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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晓峰]少数民族文学理论与批评在改革浪潮中突飞猛进
中国民族文学网 发布日期:2019-03-27  作者:孙晓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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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数民族文学理论与批评快速起步 

  改革开放之初,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就在“重读”和“重评”中快速起步。此后,它紧紧追踪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及时总结和评价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现象,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

  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围绕“什么是少数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少数民族文学民族性”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

  1986年,《民族文学研究》《民族文学》发表评论员文章《民族特质 时代观念 艺术追求——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理论的几点理解》,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进行了全面的理论总结。“民族特质”“时代观念”“艺术追求”成为评价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三维坐标,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和研究起到了理论引领的重要作用。

  2000年,关纪新、朝戈金合著的《多重选择的世界——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描述》,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进行了更为全面和系统的理论总结。

  进入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研究呈现不断深化的趋向,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少数民族理论话语体系。正如原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李冰《在2012年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报告》中所总结的那样:“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规律及特点,阐释少数民族文学特有的美学旨趣、话语方式和历史传统,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地位和价值,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各民族文学的比较,少数民族文学批评理论体系,民间口传文学与文人书面创作的关系,少数民族文学双语创作,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趋势等课题的研究中取得了重要理论成果。”其中,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规律和特点、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研究3个领域取得的成果较多,《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及相关问题研究》《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当代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审美观照》等,就是其中的代表性成果。

  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进入制度化、规范化发展轨道 

  少数民族文学史研究与编撰取得的进展,在少数民族文学历史知识化生产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始于上世纪50年代末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程,从一开始就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重要文化工程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并取得了许多阶段性成果。1979年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云南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标志着被“文革”所中断的少数民族文学史编撰工程重新启动。

  1984年2月,中宣部发出《关于加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和资料搜集工作的通知》,这是中央主管部门为少数民族文学专发的第一个“红头文件”。同年11月,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在北京召开第四次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作座谈会,确定了编辑出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丛书》及《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资料丛书》计划。

  1985年,中宣部、中国社科院、国家民委、文化部联合发出通知,强调“编写少数民族文学史无论在政治上或是在学术上都有重要的意义”。同年,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在北京召开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学术讨论会,制定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丛书〉编写出版方案》,成立了丛书评审委员会(后改称编审委员会),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进入制度化、规范化发展轨道,大大地加快了编写工作的步伐。

  截至目前,我国已有54个民族编写出本民族文学史或文学概况或民间文学史100多种。由国家主导和推动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编写工程,调动和集合了全国各民族各地区少数民族文学学术资源,堪称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创举。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视。

  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与研究成果丰硕 

  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中国各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口头文学,许多民族至今保存着口头传统。《刘三姐》《阿诗玛》《百鸟衣》《嘎达梅林》等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标志性成果。

  1979年,中宣部、国家民委、中国文联、中国社科院共同成立“《格萨尔》翻译整理协调小组”(1984年更名为“全国《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掀开了新时期以史诗《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翻译和研究的序幕。文艺工作者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谚语大普查、大采集中收获颇丰,少数民族史诗成为民族民间文学研究重点,取得丰硕成果。安柯钦夫的《中国少数民族三大英雄史诗论稿》、仁钦道尔吉的《江格尔论》、巴·布林贝赫的《蒙古英雄史诗的诗学》、郎樱的《玛纳斯论》、降边嘉措的《格萨尔论》、刘亚虎的《南方史诗论》成为上个世纪中国少数民族史诗研究标志性成果。

  2000年以来,少数民族史诗研究在整理、翻译、传承人(歌手)和文本研究取得新进展的同时,开始向史诗学研究升级。朝戈金的《口传史诗诗学:冉皮勒〈江格尔〉程式句法研究》《从荷马到冉皮勒:反思国际史诗学术范式转换》《多长算是长——论史诗的长度》《史诗学论集》代表了中国史诗学研究水平,在世界史诗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尹虎彬的《古代经典与口头传统》、王兴先的《〈格萨尔〉学史稿》、阿地里·居玛吐尔地翻译的五卷本《玛纳斯》《〈玛纳斯〉史诗歌手研究》,以及托汗·依萨克、阿地里·居玛吐尔地、叶尔扎提·阿地里编著的《中国〈玛纳斯〉学词典》、斯钦巴图的《蒙古史诗:从程式到隐喻》等成果的不断涌现,从不同向度挑战着史诗学的传统理论,表征着中国史诗学术话语体系建设的实际进展,中国史诗研究正在改变着世界史诗学研究格局。

  2009年,贵州苗族史诗《亚鲁王》被文化部列入中国文化重大发现。这一事例再次证明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活态史诗的丰富性、多样性和悠久性,中国史诗在文学的文类、功能、传播方式诸多方面,刷新了传统文学观念。随着《格萨尔》《玛纳斯》等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史诗研究为重点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学理论与批评,一定会再创辉煌。

 

  原文载于:中国民族报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宗教网2018-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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