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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西”代“东”是将中国文学研究西方化，在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下研究中国文学，缺少对中国文学民族特点的把握。

　　■现在流行的以诗歌、小说、散文、戏曲为描述主体的中国文学史体系，也带有明显的近代西方文化色彩。

　　■“诗言志”这个古老的命题，却直接影响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创作。而且，只有通过对“言志说”的深刻理解，认识它与中国古代诗人和诗歌创作的关系，我们才能真正发掘中国诗歌的民族特色。

　　■中国文学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中国古代不曾产生如古希腊一样伟大的荷马史诗，但是在同时期却产生了如《春秋》、《左传》、《国语》等一大批记载历史的伟大的散文著作。

　　当下人类已经步入了全球化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与观念意识也随之发生重要变化，统一化与多元化的互动互补，正在成为世界文化发展的新的潮流。这意味着各个国家与民族都要重新思考自己的传统文化与全球化之间的关系，也是我们今天反思中国文学史观的态度和起点。

　　自19世纪末开始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与中华民族走上全球化的历程是一致的。在此之前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基本上还是一个依附于经学的封闭的研究体系。那个时期的中国文学研究者，没有世界眼光，没有现代化的意识，更不知道全球化是何物。他们沉浸在中国文化的传统里，以“文”、“赋”、“诗”、“词”为对象，以“原道”、“征圣”、“宗经”为旨归，以“复古”或“通变”为动力，进行着“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创造和研究，建构了一系列具有中国古典特色的理论范畴，如“文道”、“雅俗”、“情志”、“比兴”、“风骨”、“意象”、“神韵”、“声律”、“形神”、“阴阳”等等，自成体系。在这个体系当中，甚至不存在与今天人们所讲的完全一致的“文学”概念。直至辛亥革命前，章太炎撰《国故论衡》，首先为“文学”正名，他还这样讲：“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可见，在章太炎看来，“文学”应该是一个词组，包括“文”与“学”两个部分，“文”指经史子集等所有写在竹帛上的文献，“学”则是指那些得以为文的“法式”，“文学”合在一起，指的是对所有文献的学习与研究。事实上，我们今天所讲的“文学”这一概念，或者说作为一个人文学科，到上个世纪“五四”前后才正式形成，本身就是深受外来文化影响的结果。“中国文学史”的撰写，甚至首先是由外国人开始的。

　　20世纪是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学学科建立的时代，其开创意义巨大。它将文学从历史、哲学、政治、宗教等学科中分离出来，规定了这一学科的本质。它建立了一套属于本学科的学术范畴，如作家、作品、创作、人物、情节、情感、风格等等，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它将文学从古代广义的“文”中剥离出来，划定了以“诗歌”、“散文”、“小说”、“戏曲”为主体的学科研究对象，并对其进行了艺术的分析和历史的叙述。它承担了历史赋予它的使命，将几千年的中国文学研究纳入中华民族现代化的过程之中，发挥了它在当代民族文化构建中的作用，为21世纪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相对于漫长的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和研究的历史，20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仅仅是个开始，在我们对人类文明全球化的问题已经有了一个新认识的今天，回顾一个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史研究，同样发现其重要不足。其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我们反省。

　　“古今”错位

　　“古今”错位即将古代文学现代化，用现代的文学概念来规范中国古代文学，未能反映出中国文学发展的全貌。我们知道，在先秦时期，“文学”指的是“文章博学”，在汉代又特指那些熟悉中国古代文章经典的人，在漫长的古代并没有形成一个与现代完全对等的“文学”概念。与之大致相应的词语是“文”和“文章”，但是它比现代人的“文学”概念范围要宽泛得多，不仅包含现代学科意义上的狭义的文学文体，如诗歌、戏曲、小说等，还包含史传、诸子、策论、章表、书记、碑铭等其他相当多的在今天看来不属于文学范围的文体。但是，在这些文章当中，又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具有明显的文学特质，如《左传》、《史记》等历史著作，《庄子》、《孟子》等诸子之文。它们所记述的内容是历史和哲学的，但是其表现形式却有明显的“文学”性。即便是那些策论、章表、书记、碑铭等等，也往往有华丽的辞藻与浓郁的抒情色彩。至于中国古代的“小说”一体，脱胎于早期的历史著作与诸子文章，自始至终没有断绝它们之间的联系。这说明，中国古代的“文”与“文章”，与当代人所说的“文学”并不是对等的，而是错位的。因此，如何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的“文”与“文章”当中抽出一部“文学史”，本身就存在着相当大的难度，要撰写一部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学史”，不仅需要从中国古代这种广义的“文”当中剥离出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学”，而且还要对“文学”概念做出新的解释，只有如此，才能证明这种剥离具有“合法性”。

　　我们看到，在上个世纪初的30年内，大多数的文学史著作的卷首，几乎都有关于“什么是文学”的讨论。通过讨论，确立了新的文学观，也划定了中国文学史的叙述范围，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学史的基本格局。这是20世纪学人们在文学史研究中做出的重要贡献，自有其充分的合理性。但是现在回过头来再看，用这种剥离法所建构的中国文学史的方式，显然有些过于简单和粗暴。这样的“文学史”完全是按照当代人的观念建构起来的，与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实际状况相距甚远。它没有描述出从古代的“文”与“文章”到现代的“文学”演化的动态的发展过程，也没有展示出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的不同。如《诗经》这部作品，当代文学史习惯地将其称为“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并将这一称谓的获得视之为“五四”以来建立现代文学观念的典范，认为这是“恢复了《诗经》文学的本来面貌”。但我们今天要问的是，当我们把《诗经》仅仅看做是一部与《新诗选》一样普通的诗集，无视它在周代社会里所承担的宗教、祭祀、礼仪、教化、记载历史等多种功能，是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吗?显然不是，这只能说是对《诗经》本来面目的遮蔽，是典型的以今例古，是对中国古代“文学”的误解。更严重的问题是对赋的处理。赋是中国古代蔚为大观的重要文体，具有鲜明的文学特征，自汉至清传承不绝，其地位有时甚至高于诗歌。但是，由于赋这种文体介于诗与散文之间，很难纳入当代四分法的文学文体范畴，所以除了汉赋之外，魏晋以后各时代的赋，在当代绝大多数的文学史中基本上都没有介绍和描述。而缺少了对于赋体文学的介绍和描述，一部中国文学史还算完整吗?对于这种现象，我们今天需要认真地思考了。

　　以“西”代“东”

　　以“西”代“东”是将中国文学研究西方化，在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下研究中国文学，缺少对中国文学民族特点的把握。不可否认，世界各民族文化有共同的发展规律，这是我们在文学研究中可以借鉴西方理论的基础。但同时我们也要承认，中华民族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在文学创作和研究中有自己的一套体系。可是自近现代以来，我们的文学理论体系逐渐西方化了。在古代文学研究著作中的表述语言，表面看起来还有一定的传统色彩，但是从理论的阐释到作品的解读都带有鲜明的西方文化印记。这些西方的理论有助于我们在世界范围内认识中国文学，但是这种生吞活剥的做法，却不可能很好地解释中国古代文学现象，反而使人们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认识越来越模糊，越来越偏离历史的事实和民族的传统，失去了民族的特色。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对文学艺术起源问题的论述。

　　可以说，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学起源观，不同的文学艺术起源观决定了一个民族文学传统的形成。中国人很早就有关于文学艺术起源问题的看法，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心灵感动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礼记·乐记》)“诗言志”“诗缘情”等其他说法都是由此而来。但是，看一下我们的文学史和文学理论著作，在介绍文学艺术起源的问题时，却很少有人对此加以重点介绍，大书特书的却是普列汉诺夫的“劳动说”、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席勒的“游戏说”、泰勒等人的“巫术说”、苏珊·朗格等人的“符号说”等等。当然，我们并不是一概地反对用西方的理论来研究艺术起源的问题，但我们应该认识到，对于艺术起源这样一个带有一定先验性的学术命题，并不是西方人才认识过、讨论过，也不是只有西方人的讨论才有学术价值和科学性。中华民族在很早的古代也曾经讨论过、研究过，并且有西方理论所不具备的长处。更重要的一点是：一个民族对于文学本质和文学起源问题的早期认识，不管它的“科学性”如何，它却往往真实地反映了这个民族对于文学艺术的理解，体现了这个民族的文学气质和文学特色，在客观上成为在该民族文学发展中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即便再有道理，在没有被中国人接受之前，它对中国古代的文学创作也没有发生过影响。而“诗言志”这个古老的命题，却直接影响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创作。而且，只有通过对“言志说”的深刻理解，认识它与中国古代诗人和诗歌创作的关系，我们才能真正发掘中国诗歌的民族特色。

　　事实上，某些流行的以诗歌、小说、散文、戏曲为描述主体的中国文学史体系，也带有明显的近代西方文化色彩。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最有代表性的文学体裁是诗与文，戏曲与小说的形成都很晚，在整个中国古代的文化地位也很低。即便是到了宋元以后，戏曲小说开始流行，诗文仍然占有不可替代的正统地位，可是，按此标准所建立起来的明清文学史，却把戏曲小说放在了非常显赫的位置，诗文的地位远非其比，而赋这一重要的文体则根本不见踪影。其实，即便是关于诗的发展，由于中西方文化的不同，也显现出不同的特征，如我们上文所言，受“诗言志”传统的影响，中国的诗歌从一开始就以抒情诗为主，长篇史诗基本没有。可是，在上个世纪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有过关于中国古代有没有史诗的热烈讨论。因为中国古代没有像古希腊一样的史诗，有些学者由此认为中国古代文学不发达。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诗经》中的《生民》、《公刘》、《玄鸟》、《长发》等，就是中国古代的史诗，它们虽然没有古希腊史诗的长度，但是却具备史诗的全部要素。仔细分析这两种说法，其实都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如果我们换一种中西文化平等的立场来看这个问题就完全不是如此。中国文学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中国古代不曾产生如古希腊一样伟大的荷马史诗，但是在同时期却产生了如《春秋》、《左传》、《国语》等一大批记载历史的伟大的散文著作。而这不正是中国文学值得骄傲的民族传统，不是对世界文学所做出的独特贡献吗?全球化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中西文学的关系，打破西方文化中心论的思维模式，在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中，这一点显得特别重要。

　　为什么在20世纪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会存在上述问题?我认为最重要的客观原因是由于社会的变革太大太快，最重要的主观原因是功利性过强。因为前者，使我们来不及从容地进行学理上的准备;因为后者，使我们片面地追求社会功效。鲜明的现代主体意识导致了简单地以今例古，忽略了古代的文学观与现代文学观的区别;急于现代化的迫切心情使我们盲目地照搬西方，忽视了中西文化上的许多差异。最终的结果，就是在缺少对中国古代文学进行细致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建构了一个远远不够成熟的功利性过强的西化色彩浓郁的文学史理论体系。这个体系伴随着中国百年来现代化的历程而发展，承担了历史赋予它的使命。然而，随着新世纪我们对于全球化和现代化的重新理解，这一文学史理论体系的不足日益显现。由于缺少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历程的全面描述，缺少对它的历史特征和民族特征的深刻把握，如何使丰富多彩的中国古代文学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更多的认同，更好地参与世界文化的建构，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新的课题。

　　作者系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