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新时期以来，大批具有民族风情的边地期刊纷纷创刊或复刊，由此一直被遮蔽的边缘文化获得了自我表述的空间，并重塑了少数民族文学的文化身份。而90年代以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之后，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加速和消费主义文化的迅速泛滥，边地文学期刊都先后进行了市场化的探索和转型。事实上，边地文学期刊在体制化和市场化夹缝中艰难的生存困境归因于少数民族文学书写和民族文化发展在延续性和潜力上的局限。

　　关键词：边地期刊;整体思维;边地突围;价值分化

　　新时期以来，各省、自治区作协分会或民委相继创办了不少发表少数民族文学的刊物，同时建国时创办的饱受文革之乱的此类文学期刊也纷纷复刊。这是多民族国家文化建构和文学复兴的表现。此类少数民族文学期刊，如甘肃的《飞天》、广西的《广西文学》、云南的《边疆文学》、西藏的《西藏文艺》、内蒙古的《草原》、青海的《青海湖》、宁夏的《朔方》、新疆的《新疆文学》（后改名为《中国西部文学》）、贵州的《山花》等，基本上都处于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的边缘地区，因此可以说它们是具有边缘地域特色和民族风情的边地期刊。本文选取其中有代表性的省级期刊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研究边地期刊与少数民族文学的生产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边地意识与整体思维

　　新时期以来纷纷创刊的文学期刊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这些刊物表现出浓厚的地域文化和民族风俗特色。边地文学期刊对地域风情的呈现、对民族文化的挖掘、对本民族作者的培养，均体现在刊物内容的地域化特色的选择和对少数民族文化的自觉传承上，内容上的民族性坚持可以说是边地文学期刊最具吸引力和品牌潜力的特色。由于本民族本地域的创作者对本民族的民俗风情的书写没有区隔感，他们的边缘性书写为我们建构出一个令人向往而充满吸引力的别样的文化空间，其中所表达的独特的文化符码，就成为少数民族文学以及边地文学期刊对民族文化再现的空间性代码，成为边地文学期刊能指的一部分。这些少数民族符号通过空间化的结构，成为边地文学期刊重要的书写工具和文化表征。总体来说，对地域文化和民族风情的张扬是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的边地期刊办刊的主要策略。

　　1980年代少数民族聚集地的边地期刊立足于本地的民族风格，其栏目的设置和作品的选择都突出强调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性，注重自身地区和民族风格的挖掘。《边疆文学》设置了“民族新花”、“云南风物志”、“云南人物志”、“作家与云南”等充满民族风情和地域特色的栏目，甚至在1990年还明确提出了“边地文学”、“民族风情小说”这样的文学类型概念；1985年由《博格达》改名的《新疆回族文学》，改名之初便开设了“回族作家之窗”、“牡丹诗笺”、“回族人物志”、“伊斯兰国家作品选译”等具有民族特色的栏目，[]；《敕勒川》开设有“敕勒川新星”、“边疆风情”、“敕勒川论坛”、“蒙古族古典文学欣赏”、“边疆作家信息”；《广西文学》于1985年1月号上发表了杨克的“寻根”诗歌代表作《走向花山》（组诗），1985年3月号又推出了那篇著名的广西“寻根文学”宣言——《百越境界——花山文化与我们的创作》，立志挖掘百越文化传统，这些创作理论从外部对广西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并引发了广西文学创作的转型。尤其是在蓝怀昌的长篇小说《波努河》中，“民族文化不再仅仅作为零件点缀文学的风景，过去广西少数民族作家特别喜欢利用丰富的山歌资源构成其民族识别的标志，蓝怀昌并没有放弃这种审美传统，但他似乎有更大的野心，他要从原初的时间和开阔的空间整体性地对一个民族的历史和现实进行摹写，创作与瑶族神话史诗相对应的现代史诗。”[]这一时期的边地期刊都无一例外地注重具有民族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学评论，选发了大量的讨论文章，从理论上对少数民族文学进行指导，在刊物内容选择和栏目设置上强调民族性与地域性，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性在作品中凸显出来。这样，民族特质和时代精神及艺术特色一起，成为少数民族文学的三根支柱，得到异乎寻常的重视和反复讨论，民族语言、民族意识、民族特点等话题频繁出现，在这样的语境中，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性得到强化。

　　1980年代至1990年代中期，边地期刊的整体性还表现在各种边地期刊的团结协作之上。此时少数民族聚居地的文学期刊形成了一个互动的整体，不同的期刊共同承办各种赛事、笔会等活动。《草原》杂志就曾开设有专门的“花的原野”栏目，专门译介少数民族作者的作品，这个栏目是与少数民族语言的文学刊物《花的原野》合作，选发一些刊登在《花的原野》上的少数民族文学作品；更值得一提的是，从1981年5月到12月，甘肃、广西、云南、西藏、内蒙古、青海、宁夏、新疆、贵州九省区的汉语文学期刊《飞天》、《广西文学》、《边疆文学》、《西藏文艺》、《草原》、《青海湖》、《朔方》、《新疆文学》、《山花》由于“地处边疆，系民族自治区或多民族省份”而发布联合广告，以征求订户，扩大发行。它们的广告词无一例外地提出要“创民族之新放地方异彩”，“注意发表带有地方特色、民族特色的文艺作品和评论”[]。这种联合征订以扩大发行的广告，在边地期刊中多次出现，虽然行为看似突兀，其实背后早有策划。早在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1980年4月）召开之前，3月8日至21日民族地区九省、区文艺刊物编辑工作会议就先期在昆明召开，讨论如何办好民族地区文艺刊物等问题，这为九家文学期刊不约而同的行为埋下了伏笔。这种多家文学期刊联合起来，再三发布同一广告，宣扬同样的理念的行为，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应该是绝无仅有的。这是一场积极主动的传播行为以期产生有效而强大的效果。在这样的“重拳”出击下，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必然会显得更为突出，在人们心中构成强烈的印象。九家文学期刊也通过主动的期刊行为把自己和少数民族文学捆绑在一起，以此凸显期刊的特色。

　　正是80年代边地期刊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民族意识，使边地期刊在80年代对当地地域和民族文学的形成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时期的少数民族文学期刊的导向和选择成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重要精神资源。可以说，《草原》与内蒙古和蒙古族当代文学的发展、《新疆文学》与新疆、维吾尔族以及西部文学的发展、《西藏文学》与西藏当代文学的发展等都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期刊行动与边地突围

　　1980至90年代，边地期刊对少数民族作家的扶持，大多离不开征文、召开笔会、出版少数民族作者专辑、青年作家专辑等形式和措施。《草原》杂志先后推出了“蓓蕾初绽”少数民族文学专辑（1981年12期）、“民族团结”少数民族文学专号（1983年第9期）、“全国十万人口以下少数民族笔会小说专辑（1988年2期）”、“青年作家作品小辑”、中青年作者小说专号（1995年11期）等。进入90年代之后，面对内蒙古文学青黄不接的局面，《草原》杂志在1993年就明确表示，“一定要尽快在一二年带出一支新的队伍，形成第三次小说创作高潮，对重点作者和新作者要采取必要合适的包装处理。”1994年《草原》在准格尔举办了笔会，10月份起逐月举办“重点作者培训班”，每期4-6人，“意在一二年之内把全区重点作者进行一次普遍的培训和提高，这是一项大工程，在全国省级文学刊物中尚属首例。”与之相似，《朔方》为积极培养本地回族作者，先后推出了回族文学专号、回族作家散文专辑、回族作家专号、回族作家作品特辑等，使宁夏的回族文学人才成长起来；八九十年代《边疆文学》对云南少数民族作者的扶持力度可谓是最大。《边疆文学》开设的“民族花朵”、“民族新花”、“民族花环”栏目成为重点推出少数民族作者的专栏，此外还开设有各种专号或专页以刊登少数民族作者或少数民族地区作者的作品，如“红河州文艺创作之页”（1982年4期）、“西双版纳创作专页”（1983年1期）、“青年作家纪实文学专号”（1986年6期）、“少数民族文学专号”（1987年10期）、“女作者小说专页”（1989年3期）等；此外，《边疆文学》“通过多种形式的改稿班、创作笔会、作品讨论会、或者组织编辑下去，邀请作者上来等等生动活泼以及行之有效的活动对全省各个民族的文学新人，进行了重点的辅导和帮助。这样，傈傈族、阿昌族、普米族、拉祜族、怒族、佤族、德昂族以及摩梭人、苦聪人等一批民族的文学新人，大踏步地走上文坛，展现了他们独特的创作个性和民族特征。”边地文学期刊对少数民族作者的集束性推出与培养，最终目的无非是希望其能够走向主流文坛、走向全国，向中心文化圈迈进。这也是边地文学期刊的主要任务。

　　洪子诚在《问题与方法——中国文学史讲稿》中曾经提及：“各种文学期刊之间，构成一种‘等级’的体制，各种文学杂志并不是独立、平行的关系，而是构成等级。一般说来，‘中央’一级的(中国文联、作协的刊物)具有最高的权威性，次一级的是省和直辖市的刊物，依次类推。后者往往是‘中央’一级的回声，和对之作出的呼应。重要问题的提出，结论的形成，由前者承担。”在这样一个传播机制中，《人民文学》、《十月》、《民族文学》等全国性权威、核心的刊物，就承载了边地期刊试图走向“中心文化圈”的美好愿望。《西藏文学》在1985年6月号策划了一组“魔幻现实主义专号”，以集束的形式推出西藏新小说；编者明确提倡“现代派的表现手法”和“探索形式”，这些作家作品最终凭借《收获》和《人民文学》等国家主流刊物的参与走向了主流文坛。1986年、1987年、1988年连续三年，《收获》在刊物的第五、第六期都对新潮小说进行了集中展示。这时，包括扎西达娃等少数民族作家在内的先锋文学才真正被文坛所认识，这些地处边缘的作家得以迅速走向中心，并且颠覆了我们习以为常的小说写作观念。可以说，扎西达娃、色波等的成名基本上是借助于当时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学期刊的推荐。程永新在回忆先锋文学时说：“《西藏文学》曾出过一个西藏魔幻主义专号，我读了之后，有些激动，分别给那些我并不相识的高原朋友写了信。马原说西藏的朋友收到我的信也很激动，他们没料到专号还会在内地引起反响。……我后来连续三年在《收获》上集中编发青年作家的作品的念头，就是那段日子与马原彻夜长谈的结果。”随后，《草原》杂志在1995年明确提出：“《草原》这种边缘地区的文学期刊，远离中心文化圈，我们一定要寻找中心文化圈的薄弱点，把刊物办好，向中心文化圈逐渐渗透。”

　　然而，90年代以后，在向中心文化圈的过程中，边地期刊的整体性消失和民族身份的淡化也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90年代市场化进程和趋向主流文化圈的意图，使得90年代边地文学期刊在80年代构建起来的少数民族文学传播空间发生裂变，少数民族文学的整体性随着文学期刊的价值分化而土崩瓦解。相对于五六十年代作家群、八十年代作家群，九十年代的《西藏文学》所聚拢的作家已经很难算是一个整体了，90年代的西藏文学从西藏文学史上看实际上是一个断层，这也是《西藏文学》在90年代出现滑坡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面对90年代文学整体性的陷落，《山花》杂志也有着深深的焦虑，“八十年代的贵州文坛是人材辈出的，面对各方投来的关注目光，我们或许私下里曾经沾沾自喜。……到了十年即将过去的时候，似乎又有一份忧戚掩上我们的心头：贵州文学是否正在失去发展的势头？”90年代中后期，许多边地期刊淡化了少数民族作者的身份，在发表其作品时不再特别标注其少数民族身份，而是淹没在汉族作家之中。80年代边地文学期刊对少数民族文学推介的整体性开始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刊物零敲碎打的推介，但是这些专辑的作家大多参差不齐，从一个侧面也看出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后劲不足。这显示出那种80年代与文学期刊紧密形成的整体性少数民族文学已经过渡到碎片化的少数民族文学。

　　三、期刊改版与价值分化

　　1990年代，众多文学期刊对运行体制、经营政策和生产方式都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改革，形成了一股“改版”和“改制”的高潮。边地文学期刊也开始进行市场化的探索和转型。在这些纷纷改版的文学期刊中，云南的《边疆文学》和新疆的《新疆文学》最先迈出了改革的步伐。《边疆文学》在1990年改名为《大西南文学》，试图突破地域的束缚，建构整个大西南文学，而《新疆文学》则也于1985年改名为《中国西部文学》，这显然带有消弥“地处边疆，系民族自治区或多民族省份”的民族特征，而希望走向更为广阔地带的意图。但是这种改革的成效并不大，《大西南文学》不久又恢复了原有的《边疆文学》刊名。这两份刊物的改名其实已经显示出一种不再有意彰显民族特色的信号，只不过在他们探索的过程中发现此路不通，于是又返回了最初的办刊道路。然而，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市场化冲击下，许多文学期刊实际上已经完全远离了少数民族特色。《延河》、《山花》、《飞天》、《青海湖》等，到80年代中后期，都已不同程度地冲淡了少数民族风格，到90年代，这些刊物逐渐放弃了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坚守和推动。

　　在市场化的进程中，许多边地文学期刊虽然几经市场化的摸索，但最终还是无法彻底走向市场化，于是重新调整自身定位。坚守地域色彩或民族立场成为他们苦苦支撑的重要信念。90年代，面对市场化进程，《草原》杂志也在不断进行市场化的摸索，1994年10期推出了“新闻纪实小说”；1995年第5期、第6期以绝大部分的小说版面推出了“青春派成长小说专辑”等。这一探索正如丁茂所说：“一个省刊如何生存发展，并在全国占有一席之地，是我们煞费苦心的一道难题。《草原》这种边缘地区的文学期刊，远离中心文化圈，我们一定要寻找中心文化圈的薄弱点，把刊物办好，向中心文化圈逐渐渗透。……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是省刊的基本办刊方针，但这也不可一成不变。”尤其是在1999年以后，《草原》进行了多次改版，不断淡化民族色彩，表现出向中心文化圈渗透的意识。《草原》杂志曾在2000年第1期与绰尔森工合办刊物，首次实现了文企联合，2002年成立了理事会，但是发展依然很艰难。正如《草原》杂志在对自身的定位时说：“不能盲目地和《人民文学》、《当代》、《收获》这样的全国性大刊攀比较劲……面对以上这个订数逐年下降，无法和全国性大刊争锋抗衡的事实，这也就意味着像《草原》这样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省级文学杂志，不能推向市场，也无法走向市场。”因此，在经历过多次改革后，《草原》又重新回到了原初的定位，立足地域特色，培养民族作家。新世纪后，像《草原》这样最终重新选择非市场化道路而回归地域民族色彩道路的边地期刊有着相当大的一部分，如《凉山文学》、《满族文学》、《草原》、《边疆文学》、《朔方》、《雪莲》、《回族文学》和《西藏文学》等。但是，这些文学期刊主要由各省（自治区）和各市（自治州）、县作协和文联主办，其性质都属于机关刊物，基本上都是由财政拨款，没有完全实行市场化，整体经营状况不佳。

　　新世纪后，边地文学期刊经过多次调整，试图在本地文学与外地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和汉族文学、边缘文学与主流文学之间寻找到共同的衔接点。2009年改版后的《青海湖》增设了“羊皮经卷”和“西海潮”两个栏目。“羊皮经卷”力图挖掘本土文化元素、推介本土历史风物；“西海潮”刊发报告文学，进一步与市场经济接轨。2009年，《边疆文学》再次改版，集中力量发表云南作家的文学作品，如于坚、夏天敏、雷平阳、半夏等，连海男这位过去很少在云南刊物上露面的作家也在《边疆文学》发表了作品。同时，《边疆文学》对云南的多民族作家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开辟了“民族叙述”栏目，为多民族作家提供平台，发表了鲁诺迪基、哥布、黄玲、袁智中等民族作家作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西部》的改版。2010年《西部》文学进行改版，凸显“新文学”诉求,做一本文学与文化的混合刊物。“西部头题”是新版《西部》杂志最夺人眼球的栏目。如2010年第5期的“昌耀十周年祭”用22个页码的篇幅刊登了昌耀的诗作和国内著名评论家、作家有关昌耀的精彩评论、访谈和纪念文章；2010年第6期以“楼兰”为特定选题，用53个页码的容量选取了有关楼兰的散文、随笔、小说、诗歌、图片以及史籍摘要、出土文书、亲历者见证、民间歌谣、童话等。《西部》还突破文体观念，在“跨文体”栏目中拼贴了日记、书信、对话、见闻、童话等多种文体，放大了散文的概念。“周边”这个栏目，这也是西部杂志改版后受到许多人肯定的栏目，以文学的方式去寻找西部气质与西部个性，去完成大文化背景下的文学表达。“周边”这个栏目，就是要面向中国西部地区的周边国家，面向这些与我们接壤的世界小语种文学和文化，展现那些被忽视或被遗忘的文学风景。

　　其实，边地文学期刊所表露出的复杂特征和困境，是当前我们所处的这个大众化、全球化和商业化时代复杂状况的重要表征。边地文学期刊对国家主流话语的靠拢、对民族文化的开掘以及对自我身份的建构，无疑都是边地文学期刊寻求自身定位和生存发展的重要举措。然而，面对时代的挑战、转型与裂变，边地文学期刊在体制化和市场化夹缝中艰难的生存困境，不仅阻碍了边地文学期刊的发展，而且其深层的危机归根于少数民族文学书写和民族文化发展在延续性和潜力上的局限。

　　原‍文载于：《编辑之友》‍2014年第7期，注释及参考文献请参看原文。

　　作者简介：李翠芳，文学博士，南京财经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文学与传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