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国别文学史有时会遇到棘手的问题，如一位出身于甲国的作家用乙国文字进行文学创作，那么该作家作品是该进入甲国文学史，还是乙国文学史呢？在一个国家里，甲民族作家用乙民族文字写作，那么该作家作品又该进入哪个民族的文学史才合适呢？这就引发了关于作家国籍或族属以及作品民族属性的辨析。

　　有些学者断言，作家只有用其母语描写其民族生活，才能算作地道的本民族文学，不符合此种情况的——如甲国人用乙国语言描写丙国生活，就离地道的母语文学有很大距离。一些立场更为激进的学者称，这些“不地道”的作家就应该从本民族文学领地中开除。而作家们大多倾向于认为，“从血管里流出的都是血”，本国的本民族的文学，是刻在作家血液里的基因。譬如游记文学，不论看到的是什么，作者的民族本位不会改变。一个英国作家可以写非洲，一个日本作家可以写欧陆，都不会引起歧义。

　　那么在实践中，人们往往是怎么做的呢？跨国跨语际写作的典型例子，可以举出小说家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1924）。他原籍波兰，少时喜读法国文学，后成为英国商船的水手，年近三十时入籍英国，大约同时开始用英语进行小说创作。他被认为是英国现代小说的先行者之一，在英国小说史上占据重要地位。英国读者和学者并不觉得康拉德不是“自己人”。当然，提到他时，有时会加上“波兰裔英国小说家”这么一个介绍：既标记了他的出身，也肯定了他在英国文学史上的成就。

　　在多民族国家中，跨民族跨语言写作则更为多见。在我国，说起跨民族扬名的文人，纳兰性德就颇具代表性。《中国大百科全书》中，“纳兰性德”的词条下说他是“中国清代满族词人”，但他“先祖原为蒙古吐默特氏”。他在中国词坛上的地位，用王国维的话说，是“北宋以来，一人而已”，可谓成就极高，影响极大。康拉德成为英文小说发展链条上的一环，纳兰性德成为汉语词作发展链条上的一环，说明简单地按照国籍或民族来考量他们的文学史归属，并不符合实际情况。不过，就纳兰性德的情况而言，他的词作成就，与他的民族出身却又并非无关。正如王国维所言：“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

　　在我看来，汉语词作史大书特书纳兰性德，完全应当，他是“跨进来”成就大名的作家；满族的族别文学史大书特书纳兰性德，也完全应当，他是携带着自己民族的文化心理和情感“跨出去”成为高峰的。当然，实际情况要远为复杂。米彦青教授的《中国古代蒙古族汉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版）就提供了大量更为鲜活的文学材料和诸多细致入微的辨析和阐释，让读者对这种文学史中并不少见的跨语际写作，有了更切近的了解。当然，该书的价值远不止这些。我在此并不想全面评骘该书的优长和特色，而只是就本著作中若干我感兴趣的点，发一点议论。

　　米著在“地毯式的清理”（凡未注出处的引文皆来自米著）了蒙古族文人的汉文创作资料后，得出了若干十分有趣的论见。例如，元代蒙古族文人的汉文创作多集中在江南地区和元上都，明代主要是北京，清代则是京师和各处驻防地。可见，跨语际写作与蒙古族文人当时的社会处境和生计方式以及活动区域密切相关。

　　从文学社会学和文学地理学的角度看，会有诸多有趣的发现。就文学活动与社会阶层的关系而言，据米彦青统计，“据传世文献来看，忽必烈家族中，有三位帝王，一位太子，一位亲王及一位公主6人留下了汉文诗歌”。在诸多元朝帝王中，文宗图帖睦尔汉文化水平最高，经史、诗文、书画都有相当修养，惜在位时间不长，存世诗歌仅寥寥数首。

　　虽然蒙古帝王家族的存世汉文作品有限，但有两点不能不考虑，一个是帝王的引领和示范效应，对于居汉地、习汉文的诸阶层蒙古人而言，树立了榜样，这种引领作用不能小觑。再一个是当时的社会生活现实，尤其是到了元末，灾祸兵燹，颠沛流离，连蒙古皇家秘籍《蒙古秘史》的原文（学者多认为，原本是以畏吾体蒙古文写就的）都散佚不传，何况无关国祚的闲诗，想必是丢失的多，留存的少。但从这少量传世诗作中，仍可窥见当时文坛的状况：不同族群之间的文学交往，已然不是罕见的个例。非汉族出身的文人，通过学习、模仿和出新，在汉语诗歌创作上，逐步成了气候。

　　在元朝后期的文坛上，蒙古族文人颇为活跃，如“顾瑛主持的玉山草堂雅集，是元代后期最著名的文人聚会，曾经名动江南。而最早参与的，就有蒙古族诗人泰不华”。这说明当时的汉语文坛并不像拼盘那样，诸多小团体各自活动，而是从互嵌到交融——他们或多或少地保留了原生民族的文化艺术因子，又将个人的艺术创作活动纳入汉语文学传统当中。对照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对西域人“华化”精神文化风貌的描摹，可以看出这种文化交融的大时代背景。

　　在整个明代，蒙古族文人的汉语创作走入低谷，“可考的有限”，“总体处于式微状况”。不过，前人蹚过的路子，后人还会接着走。有清一代，蒙古族文人的汉语文学活动再次兴盛起来。蒙古族伟大的小说家尹湛纳希和他的《一层楼》《泣红亭》等小说，就是在《红楼梦》的影响下创作出来的。中原地区的大量叙事文学作品，在蒙古地区以“本子故事”的形式广为演述，深得老百姓喜爱。总之，蒙汉文学的交流交融呈现为日趋密切的走势。米著在诗歌领域的倾力爬梳，为学界提供了如工笔画般细节充盈饱满的宏阔画卷。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涉及的知识，不要说一般读者，就是从事古代文学研究的专业人士，也多感到陌生。根据米彦青的说法，在中国古代蒙古族诗歌发展的历程中，进行汉诗创作的人有近150人（实际肯定更多），留传下来的诗作有万余首（不知还有多少散佚不存）。就历史上汉语文学传统对周边族群的辐射和影响而言，这只是一个大型画卷的有趣的局部。但就是这个局部，已经能够让我们体会到文学的力量。伟大的文学一定会赢得来自不同文化传统的成员的激赏和敬意。伟大的文学传统也一定会通过吸纳不同文化的成分，而成就其伟大。纳兰性德的“自然之眼”和“自然之舌”，就是这种新鲜成分。虽然这类论题是“一个分散与边缘的地缘学术单元”，其作者队伍难免“边缘性”，资料难免“碎片化”，但却无疑指向了一个值得深入了解、深入思考的历史进程。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