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2月1日《文艺报》发表了以《在和谐与交流中书写多民族文学史》为题的长篇访问记，9位作家、学者谈了各自的意见都很好。对此，我过去写文章发表过意见，现在再次谈谈自己的看法。
　　“少数民族文学”这个名词，新中国诞生之前没有，新中国诞生之后才有。但是，少数民族文学本身源远流长，从古到今始终客观存在。
　　在古代，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等三大史诗，填补了中国文学在史诗方面的空白，是世界文坛稀有的奇葩。11世纪，维吾尔族诗人玉素甫·哈思·哈吉甫用本民族语言文字创作的《福乐智慧》，不仅是一部永载史册的13700多行的长诗，而且也是研究喀拉汗王朝社会及精神生活的百科全书。13世纪，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落建立蒙古汗国之后，用汉字拼写蒙语写成的《蒙古秘史》，不仅是一部研究蒙古历史的史书，而且也是一部光彩夺目的文学经典。17世纪，藏族的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创作的爱情诗歌，冲破了当时盛行的佛教文学的清规戒律，以他鲜明的反抗精神和新颖的表现形式，不仅在藏族文学发展史上占重要地位，而且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甚至在世界文学发展史上，也占一定地位。18世纪，满族作家曹雪芹创作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以深刻的思想内容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成为中国古典小说的最高峰，对以后的小说家们的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我国现代文学受到了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出现了很多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为思想内容的革命作品，同时也产生了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沈从文、丁玲、田汉、艾青等大作家、大诗人。这些大师级作家和诗人里，有两位少数民族作家，老舍先生是满族，沈从文是苗族。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诞生，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党的民族政策和文艺方针的贯彻落实，为少数民族作家的成长创造了美好的环境，为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形成了一支分布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包括港、澳、台的具有相当规模的、老中青相结合的、多梯队的、多民族的、多语种的少数民族作家队伍，他们创作的各种民族文字的、各种门类的优秀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史上不仅占重要的地位，而且起过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如：新中国诞生不久，满族作家老舍以满怀喜悦的心情创作的话剧《龙须沟》，是描写新北京的最有影响的作品，老舍正因为写了这部反映北京人民新生活的优秀作品，使他获得了“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写的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上的人们》，1952年元月在《人民文学》上发表后，以它崭新的思想内容和鲜明的民族特色轰动全国。还有赫哲族作家乌·白辛创作的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壮族作家华山写的散文《童话时代》、蒙古族作家萧乾写的特写《万里赶羊》、白族诗评家晓雪写的评论《生活的牧歌》，这些作品不仅当时影响很大，而且现在也是值得赞扬的优秀作品。蒙古族诗人纳·赛音朝克图、维吾尔族诗人铁依甫江·艾里耶夫、藏族诗人饶阶巴桑、哈萨克族诗人库尔班·阿里、满族诗人胡昭、壮族诗人韦其麒、仫佬族诗人包玉堂、土家族诗人汪承栋，他们创作的诗歌，完全能与同时代汉族诗人的诗歌相媲美。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由于党的民族政策和文艺方针的进一步贯彻落实，采取了很多有力措施，如：召开全国首届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决定创刊专门发表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的《民族文学》，办少数民族作家进修班，开展少数民族文学评奖活动。这一时期，少数民族作家队伍更加壮大，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更加繁荣，出现了很多优秀作品。比如：蒙古族作家李凖的《黄河东流去》、回族女作家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藏族青年作家阿来的《尘埃落定》，分别荣获茅盾文学奖；回族青年作家张承志，鄂温克族青年作家乌热尔图，藏族青年作家扎西达娃的短篇小说，土家族青年作家蔡测海的小说，还有维吾尔族诗人铁依甫江·艾里耶夫、蒙古族诗人牛汉的新时期的诗歌和藏族诗人伊丹才让、彝族诗人吉狄马加、蒙古族诗人敖力玛苏荣、朝鲜族诗人南永前的诗歌，完全能与同时代汉族优秀诗人的诗歌媲美。
　　我为什么举这么多例子，目的就是要说明少数民族文学不仅从古至今始终客观存在，而且在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和占重要的地位，少数民族文学是中国文学百花园中的不可缺少的更不能忽视的一朵最美丽最鲜艳的花朵。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要正确认识这一客观事实，而且把它从理论变成实践，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对某些高等院校和文学研究所的某些专家、教授来说，做到这一点还是比较困难的。我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利用10多年的时间主编了三部文学史，即《中国蒙古族当代文学史》《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史》。我为了编好这三部文学史，参阅了很多文学史特别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不管是“文革”前出版的，还是“文革”后出版的；也不管是个人编著的，还是集体编写的，我都找来看。我从这些《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同时也发现一个值得深思、关注和需要改进的问题。这就是——某些高等院校包括一些名牌重点大学中文系编著并使用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几乎都成了汉族当代文学史。有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虽写满族、蒙古族等几位少数民族作家和他们的代表作品，但介绍和论述得不够全面，不够系统，不够分量，在以汉族文学为主体的多民族文学组成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史上，没给他们应给的位置，更没有全面地准确地肯定他们所起过的作用。俗话说“一朵鲜花再好看也成不了花的草原。”胡锦涛总书记说：“坚持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牢固树立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离不开的思想观念，促进各民族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合作、互相帮助、始终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所以，我们一定要改变这种情况，进一步学习党的民族政策，了解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在内的我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态势，在和谐与交流中书写以汉族文学为主体的多民族中国当代文学史。如果你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只有汉族当代文学，没有少数民族的当代文学，那就不能成为完整的全面的中国当代文学史。
　　存在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一是旧的观念起作用；二是没有这方面的正确认识，对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起过的重要作用和地位，没有正确的认识，尤其是对发扬各族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光荣传统的认识不到位，对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也互相离不开的认识不到位。所以，他们编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里，不知不觉地只介绍和论述汉族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介绍和论述少数民族作家和他们的作品的少数几部文学史里，也存在不少问题。如：把汉族作家写的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作品也当成少数民族文学来讲，这不仅是概念上的糊涂，而且理论上也是错误的。个别《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讲当代诗歌，讲到少数民族诗歌部分时，不讲当代少数民族诗人的诗歌，而把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以前的《嘎达梅林》《阿诗玛》《格萨尔》《江格尔》《玛纳斯》等民歌和史诗搬出来讲，这是为什么？绝不能讲少数民族当代文学时，去讲很早很早以前的民歌、民谣、史诗、传说等民间文学。
　　我为什么编写《中国当代文学史》呢？我想改变这种情况。当时我有一个想法——编写中国当代文学史，哪些作家是按章写，哪些作家是按节写，哪些作家是两人占一节，一定要公平，要合理，而且不分民族，不分海峡两岸，一律平等。对他们的介绍和对他们的作品的论述，力求做到全面、系统、准确和公正。此书于1996年12月由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出版。评论家唐达成说：“这部书对1949年建国以来47年中国当代文学的不断繁荣和发展，作了全面、简洁而又准确的梳理、介绍和叙述。这个工程的浩繁和复杂，是不难相见的，但是这些同志怀着对当代中国文学的热爱，不辞辛劳，日以继夜，积数年之工，终于完成了这部长达68万字的辉煌巨著，为一切想了解当代中国文学发展的概况和轨迹的同志，提供了一部重要的参考书和工具书。这确实是为文学界办了一件大好事，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他还说：“我还特别欣赏的是，这部中国当代文学史对少数民族的作家做了较认真、较全面的介绍和评述。这是一个重要的特点和优点。因为当代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少数民族作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显示了不平凡的才华。比如：拥有‘人民艺术家’称号的老舍先生是满族；年过八十，至今仍勤奋笔耕、著作等身的老作家萧乾是蒙古族；诗人铁依甫江·艾里耶夫是维吾尔族；诗人伊丹才让是藏族。他们都是当代文学星空上最灿烂、最明亮的星辰，所以理所当然地应该在当代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地位。”布赫同志说：“在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中，各少数民族作家在文学史上都应占一定的地位。在文学史上将各民族的作家作品系统地评价和论述，过去很少。现在这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出版，实际上是党的民族政策的胜利。”这系列三部文学史出版发行之后，不仅在社会上产生了影响，而且有的成了某些高等院校的教材或参考教材。
　　1999年8月，这部《中国当代文学史》修订版与我主编的另两部，即《中国蒙古族当代文学史》《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史》的修订版一起，作为国庆五十周年献礼书目出版。2003年出版发行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的第二次修订版，比上两次版本又有所提高和完善。
　　某些高等院校，包括名牌重点大学中文系编著并使用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现在几乎都是中国汉族当代文学史。要改变这种情况，我编写一部书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要想更快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党和政府必须关注这个问题，要采取具体措施。为此，2000年8月15日，我给当时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写了一封信，如实反映这个问题。李岚清同志看到我的信后很重视，8月23日就批示：“请教育部研处。”教育部领导看到李岚清同志的批示及我的信后也很重视，立即让高教司文科处处长阎志坚等两位同志专门调查解决这个问题。阎志坚同志与我多次通电话，交换情况和意见，有一天还专门到我家拜访，商量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他反复说，你提出的书写多民族文学史的问题是对的，是客观存在的问题，是应该解决的问题，也是很难解决的问题（因为各高等院校没有统一教材，各用各的，一个学校里也各用各的），但最终还是必须解决的问题。我想，解决这个问题虽然有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早晚会被解决的。我认为纳西族学者白庚胜提出的“少数民族文学现在在大学中文系的比重比较小，应加入研究少数民族的文学课程，大力提高少数民族文学教育，提升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水准”的意见和满族学者关纪新提出的“确立中华多民族的文学史观，还不简单的仅仅是个扩宽学术包容视角的问题，这里也许还有相当多的学习任务”的观点是正确的，而且提得非常必要非常及时。
　　我觉得，正确认识少数民族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作用和地位，是个值得深思、关注和需要改进的问题，因为这对国家的统一，国内各民族的大团结，对建设先进文化、构建和谐社会、书写多民族文学史，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意义。
　　（作者系蒙古族作家、文学史家，现为内蒙古师范大学中国少数民族作家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