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主要从创作主体的角度来考察少数民族文化的乖离现象。在全球化与中国现代性未完成的文化语境下，少数民族文学主体性的现代建构亦是一种未完成形态；民族身份及其认同、中国总体文学观念、世界文学视野、民族现代品格是在构建或重建少数民族文学主体性时必须考量的要素；这是一个重大而迫切的民族文学、文化课题。

    提出“文化的乖离”（注：“文化的乖离”这一说法是由四川大学中文系毛迅教授在“现当代文学与中外文化”课堂教学中首先提出的，笔者借用了这一说法，特此言明并谨表谢忱。）这一话题的一个基本的理论预设，就是少数民族文化的本真形态的可规约性，这似乎是一个悖论：如果文化的本真形态存在，何来乖离之说；如果文化的乖离是一种事实，文化在当下的本真形态又从何说起呢？然而如果我们抱持一种辩证的文化“本真”观，注意到民族文化形态的“变”与“常”的复杂性，那么“文化的乖离”这一话题就可以真正进入到我们研究的视野。
    文化是就某一民族“传统的器物，货品，技术，思想，习惯及价值而言的，这概念实包容着及调节着一切社会科学。”（注：［英］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费孝通等译），第2页，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从文学的角度来谈论文化，主要是指民族的宗教信仰、伦理道德、民俗风情等文化要素在文学创作中的历史记忆与当下显现。在这里，文化的本真形态是一个理论预设，并非指一个民族初始的文化原点，而是指排除历史、政治、经济等因素的负面影响，民族文化在每一个历史阶段可能具有或达到的最高限度的理想形态。文化的乖离是指由于受到种种因素的负面影响，文化的当下形态相对于这一理想形态所表现出来的悖谬、游离、错位的情形。
    从上述对“文化的乖离”的意义界定出发，我们发现：虽然，文化的某些质素具有相当的确定性、持续性与独立性，但是文化的乖离亦在很大程度上作为一种无法回避的事实而存在了。这种文化的乖离，表现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各个领域：整体性文学观念与视野的残缺；研究方法的陈旧与陌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批评之间的间隙存在着扩大的可能性；文学史写作的困惑等。限于篇幅，本文仅从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领域的缺陷，主要是从主体性的乖离来考察少数民族文化的乖离现象。

一

    从创作主体的角度来考察少数民族文化的乖离现象，是因为作为少数民族文化主要传承者的民族文学作家，其自身的主体性的乖离构成了文化乖离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学创作主体（作家）是文化的主要传承者，他们既受哺于民族文化，又积极创造民族文化，他们在文化的生命之流中，并构成文化的一部分。创作主体与文化的一体同质关系使得文化乖离现象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主体在民族文化身份、价值认同上的焦虑与困惑。
    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批评领域出现了三个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的文学事件（现象）：张承志放弃小说而专攻散文（小品文、杂文）创作；乌热尔图、栗原小荻等人对民族文学自我阐释权（话语权）的申诉；栗原小荻对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尘埃落定》的批评。
    曾经以《北方的河》、《黑骏马》、《金牧场》、《心灵史》等系列小说闻名于世的张承志近年来放逐了小说文体，而致力于散文创作，写出了《绿风土》、《荒芜英雄路》、《清洁的精神》、《大地散步》等散文集。是什么因素诱使张承志作出如此断然的选择（弃小说而就散文）呢？“更喜欢追求思想及其朴素的表达”显然不能独自成理，因为散文固然能够朴素地表达思想，优秀的小说更是以思想意蕴见长，在当代文学史上，张承志作为一个“思想者”的形象的确立，所依赖的主要不是当下的散文创作，而是他的《北方的河》、《黑骏马》、《金牧场》、《心灵史》等系列小说创作。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可以试着从文体的功能及其与现实生活关系的紧密度上出发，小说固然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但它原本就是虚构的艺术，在小说与现实之间的时空间隙不仅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纪实小说”的概念尚有待澄清，此处不予考虑）；散文则不然，它是写实的艺术，可以自由、直接、准确、及时地反映生活，表达作家的体验与使命。答案可能就在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急转直下的现实处境与东西方文化交汇所产生的文化迫力使得张承志处于民族文化的历史定位与价值重构的焦虑之中，作为虚构艺术的小说已不能承载主体迫切表达文化理念与现实关怀的需要，这样一来，我们发现正是小说与散文的文体特性及其功能的差异导致了张承志的创作抉择：弃小说而就散文。
    有意味的是，张承志与他的精神导师鲁迅在文体转换上有着惊人相似的一面：作为中国现代小说开创者与高峰体验者的鲁迅在日益迫切的现实斗争的需求中转而致力于杂文的创作（《故事新编》明显带有杂文风）。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鲁迅是要借助于外来先进的文化精神来对抗陈腐落后的封建专制体制及其思想遗害，张承志则是要借助于对本民族文化精神财富的挖掘与彰显来对抗外来文化的冲击；鲁迅的姿态是开放的、进攻性的，张承志的姿态是保守的，抵御性的。在全球化语境中审视张承志的文学活动，我们发现他主要扮演了一个文化抵抗者的角色。对这一问题的更加尖锐的思考是：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学和代表此一民族文学的作家有着健全的主体性，他们将以何种立场与对策去因应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呢？如此说来，又如何对张承志的文化立场与姿态作出价值判断呢？
    1996年以来，乌热尔图陆续发表了《声音的替代》（《读书》，1996.05）、《不可剥夺的自我阐释权》（《读书》，1997.02）、《发现者还是殖民开拓者》（《读书》，1999.04）、《猎者的迷惘》（《南方文坛》，2000.06）等文章表达了作者对弱势民族的自我阐释权的历史和现状的担忧。稍后，栗原小荻撰写《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话语权评析》，就民族文学的话语权问题对乌热尔图的举动作出了呼应。显然，乌热尔图、栗原小荻充分认识并利用了全球化所带来的话语资源与话语平台的革命性变化，提出了民族文学“自我阐释权”与“话语权”的问题。这其实是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而在全球化语境中被渲染与激活。乌热尔图认为：“强烈的述说与自我阐释的渴望，使生活在人类早期社会的人们本能地意识到自我阐释的权利存在于他们之中，存在于他们全身心溶入的部族意识里”（注：乌热尔图：《不可剥夺的自我阐释权》，《读书》，1997年第2期。），因此，民族的自我阐释权是不可剥夺的；栗原小荻则认为，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话语权问题的两大现实特征是“不归位”与“被掠夺”（注：栗原小荻：《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话语权评析》，《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9期。）。应该说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一个历史进步的信号，但在另一方面，“本能”如果不能发展为文学的自觉，“自我阐释的渴望”就依然是一个空中楼阁。也就是说，有没有话语权，如何行使话语权是两个问题，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乌热尔图、栗原小荻并没能意识到有关“阐释权”与“话语权”的历史问题得以形成的内在原因：由于民族文学自身主体性建构上的缺陷，观念上的权利与事实上行使的权利相去甚远。
    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总不免为人所诟病，《尘埃落定》亦是在劫难逃，问题在于，批评者自身的立场与方法本身就可能值得怀疑。栗原小荻认为，《尘埃落定》的意蕴和成功之处在于：皈依“主流文化”；重建语言定式（所谓由汉藏语义整合出来的“第二汉语”）；消解“宗教意识”（注：栗原小荻：《文明的承传与文学的建树——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小说家系列概评之一》，《西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并且断言《尘埃落定》具有“劣质的一面”，“这部作品的核心构思所在，从根本上讲就是：虚拟生存状况，消解母语精神，追求异族认同，确立自身位置。亦是说，是鲜明的意识形态思维大于真实的艺术形象思维。”栗原小荻因此认为：“《尘埃落定》这部作品没有突出中国少数民族先锋文学的探索性，也代表不了中国西部文学创作的新的审美观。”（注：栗原小荻：《我眼中的全球化与中国西部文学——兼评〈尘埃落定〉及其它》，《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5期。）自然，《尘埃落定》这部作品远非完美无缺，作为诗人的栗原小荻的批评呈现出个人化、情绪化的专断也不足为怪，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批评者的栗原小荻首先是一位诗人，他同样要面对世界文学总体联系所带来的“影响的焦虑”。栗原小荻可能没有意识到，正是这种“影响的焦虑”致使他对《尘埃落定》是否成功吸纳与创化他民族文学、文化资源产生了怀疑。换言之，在阿来看来已经克服了的“影响的焦虑”，对栗原小荻自身而言可能是一个真正的问题。也许，对于大多数民族作家而言，加强自身的主体性建构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只有确立了健全的主体性，与世界上其他民族文学处于平等的对话关系中，才可能真正消除“影响的焦虑”。
    由此可见，上述三个文学事件（现象）虽然发生的具体原因、动机、目的、过程、结局各自不同，但他们的出现都与全球化进程中主体的自身建构问题有关，或者说是全球化的进程敞开了被遮蔽的主体性建构问题，而这些问题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少数民族作家身上，表现为觉醒了的主体意识在文化选择与价值判断上的焦虑：对张承志而言，是西方文化的冲击所导致的民族文化认同的焦虑；对乌热尔图而言，是全球化语境所带来的“自我阐释权”的焦虑；对栗原小荻而言，是全球化语境下世界总体文学观念所带来的“影响的焦虑”。产生诸种焦虑的原因当然很多，其根因则为主体性建构上的缺陷所导致的文化的乖离。

二

    上述三个文学事件（现象）较为突出地反映了当下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领域中引人注目的主体性建构问题。就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整体而言，在中国现代性未完成的文化语境下，少数民族作家主体性的现代建构亦是一种未完成形态，这种未完成性体现于同一少数民族内的作家之间、不同少数民族作家之间、少数民族作家与汉民族作家之间、少数民族作家与世界先进文学作家之间的多重不平衡性上。这种因为主体性建构的未完成形态所导致的主体的乖离现象，其表现归纳起来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民族身份的蜕变与民族认同的弱化。一部分少数民族作家由于自幼生长在汉民族文化区域，深受汉民族文化的浸润与陶冶，对本民族文化则相对陌生与隔膜。尽管在某些场合下他们也坚持自己的少数民族作家身份，但显然他们的民族身份即使不能被目为双重身份，也必然是模糊的乃至于暧昧的。这部分作家距离本民族的风俗民性、伦理道德、宗教信仰、审美态势、价值取向等精神传统相去甚远，他们对本民族文化的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写作策略。
    （二）隐秘的民族主义及其可能性。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各民族间的矛盾尤其是少数民族与汉民族之间的矛盾或多或少依然存在，而全球化的到来有可能使这些矛盾激化。从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主体的角度上看，民族主义文化心理的表现一般不常见，即使有所表现也必然是极其隐晦的，但却是要警惕的一种倾向，它可能毁灭各民族一代一代真诚善良的人们通过努力而建立起来的虽然尚不够完善却值得期待的民族关系格局与发展趋势。
    （三）泛民族意识与欧化策略。泛民族意识是对当下的全球化进程误读的产物。由于对全球化所带来的对民族关系与民族格局进行调整的可能性持过于乐观的态度，有人把全球化与世界民族的远景（当下只能算是幻象）当作了本民族问题的解救之途。事实上，全球化与世界民族意识有可能遮蔽旧有民族关系格局中的历史遗留问题，而又在一定条件下使这些问题得以激化。以当前的世界文明进程而言，全球化是以西方为主导的全球一体化进程，强势的西方文化正对世界弱势文化族群施加强大的影响（吸纳、改造、同化、扼杀）。在文学创作观念与方法上的“西风东渐”的一个直接结果是部分作家的欧化策略，“宁肯欧化，不肯汉化”的观点正是此一策略的极端体现。
    （四）民族守旧心态及其价值观念。对本民族文化，包括对民族宗教、伦理道德、民俗民性的顶礼膜拜使得一部分作家沉迷于本民族文化的历史记忆之中不可自拔，对民族文化所抱持的守旧心态与保守价值观念使得他们放弃了对本民族文化中劣质性的批判反思，并可能错失在全球化语境下改造传统文化的历史机遇。
    应当说，上述四种情形只是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主体的众多文化乖离现象中的一部分。由于社会政治、经济、地域、历史、文化诸因素的持续性存在并发生影响，在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批评与文学史写作诸领域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反而在全球化语境中被放大与凸显了，全球化的到来使得这些问题突破了中国文学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关系结构而上升到包含世界文学、中国文学、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等多重复杂关系的世界文学总体格局中。当代少数民族文学正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一元与多元、现代与传统、东方与西方、边缘与中心、自我与他者、全球与本土、汉语写作与母语写作等多重复杂问题的冲突与碰撞。在这种情形下，构建或重建少数民族文学主体性已经成为了一个重大而迫切的文学乃至文化课题，它既关系到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理念与方法革新求变的问题，也关系到少数民族作家对民族身份、民族文化的认同与反思的问题，更深远地说，它关系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乃至整体中国文学何去何从的问题。这也可以看作是少数民族文化界对汉文化界“重建中国文化主体意识”思想的一个呼应。（注：吴大猷：《弘扬民主、科学和爱国主义——北京大学一百周年校庆衷心的祝寿》，《光明日报》1998年6月6日第2版。）
    事实上，如何构建或重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家的主体性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关注、思考与探索。不仅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批评的理论界人士是如此，许多杰出的少数民族作家都在积极探索在新形势下民族文学创作中的继承、革新、创化的途径与方法。乌热尔图、张承志、栗原小荻、吉狄马加、阿来等人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他们的文学良心、民族气度和与生俱来的对文学世界的敏感使得他们在创作中一方面借助于新的文学理念与方法写出了一批有深度的民族文学经典，另一方面他们作为民族文学的代表先行承受了全球化进程所带来的对于弱势族群的文化压力。他们的文学努力连同他们的身影一起镌刻在新时期的少数民族文学乃至中国文学版图上，并昭示了少数民族文学与整体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可能性。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另一方面，他们的探索方向、途径、方法与结果是否真正指向了理想中的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近情远景呢？如果是，成功的经验主要是什么？如果距离尚远，问题出在哪里？因为，说到底他们的探索依然是一个在路上的问题。对于乌热尔图来说，在展现民族文化独特魅力并获取相当的成功之后，如何进一步拓展与深掘本民族文学创作的可能性而产生新的突破，恐怕是一个更加艰难的问题。在张承志而言，《心灵史》中对民族文化的执着皈依信念与姿态同样也可能遮蔽对本民族文化更深刻的反思，毕竟，宗教与苦难的族群记忆不能替代我们在全球化语境下对民族文学发展、创新的途径与方法的多侧面、多层次的追问与探索。

三

    那么，如何构建或重建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家的主体性呢？我以为，在主体性的建构中必须考量四个因素：民族身份，中国立场，世界视野，现代品格。
    首先是民族身份、价值及其认同。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民族文学在整体中国文学中的差异性与互补性在全球化语境中日益突出，并逐渐得到国内外学界的关注。正是这种差异性与互补性，使得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具备了直接与世界文学对话的可能，并使得整体的中国文学展现出多元、丰富、发展的形态特征。因此，文学全球化的到来不是要弱化个体民族特征和对本民族身份与文化价值观念的认同，恰恰相反，少数民族文学作家应对此持清醒的立场。虽然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个陈旧的命题很值得商榷，但无论如何，民族文学创作主体如果缺少对本民族身份、价值观念的认同与坚持，就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
    吉狄马加的作品中往往渗透着强烈的本民族文化认同感，当创作主体的个人经验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融为一体时，作品就具备了相当的文化魅力与深度。从《一个猎人的恳求》、《七岔犄角的公鹿》、《琥珀色的篝火》到《丛林幽幽》、《你让我顺水漂流》，乌热尔图一直执着于探寻鄂温克族的深层文化意蕴，而这种民族文化意蕴的探寻构成了乌热尔图小说的深度。正是因为乌热尔图的作品表现了“北纬52度，东经122度的丛林地带”鄂温克猎民的生存状态、生存环境及其独特的民族文化历史，他的作品被赋予一种独特的文化魅力，而获取了来自中国文学界乃至世界文学界的广泛认可，这是民族文学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讯号。
    其次是中国总体文学观念及其立场。放弃本民族文化的内在规定性，一味“汉化”自然是不足取的；但极端地站在了中国主流文学主要是汉民族文学的对立面亦不能真正获取本民族文学的解救与发展之途。因为中国文学是一个总体性的文学世界，是境内多个少数民族文学共同构成的，汉民族文学的质素自然会渗入到各少数民族文学的土壤与生命里，而各少数民族文学的特质也必然地汇入到中国文学的历史长河里。虽然由于历史、地域、经济、政治等因素的存在与影响，各民族文学的发展依然有不平衡的一面，但我们不能因此武断地割裂整体中国文学格局中各民族文学相互依存的局面。
    各民族文学的融合既是一种现状，又符合历史的必然趋势。但这正如一位少数民族作家所说的：“融合不是混合也不是替代，它是一个部分消亡与新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互相得到补充、吸收和丰富，其主体是得到加强而不是削弱，从而在新的层次形成多元共存的局面。”（注：吉狄马加：《我的诗歌，来自于所熟悉的那个文化》，《凉山文学》，1987年第2期。）
    其三是世界视野。整体性文学观念与视野的残缺曾经是少数民族文学的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时至今日，闭“族”造车、闭“国”造车都是不可想象的。少数民族作家应保持其民族胸怀与东方气派，以健康的心态去迎接全球化语境中世界文学的新气象，在反思中对话，获取他山之石。少数民族文学完全有可能凭借全球化所带来的契机，获取文学创作、研究的新观念与新方法，突破传统文学格局中的弱势、边缘、不发达形态，达成与汉文学乃至世界先进文学各领风骚、共同繁荣的新局面。
    从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家创作中的具体情形来看，正是那些具有世界眼光，善于学习世界文学先进的创作理念与创作方法，勇于面对“影响的焦虑”并力求超越这种焦虑的作家，如乌热尔图、栗原小荻、阿来等，他们的写作获取了相当的成功。阿来在谈到自己的创作过程时，曾经坦陈，那“是逐渐从模仿到独立的一个漫长过程。就像我写诗时喜欢聂鲁达、里尔克、布罗茨基、曼捷施塔姆并受到他们的影响一样，其实我写小说最早受的是《鱼王》的作者阿斯塔菲耶夫的影响。当然，在不久之后，我就改变了我的‘精神之父’，但每一个作者的影响，换言之，对每个作家的喜欢都是阶段性的。我不认为海明威的长篇小说写得多么出色，我喜欢他《亚当·尼克斯故事集》以及《乞力马扎罗之雪》这样的短篇。再后来，喜欢福克纳，他的《喧哗与骚动》固然有特点，但更震撼我的却是《我弥留之际》。接下来，我便认可黑人女作家托里·莫里森的《娇女》、《所罗门之歌》。但是你要我说出我最喜欢谁，我就无法说出来了。一方面是因为对作家的喜欢在不停地变化，另一方面，是因为精神的影响实在难以遽然分清彼此”（注：冉云飞、阿来：《通往可能之路——与藏族作家阿来谈话录》，《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5期。）。毫无疑问，阿来是一个勇敢的人，他从中获得了超越，并最终获取了独创的快乐。事实上，对于少数民族作家而言，“由于有了不同民族的文化参照系统出现在他们的视野之内，他们也就较为从容地获得了一种主动地去比较、分析和选择的优势，可以在这样的优势地位上建构自己交汇型的文化价值观。”（注：关纪新、朝戈金：《多重选择的世界——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描述》，第130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5年3月版。）
    其四是现代品格。栗原小荻曾经说：“在这个世纪的初叶，我们所要做的工作，照常应是启蒙工作，只是启蒙的对象发生了变化”（注：栗原小荻：《我眼中的全球化与中国西部文学——兼评〈尘埃落定〉及其它》，《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5期。），这是很要紧的话，它表明了民族作家对当下民族文化与创作主体的存在状态及其品质的清醒认识，是一种现代忧患意识与民族抗争意识在全球化语境下的激活与坚持。
    回顾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由于各种外因与内因的挤压，现代品格的发育不良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未完成形态决定了在总体格局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各少数民族文学更需要加速建构或重建真正的现代品格。这种品格的核心就是忧患意识、进取意识、整体意识、自由意识、开放心态。新时期以来的各民族文学走的正是这样一条重建现代品格的道路，鉴于中国文学整体格局中依然存在的不平衡性，这条重建之路还很漫长。
    当然，主体性的民族身份、中国立场、世界视野、现代品格不可以分割来看，它们是主体性重建问题的几个方面。我们的每一种选择都必然立足于历史事实与当下进程，对一个成熟大气的民族文学创作主体而言，民族身份、中国立场、世界视野三者缺一不可，而现代品格正是上述三个方面“三位一体”的内在品质及其要求的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重建的民族文化注定已不能回到历史的任何一个文化“原点”，理智与情感的冲突，作家的社会良知与文化母题情结的纠缠，肯定会带来多方面的焦虑与苦闷，这是文化转型与重建道路上的必然代价。只有全面深刻的把握上述几个方面的关系，以一个民族的赤子之心，带着对民族文学走向世界的热望，在忧患中求生存，在压力下求发展，才有可能真正建构起现代民族文学的主体意识，这或许是克服当下的文学、文化乖离诸弊端的关键所在。

【作者简介】罗义华，四川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