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体例框架、研究视角、史料角度入手, 阐述了蒙古族地域文学史的编写特征。蒙古族地域文学史的编写者以地域文学发展演变为线索, 时代为序, 体裁为纲, 展现了各地区文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意义的作家作品, 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和民族特征。鉴于地域文学史编写中存在的问题, 以后的地域文学研究应突出各地区文学之间的差异及他们之间的互补关系, 同时需要开拓研究方法和内容。

　　关键词：地域文学史; 蒙古族; 史料民族性; 地域性

　　在中国文学研究领域, 地域文学研究是一个重要的分支, 地域文学既是地理概念, 也是文化概念。蒙古族文化系统中包含着很多具有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蒙古族主要分布在内蒙古、新疆、吉林、黑龙江、甘肃、青海等省区。这些地区的蒙古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 由于地理环境、政治经济发展的差异等原因, 形成了各自的文化风格。地域特色较浓郁的科尔沁文化、卫拉特文化、鄂尔多斯文化、巴尔虎文化、布里亚特文化等, 是蒙古族地域文化的代表。这些地区的蒙古族文学普遍带有本土文化色彩, 形成了蒙古族地域文学。例如科尔沁蒙古地区文学、卫拉特蒙古地区文学、鄂尔多斯蒙古地区文学等等。蒙古族地域文学各有特色, 作品数量也多, 内容丰富, 提供了广阔的文学研究空间。

　　20世纪80年代以来, 蒙古族地域文学研究涌现出了不同的著作, 如巴·苏和、呼日乐沙、宝音陶克涛编的《科尔沁文学概要》 (中央民族出版社, 1993年版, 蒙文) , 托娅、彩娜编的《内蒙古当代文学概观》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 , 乌·苏古拉、丹碧编的《卫拉特蒙古当代文学史》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 蒙文) , 布·孟克的《卫拉特蒙古文学研究》 (民族出版社, 2007年版, 蒙文) 古·才仁巴力编的《德都蒙古文学史》 (民族出版社, 2013年版, 蒙文) 等等。这些著作具有一定的地域范围, 也有一定的时间限制, 为研究和认识蒙古族地域文学的发展, 作出了重要的学术贡献。地域文学史丰富了蒙古族文学史的内容, 为编写完整的蒙古族文学史奠定了基础, 同时对发现和保护地方作家作品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在地域文学史研究观的指导下, 从体例框架、史料、研究视角等方面入手, 探索地域文学史的编撰方法。

　　一、内容和体例

　　所谓“地域文学”, 是指一个或若干地区的具有相似性特征的各种文学形式的集合体。由于地域上毗邻的人们相互交流以及自然环境的相似性, 他们的文学创作也有一些相似点, 对这种文学现象的发展和演变进行研究, 就构成了“地域文学史”。一般情况下, 地域文学的形成, 需要具备三个基本的条件:一是一定的地理范围的限制;二是文化上的共同性;三是语言上的相似性。地域文化对地域文学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地域文学范围的界定可以从不同角度入手, 但文学和文化方面一定有关联。各地区的文学不是绝对隔离的, 差异也是相对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地域文学之间的差距也缩小, 因此地域文学范围的界定也需要更新。

　　地域文学史作为某一地区文学的全面研究, 对地域文学的发展产生重要的作用。毫无疑问, 任何一部民族地域文学史, 都是民族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它都必须要根据母体文学的发展编写。作为民族文学史的分支, 民族地域文学史具有自己的特殊性。编写民族地域文学史, 首先需要确定研究范围, 在行政区域的参照下以民族文化区域为研究范围适宜。“所谓文化区域, 就是指有着相似或相同文化特质的地理区域, 又称文化地理区。在同一文化区域中, 其居民的语言、宗教信仰、艺术形式、生活习惯、道德观念及心理、性格、行为等方面具有一致性, 带有浓厚的区域文化特征。”其次界定研究对象, 一般同一文化区域的文学现象为研究对象。最后是批评层面上突出地域特色。纵观蒙古族地域文学史, 发现编者试图揭示各地区蒙古族文学的社会历史背景、发展轨迹、文化源流、种类特征、分布范围等, 各有其特色。

　　从地域文学研究的角度来说, 地域的定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著作的结构、内容和研究方法。《科尔沁文学概要》在编写方法上摆脱了以作家作品为主线的体例模式, 其体例是自创的, 也是严谨的, 体现了史家的学术眼光。本书时代为经, 文学类型为纬的体例, 结合几种编排方法, 形成了自己所特有的体例, 这是区别于其他几部蒙古族地域文学研究著作的最显著的特征。《德都蒙古文学史》分上下两编, 上编是德都蒙古的古代文学的叙述, 主要分诗人伊希巴拉朱尔, 《格斯尔》, 民间文学等三章;下编是德都蒙古的当代文学的介绍, 主要讲了诗歌、小说和散文。《卫拉特蒙古当代文学史》分五章, 以卫拉特蒙古族当代文学为研究对象, 此书以体裁为分章, 作家作品为节的体例模式, 客观地反映了卫拉特蒙古当代文学的发展面貌。《内蒙古当代文学概观》研究内蒙古当代文学, 体例上, 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体裁为主线。编排时首先看内容, 各地区的文学存在很大的差异, 有些地方的民间文学类型比较丰富, 有些地方的作家文学比较发达, 地域文学史的编者按照实际内容划分章节, 努力给读者一个清楚的线索, 蒙古族地域文学史的体例编排特征基本上和其他类型的蒙古族文学史大同小异, 体例特征呈现了编者的学术眼光及对内容的独特审视, 书中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体例, 体现不出史的发展脉络, 《科尔沁文学概要》之外其他几部著作的体例均没有独特之处, 除史料不足的原因之外, 主要是缺乏适合自身的体系。地域文学史研究视野中的蒙古族文学研究, 呈现出与通史不同的风貌与特点, 以地域文学发展演变为线索, 以时代为序, 体裁为纲, 展现了各地区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家作品。蒙古族地域文学史所纳入的内容均是地域文学研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 从更大的更有普遍意义的角度去观照各地区的文学。长期以来, 蒙古族主流文学史所涉及的对象都是那些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学现象, 忽视了各地域的作家和作品, 而地域文学史的出现恰恰弥补了这个缺憾。

　　二、民族性和地域性

　　蒙古族地域文学史, 以民族地域文化为切入点, 评价了中国不同地区的蒙古族作家作品, 思想深刻, 思路新颖, 有自己的特色, 为地域文学的研究提供了一些启示。蒙古族地域文学史的批评手法大多仍是时代背景、作家生平、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分析的老套路, 这样的写法没有太多创意, 但跟通史或断代文学史不同的是, 有自己的研究思路和框架。蒙古族地域文学史站在一个广阔的生成背景———地域文化语境中, 对文学现象进行研究, 从民族特性、艺术风格、地域风情等角度来看, 蒙古族地域文学史体现出异大于同。蒙古族地域文学史的编纂不仅突出了民族深厚的文化传统, 而且还体现了各地文学的地方风格和乡土风味。其跟单一的地域文学史的区别在于兼具了民族性和地域性的双重特征。

　　虽然各地区的蒙古族文学有其个性, 但其文学发展演变的轨迹与蒙古族文学的发展是同步的。各地区的蒙古族文学继承了本民族的艺术传统和文学形式, 具有民族性的特征。各地域文学史的编写者没有受狭隘的地域文学研究思维模式的影响, 不是从局部考虑蒙古族文学的价值, 而将研究对象放在整个蒙古族文学的发展中, 考察地域文学在蒙古族文学中的地位和意义, 较好地处理了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如卫拉特蒙古文学是蒙古族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卫拉特蒙古当代文学史》中对卫拉特蒙古文学的解读侧重于当代, 而且将其放在整个蒙古族当代文学的走向中加以评说。书中将卫拉特蒙古当代文学分为十七年的形成与生长期, 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空白期以及1976至1992年的恢复期等三个阶段, 而许多版本的蒙古族当代文学史也将蒙古族当代文学划分为形成期、凋零期和恢复期来进行展开。《内蒙古当代文学概观》从民族性的层面去解读文学的发生、发展和演变规律, 并考察作家作品, 将民族性与地域性联系起来, 尤其重点解析作家对本民族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例如分析巴·布林贝赫诗歌时, 叙述了诗人的诗歌对蒙古族英雄史诗艺术传统的继承, 并实现了诗人的创作真正属于蒙古族文学的解读目的。德都蒙古族的文学不仅是一种文学现象, 而且是民族文化的另一种体现, 蕴含着蒙古族人民的思想感情和精神追求。蒙古族地域文学史在宏阔的文化历史背景下, 清晰地呈现了地域文学如何从母体文学中吸取营养, 丰富母体文学的问题, 并没有忽略地域文学史属于蒙古族文学的基本属性。

　　作为地域文学史, 应该揭示出该地区文学所特有的文学现象, 并阐述这些文学特性形成的原因。各蒙古族地域文学史对该地区文学的研究与作家作品所处的地理环境、文化语境、历史背景, 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生存方式、民俗风情、思想特征等因素联系在一起研究。《内蒙古当代文学概观》中主要分析了作家作品反映的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 蒙古族文化与汉族文化杂糅的特点。内蒙古高原上除了蒙古族以外, 还有汉、回、鄂温克等民族, 因此, 内蒙古文化具有多元性。“从《概观》中可以看到, 当代内蒙古诗歌借鉴了蒙古族的英雄史诗、民间叙事诗、爬山歌的比兴、夸张、反复、排喻、象征等手法;小说、散文对蒙古长调、民间故事传说、寓言形式的灵活运用;戏剧文学对内蒙古西部地区二人台、“串话”、好来宝、颂词、民间歌舞的铺叙方法的承袭等, 都使得内蒙古文学区别于其它民族地域文学, 独树一帜。”该书对有地域特色的作家作品进行深入分析, 展现出内蒙古文学的历史状貌及各民族文学间的互动联系。

　　科尔沁文化是蒙古族文化的重要分支之一, 科尔沁独特的自然条件、悠久的历史文明和鲜明的人文思想, 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例如萨满教、叙事民歌、安代舞、说书故事等都是科尔沁地方文化的典型。地域文学与文化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地域文学研究中非常重要。《科尔沁文学概要》从科尔沁的自然环境、生存状态、风土人情中寻找科尔沁文学形成的原因, 例如书中对科尔沁英雄史诗的研究是将其放在科尔沁文化背景中去解读的, 书中呈现了其区别于其他地区英雄史诗的色调, 科尔沁英雄史诗吸收了胡仁乌力格尔和好来宝的表演手法, 具有地方特色。

　　卫拉特蒙古族居住在中国西北部, 在漫长的游牧和狩猎的生活过程中, 塑造了自己的地域文化, 在语言和文化方面跟其他地区的蒙古族有很大的区别, 英雄史诗、长调民歌、民间故事在其文学中占重要地位。卫拉特蒙古族作家扎根于边疆, 他们的创作不同于内地作家, 与其他地区蒙古族作家作品的风格也迥然不同。《卫拉特蒙古当代文学史》中展现了卫拉特蒙古作家笔下常出现的两幅画面:一幅是边疆风景, 一幅是塞北草原。作品风格有粗犷、豪爽的一面, 他们虽以蒙古族生活为题材, 却又带上几分边疆特色, 在蒙古族文学中别具一格。如浩·巴代的小说《娇嫩的花朵》中描绘了边疆地区的自然环境、生活状况、风俗习惯以及丰富的民间文学素养即民歌、史诗、祝词赞词等的插入。

　　德都蒙古作家植根于青藏高原文化土壤, 以这里特有的风俗习俗和人文景观为创作内容, 作品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德都蒙古文学史》对德都蒙古族的民间文学、当代文学、英雄史诗《格斯尔》等进行了深人研究, 展现了德都蒙古族文学不同与其他蒙古族地区文学的特征, 对德都蒙古板《格斯尔》与北京版《格斯尔》进行比较论述, 根据书中的分析, 可以窥见青藏高原地区的自然风光、文化形态以及人民的思想特征。《格斯尔》主要以说唱的形式在德都蒙古地区流传, 在语言艺术方面有着鲜明的地方韵味, 其语言具有德都蒙古族的传统地方语言的特征, 折射出德都蒙古族在文学形式、文化生活方面的地域性。德都蒙古族文学的独特之处在于蒙古族作家用藏文写作, 这一现象古今文学中都存在。蒙古族作家在蒙藏文化的熏陶下, 文学创作体现出了蒙藏双重文化的特点, 为民族文化交流研究提供了新的素材。如古代诗人伊希巴拉朱尔的诗歌很多都是用藏语创作的, 次仁顿珠、江瀑为代表的当代作家也用藏文创作, 这些都是该著中展现的德都蒙古文学的亮点所在。地域文化圈对地域文学特征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 各地区的蒙古族文学都各有特点。地域文学史的编纂不但可以彰显中国各地蒙古族文化的悠久历史, 而且可以展现各地区文学风格的特色和差异, 对地域文化的挖掘和建设产生重要的作用。

　　编写地域文学史的意义在于:第一, 普通的蒙古族文学史中, 蒙古族文学的地域色彩和边疆地区的创作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 这一情况在不同版本的蒙古族文学史里都程度不同地存在, 蒙古族地域文学史的出现可以说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 为蒙古族地域文化研究和文学重构增添了新的一笔。第二, 地域文学史客观地反映了不同地区的蒙古族文学发展的不同面貌。例如科尔沁地区的说书, 卫拉特蒙古的《江格尔》, 德都蒙古的《格斯尔》等等。地域文学史填补了蒙古族文学研究的某些不足, 如对说书、民俗文学、叙事长诗等的评介和研究, 第三, 深刻认识整体与局部的异同关系, 对于我们理解和把握地域文学甚至整个蒙古族文学的特点有重要意义。地域文学史对作品中蕴涵的传统文化因子的溯源研究, 寻求作品与地域文化的直接对应关系, 并深入挖掘具有重要价值。

　　三、问题与反思

　　各地区深厚的历史记忆与文化遗产, 为蒙古族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素材, 他们对自己的本土文化进行了创造性重构, 创作出具有地域审美特色的文学作品。现有的蒙古族地域文学史, 大都属于地域通史或地域断代史, 随着研究的发展与深入, 视野也日益开阔, 研究方法也越来越先进, 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如布里亚特、鄂尔多斯等地区的文学研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这些地区的文学研究仍然有很大的开掘空间。蒙古族地域文学史体例编排上, 不同版本的地域史存在一定的差异, 但需要借鉴更明晰的线索和思路。

　　在解读我国蒙古族地域文学史编写特征的基础上, 鉴于已出版的地域文学史编撰中的一些缺失, 对以后的蒙古族地域文学研究, 笔者提出几点建议:第一, 绝大多数蒙古族地域文学史的研究停留在个别现象的叙述上, 忽略了文学自身发展的脉络, 缺乏深度和系统化, 更没有达到深入研究的层面, 这样很难体现出地域文学发展的规律性。第二, 地域定点研究较多, 而地理迁移或文化变迁的动态性研究少, 更谈不上结合时代的变化考察地域作家的心理结构和传统文学形式的现代性转型。一些地区的文学创作存在着题材的老化和艺术手法陈旧等问题, 以后的研究中应该关注地域文学艺术的继续发展问题。第三, 地域文化怎样激活了作家的艺术灵感和文学想象, 蒙古族作家作与传统地域文化的契合点在哪里, 作家在作品中如何重新建构了地域文化, 地域文学同整个蒙古族文学之间是怎样的关系等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全球化时代, 各地区文化间的距离日益缩小, 各地区文学交流也越来越频繁, 并非孤立地存在, 由此应注重各地区蒙古族文学之间的联系及他们之间的互补关系。

　　作者简介:阿荣 , 女, 蒙古族, 内蒙古赤峰人, 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博士研究生,现任教于内蒙古财经大学，主要从事民族文学研究。

　　原文载于：《大连民族大学学报》2017年第19期，注释及参考文献已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