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我们这个泱泱大国漫长的文学发展道路上，少数民族作家文学，是一个姗姗来迟的概念。这个概念的迟到，究其原因，大概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历史上虽然也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少数民族，出现过自己的作家创作活动，却向来难以获得汉民族雄踞的中原正统文坛的正视和认定；二是，在那相当久远的历史跨度之间，我国现有的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中的绝大部分，又的确不曾有过自己民族的书面创作。于是，人们在谈起少数民族文学的时候，常常只是提到一些民族的民间文学成就，却习惯性地忽略了少数民族的作家文学。

　　我国少数民族的民间文学，作为自古以来各民族人民重要的精神生活内容，曾经熔铸了他们千百年间的生活感受和聪明才智，矗立起了令人叹为观止的众多的历史峰峦。《格萨尔》（藏族与蒙古族）、《玛纳斯》（柯尔克孜族）、《江格尔》（蒙古族）等三大史诗，一再地为亚洲古文化赢来殊荣；南方诸民族的创世神话、西北诸民族的长篇叙事诗和东北诸民族的传统讲唱文学，不仅极其丰富，其中许多篇什还堪称人类口承文化的精品。这里有一重鲜明的对比：“神话、史诗和长篇叙事诗，汉族不是完全缺少，就是只有零星片断”①。这样，中国文学史在这几方面的空白，便必须靠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现实留存去填补。少数民族文学对中国文学独特贡献的一个重要方面，于是便毫无愧色地呈现出来了。造成上述对比的历史原因有许多，其要点在于，汉民族远在3000年以前便有了自己的文字和史籍，故而遏抑了该民族民间口承文化的继续长成和广远流布；而各少数民族的文字普遍出现得比较晚，口承文学，也就成了他们世世代代相因传接历史知识、科学文化及艺术体验的重要手段。

　　正如同人们喜欢把少数民族比喻成“民间文学的海洋”一样，人们差不多也都热衷于把我国的古典作家文学范畴，看成是汉族的“世袭领地”。那灿若星河的汉族作家，汗牛充栋的汉族文学作品，似乎已构成上下几千年间汉族独立支撑中国古典文坛的确凿史实。其实，这种习见的看法，并不尽然。在我们国家悠久的作家文学发展史上，少数民族至少曾经有过如下的重要奉献：

　　Ａ，较早创制了本民族文字的一些少数民族，曾经在他们各自的文化发展历程中，产生了足以光照后世的一批具有高超艺术造诣的文学典籍。其中最重要的，当推维吾尔族的《福乐智慧》（作者尤素甫·哈斯·哈吉甫，创作于１１世纪），藏族的《萨迦格言》（作者贡嘎坚参，创作于１３世纪）、《仓洋嘉措情歌》（作者六世达赖喇嘛仓洋嘉措，创作于１８世纪），蒙古族的《蒙古秘史》（作者待考，创作于１３世纪）、《黄金史》（作者罗卜桑丹津，创作于１７世纪）、《蒙古源流》（作者萨囊彻辰，创作于１７世纪）、《一层楼》《泣红亭》和《青史演义》（作者尹湛纳希，创作于１９世纪），及纳西族的《东巴经》和彝族的《贝玛经》《诗文论》，等等。这些作品不仅显示了少数民族文学的源远流长，同时也证实了我国作家文学缘起的多元性。

　　Ｂ，在较早与汉族文化建立交流关系的少数民族中间，曾经出现过许多成功地运用汉族语言文字进行文学创作的少数民族作家，其中一些人还达到了与同时代的汉族作家互为伯仲的艺术水准。鲜卑族文学家元好问（金元之际）、耶律楚材（元代），蒙古族文学家萨都剌②（元代），回族文学家丁鹤年(元代)、李贽(明代)，维吾尔族文学家贯云石（元代），女真族文学家石君宝、李直夫（元代），满族文学家纳兰性德、曹雪芹、文康（清代），等等，可以说是这一类型作家中最为突出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文学成就早已经人所共知，而对他们的艺术创作活动是否可纳入我们今天所说的“少数民族文学”的范畴，则也随着一个时期以来的有益的讨论和争鸣，逐步趋向于达成共识了。这种少数民族作家不用本民族原有语言而用主体民族的语言写作的见怪不怪的历史现象，恰恰给我国当代同一类型的少数民族文学的大量出现，提供了含有内在规律性的先期预示。

　　Ｃ，历史上，我国各少数民族的艺术风格、文学样式和审美趋向，曾经不断地给汉族文学发展以充满活力的良性作用。远在汉民族尚未完全形成前的先秦时期，《诗经》和《楚辞》，便分别融汇了北方华夏诸民族和南方荆蛮诸民族的民族气质和艺术色调③；及至后来汉族文学中的唐宋词、金元的杂剧和散曲、元明清的讲史和小说，这些文学体裁的相继形成，也各自与当时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能动影响，有着或者直接或者间接的关联。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汉族对少数民族的影响是巨大的；然而，少数民族也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影响的方面。民族间只要发生交流，总是双向的，互补的。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少数民族古代作家的文学成就，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遭到了有意或无意的冷遇，作品被散失和作家被遗忘的情况很多。现在，学术界对我国古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所做的重新发掘的工作，方兴未艾，还必定会得到一系列重要的成果。我们对这项工作的长足拓进抱乐观的期待。也许，只有在古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历史轮廓基本复原之时，人们才能够在真正透彻地理解少数民族对祖国文学的已有贡献的大背景下，从容地去研讨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价值和意义、规律和趋势。

　　然而，这样的计议看来又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厘清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历史轨迹，还有待于迄今仍然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古典文学学术工作者的长期努力。而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出现的一个咄咄逼人的现状，即少数民族当代作家文学的狂潮般地涌起，却不能容许人们再有更多的工夫去等待回眸历史的答案了。

　　（二）

　　我们把少数民族当代作家文学的现实发展，称之为“狂潮涌起”，并不是危言耸听。君不见，最近十多年内，我国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基本存在方式，已经完成了一整套令历史老人为之目眩的重大嬗变：

　　——我国的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在古典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具有自己民族的作家创作记录的，大约只有十个民族；到本世纪中叶共和国建立的时候，这个数字仅只突破了两三个（这也可以被看作是现代文学发展时期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进展情况）；从５０年代初期到７０年代中期这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之后，记录得以提升到二十五个左右（较之建国前大约增加了一倍，但仍未达到少数民族总数的一半）；根本改写这个数字的举动，终于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新时期”（７０年代后期到８０年代后期）出现了：几乎有三十个民族的书面文学空白被迅速填满，五十五个少数民族由此全部拥有了自己民族的作家（或文学作者）④。

　　——以往那种少数民族作家人数不多且零散分布的状况，已经明显地改观。到１９９３底年为止，加入中国作家协会的少数民族作家，已有３８９人（占该协会会员总数的10.6％以上，高于少数民族总人口在中国总人口中的比例数8.04％）；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各省、市、自治区分会的少数民族作家的总数，已逾3000人。⑤有二十多个少数民族，已具有自己阵容明朗的作家群体。这种单一民族作家群体，从规模上看，少则十数人到数十人（如在“新时期”才形成本民族作家群体的哈萨克族、侗族、景颇族、阿昌族等），多则上百人甚至几百人（如历史上已有相当程度的作家文学积累的蒙古族、满族、朝鲜族、土家族、壮族、白族、维吾尔族、藏族、彝族等）。在一些人数较众的单一民族作家群体的内部，多种多样的体裁、题材、艺术风格，得到了独立的并有着广泛分工的开发。由此，诸少数民族的作家文学发展将各自形成格局的大趋势，已初见端倪。

　　——衡量某一民族当代作家文学成熟程度的重要标尺之一，是要看该民族有无长篇小说的生产能力。长篇小说无疑是一个民族智慧风貌的集中显现，它要求作家对本民族历史、现实有一种抽象的概括能力，并以史诗般的气度统摄自己的艺术把握。满族、藏族和蒙古族等民族，是在我国的古代文学发展时期便推出了自己的长篇小说作品的，他们在这方面的历史成就，已达到了与汉族古典小说创作互补互长的程度。然而，对其他的更多的少数民族来说，本民族传统的民间文学艺术样式的创作定势，却与长篇小说这种文学体裁的艺术机制距离较远。随着人类共同体进入高级别的艺术生产时代的到来，神话与史诗的新创作将不再会出现，民间文学的史诗向作家文学的长篇小说的艺术转换，或迟或早地都要在各个民族的艺术衍进中完成。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们，在占有本民族作家文学创作的历史地位之后，普遍地感受到，只有创作出一批优秀的、具有深刻历史意识的、容涵着强大的文化张力的长篇小说，取代短篇小说在本民族文学中的主导位置，才能真正比较巩固地确立自己民族在中国文坛的有力量的形象。他们为达到这一目的，纷纷发起对长篇小说创作领域的冲击，其精神，是异常顽强的，令人敬佩的。今天，除上面列举的几个历史上曾经创作出长篇小说的少数民族在持续地扩大自己的长篇小说创作势头之外，已经有回族、土家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彝族、朝鲜族、壮族、白族、傣族、苗族、侗族、鄂温克族、瑶族、景颇族、东乡族等民族正式发表了自己的长篇小说，使已经能够创作长篇小说作品的少数民族，达到了将近二十个。依据这样突进的速度和实力，少数民族当代作家文学，正在获得与中原汉族文坛之间越来越强的对话能力。

　　——当代文学的最高水准，通常是由一批最有才华的作家的作品体现出来的。目前，由不同民族的老、中、青年优秀作家共同组成的少数民族创作的骨干队伍，业已成为我国文坛上一支引人注目的生力军。正象人们在回顾５０年代初期到６０年代中期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开创阶段时，会自然地记起老舍、纳·赛音朝克图、李乔、铁衣甫江、玛拉沁夫、库尔班·阿里、克里木·霍加、祖农·哈迪尔、关沫南、陆地、敖德斯尔、巴·布林贝赫、扎拉嘎胡、木斧、郝斯力汗、唐加勒克、杨苏、晓雪、乌·白辛、胡可、超克图纳仁、李惠文、胡昭、汪承栋、汪玉良、韦其麟、高深、金哲、任晓远、李根全、饶阶巴桑、吴琪拉达、包玉堂、康朗甩等等名字一样，在议论起“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的时候，人们也会同样亲切地谈到张承志、乌热尔图、孙健忠、朱春雨、扎西达娃、蔡测海、伊丹才让、益希单增、降边嘉措、赵大年、理由、柯兴、马云鹏、霍达、韦一凡、伍略、石太瑞、夏侃、金成辉、马犁、林元春、韩秋夫、李传锋、艾克拜尔·米吉提、陈村、沙叶新、吉狄马加、查干、南永前、巴彦布、佳峻、阿云嘎、白雪林、哈斯乌拉、勒·敖德斯尔、乌雅泰、萨仁图娅、察森敖拉、祖尔东·萨比尔、柯尤慕·吐尔迪、穆罕默德·巴格拉西、买买提明·吾守尔、贾合甫·米尔扎汗、朱玛拜·毕拉勒、吾拉兹汗·阿合买提、孔盖·木哈江、夏莫斯·库玛尔、杨世光、戈阿干、张长、那家伦、钟铁夫、严亭亭、景宜、苏方学、黎国璞、黄钲、蓝怀昌、莫义明、马瑞芳、马连义、石定、罗国凡、罗吉万、颜家文、江浩、边玲玲、穆静、中流、满锐、关庚寅、查舜、马自祥、李必雨、杨明渊、刘荣敏、滕树嵩、潘俊龄、熊飞、吴雪恼、征鹏、丹真贡布、多杰才旦、意西泽仁、丹珠昂奔、色波、阿来、陈川、贺晓彤、田瑛、鲍义志、金勋、于德才、那守箴、孙春平、张桦、林和平、尚静波、王家男、何培嵩、孙步康、岑献青、莫非、陈多、冯艺、黄神彪、包晓泉、龙敏、王延晖、马明康、石锐、晨宏、岳丁、玛波、存文学、雷德和、海涛、艾扎、董秀英、密英文、孙宇飞、拉木·嘎吐萨……。正是在这些来自不同民族的名字之下，曾经发表了许多令人难忘的文学佳作，有些出手不凡的作品还在文坛上激起过轰动效应。少数民族优秀作家的名字，经常出现在国内各级各类文学奖励的名单上。连国家级的几种文学大奖中，也总是有少数民族作家的席位，截止１９９３年底，少数民族作家已有３１人次分别获得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茅盾文学奖”、全国中篇小说奖、全国短篇小说奖、全国诗歌奖和全国报告文学奖。而在中国作家协会和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联合主办的第一、二、三、四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的评比中，已有来自５２个少数民族的作家，获奖４３８人次。⑥

　　——在上述业绩取得的同时，参与我国精神文化建设的这样一条新的战线已经全面铺开。１９８１年，中国作家协会创办了《民族文学》杂志；１９８３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创办了《民族文学研究》杂志；许多地区和若干民族，也相继创办了自己促进民族文学发展的刊物，开展越来越富有影响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活动。伴随少数民族作家创作力量的迅猛崛起，包括少数民族成份、汉族成份乃至海外成份的当代民族文学的理论研究队伍和作家作品评论队伍，开始集结并发挥了作用。用某些种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文学作品，不断地通过翻译工作者的劳动，被介绍到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中去，被介绍到国外读者中去。当代少数民族的作家创作，已经拥有了广泛的且不断发展着的读者群。今天，完全可以说，“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再也不象十几年前那样，是一个让人感到陌生的字眼了。

　　以上，是我们对发生在这片国土上十多年内“狂潮涌起”般的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历史性嬗变，所做的一幅粗线条的素描。凡有幸亲眼目睹这场文化变迁景观的人们，特别是我们所接触到的许多有眼力的中外文化界人士，无不为之惊奇和喜悦。有人用“千载难逢”、“蔚为壮观”，来形容自己与这一民族文化大事件邂逅时的兴奋感受，想来是并不夸张的。诚然，自有人类文化史的记载以来，有人曾经亲笔记录过这样的历史镜头吗：在一个国度之内，数十个民族的文学艺术形态，在历史的瞬息间完成了如此辉煌的嬗变？

　　（三）

　　惊喜是自然的。惊喜之余，我们认为，应当对这场少数民族文学历史性嬗变的原因，做一些考察。

　　我们知道，每一个民族，无论大小，都有它自己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发展速度的高低，常常要受到它所处的历史条件、自然环境、经济形态以及它与周边民族的关系等因素的直接制约。因此，自有人类以来，各民族间在经济与文化的成长上，便是极不平衡的。在我国包括汉族在内的五十六个民族之间，这种“不平衡”的现象也是颇为突出的和相当普遍的。总的来说，汉民族由于人口众多，古来便居住在自然条件较为优越的广袤的中原内陆及沿海地带，很早就普遍地进入了农耕生产状态，于是在与诸少数民族的经济竞争中一路领先，并在民族文化的演进中也经常处在前列的位置。而生存在条件相对说来较为恶劣的山区、高原、戈壁乃至于高寒地带的少数民族，人口较寡，生产力也相对低下，在长期的民族相互折冲中，又往往处在不利态势，故而使其经济贫困和文化落后，处于一重又一重的恶性循环之中，成为了一种持续既久的历史事实。世代以来，各少数民族为改变自己多方面的后进被动状态，曾付出了坚忍不拔的努力，有的民族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把自己与汉族之间的在经济和文化上的差距缩小了，然而，就大部分少数民族而言，它们在总体上与汉族之间的“不平衡”状况，还是十分明显的。

　　我们所要注重观察的各民族的文学，作为不同民族的精神文化现象，当然地，也会因为不同民族的经济地位的差异而存在差异。在这里，民族的经济基础对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具有决定性的制约作用。每一个民族，不管它自身发展层次的高下，都只能具有与自己民族经济相适应的文化，只能具有与自己民族经济和文化相适应的文学。

　　各个民族的文学有他们相通的内在发展规律。大约在人类原始社会内氏族社会末期的时候，在语言已经产生并较为丰富的条件下，民间文学，这种通过人们口头创作、口头传承的人类最早的文学样式即告产生。古往今来，几乎所有已知的民族都有他们的民间文学。民间文学从它问世的那一天开始，便成为切近和反映人们社会生活和思考认识的产物，成为表达和传递人们心理感受和审美情趣的产物。在人类共同体由野蛮、蒙昧逐步走向文明、智慧的不同阶段中，民间文学作为各民族的观念形态，也在不断地变化着。在由氏族社会向部落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民族民间文学曾伴随着初民们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水平的更迭，先后出现了神话创作的繁荣和史诗创作的繁荣，并分别赢得了它们为后世无法摹仿无法替代的艺术价值。而当人类前行的步履一旦走过那“神秘主义的”和“英雄主义的”历史过程之后，神话和史诗的创作繁荣也就再也无可复制了，民间文学也就告别了它最为骄傲的创作经历，走上了以童话、故事、寓言和诗歌为主要艺术形式的平凡的创作道路。

　　与后来出现的作家文学相比较，民间文学具有它一系列的特征。从创作和流布的角度去观察，它的集体创作性、口头传播性、环境变异性和世代承袭性，都是很鲜明的；而从社会功用的角度去观察，它的以实用性为基本要求而以教育性、审美性、娱乐性为辅的复合功用的性质，也是十分确定的。上述这些特征的形成，固然很是有利于民间文学自身的存在和发展，也有利于满足各民族人们在相当长久的历史过程中对这种文学样式的综合需求，但是，也正是这些特征本身，却又不可避免地给这种精神文化类型在固有的形态之内向更高级层次的进取，设置下了难以逾越的天然障碍。由于民间文学对世界的艺术把握，在其历史起源处便同人类各项实践活动紧紧地纠缠在一起，艺术活动是与非艺术活动完全混为一体的，并且始终担负着过于繁重庞杂的社会功用任务，致使文学的本质性的要求——审美，长期地处在这种虽然冠以“文学”称谓而实际上远非“纯艺术”的文化形态中的从属的而不是主导的位置上，甚至有时还要遭到种种非艺术因素的冷落，故而造成了民间文学明显的“审美不纯净”。同时，民间文学的集体创作性和世代承袭性，使它的全部作品在创作主体那里，都只能是群体的而不是个体的，只能是“集体无意识”的结果而不是自觉的艺术创造，这就压抑、扼止和否定了那些个性的、自由的、能动的审美创造力，使纯真美好的艺术冲动被久久地无可奈何地捆绑在一个民族的极为稳定的传统共识之上，而得不到应有的美的飞升。另外，它的口头传播性和环境变异性又意味着，民间文学对一民族一社区的公式化文化积淀的依赖性是很强的，各民族民间文学要么长久地处在自我封闭彼此隔绝的状态之内，要么稍有（只能是稍有，而绝不会是远足的）外部交流，便势必要走失掉它自己的某些原有的品质和蕴含，而不再具有民族间或社区间文化交流的全部意义。

　　人类文明无休止的上升，或迟或早地，总是能够有效地满足自己的超越欲望。文字——这种记录和传达语言推动人际交流突破时间和空间局限的书写符号，作为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之一，在原始社会的末期到阶级社会的初期，在一些民族之中相继产生了。书面文学创作即作家文学创作问世的先决条件，就此为人类所享有。而随着生产力水平的进一步发展，人类社会在完成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之后，又达到了把精神文化不同领域划分开来的程度，终于使作家与作家文学的出现，这个文学的光荣梦想，成为了世间的现实。文学一经由民间口头文学蜕变羽化为作家书面文学，便为文学逐步进取以至最终逼近文学的本体价值，宣示出了美好的前景。作家文学艰辛地却又是义无反顾地渐渐摆脱着多重社会功用任务的羁束，坚持把文学创作从人类活动的其他所有形式中剥离开来，独立出来，把艺术的探求认作自己肩负的头等要务，而把教化功能、认识功能等项实用性任务，逐步转交由其他类别的文字著述去完成；作家文学又是创作主体作家的个体化劳动，它使文学的审美追求以富有个性化富有自由创造力度的特征出现，从而也大大推动了文学作为自决的艺术形态的健全发展。作家文学在民族文学多元发展的历史时期，即开始展示了自己有利于寻找外向交流的运作机制；当作家文学的开拓道路上投射出世界文学一体化的曙光时，其内在的跨越民族和国度的审美潜能，则必将释放出更加璀璨的艺术光华。

　　我国各少数民族文学的不同情况的历史积累，正是在对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做出如上意义的区别之后，才被看出它们之间的质的分野。尽管许多民族拥有着自己异常光彩的民间文学传承，但是，只要它的文学不能突破这种混合型文化的胶着状态，便很难为本民族艺术审美的高梯次发展找到可行的路线。当历史上已经占有作家文学跑道的民族开始呈现出他们文学前行的加速度的时候，那些仍在民间文学这方远非“纯艺术”的范畴内踯躅的民族，当然是不能不让人焦虑的。

　　时代提供了这个机遇。共和国创建后的前三十年，从政治上、经济上，直至文化上，给了各少数民族传统社会以巨大的影响。许多与汉族及中原相比较社会发展显见迟滞的民族，藉此挣脱了昔日社会制度的桎梏，改变了自己的旧有经济状况，于是也便不再安份于对世代传承的精神文化的持有关系。他们中间的许多人，在民族历史上首次得到了接受初等、中等乃至高等正规教育的权益，本民族第一代新型知识分子（与历史上那些民间艺人、宗教职业者等有着根本区别的新型知识分子）阶层出现了。民族知识分子阶层的出现及其在本民族社会文化活动中发挥的积极作用，造成少数民族内部整体文化素质的上提。于是，各民族原有的民间文化构成，便远远地难以适应人民群众对文化和艺术的高品位的需要。民族文学由民间口头形态向作家书面形态的过渡，就成了历史的必然。一部分不久前才由传统社会氛围里走出来的少数民族中青年新型知识分子，对本民族有着血肉相连的情感，又受到包括外民族作家文学成就在内的当代精神文化光辉的熏陶和感召，对外部世界与本民族文化的反差有着极其敏锐的认知；当他们第一次意识到，文字的使用权和书面文学的创作权已经不再为某些民族所专有，自己也完全有能力拿起笔来，把内心对美的追求，把自己对这个大千世界的强烈感受，写到文学作品中去，那一时刻，他们心间泛起的兴奋和神圣，实在是不言而喻的。就这样，在他们的手中，一扇扇世代尘封着的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之门被訇然推开。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成为了包括我们各兄弟民族在内的社会发展的总主题，为东方古国在经济上的展翅腾飞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过去，我国绝大部分的少数民族地区，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已属很不发达的国度里，又处在一个最为低下的发展水平上，少数民族人民群众世世代代承受着难堪其苦的贫困重负，世世代代虔诚地祈盼着富裕和幸福。当“改革开放”的大时代的雄风吹拂到了各个民族地区之后，广大群众才头一次看到了摆脱穷根走上富路的现实希望。随着这些地区经济改革的全面铺开和经济结构的多重调整，少数民族人民极力弘扬起本民族历经万千磨难而活力常驻的精神力量，向着世代向往的民族富强之路上迅猛冲击。然而，长期贫困造成的心灵负载，与现代文明感召相脱节的本民族性格中的惰性素质，久远以来民族传统经济观念对商品经济法则的陌生与排斥，又都无形地组成了一道道限制人们前进的障碍，守旧与改革、贫困与富裕、愚昧与科学、宗法观念与民主意识、现代经济眼光与传统人际关系等等矛盾冲突，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一再错综地呈现出来。少数民族社会生活的几乎一切层面，犹如一石击起千层浪，正反应起亘古罕见的复杂与激荡。包括许多民族第一代作家在内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们，生逢其时，凭借自己对民族生活近距离体验的优势，从各自民族的经济生活乃至精神生活的变革浪潮里，触发了无法压抑的艺术灵感和创作冲动，积累了异常生动的创作题材，亟待通过作品创作，描摹出民族社会历史变迁的生动画面，表达出自己对本民族现实命运和未来前途的思考与憧憬。紧紧把握住自身命运的少数民族文学事业，捕捉并利用了这一有利于自己的生长契机，领受到了一份得天独厚的时代恩赐。

　　当我国文坛上再也不是只有一部分民族拥有自己的作家文学，而是各个少数民族已纷纷营造自己的作家文学殿堂的时候，我国民族文学发展的徐缓的准备阶段便宣告彻底地成为过去，一场以各民族作家或作家群体为选手的多元的竞赛和角逐也就开始了。这样的竞赛和角逐，对于引导和刺激各民族作家文学创作机能的日益成熟，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古今中外的作家文学发展，常常都与文坛上的相互竞争有关系。在我国当代民族文学的竞技场上，每一位有着强烈的民族心理素质和民族责任感的少数民族作家，都感到了回避不了的来自他民族的挑战。各个民族地区间久已有之的封建闭锁态势，正在被现代化的观念和现代化的技术手段每日每时地更改着，在国内以至国际间各民族文学一体化交流的总趋势面前，任何一个民族都无法再维系往日那种超然世外的传统样式自给自足的文学生存环境，而必须在新的文学组合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新的位置和新的声音，确立自己民族与各民族之间的文学的近距离的对话方式。那一个民族的文学想要真正挺立于多民族的文学之林，归根结蒂，只能依赖本民族作家加倍的人才投入、智力投入和劳动投入。可以看出，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活动中，充盈着现代社会精神气质的竞争意识和超越意识，始终与各民族的艺术进取者相伴。不断出现的积极竞争以及不断出现的相互超越，大大地提升了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发展的整体形象。历史已经演进到了这样的阶段：我国各兄弟民族已陆续把文学的拓进，认作是本民族的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全面进步的正当需求之一；并且，由于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增长的进度已经能够充分标示各民族文学的最高递进系数，作家文学水准的高低，也因而被社会上认作是衡量各兄弟民族精神文化综合发展层次的一项可观的读数。

　　许多民族的作家文学，在其萌动生发之前，曾经受到本民族民间文化土壤的层层覆盖和重压；但是，作家文学一旦冲出重压破土而出，那丰厚的民间文化土壤，便又转而成其为该民族作家文学所独占的一方优渥的滋养源。近些年来民族文学发展的现实说明，少数民族的作家从本民族的民间文学以及传统文化那里，的确获益匪浅。尽管看上去有一些少数民族的第一代作家，还没有做到比较理智地去分析和取舍这份菁粕杂陈的文化遗产，流露出某种程度的生吞活剥全盘承袭的接受倾向，然而，民间文化毫无吝啬的馈赠，却使他们的作品颇为便捷地具备了民族色彩鲜明的优长，也使这些民族的作家文学从一发轫就赢得了本民族和他民族读者的注目，给了那些初登文坛的创作者以尤为可贵的自信心。至于一些在创作方面较为成熟的少数民族作家，往往在民族文化的价值判断上有过深思熟虑，已经能够有眼光有节制地向本民族民间文化讨取自己的所需，他们在艺术上构筑的民族文化优势，会更加地明朗和更加地具有力度。当人们流连于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种种艺术成就的时候，不会忘却各民族传统文化积淀对其现时的书面文学发展的累累补给。

　　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在当代的崛起，不仅依赖于上述各种内在原因，其外部条件的变易，也是不容忽略的。历史上，我国各个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曾长期处于不平等的状态，其主体民族即人口众多且文化发展较为突出的汉族，对自己周边的少数民族的文学以及文化的存在，基本上一直是采取着冷漠的态度，甚至于在许多的情况下，为着自身文化的伸展，还在客观上妨碍了少数民族文化的生存和成长。因此，在共和国建立之后的相当长的时期内，汉族与诸少数民族在社会生活中呈现的“事实上的不平等”，也同样表现在文学及文化发展的领域内。为了早日扭转这种局面，让少数民族文学在新的历史气氛下有一番大的飞跃，国家制定了对少数民族的文学发展重点加以培养和推动的民族文化保护主义策略。汉族及历史上作家文学发展较为充分的一些少数民族的文学界人士，也对若干文学发展的后进民族，提供了真诚的扶持。即便是在广大普通公民的头脑里，“少数民族文化发展保护圈”的意识也日益清晰起来。从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到在少数民族知识分子队伍中培养文学作者，从开办专门发表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作品的刊物园地到举办各种少数民族文学奖励活动，从促进国内各兄弟民族间作家的互相学习到派出少数民族作家赴国外与各国作家进行交流，一系列有益于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措施，相继付诸实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事业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已经并且正在得到不断地优化。环境优化的全部目的和效果，都在于激活民族文化新陈代谢与自为发展的内在机制，它所依据的，仍是促成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升涨的自发动因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不管从什么角度去说，都只能是少数民族在精神文化领域内一项自己解放自己的庄严事业。

　　学者们常把民间口头创作，称作是各民族文学长流的源头。如果这一比拟恰当的话，那么，各民族的作家文学便应当是与那源头一脉相承的滔滔江河。江河既然已经运行于大地，就再也不可能复归源头，它的全部开辟，都只在于越来越壮阔自己，准备着注入汪洋。当代若干少数民族的作家文学，从各自民族的民间文化母体中分离出来的时候，面对着的，也正是一往无前的艺术自决。

　　现在，中国所有的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已经先后跨入了自己的作家文学时代，到民族文学的天地间满怀自尊地建构自我。对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少数民族文学历史性嬗变，实在值得在中国文学史册上大书特书，在东方人类的文明史册上大书特书。

　　（四）

　　诚然，这意义还不仅在于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划时代。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

　　的整体崛起，尽管不过是这些年来才出现的，人们却已经可以从它那为期不久的发展过程中的各种成就和信息中，提取出含有文学理论价值的最初发展经验了。

　　在中国文学的大范畴内，少数民族文学是与汉族文学相区别的概念。这一区别反映出少数民族文学的突出之点——各自所有的民族属性。可以说，少数民族文学是以含纳和表现着不同的民族特质为区别于汉族文学的显著标志的；而各少数民族文学之间此民族文学区别于彼民族文学的根本标志，也在于其含纳和表现的这种民族特质的不同。当代民族文化研究的理论确认,世界上迄今已有的所有的单一民族,它们的文化都是自成单元的，没有任何两个或两个以上民族之间的文化会呈现出全息的同一性。由多元文化派生出来的少数民族文学，其内在特质与外在表征，也应该是多元的。民族特质，既是少数民族文学赖以生存的条件，又是少数民族文学赖以识别的胎记。民族特质，赋予少数民族文学以质的规定性。应当说，我们在现阶段看到的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它能够走上成功之路的先天基因，它对世界文学的独

　　特贡献，它为广大读者最先钟情的外露的价值，都在于文学的民族特质。

　　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们，以状写各民族社会现实的和历史的生活内容，作为作品民族化的首选手段。在他们的笔下，一民族的文化制约下的人间事相、生活场景、风土民俗，以及特定的历史进程、矛盾冲突、思想脉息、理念行为，都是其民族特质的外化形态。在社会生活中，各民族传统文化积淀之上造就的各民族人物的心理结构和思想定式，更是最为集中地包容了各种不同的民族特质文化的整套的密码信号，所以作家们在创作中对人物的民族性格、民族心态的深层开掘和适度描绘上，倾注了更多的思索和心血。同时，少数民族文学还在坚持本民族健康的审美眼光方面，在继承本民族独到的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方面，进行了许多浸润着民族作家独立思考的积极尝试，也使作品在多重的艺术驾驭上，有效地体现了文学民族特质的光泽。

　　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成功，又不可能只依靠着民族特质的单项优势。任何文学，都是时代的产物。任何时代，都要把自己或为先进或为落后的思想倾向注入文学的精神蕴涵内里。在每一个特定的时代，文学作品都会被烙下时代的印记——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也不例外。在各民族社会生活大变革的形势下，在各民族文学多边对话多元交流的形势下，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者普遍意识到，自己身为精神文明产品的制造者和时代意识的体现者，只有向民族和社会奉献出标志着历史前行动律的作品，才能不辱少数民族文学使命。他们的许多优秀作品，无论是写民族现实题材还是写民族历史题材，都在创作中努力地展示出代表着时代进步潮流的思维前冲力和现代文明的理性感应。同时，少数民族的作家们又在各自的创作实践中接受了时代文学习尚的洗礼和启悟，使作品以当代读者所欣赏的新的意向出现，使“民族文学”不再是令人们读厌了的传统表现方式的代名词，为自为发展打开新的艺术天地。时代观念的确立与渗透，已经成其为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重要品格之一。

　　少数民族作家文学也是文学。凡是文学，就必须遵守其本体发展规律，作家都要用美的法则去完成创作，欣赏者和批评家又都要用美的法则去接受作品和鉴别作品。文学对自身的起码要求，便在于艺术魅力的获得。少数民族的作家文学事业，从正反两方面得出的教训，一再说明了：高水平艺术魅力占有与否，对自身来说，可谓生命攸关。我国大部分少数民族的作家文学，刚刚经历了脱胎于民间文学的历史演变，与汉族等民族长期以来就得到过较充分发展的作家文学相比，起点低基础薄，还需要有一个渐进的艺术提高过程。可是，正是因为有相当多的少数民族作家在创作中发愤图强发愤图新，出色地展现出了艺术追求的个性风采，少数民族文学才赢得了今天的荣誉，却也是无须置疑的事实。尤其是在有些作家文学产生较晚、自身经济文化发展较迟的民族中间，也的确涌现出了一些优秀的作家，以他们的艺术佳构征服了读者，更给各兄弟民族文学的艺术超越树立了鲜活的榜样。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正把对艺术性的强烈追求，化作高度的实践自觉。

　　民族特质、时代观念、艺术追求，这三者，被既往的少数民族文学界认定，是少数民族作家文学藉以存在和发展的“三个基本支撑点”。同时，学术界也指出了这三个基本支撑点，在民族文学的创作中是相互交叉、互相依傍的：文学的民族特质与艺术追求，都应获得时代观念的鲜明照射；文学的民族特质与时代观念，又要凭借艺术追求去实现；而时代观念与艺术追求，又要围绕着民族特质这一少数民族文学的根本来表达。在人们观察到的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过程中，这三个基本支撑点，均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关于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应当具有三个基本支撑点的认识，是在前几年由学术界归结出来的指导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创作的有代表性的一种理性思考。本文的作者亦参加了这一方面的有关讨论和总结。这些理性认识，在近年来的实践中，已经得到了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参与者比较普遍的接受与认同。

　　显而易见的是，对于目前日益深入发展的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实践来讲，对于未来必定更加壮大的民族文学事业来讲，上述较为浅表的理论归纳，还是相当不够的。但是，似乎可以说，在以往少数民族作家文学迅猛崛起而我们的民族文学理论准备又十分不足的情况下，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基本建设，正是在这种较为浅表的理论轮廓内，寻求到了自己最初的命运依托。跨入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创作领域的许多第一代的拓荒者，也正是把这种初步的理论归纳，当成引导自己创作活动的ＡＢＣ来看待的。

　　ＡＢＣ固然需要，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向纵深拓展的全向度实现，已经不能总是停留在用ＡＢＣ来照射自己和阐发自己的水平线上了。

　　剖析中外近现代文学进程中的各种现象，可以引出的基本结论之一是，文学创作的实绩，总是和创作主体所接受的理论引导成正比的。盲目地、缺乏理论支持地从事文学创作活动，很少有能成大气候者。所以，人们喜欢这样一句口头禅：创作实践与理论指导，是文学翔飞的双翼。

　　而我们的不满足也就在这里。迄今为止的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双翼的发育是有些失衡的。创作一翼发育得较为充分和健全，而理论一翼的发育则相对地显得单薄得多。少数民族作家在写作经验日益丰富的情况下产生了高品位的艺术向往，必然紧跟着会产生对民族文学创作理论的高层次的寻求。他们早已不满足于评论界再用ＡＢＣ来阐释他们的作品内容和评价他们的艺术追求，他们在创作实践中所遇到的许许多多新问题，已经是ＡＢＣ所不能回答和统摄的了。可以这么说，理论的饥渴，已经成了少数民族文学发展中一个普遍引起关切的话题。

　　有感于这样的现状，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界在目前，正把自己的学术视点，逐步向当代作家文学创作理论探讨方面聚合。许多学者都以自己的真知灼见，参加了这项具有开创性质的工作。能够预料到，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理论研究方面，一定会有若干新的突破，在不太久的今后相继出现，并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实践中发挥影响。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取得创作理论有力支持的愿望，是可以实现的。

　　我们也愿意加入这项理论攀登者的行列。我们体会出，当代少数民族作家们在推进民族文学事业中所表现出来的民族使命感，对于我们这些少数民族出身的学术工作者来说，应当有着同样的意义。所以，尽管我们在各方面的不足是明显的，还是希望真诚地奉献出自己的全部思考。

原载《民族文学研究》199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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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①见毛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前言》。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１１页。

　　②学术界也存在着另一种意见，认为萨都剌出身于回族。

　　③参见刘俊田、白崇人、禹克坤：《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一文，载于《文学评论》１９８０年第５期。

　　④本段内所列数字，均系笔者根据多种资料综合而成。

　　⑤本段以上数字，承蒙中国作家协会创作联络部民族文学处艾克拜尔·米吉提先生提供。

　　⑥上述少数民族作家获奖的情况，亦承蒙艾克拜尔·米吉提先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