国是苍梧古国,与中原华夏集团的尧、舜、禹等古国同时并存,并且有了文化交往乃至战争。如《史记·五帝本纪》袭《尚书》说法云,“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

  在这一阶段,壮族早期创世史诗逐渐形成,标识了该族群特有的文化烙印,体现了集体的精神诉求和发展企盼,具有特殊的意义。壮族早期创世史诗多表现族群在自然环境下奋斗的历史,讲述他们怎样从自然中脱离出来、利用自然、征服自然的过程。如关于壮族人文始祖姆六甲与布洛陀的史诗、史诗《布伯》、史诗《岑逊王》等等,都表现了壮族先民怎样在自然界的大环境下借助和改造自然力量、改善生存条件、促进社会前进的各种尝试和付出,其中,发展稻作农业生产是一个主要的内容。这一阶段的史诗表达的是集体的意志和族群的力量,风格恢宏大气,色彩奇幻诡谲,语言质朴,表达炽烈,带有早期人类的思维特点和情感因素。史诗的主角多为地位至高、通晓世间万事万物的神祇,其叙事多以跳跃性的、展现集体活动大事件的内容为主,展示的是群体的智慧和意愿,突出的是具有“大写”人格特点的某位特殊神灵。早期史诗的主要功能,也在于通过演唱以“娱神”,求得神灵的护佑与指点,利于生产与生活之需。

  第二阶段,从岭南进入百越时代直至唐以前。 商朝已出现“蛮越”或“南越”的说法,春秋战国时期,活跃在西江一带的西瓯和活跃在两广南部、越南北部的骆越部族,是壮族的祖先。到了汉代,《汉书·地理志》注引臣瓒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岭南“百越”的说法已形成。从西周晚期到秦汉,壮族社会中萌发了私有制并逐步发展、确立。按梁庭望先生的观点,壮族奴隶制是东方奴隶制的特殊类型,在奴隶制社会中“出现了都老、僚王、峒主、峒官、君长、王、主、侯、将、酋长、酋帅、渠帅、首领和倒老等一系列陌生的名称,它们都是奴隶主的不同称呼。君、王、侯、将、帅是高层的奴隶主,都老、倒老、首领次之,峒官则是最低等级的奴隶主。”[⑦]到了唐代,中央王朝在岭南地区推行羁縻制,镇压奴隶主的攻伐劫掠,奴隶制日渐瓦解。

  这一阶段,壮族社会中也出现了几个小的奴隶制国家,如西瓯、骆裸、句町等。这些国家之间相互攻伐,《史记》有载,“瓯骆相攻,南越动摇”。《汉书》中也有“粤人之俗,好相攻击”的记录。这种据地自守、相互攻伐的历史,为壮族早期的英雄史诗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形成了《莫一大王》等英雄史诗。

  此时,人们仍保留了产生神话和创世史诗的特定思维机制,早期文化与信仰所展现的集体热忱与丰富想象力促进了带有早期幻想色彩叙事长诗的产生。这一类叙事长诗的主角虽然逐步从神向人转变,但其情节和内容多保留了早期人类的思维模式,赋予了事物以变形的状态或神奇的魔力,如《大明山》、《石良与米痒》、《达甲之歌》、《欢特掘》、《娅汪》、《六丘和达七》、《迷苏和勒索》、《鸳鸯岩》等。叙事诗中的幻化和变异多是关于人和自然的主题,展示了人们丰富的想象力,以及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思考。这一类叙事诗与幻想型的民间故事在变形因素、情节发展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带有神话色彩。语言技巧日渐成熟,修辞精妙灵活,但依然残留了长诗发展早期阶段的质朴和集体主义的热情。

  第三阶段,从唐代到清初。唐代中央王朝在岭南大力推行羁縻制度,禁止掠奴蓄奴,封建制度日益盛行。到了宋代,中央王朝则实行土司制,按照壮族各地首领辖地范围的不同,授予官职。这一阶段,封建经济关系日益发展,从领主经济迈入地主经济发展阶段。这一阶段,壮族文化吸收了更多的中原文化传统,人们的目光日渐投向现实生活,关注于人类个体的命运和生活体验,更多地展示了人文关怀和理性主义的色彩。歌圩的发展和普遍盛行使壮族的民歌传统得到了大力弘扬,为民间长诗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分。

  壮族优秀的口头文化传统孕育和丰富了民间长诗的发展,这一阶段的长诗,其现实主义色彩更加浓厚,内容涉及百姓生活的各个领域,不但丰富的情感生活、离奇的个人经历、重要的历史事件都是长诗的聚焦点,民间生产知识、工艺技巧等也都被纳入长诗框架之中。长诗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面更加宽广,包含的信息容量更为巨大,表达手法愈加繁复多样,日臻完美。桂西右江、红水河一带流传的“嘹歌”,是这一阶段民间长诗的重要代表。它的主要作品包括《贼歌》、《日歌》、《大路歌》、《三月歌》、《建房歌》、《献歌》等等,长诗以男女主角的视角观察社会和生活、叙述集体和个人的命运、表达内心的丰富情感。《贼歌》以明代的若干历史事件为依托,通过一对被迫分离的恋人之口,叙述描绘了战争的罪恶。《建房歌》描写了男主人公帮助恋人建筑新房的过程,介绍了壮族人民建造房屋的传统高超工艺。《大路歌》、《三月歌》、《献歌》等篇章,从多角度多层次展示了壮族人民的日间生活、风俗习惯、传统智慧、道德伦常、地理风物等,长诗的容纳量大,蕴藏信息丰厚。嘹歌所使用的特殊对唱手法、纯“五言四句欢”的格式,亦是壮族民歌经过历史洗练而形成的代表性样式。民间长诗还有《幽骚》、《八姑》等。

  唐宋以后,中原与岭南的联系愈加密切,文化交流更加频繁。受汉族文化及其文学成就的影响,在壮族民间文学中以改编汉族题材作品为长诗的案例十分丰富,并因此造就了壮族民间长诗中独特的“创编”之流。这些作品包括《唱舜儿》、《梁山伯与祝英台》、《李旦和凤娇》、《文龙与肖尼》、《董永》、《孟姜女》、《甘罗歌》、《蔡伯喈》、《朱买臣》、《木兰丛军》等。这些长诗情节曲折,内容生动,人物角色林林总总,深受壮族人民的喜爱。这些经过改编的长诗并非简单地照搬、照抄,而是进行了符合壮语、壮族思维方式、壮乡风俗习惯等多方面的合理性改造,成为壮族本土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并对壮族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嘹歌当中,也有一部分的“客歌”,即非本土的、汉族题材的长歌,包括《梁山伯与祝英台》、《岳飞传》、《薛仁贵征东》、《薛刚反唐》、《薛丁山征西》等。这些长诗的大量涌现,改变了壮族民间长诗的格局,使壮族长诗与汉族文学紧密结合,传播了汉族文化,是壮族民间文学史上突出的作品群。这一改编之潮也佐证了壮族历史上与汉文化的一次交融,并造成了壮族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断层。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壮族文学以浪漫主义为基调的传统,注入了浓厚的理性主义(现实主义)色彩,并影响了今后的民间文学发展趋势。

  观察这一阶段的民间长诗,以嘹歌为代表的长诗日益完善了独具特色的腰脚韵形式,五言四句的单位结构在歌谣的基础上进一步稳固,语言洗练,寓意深刻。

  第四阶段,从清朝中叶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至新中国成立。这一阶段的民间长诗有两个大致的发展方向:其一是沿着壮族文学的叙事传统,并受汉族文化关照现实的人文精神的深刻影响,民众的目光聚焦于社会的巨变和中国遭遇的历史不幸,并形成评述历史的长诗,如《龙胜壮族历史传说歌》、《从光绪到民国》、《唱中国历史》、《自明朝至民国史歌》、《中法战争史诗》、《长毛破城歌》、《粤军作乱歌》、《天王洪秀全》等。这些长诗以全知的视角评述历史,高屋建瓴,气势宏大。其多采用五言或七言的长篇形式,情感深沉,遣词精炼,议论精辟,体现了壮族人民高度的家国责任感和主人翁精神。其次是在民歌抒情表意的基础上,在个体的声音日益受到集体与社会的尊重和回应的时候,直抒胸臆、表达个人情怀和心绪的抒情长诗被大量创作并为人传唱,如《达备之歌》、《女米忧之歌》、《“达稳”诀别歌》、《暖妈之歌》、《特华之歌》等。这类长诗形式自由灵活,既有遵循文学传统的代表力作,也有突破陈规的创新之作。此时期的长诗展示出新的活力,承前启后,在语言风格、艺术技巧、糅合文化传统等方面展示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壮族民间宗教的典籍也包括了大量的长诗作品,主要存在于壮族本土的麽教典籍、外来的道教和佛教典籍、本土化了的师公教典籍之中。典籍的出现,受文字和宗教传播的制约,形成与流传都相对缓慢。到了清朝中叶以后,宗教的发展日臻成熟,宗教典籍通过宗教人员的抄唱而流传于壮族地区。

  这一阶段的民间长诗形式更加灵活,五言、七言、九言等多种句式的自由运用,使得壮族民众可以更充分地表达情感、叙述情节,促进了长诗艺术的升华。传统的腰脚韵、腰韵、脚韵等韵律形式在长诗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与此同时,长诗也突破传统,获得了发展的新动力。个人运用传统艺术手法创作的新长诗,如描述个人身世和遭遇的抒情长诗等,为人们竞相传诵,改变了民间长诗原本的匿名性的特点。

  第五阶段,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新中国成立后,壮族人民运用传统的长诗形式,创作了大量反映新生活、体现天翻地覆新变化的作品。由于和外界的交流的增加,长诗创作的手法和技巧又有增添,使壮族长诗大放异彩。

  四、壮族民间长诗与族群历史紧密结合

  壮族族群内部缺乏统一的文字来记录其历史,汉文典籍中的记载也寥寥。民间长诗以其独特的群体视角和民众心态,撷取了最生动、最丰富的历史记忆,使其具有了独特的民族史料价值,在内容上映射了壮族不可复制的发展史,是不同时期壮人的“心声”。正如班固《汉书·艺文志》载,“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壮族民间长诗集民众之智慧,表达了不同时代的群体理想和精神追求,反映了彼时彼地的生活和现实,延续了民族的集体理念,故而长盛不衰。

  壮族史诗是民间长诗中历时最为久远的。它的内容时常与神话相交错,其雏形在壮族族群的“童年时代”就已经产生。它是集体智慧和信仰的庞大叙事,凸显的是民族特定的精神气质和凝重、庄严的族群品格。浸淫了壮族“麽”信仰观念的布洛陀经诗手抄本,其主体部分是早期的史诗内容。布洛陀经诗里叙述了布洛陀创造世界、创造人类和万物、安排社会秩序的神圣事迹,暗喻了壮族先民从蛮荒走向文明,经历母系、父系以及奴隶制初期的史实,是当时历史的的象征与缩影。[⑧]其中,我们看到了壮族先民逐步学会利用水、火、动植物等自然资源的艰辛,洞悉了他们开创文字历书、管理城邦、走向文明的努力,感受到了他们积极向上、奋勇开拓未来的民族之魂。英雄史诗《布伯》、《莫一大王》则刻画了栩栩如生的父系氏族首领形象,布伯和莫一大王以民族兴衰存亡为己任,代表了整个族群的价值取向和生存意志。其中布伯与雷王作战、莫一大王与中央朝廷对抗等情节,都隐喻了民族早期历史的特殊事件,保留了鲜活的民族记忆。

  壮族的叙事长诗在史诗衰落后期逐渐形成,直至近现代、建国后还不断有新的叙事长诗产生,它们的存在历时长,跨度大,篇章众多,内容各异,艺术表现手法丰富。最早产生的叙事诗,仍延续了神话、史诗中早期人类思维的特点,残留着较为浓厚的神秘色彩,带有一定的幻想成分,与史诗、动植物故事等展示出一脉相承的文化气息。如《大明山》[⑨]里叙述,17岁的大明姑娘父母双亡,孤苦伶仃,她克服种种困难学成技艺,千辛万苦杀虎擒龙,给夜间辛苦耕作的家乡人们带来光明。任务完成后,大明姑娘筋疲力尽,累倒在地化作大明山。擒来的大龙趁机逃跑,逃跑的路变成澄江,穿地而过形成了“大龙洞”。大明山、大龙洞至今仍是壮乡奇景,山清水秀,美不胜收。叙事诗里保留了神话常见的“垂死化生”母题,但主人公已不具备神性特征,身份是一位受人同情的孤女。民众的目光从神界降到人间,愈发关注人民大众自身。又如《石良与米痒》[⑩]中,石良的母亲刚把他生下来就去世了,父亲一个人把他拉扯大。石良从父亲那里学了一身本领,是个打猎好手,他百步穿杨,艺高胆大,一表人才。他和聪明美丽的玉妹在三月三歌墟上对歌三天三夜倾诉情怀,结成美好的姻缘。没想到西山飞来的九头龙,把要为民除害的父亲杀害了,把玉妹吃掉了。石良心中怒不可遏,没等到钢刀杀够九只恶虎,就返回家乡与恶龙决斗。钢刀斩断了八个龙头,却不能斩断第九个龙头,恶龙一步步逼近,石良毅然牺牲自己,拿短剑刺向恶龙的心脏,与恶龙同归于尽。龙血滴落在地,长出了“米痒”,人的皮肤一碰上这种植物,就会奇痒不已。石良的血滴落地上,长出了藤蔓草,它能消除“米痒”造成的疼痒症状,是一方良药。关于某种植物来源和特性的解释是早期动植物神话的内容之一,其中亦多映射早期人类社会存在的复杂斗争和关系。在早期的壮族叙事长诗里保留了这种神话思维模式和内容,体现了文学体裁之间的衔接和密切关联。

  往后,随着生产领域的拓展,人们从简单的群体的劳动和生活方式逐渐步入越来越丰富多彩的劳动和生活方式;反映在意识上,就是个体意识越来越从群体类意识中上升起来。原始叙事发展到越来越接近文明时代的时候,人物已经开始从类的象征向个体存在转变。它的显著标志是:从对自然规律的顺应和驾驭移向对人生境界的挣脱和超越;从对环境的改造移向对社会的变革,人物逐渐自觉地按自己的选择和意志行动,主动追求自己认为有意义、有价值的生活方式,既超越了原欲需要的压迫,也超越了归宿需求例如伦理等的羁绊。这类长诗歌颂神圣的叙事日益衰落,叙写日常生活中发生的悲欢离合、喜忧聚散,神奇的勇力不再受到推崇,社会的关注点转移到人自身上。其内容多反映社会分化后的各种矛盾和生活场景,叙事作品里人物结构、情节结构趋向复杂,借故事情节表达广大人民的心声,为歌者所津津乐道。其人物形象也已非史诗中“大写”的神和人,上有皇帝土司、文武官员、公子小姐,下有平民百姓、贩夫走卒各色人等,人物个体的意识更丰富,自我发展的需求更多样,个性标志更加鲜明,刻画生动细腻。

  有部分叙事诗取材于壮族民间传说故事,将传说故事的部分或大部分情节移植到叙事诗中,用韵文的形式加以演唱,更加引人入胜。如《达甲之歌》的情节与民间故事《达加》大同小异,其主要情节与唐朝段成式《酉阳杂俎》中“南人相传”的《叶限》故事一脉相承,是壮族传统的叙事文学内容。诸如此类的叙事诗还有《欢特掘》、《娅汪》、《蛇郎歌》、《七姑》、《达妍和日驾》、《鸳鸯岩》、《迷苏和勒索》、《唱东灵》、《歌唱刘三姐》等。这些叙事诗同样取材于民间流传的传说故事,赋予了它们新的形式和表现手法,丰富了壮族的民间文学内容。

  有史以来,中原汉族文化不断南下进入岭南。唐宋以后,随着“改土归流”政策的逐步实施,随着汉族流官、文人和平民百姓更多进入壮族地区,汉族文化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对本土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这在壮族民间文学中表现突出,对民间叙事诗部分作品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输入了新鲜的血液。叙事的主人公或来自汉文化世界,故事内容或者在中原同样脍炙人口,但它们浸染了浓厚的壮族文化传统,运用壮族语言、文字(古壮字),表现出不同于中原的艺术手法、审美标准、精神观念和民族意识等等,是民族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汉族传说中父系氏族时代的部落首领舜,姓姚,名重华,史称虞舜。舜“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11]古苍梧是壮族先祖一个大的部落联盟,至今壮人还用《唱舜儿》来纪念他,亲切地称年轻时的他为“特舜”。在这篇叙事诗中,壮族人民把《史记·五帝本纪》中舜涂廪、穿井的情节进行了发挥,把后娘拔金钗刺足自伤变成“娘插荆刺在下边”阻舜下树,让龙王在舜遭填井之害时“开道救”他。叙事诗的结局突出了舜的孝心,而后娘误杀亲生儿子特象、被雷王击死,则体现了壮族“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社会愿望。又如,《李旦和凤娇》取材于汉族关于唐睿宗李旦的传说,叙述他与民女凤娇的曲折爱恋;《唱英台》[12]取材于汉族四大民间故事之一——《梁山伯与祝英台》,描绘了东兰峒(今广西东兰)的梁山伯与怀远府(今广西宜山)的祝英台生死不渝的爱情,《毛红和玉音》亦源自汉族民间故事,记叙了毛红与玉音指腹为婚、玉音自杀守约并二次投胎与毛红完婚的动人故事。此外,《马骨胡之歌》、《李旦与凤娇》、《文龙与肖尼》、《董永》、《孟姜女》、《甘罗歌》、《蔡伯喈》、《朱买臣》、《木兰从军》等等以汉族民间传说故事为原材料,经过壮族艺人的移植、改造和深加工,展现出新的面貌和鲜活的生命力,成为壮族人民喜闻乐见的叙事长诗群。从时间上说,这一叙事长诗群随着壮汉文化交流的深入而在数量上不断增长,内容不断丰富,作品层出不穷,艺术手法日益成熟,移花栽木花更开,它们是壮族民间文学百花园里别致的一丛。

  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发展,壮族人民的审美意识和文学观念逐步发生了变化,壮族叙事诗在题材、内容、形象、形式各方面的艺术手法日渐繁富多样,社会的关注逐渐从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转向更多地表现社会生活的领域,从探索外部世界日益转向探索人的内心情感世界,关注生命个体的生存状态和现实生活。唐宋以来的叙事长诗,其主角可以是一对不顾世俗约束逃婚并双双殉情的恋人(《幽骚》)、两个互相赌气、耍嘴斗歌、最后喜结良缘的男女青年(《甫牙》),也可以是一对苦苦相恋、被战争强行分开的情侣(《嘹歌·贼歌》)、一个苦命的、勇于反抗的童养媳(《八姑》),他们的命运牵动着人们的视线,他们的遭遇引起了百姓的同情和思考——由人推己,人们思考社会现状,倾诉自己的心声,表达平民百姓的社会理想。它们当中,除了上述的作品,还有《嘹歌·献歌》、《嘹歌·建房歌》、《控告土官歌》等,都是壮族艺术宝库中的闪光之作。

  抒情长诗生动充分地展示了民间文学表情达意的抒情性。《达备之歌》、《女米忧之歌》、《“达稳”诀别歌》、《暖妈之歌》、《特华之歌》等等,以第一人称的口吻,以饱含情感的词句再现了作者丰富的内心世界,活灵活现地还原了作者曾历经的喜怒哀乐,让我们今日读来依然感同身受。同时,以作者的个人感情为突破口,我们可以加深对当时社会背景的了解,增进对当时社会制度、文化、意识形态等的认知。抒情长诗以其独特的视角和特殊的艺术感染力,在以抒情表意为一大功能的民歌基础上独树一帜,是壮族人民表露心声最常运用的艺术方式。

  历史长诗和哲理长诗更直接地叙写历史、评述历史,描绘不同时代的重大事件和社会氛围,鲜明地表达了壮族人民的历史观和价值取向。它们有的褒贬时政,有的宣传和弘扬民族历史,语言较为平白朴实,缺少特定的主角,多采用夹叙夹议、白描等艺术手法。这一类长诗包括了《龙胜壮族历史传说歌》、《从光绪到民国》、《唱中国历史》、《自明朝至民国史歌》、《中法战争史诗》、《长毛破城歌》、《粤军作乱歌》、《天王洪秀全》和《传扬歌》等。它们多与中原王朝的历史相联系、相比照,与时代紧密结合,生动深刻地反映了壮族的社会史实,具有重要的史料及文化、艺术价值。

  经籍长诗泛指壮族民间宗教中遵循一定韵律规则、适于吟唱、具备一定文学性的唱本和科书。它们与宗教活动紧密结合,多在各种仪式活动上被使用。有一部分经诗吸收了民间文学的成分,并对其进行了改造,以其贴近民众、流传广泛的特性,达到宣传宗教教义的目的。有的经诗故事性强,叙述情节曲折动人,语言精练丰富,寓教于“诗”,故而引人入胜,受到民众的欢迎。这些经诗带有民间宗教发展不同阶段的印记,反映了民间宗教与其他社会文化之间的关系,从侧面反映了历史现状,描绘了壮乡的民风民俗,隐喻了文化交融的一些历史事实,具有特殊的文学和史学价值。如壮族民间的师公教,其所使用的唱本和科书在形式上多采用五、七言的壮族山歌体,有脚韵和勒脚韵两种方式,以古壮字和汉字为文字载体。最长的经诗超过了两千行。有代表性的经诗包括《唱三元》、《唱莫一》、《唱白马三娘》、《唱四值功曹》、《唱陈元壮》、《唱仁知》、《唱唐宣》、《唱东灵》、《唱闵子骞》、《唱引光》、《唱度桥仙女》等等。如《唱四值公曹》,把四值公曹说成是人间丑陋的四兄弟,他们出门贩盐被淹死在江中。幸好玉帝超度他们到天界,封为年值、月值、日值、时值“四值公曹”。这和汉族四值公曹的信仰有很大出入,具有壮族的文化特色和独特的内涵。[13]

  如上所述,壮族民间长诗并不是孤立的文学现象,它们以较长的篇幅,容纳了壮族族群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丰富社会信息,与各个时代紧密结合在一起。在缺乏文字史料的壮族社会里,同时具有了文学和史学上的价值。反之,壮族族群跌宕起伏的历史也铸就了民间长诗的深刻内蕴,赋予了它们特殊的时代意义。

 

本文原载《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05期,注释和参考文献请参见原刊。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文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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