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2022年民间文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既有学科建设的宏观思考，也有对不同地域、群体个案鞭辟入里的阐述；尤其是在民间文学文本研究、对民间文学文学性的反思与讨论、本土学术话语的梳理及民间文学当代价值的探寻等领域取得了一定成绩，当然也存在一些缺失与不足。虽然难以一一铺陈所有的研究成果，但这些领域的研究概貌呈现了本年度民间文学在固守本学科研究范式的基础上所取得的创新性发展。

　　【关键词】2022年民间文学；文本；文学性；本土语汇；当代价值 

　　2022年民间文学的研究依然是以民间文学的搜集、文化主体、文本结构与形成、民间文学与社会记忆、民间文学与书面文学的关系、传播方式与传播语境及近年来兴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民间文学、民间文学的对外传播、民间文学的资源转化与当代价值等为主[[1]]，兼顾田野与文献、文本与语境，同时又推进了在媒介传播、文化符号及影像实践等领域的探索。但从本年度研究成果来看，民间文学领域无论在学科建设、理论阐述，还是个案、实践研究层面都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及发展的新趋势。　 

　　一、民间文学文本研究的凸显　　 

　　民间文学研究中一直有着文本与田野的分野。20世纪末21世纪初，学人们曾专门讨论过文本与田野对于民间文学的不同意义，面对过度依赖田野调查、疏离文本的现象，也曾提出过“文本”转向或“告别田野”。2022年的民间文学研究中对于民间文学文本结构、形成及民间文学独特的文本观进行了集中阐述，并在原有民间文学文本阐述的基础上有所推进。

　　民间文学的“文本”与书面文学不同，它本身的不确定性使得大部分研究都是以文本搜集为第一步。从北京大学搜集歌谣开始，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一直是研究的重头戏。只是不同时期，搜集整理的发起者或群体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层面的搜集工作更是极大地推动了民间文学的研究。但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学者们意识到民间文学注重田野调查或搜集工作，并未推动民间文学的理论建设，而是在一定意义上出现了学术式微。面对此情形，部分学人呼吁“回到文本”。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到了2022年，民间文学文本从概念到理论都有了推进。

　　首先表现在民间文学不同文类的研究中，都有对文本的阐述与讨论，这为理论层面的总结提供了基础。故事学领域一直就较为注重文本的分析，既有历时分析，也有对共时（结构）的阐述；既有从文献中梳理文本的起源，也有在文献与口传文本的比照中梳理文本演化的进程；形态学、情节、类型、母题等理论运用及推进，不仅促动了故事学的发展，也对其他文类具有借鉴意义。本年度故事学领域文本研究值得提出的有对“文本”类型的拓展，如对视觉化故事文本《寻梦环游记》《玩具总动员》等进行故事编创法则、故事范型的分析与阐述。[[2]]对故事的计量单位“核心序列”的阐述，指出它既是故事独立存在的根本，也是文本可持续发展的单位。[[3]]神话学领域在文献梳理、母题研究方面一直成果较为丰富，如王宪昭对神话母题的持续梳理与撰写[[4]]；再则就是近年来神话学注重“朝向当下”，除了关注传统神话文本外，在游戏、网文、有声读物、动漫等领域的拓展，极大拓宽了人们对民间文学文本的认知；[[5]]另外则是神话学领域对图像文本的关注，如对汉画像日月神话时间观的阐述[[6]]及利用南北朝皇族墓室壁画对“天命”和“不死”神话叙事体系的解释[[7]]。史诗学对民间文学文本的研究范式曾起到革命性意义，如口头程式理论等，本年度史诗文本研究集中于口头文学文本接受不同于书面文学的文本之“新生性和开放性特征”[[8]]，及文本的经典化、文本与演述传统的互文和传承等问题[[9]]，尤其是对于石刻、壁画、雕塑、插图等史诗图像文本的跨文化流传应引起民间文学其他门类及文学领域的关注[[10]]。传说学近年来提出的仪式文本拓展了民间文学的文本样式，也进一步阐述了文学与信仰的关系。本年度传说学领域除了对传说圈、传说与历史（或社会记忆）、传说与地方性知识等研究外，仪式文本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如对明清教派宝卷中仪式文艺叙事情节与功能导向的论述，彰显了仪式文艺情节与功能的独特性及考证《崔府君神异录》在崔府君信仰传播和传说演进过程中起到的文本定型的关键作用。[[11]]民间文学其他文类对于文本的研究也取得了推进。如以往的谚语研究大多集中于语言学或文化学领域，但本年度对社会类谚语中反义谚语的阐述拓展和丰富了谚语文本所呈现的社会观念的多样性。[[12]]

　　其次，除了各门类文本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外，本年度从理论层面阐述与总结了民间文学的文本观。民间文学文本的独特性从其兴起之时就一直伴随着它的发展，但大多论述以书面文学为标准或者以书面文学的标准建构民间文学文本。早在2013年已有学者提到建立民间文学文本学，希望能确定相对统一的标准将各类文本都纳入文本谱系，以发挥民间文学文本应有的美学功能[[13]]。但是后续的研究中这一话题并未取得理论上的推进。本年度发表的《口头文学的文本观》[[14]]可以说是综合了劳里·航柯、弗里基于史诗的口头文本或口传文本、源于口头的文本、以传统为取向的文本分类基础上，在与书面文学的比较中提出口头文学文本的整序接受、书面记录文本所具有的口头和书面的双重特征及其彼此之间的言文互缘、文人创作的以传统为取向的文本所具有的言文桥接意义，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口头与书面文本联结、共性的阐述，不是在区别中理解口头文本的特性，而是在共性中实现口头文本的辨识度。这可以说近年来口头文本观的一次总结与理论阐释，当然尚有继续阐发的空间，而且对于言文互缘、言文桥接可能还有待进一步实现话语传递，也需要在不同文类研究中检验其效度。另外，文中还提到口头文本各文类以谱系共存于一个文化系统中，这与本年度所翻译的阿兰·邓迪斯《亚文本、文本和语境》中提出的：只有结合亚文本、文本和语境三个层次的分析，才有可能实现对民俗文类的准确定义，进而定义民俗自身[[15]]，有着理论连续性，同时在两者的对照中，我们可以看到民间文学文本的生成及其文类划分都无法离开社会生活（或语境），也看到了我们对口头文本的阐述在中西理论衔接与转化中逐步实现本土化的过程。

　　最后，对于民间文学文本研究并未与实践割裂，注重在实践中阐发民间文学文本的意义与价值。民间文学现在所面临的传播环境与传承方式都有了极大变化，在大学生民间文学戏剧节的实验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创意表演形式中，故事文本依然是核心，只是故事文本以“演述”的形式，而不是“阅读”的形式在接受者中传播，这有助于民间文学文本回归日常生活，回归演述与文化传统。[[16]]这其实与上文所述口头文本是在演述中生成的理论相契合，同时也在当下民间文学传承实验中进行了一定的验证，当然后续如何目前尚无法确定，希望能有相关个案的长期追踪。　　 

　　二、民间文学文学性的反思与民间文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进入21世纪，学科归属问题一直纠缠着民间文学的发展。民间文学与民俗学在兴起之初，两者并未有学科割裂。新中国初期，随着学科体制建设，民间文学成了学科名称（当然其中亦有名称变化，如人民口头创作、口头文学等）。新时期随着民俗学研究的恢复，两者的研究群体主体是合一的，也就是常说的“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但是随着人类学、社会学等理论的引入，民俗学、民间文学的研究范式开始出现一定的区隔与差异。后来随着教育部学科调整，民俗学（包括民间文学）归入社会学，而民间文学的研究群体大多在文学领域，这就造成了对民间文学学科归属的讨论。这一问题的讨论集中呈现于对民间文学文学性的思考。

　　本年度这一问题的讨论首先是在民间文学学术史的回顾中展开的。民间文学学术史的梳理近年来为学界所关注。民间文学学术史研究者希冀从学术脉络的呈现中，整理出基本话语、基本问题的谱系，为当下学科问题的回应与反思提供借鉴。2022年学术史研究涉及对著名学者研究的学术回顾，如经过梳理胡适对康德、杜威自由和民主理念翻译接受过程对现代民间文学兴起的影响及对董作宾歌谣学研究、陈寅恪和钟敬文故事学研究、顾颉刚民俗学研究等的反思及与当下学术话语、学术问题对话中其适用性与局限性。[[17]]本年度学术史回顾中需要重点提及的是围绕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发表80周年所展开的讨论。民间文学领域对《讲话》精神的回顾，既是梳理中国民间文学中的延安传统，也是在学术脉络中总结民间文学文学性的时代话语。1942年，《讲话》发表后，文艺界对文艺的性质与功能有了新的认识。民间文艺因为与民众的天然联系，成为联结文艺与民众、普及与提高的重要方式。文艺创作者积极加入民歌、民间故事等的采录，同时也借鉴与利用民歌、说书、秧歌、民间故事等民众喜闻乐见的文艺样式进行创作。《民间文化论坛》2022年第3期围绕张霖的著作《赵树理与通俗文艺改造运动（1930—1955）》，毛巧晖、杨天舒、李超宇从通俗化实践、知识分子与民众关系、民众中特殊群体“调皮鬼”和“正经人”的论述回顾了《讲话》对民间文艺、大众文化的重构与再造。这次笔谈中，参与人并未刻意划分民间文学、通俗文艺、作家文学，倒是重在三者弥合中探讨20世纪30—50年代所进行的通俗文艺改造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影响。潘鲁生《民间文艺发展的现代化创构之路——两次文艺座谈会的理论与实践导向》强调了在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党的文艺方针对于“民间”内涵的改写与重构的引领与指导，而“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具有标志性意义……从理论和实践的自觉与指导意义上构建和深化了新的历史进程中民间文艺的‘民间’传统，指导文艺工作者以及广大民众深刻认识并不断实现民间文艺的基本出发点、鲜明特色和重要价值，发挥了定向纠偏、 引导促进的重要作用”。[1]在对民间文学研究者进行学术史回顾中，董均伦、周文、柯仲平等进入研究视野。《董均伦民间文学搜集整理之研究》《周文的民间文艺思想研究》《理性与激情：论柯仲平对文艺大众化方向的探索》梳理了董均伦、周文、柯仲平三人对民间文学的搜集、采录在承续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基础上，如何进一步拓展“文艺”的通俗化实践。他们搜集整理的民间文学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同时也是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史上的典型个案，通过对他们研究历程的还原性历史分析，有助于推进对民间文学本土话语生成、嬗变的理解，也对延安时期、新中国初期民间文学纳入文学研究的脉络、机制有所了解，这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民间文学史上采风、搜集整理、田野作业话语的嬗变。[2]

　　其次，民间文学文学性的讨论，并不局限于本学科，而是在现当代文学、美术、舞蹈及当下兴起的群众文化等领域亦有提及。《作为方法的“集体创作”：从民间传说到红色经典歌剧〈白毛女〉》论述了左翼文学的写作传统、延安时期文艺大众化的政治要求以及自身的优越性等，共同促成了歌剧《白毛女》采用集体创作方式进行文本再生产。[3]《走向革命的民间文学：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红色故事对党的形象的塑造》主要讨论红色故事如何以“服务群众”和“为民而战”为切口构筑党的政治形象与军事形象。[4]《民间元素与延安文艺大众化》从文艺导向、创作主体、大众化实践三个方面阐释延安文艺大众化中对民间元素的重视和吸收[5]；《论解放区文艺“走向民间”的本土经验》聚焦解放区文艺“走向民间”运动，讨论文艺的民族化和大众化如何为中国新文学积累了宝贵的本土经验。[6]此外，还有对“群众写作运动”[7]“延安新秧歌剧创演”[8]等话题的讨论。延安时期民间文学的学术史梳理相较于十七年时期，难免带有一定的陌生感，但正是由于这种距离感的存在，无论是搜集整理、口述追忆还是考释研究，学者能够从相对客观中立的角度对这一时期民间文学学术史进行梳理与反思。

　　再次，民间文学文学性探讨的另一话题主要集中于故事诗学。2020年开始，刘守华提出了故事学的一个新方向——故事诗学，这一话题主要是对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故事学方法走向多元化后，传统的文艺美学批评在故事学领域被悬置的思考。[[18]]故事诗学引起了故事研究者的关注，但是成果并不多，本年度主要有对兄弟纠葛故事和撵城隍故事分析，重在对故事文本的精神品格和艺术化进行表达。[[19]]这一话题的集中讨论则是在华中师范大学举办的“新时代中国故事学理论建设”研讨会，会上刘守华对故事诗学的思考进一步强调与拓展，也阐述了自己所提出的故事诗学的理论来源，即叶·莫·梅列金斯基及文艺学、美学的批评方法，希望能注重对故事选本的审美原则的探讨，研究也希望能回归大众特别是青少年的精神文化家园。孙正国则强调了故事诗学对于故事研究回归文学的学科立场及希望能逐步建构故事诗学的理论体系。[[20]]

　　最后，本年度对民间文学文学性进行的讨论还集中于民间文学领域的诸多会议，在会议讨论中学人就民间文学的文学性检视及近年来的发展趋势都有涉及，如中国民俗学年会、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年会等设置了“神话纹理：神话叙事多样性的生成机制”“讲述的力量：民间故事研究与土地情怀”“八仙过海：古典民间叙事和古代民俗的流变层累”“图文互显：图像文献世界里的民俗”“口头诗学研究”“少数民族典籍研究”“史诗学与口头传统研究”“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学术史”等专场。集中讨论则是在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文化学院主办的“新时期中国民间文学学科发展研究”学术研讨会上。会议围绕“民间文学的理念基石”“回归本体的民间文学学科范式检讨”“民间文学的学科路径与学术进路”等话题展开讨论，与会学者集中探讨了民间文学概念与基本特征的当代适用性及基于文学性的学科建设、学科分类、学科路径选择等。[[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