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台湾女学者陈芷凡到笔者所在的单位做访问学者，不久前要走，因为大家都是同龄人，就邀请她在临行前做一个小型的交流会。她是做台湾原住民文学研究的，但是在讲演的一开始就提到目前正在台湾各地热映的电影《海角七号》。

　　关于这个电影，我们暂且不管它表达了什么样的“在地”的观念，引起大家兴趣的是其中的原住民因素，比如两位主演范逸臣和民雄，就分别是台东的阿美人和屏东的鲁凯人，还有诸如原住民的马拉桑小米酒、工艺品琉璃珠等等。显然，原住民元素在这部商业影片的热销中至少在本地起到了有效的推波助澜的作用。陈芷凡也说到她自己在原住民族群中做田野作业的经历——她发现许多原住民的传统文化正是通过旅游开发这样的文化产业而得以重视和保存！

　　无独有偶，在大陆许多少数民族地区也存在着类似的吊诡现象：原本可能被认为对于传统文化具有摧毁和扭曲作用的因素，恰恰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缓冲和存续的作用。这不由得要引发出一个问题：少数族裔的传统文化的“神圣性”如何与“世俗性”之间沟通？即如何有效地对边缘濒危的族群文化进行合理地保护、开发与利用？显然现实生活的变通和灵活，使得少数族裔的传统并没有像保守者所忧虑的那样在现代商业与资本的合谋中土崩瓦解。

　　很多知识精英长久以来似乎有意无意地形成了某种刻板的观点，一涉及到“传统”尤其是作为宝贵文化遗产的“传统”，往往陷入一种悲情的哀悼情绪之中。比如陈芷凡也提到了台湾原住民文学的特色就曾经一度被当地文化精英归结为：族群文化失落的感叹、文明与荒野的冲突、进步发展与原住民文化的剥夺。这些实际上涉及到认同、现代性、工业批判、自然崇拜、原乡诗性等诸多话题。然而在少数族裔文学文化现实运行中，情况可能并没有如此颓靡和二元对立。传统可能本身就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当下的种种文化变迁也许正是暗示了曾经的传统嬗变的新的路向。

　　陈芷凡说到的反映台湾原住民的纪录片《兰屿观点》、《阿美嘻哈》倒让人不由得想起大陆的一些同样题材的纪录片。在北京电影学院第七届国际学生影视展上，少数民族电影颇为引人注目。《垂直牧场》、《缘》和《清水里的刀子》，前两部是反映藏民、后一部是反映回民题材的作品。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全部都是具有这些少数民族文化背景的“族内人”拍摄的。这提醒我们思考另一个问题：艺术与创造力如何在边缘族群的自我表述中发挥作用。以前我们可能忽视了这个层面，按照某种比较偏激的思维认定他们无法代表、表述自己，只能被他人所代表、表述。但是，有个前提需要注意，那就是少数民族首先是和主流民族都是同样的人，他们的自我表述如果没有迎合精英分子期望值中的差异性，那也是一种真实。而年轻一代的少数民族成员，他们对于本民族文化带有普遍性、富于想象力的观察、思考和呈现尤为显示出建设性的意义。

　　就像桑楚作为一个少数民族，认识到少数民族文化固然有其不可磨灭之价值，但是追求现代性的便利生活毕竟是每个普通人的基本发展权，没有任何人可以剥夺。这个时候，电影作为“第七艺术”，反而具有文学、戏剧、音乐、雕塑、绘画、建筑等所不具备的立体、全面、直观的特质。陈星海更是意识到其中包藏的商业价值，并且乐于从中发现可供开掘的余地。他的纪录片，有意识地一反常见的人文式表述方法，而尝试用景观来表现主题，这一新方式无疑可以视做一种美学态度的觉醒。少数民族影像作品作为异于主导、主流文化的存在，完全可以通过协商、调停、变通，糅合各方面的素材和风格，形成自己独有的特色。而这些，正昭示了一种新的创造力的所在和灵活性表达空间的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