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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民族文学》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06-10-31  作者:关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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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文学》杂志的出版发行,不觉间已经逼近第300期了。像我这样长期以来的读者和作者,自然会生出一些感触。
1984年底,我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在《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办刊。因为工作性质决定了须与《民族文学》杂志相互配合,更因为时任《民族文学》副主编的白崇人先生曾是我大学期间的业师,故而时常参与《民族文学》组织的一些活动。现在仍旧记忆特别深刻的,有两件事情。


    大约是1985年的初秋,我参加了《民族文学》杂志社在烟台海滨举办的一次作家笔会。——自80年代初《民族文学》创刊之后,为了尽快摆脱十年浩劫造成的文坛荒芜局面,重整旗鼓,培养集结少数民族文学领域的创作队伍,《民族文学》杂志社下大气力,持续召开了多期民族作家笔会,在贵阳、烟台、通辽、银川、张家界、本溪、新疆、鄂西北……不同民族、不同资历、不同创作方式的少数民族作者聚首一处,切磋砥砺,取长补短,同时接受《民族文学》主编和编辑们的指点引导,写作水准普遍上升得很显著。


    那年在烟台,我实实可谓“躬逢盛会”:天南地北上百位的民族作家纷至沓来,人人心气儿都特别高,谁都想在笔会期间拿出最好的作品来。我不是写作品的,却很希望充分了解一下民族文学创作者们当时各自的写作心态、他们的艺术选择以及所承担的民族文化使命,还有他们对民族文学批评的需求与反馈。利用这一机会我结识了许多各民族的作家,其中有胡昭、高深、孙健忠、赵大年、蔡测海、李传锋、颜家文、吴雪恼、意西泽仁、阿来、金勋、白雪林、岳丁……他们后来都成了我的朋友。也是从那时开始,我深深地体会到民族文学理论工作者一定要同各民族的作家们心心相印的道理。


    我还记得,那次笔会作品创作获得了丰收,不少作家都写出了日后被视为个人代表作的精品。一天深夜,主持笔会的玛拉沁夫主编手拿一沓稿纸,兴冲冲地推开白崇人老师和我住宿的房间门,高声说:“老白!又是一篇好作品——边玲玲刚写完的《德布达里》!”他的兴奋之情是我至今还记忆犹新的。当时,我也读了这篇出自满族青年女作家边玲玲笔下的作品,的确很棒,是一篇状写满族后代深入白山黑水腹地寻觅本民族文化血脉的短篇。后来《民族文学》在显要位置刊出了这篇小说,我在选编《当代满族短篇小说选》时也曾经以该篇为头题,均得到了读者的赞誉。


    在烟台笔会上,我还分别约请胡昭、高深、孙健忠、意西泽仁、白雪林等从少数民族作家的角度各自撰写一篇“创作谈”。这组文章在当年第4期《民族文学研究》上面发出。其中孙健忠在他的文章中对民族文学批评界有如下忠告:“近年来,民族文学创作的蓬勃发展,令人兴奋。相形之下,民族文学的评论工作却不那么景气,有质量的文章似乎不多见。评而不论的多,就作品谈作品的多。拿着同样一把尺子,对不论哪一个民族的作品,都是那么量。殊不知各民族生活的差异性,造成了反映民族生活的作品的差异性。从事民族文学研究,如不弄懂它的差异性,便妄加评论,事如‘隔山买羊’,即使不闹出笑话,恐怕也难以评得精确。”孙健忠所指出的,确实是当时民族文学批评的一种痼疾,后来批评界逐渐认识到了这一点,情况有所改观;不过到今天,说批评界已经完全克服了孙健忠当年指出的毛病,也不尽然。


    1986年春天,针对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理论建设与批评工作相当薄弱的现实,《民族文学》杂志社在京举办了一次“民族文学理论研讨会”,三十多位少数民族作家和民族文学理论、评论工作者出席,实事求是地分析研究了当时在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理论建设方面的问题,群策群力地为扭转民族文学学科发展的被动滞后局面把脉开方。我有幸参加了这个“破天荒”研讨少数民族书面文学理论构想的会议。会开了四五天,玛拉沁夫、安柯钦夫、高深、白崇人、奎曾、丹珠昂奔、秦文玉、金一等,都发表了很好的意见。


    会散之前,玛拉沁夫主编提出,不能会开完了就完了,总得留下点儿什么。于是便决定写一篇“像点儿样子”的文章。任务落在了白崇人老师和我的头上。由春到夏,我跟白老师根据会上大家提出的一些意见反复思索,多次交谈,确定了写作提纲。这篇由我起草、由白崇人副主编加工、再由玛拉沁夫主编审定的文章,题为《民族特质时代观念艺术追求》,署名“《民族文学》、《民族文学研究》两刊评论员”,于当年秋季同时发表在《民族文学》和《民族文学研究》上面,引起了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研究界和创作界的普关注和重视。文章指出:“民族特质、时代观念、艺术追求,是少数民族文学的三个基本支撑点。”“民族特质、时代观念、艺术追求,在文学创作中是互相交织,互相渗透的。文学的民族特质与艺术追求,都应有鲜明的时代观念予以观照;文学的民族特质与时代观念,都要借助艺术追求去升华;而对少数民族作家来说,时代观念与艺术追求,又都要围绕民族特质这一少数民族文学的命脉来加以体现。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主体的自身建设中,三者不可或缺,三者必须结合。” 20年后的今天,再来读这些文字,也许有人会觉得未免有点儿“小儿科”,不过,那时我们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及理论积累,差不多还是白纸一张,理论界要探讨民族文学创作,还往往要被“什么是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一类“ABC”的问题所困扰。至于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应当具备哪些基本质素,其走向成功的学理依托、艺术保障乃至于整体方略是什么,也都不甚了了,就连民族文学何以安身立命都不大能够说得清楚。所以,也许可以说,像《民族特质时代观念艺术追求》这样的文章写作,正是旨在完成我国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一番初端理论预设。


    —— 20年,白驹过隙。令人欣慰的是,国内学人们有关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理论的探讨,这些年来始终都在有效地推进着,一些著作,以及近些年来许多中青年民族文学理论评论工作者的相关著述,均包含着诸多民族文学理论上的真知灼见,都为民族文学理论的建设提供了有益思考。当然我们也须看到,比起20年前,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在创作上所面临的问题要复杂得多了,理论研究与评论工作依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缺失和不足,依然需要大力加强。


当然,这些年来我个人与《民族文学》的交往,远不止上述两件事。所以只说说这两件,只是因为其历久未忘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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