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少数民族女性写作日益体现出某种混杂性，主要表现为多重身份和多重话语的冲突、交叉、重叠及融合。其间既有民族身份的差异，也有性别话语的流露。比之“主流汉语写作”和“主流少数民族写作”，少数民族女性写作其复杂程度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这也正是这种繁复之处，对我们考察全球化语境下多重身份、多重话语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某种便利。

　　一、概念界定:女性与民族的“共同经验”

　　在当下少数民族女性创作中，虽存在多重话语及多重身份，但仔细考察，不难发现其间并非没有某种贯穿始终的“共同经验”，而这种“共同经验”的存在，为研究提供了可以契入的角度与路径。这一“共同经验”既是一种理论上的预设，某种程度上也是事实上的“存有”。它并非可以精确限定的概念或范畴，同样也不是一个能具体描述的事实，但正因为它的存在，才使得多重话语之间的交流成为可能。对于这样一种“共同经验”，某种程度上类似于“集体无意识”，但“集体”在这里其实是被赋予了新的含义，这一集体既是民族的，也是国家的；既是人类普遍的，又是区域性的；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既是为两性共有的，又为女性所独有。简言之，这是一种集普遍性及特殊性于一身的“共同经验”和“集体记忆”，其往往在女性经验和民族身份等具体而微的话语类型中有所表征。

　　（一）女性经验

　　具体到少数民族女性写作而言，"女性经验"可以说是一种若隐若现却贯穿始终的制约性因素。这一“女性经验”，在全球化的语境和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往往与民族、地域、传统等因素结合在一起,表现为一种“共同经验”特征，而这一事实其实是赋予了“共同的女性经验”以新的内涵。所谓“共同的女性经验”，是英美女性主义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即指女性作为一个亚文化群体，有其共有的、集体性的记忆与经验，这一经验的相似性在女性创作、书写过程中有相应的呈现。这一范畴无疑为我们研究少数民族女性写作提供了重要借镜，但实际创作中，特别是全球化时代的女性写作中，这一纯粹的“共同的女性经验”无疑已经不再可能。而且，是否存在一个基于女性特定生理、心理及历史、社会、文化境遇的共同且共通的女性“经验”，已遭到质疑与追问。实际上预设这样一种属于全体女性的、相似的共同经验，无疑会遮蔽存在于女性间的种族、族裔、地域及阶级差异，将“女性经验”视为一种整合性的、无差异的本体性存在，而非充满裂隙与差异的场域。

　　因此我们认为，虽然不存在纯粹的“共同的女性经验”，但作为一种混杂的集体记忆，“女性经验”其实是一个不断变化、始终处于动态建构中的过程，一种不断打破自我边界的存在。这种意义上的“女性经验”无疑为符合理论上同时具备解构性与建构性力量的思想资源价值。如果说“后结构主义认为主体的经验是散播式地产生的，经常需要重新界定”[1]，那么女性经验也可以散播，从而融入其他话语的生产，在不同的文化场域、不同的文本中重组为新的经验，形成新的主体/身份。笔者认为以这样的思路理解“女性经验”这一概念，将更具包容性与开放性，而非将女性经验作为权威来源的经验式理论话语，并且一定程度上可以兼顾不同话语思想资源间的不同脉络，从而能够更好地发现诸多文本内部所潜隐的张力、假设和潜力。在这种意义上使用“女性经验”这一范畴，也类似于佳娅特丽·斯皮瓦克所说的“策略上的本质论”，既脱离了将这一概念本质化的危险，又避免了彻底否定其存在的历史性与政治能见度。以此返观当下少数民族女作家的文本实践，可以发现，“女性经验”并非一个超稳定的能指，而是一个多重话语争论与协商的场域，在日益多元化的文化氛围中，逐渐散布到不同的文化场所中，与民族、国家、阶级、地域、全球化/现代性等范畴交互作用，上演多重话语与多重身份间的协商、论争、耦合与交换。

　　此处需要强调的是，在借用欧美女性主义资源的过程中始终不能忽略这一事实：西方理论只是开启思维与视野的方法与中介，而不能成为最终目的。产生于其他社会文化语境与历史脉络中的理论资源，始终只是“他人的话语”，借重与引用的目的最终是为解决本土文化语境之中产生的理论及文化困境提供某种有益的方法与借镜，即本土/民族的文化语境与困境，本土实践领域的需要才是最终的目的。具体到当下的少数民族女性创作，当女性意识与少数民族的文化身份相联系之时，其产生的表述与问题，便显然不同于欧美女性主义的话语动员与现实实践。

　　（二）民族身份

　　如果说纯粹的“共同的女性经验”不存在的话，那么纯粹的民族身份和经验也同样难以想象。随着现代性及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各个民族之间、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交流已渗透到每一个领域，纯粹的属于少数民族的、具有“原初”性质的经验似乎只能是一种理想化的想象。不可否认，“民族经验”这一范畴有其自身的历史及社会性，但这一“共同经验”同样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随着时代的变迁，特别是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任何“原初”意义上的东西都已经变得难以为继，“民族身份和经验”这一范畴也势必发生内涵及外延的改变。这时，我们只有把它放在多重话语的网络中才更好地把握它。

　　如果说，在文化日益全球化及多元化的今日，已不存在任何一种单一的、具有统摄性质的经验、身份与话语，一切文本都是各种身份、经验之间的对话、交流、互渗、协商的结果，那么相应地文本的阐释也应该成为对女性经验、性别、民族身份这些范畴的去自然化实践，在阅读、分析的具体过程中发现这些概念本身如何容许了一些重新流通的可能性。面对多元混杂的文化语境，民族身份认同已体现出日益多元化的趋势，少数民族主体的经验一定程度上也已经散布到各种全新的文化经验与体验当中，因此，在现代/传统、全球/本土、阶级、性别等坐标轴上对其重新定位就显得很有必要。事实上，民族身份认同和民族共同的经验，也在散布、融合的过程中，被重组和不断更新。从这个意义上说，少数民族女作家的创作一定程度上成为女性经验与民族经验在多元文化语境中散布与重组的例证。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女性写作往往表现出更为个人化及性别化的创作倾向，她们开始更为关注自己现代女性及都市知识分子的身份，或作为后现代社会个体的更为私人化的感受，在一定程度上也淡化了自身的民族身份，同时也可以看成是她们个人的女性经验对民族记忆的渗透和某种程度的改写。这无疑是一个值得深究的文学甚至文化现象，对我们研究日渐多元的文化语境中民族身份认同的混杂，主体身份与位置的多元等问题提出了挑战。

　　因此，在进入具体的由少数民族女性创作的文本与话语场域之时，如何避免将任何一种经验、话语作为具有整合性的“元话语”，而兼顾各种差异性的元素，将是批评过程中始终需要深入思考、并不断反身质疑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令文本中的各种经验在被纳入理论视野之时不会丧失其自我表述、自我拓展与更生的可能性空间，不丧失其复杂的多元性与丰富的差异性。但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对于一切本质话语与整合性叙事的警惕是必须的，但同时需要认识到无止尽的警惕并不是目的，或者说如果缺乏一种建构的激情与责任感，则质疑和警惕只会沦为不负责任的智力游戏与智识操作。因此，建构一个真正可以包容差异、允许文化交流的多元化的全新空间，才是最富有想象力的理论与最具力度的文化实践所要追求的目标。

　　二、少数民族女性创作：多重话语的协商与耦合

　　对于少数民族女作家而言，民族身份与性别身份无疑是构成其身份认同的重要两极，这两重身份之间时而分裂、时而融合，其间构成的张力可以使她们的作品成为一个多重话语纠缠与协商的场域，而对于这两重身份的关注与侧重，正是成就了诸多批评文章的不同面貌。虽然一些批评者试图为少数民族女作家创作实践中的民族意识与女性话语这两者之间寻得相应的平衡点，但相信在日益多元混杂的文化语境中，少数民族作家与女性写作者这两重身份之间不间断的冲突、协商与耦合可能会为她们的创作带来更多的生机与活力。

　　由此可以说，少数民族女作家的文本中所包含与体现的多重话语空间、多重文化因素及多重身份的交汇冲突，应该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某种意义上，其为从女性经验和民族记忆“互文”的角度进一步探讨少数民族女性写作提供了有待拓展的空间。从女性经验的角度探讨少数民族身份，发现少数民族女作家的创作实践如何将少数民族的文化身份认同与女性经验相糅合，在全球化、现代性、社会政治话语所交织形成的复杂话语网络中重新寻找自己的定位，正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在一部分少数民族女作家的叙事文本中，女性话语与民族话语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或者说女性经验、性别身份与民族话语之间的落差与张力，应该是一个需要被认真关注的问题，其间民族、国家、性别、文化的合力对少数民族女作家们写作构成的综合性作用，一定程度上会使某些作家的文本成为一个充满张力的、斗争着的流动场域，其间所涉及问题之深刻与繁复，多重话语的交织与冲突需要多重理论视界的介入与把握。本文将结合具体作品，在两个层面上论述这些问题，并始终关注文本中体现的身份冲突与对话，力求绘制出一副完整的当代少数民族女作家主体身份建构史，并试图将其还原为一个多重话语竞争、冲突、对话的场域。

　　(一)民族·女性·国家:多重话语的协商

　　新时期以来女作家的历史写作在主流文学实践中无疑占据一个颇为重要的段落，可以说其中的代表作构成了新时期女性书写中的重要篇章，并带出了某些十分重要的意识形态症候群。因为女性与民族国家、民族及历史或曰主流历史的认同始，终是内在于女性文化中一个深刻且充满裂隙与矛盾的命题。在某些主流汉族女作家如王安忆、铁凝的笔下，个人与社会/历史、女性与民族国家认同之间，始终存在着某种深刻的认同与分裂相交织而构成的张力，其间不乏诸多悖论性情境。对于少数民族女作家的创作实践而言，女性话语与民族国家叙事及民族话语之间的关联更为隐秘繁复，其间产生的纠缠与张力，似乎应该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命题。

　　虽然民族国家叙事并不是少数民族女作家广泛涉猎的主题，但也出现了一些内蕴复杂深厚的优秀之作，如蒙古族女作家乌兰、韩静慧的一系列以反侵略战争作为题材的作品《额吉与罂粟花》、《玛涅格尔部落》、《遥远的阿穆哈河》、《弯弯的老哈河》，及回族女作家白山的长篇小说《冷月》。其间乌兰、韩静慧的写作，尤为鲜明地体现出面对主流及宏大叙事之时，女性话语及经验的某种游离特征。在韩静慧与乌兰以反侵略战争为背景的作品中，性别话语与民族国家的政治话语间的关联呈现隐晦而复杂的面目，其间女作家的视角与民族国家的话语之间总是显现出一些意味深长的不协调。少数族裔女性作者以侵略战争、革命历史等宏大历史命题作为被叙事件，却最终借助女性意识与女性经验的表达逾越甚至消解了这些权威叙事，以此重新建构更为合理的叙事空间，以取代原本具有压抑性的、追求整合性与连续性的民族国家叙事，体现了女性作为叙事、历史能动者的视野与力量。其间作者借助对女性声音、经验及女性私人空间的强调与探索，探究了性别与主流权威话语的关系及女性主体性与民族国家、民族、阶级间的复杂关联。当民族国家话语不得不面对由女性一个人话语开启的女性欲望与个体选择的问题之时，个人、女人与历史间的某种难以言说的隐晦关联便同时被凸显出来。身为女性的作者们借此思考及暗示女性个人体验与民族话语、主流叙事之间其实始终存在另类想象的空间及可能。

　　如果说对于民族国家话语，乌兰、韩静慧的写作体现某种疏离的特征，其间女性以对自己女性经验的执着而拒斥属于男性的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的话，那么当少数民族女作家在将笔触伸向本民族的历史叙事之时，她们的文本将呈现出一种怎样的面貌？姚新勇在对转型期少数民族写作中的女性话语进行分析时指出：“转型期主流女性话语表现为女性、女性的身体逐渐由集体、人民、革命、民族的归属摆脱出来，获得女性意识和身体的‘自我’拥有, 可是在彝族汉语诗歌和藏族汉语写作中, 我们看到的不是女性话语从集体性、民族性的男性罗各斯话语中逐渐摆脱并成长起来, 而是女性意识同民族意识、族属意识，大致同步地强化、增长。”[2]不可否认，作为少数民族女作家，其对于本民族强烈的归属感使她们在面对民族文化传统与历史之时，更多地体现出认同而非质疑，或者说她们对于本民族文化所体现出的近乎无保留的热爱与忠诚使她们作品中的女性意识与民族意识基本上呈现出融合而非分离的状态，但通过对于一些女作家文本的具体解读与分析，则不难发现其间仍然存在某些独立的、未曾融入的女性意识及女性主体意识，它们以一种更为微妙的方式隐身在这些少数民族女作家的文本世界中，令这些民族后裔充满文化认同感的“寻根”之作，一定程度上成为女性意识与民族意识不断协商、对话、交流的高度流动、充满变数的空间与场域。

　　在更多的女作家那里，女性话语是以更为隐晦的方式潜隐在文本深处，女性意识、性别话语与民族意识及身份认同的关联以更为复杂的方式凸显与呈现。庞天舒与白玉芳从白山黑水间走来的满族作家，其长篇小说《秋宵雁落女儿情》、《太阳之战》大气磅礴，充满“寻根”的渴望与激情。她们以对前现代语境中的族群历史、起源神话的描写，传达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及寻根执念。如果说面对民族国家话语与主导叙事，乌兰与韩静慧的作品显现出具有鲜明女性意识的抵抗与疏离，那么在面对本民族的民族文化与集体叙事之时，庞天舒与白玉芳的作品则更多地体现出认同、协商而非解构的策略，且她们对于本族文化那近乎无保留的热爱与忠诚使她们作品中女性意识与民族意识基本上融合无间，但其间某些独立的、未曾融入的女性意识及女性主体性却以更为微妙的方式存在，反而使这些文本成为女性意识与民族意识间不断协商、对话、交流的场域，从而更具分析与考察的价值。她们对于本族传统文化所体现出的热爱与忠诚使她们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基本上被压制到了底层，但其间女性意识以更为意味深长且微妙的方式潜存，反而使这些文本更具症候性与分析价值。或者说她们的文本一定程度上成为多重叙事施动穿透的空间，成为女性意识与民族意识不断对话、协商与流通的场域，成为更为复杂的、多重话语与主体位置对话的场所。这些热爱本民族历史传统、文化习俗的女作家，她们对于民族历史、神话传说及各种仪式礼俗的书写中流露出的民族认同，与女性意识之间的或清晰或隐秘的关联，可以为我们勾勒女性话语与民族身份认同之间的复杂脉络提供可贵的个案。

　　可以说当下少数民族女作家与汉族女作家的创作所体现出的一个非常鲜明的区别，就在于她们对于本民族的强烈归属感与认同感，且这样的强烈的文化身份认同一定程度上会使她们忽略本民族文化传统内部的父权、男权中心意识，及集体性、民族性的男性逻各斯中心主义话语，这无疑会削弱源自女性立场与女性意识的批判力。但通过具体的阅读行为则可以发现，在很多少数民族女作家的创作实践中，源自女性、边缘立场的批判力度并未彻底消失，而是潜隐在文本的深层，构成某种“文本无意识”式的存在。于是对于少数民族女作家文本的阐释工作将不仅在于发现浓墨重彩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强烈的寻根冲动背后隐藏着的一副女性的面孔，一份源自“第二性”的天然边缘立场的不无痛楚的清醒、自知与自嘲，更在于试图描绘出多元文化语境中女性话语与民族意识、文化身份认同之间的不同脉络，及当下少数民族女作家主体身份的多元性与混杂性。

　　（二）本土·记忆·全球化:边缘/女性的反思与讲述

　　随着现代性及全球化进程的加剧，关于民族传统如何存续的问题，已逐渐成为当下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主题，而当这一主题存在于少数民族女作家的文本实践时，则呈现出不尽相同的文本样态。在多数少数民族女作家的笔下，女性视点与其对民族传统的固守相纠缠，构成一幅真切的处于时代变迁中的民族女性心灵风景线。

　　鄂温克女作家杜梅与白族女作家景宜在其作品中呼唤着现代化进程所可能带来的希冀与拯救的同时，又始终为一份“乡愁”般的怀旧感所缠绕，表达了对于逐渐消逝的民族文化、传统习俗的某种深切痛楚的怀恋与怅惘之情。在怀念那份渐行渐远的、属于民族传统内在组成部分的久远宁谧的过往的同时，她们的创作试图在民族的历史/记忆中寻找批判现代性后果的记忆，寻找内在于民族文化中的另类历史想象。对于民族过往历史及神话的眷顾、迷恋，对于前现代的民族生存的田园牧歌式的书写，虽然这种浪漫派式的构想无疑暗含着对于现代性的批评，表达了对于日益冷漠机械的现代社会的抵抗与抗衡，但这样将民族传统全然浪漫化的方式也有其自身的保守性与局限。身为少数民族女作家，她们的性别立场将赋予她们怎样的清醒与自觉，在用写作实现回溯一个民族的想象性过去的时候，如何在回避内化于传统之中的男性中心主义的同时，又避免对女性经验作出某种自我物化式建构？具体到佤族女作家董秀英，土家族女作家叶梅，纳西族女作家和晓梅、蔡晓龄，哈尼族女作家黄雁，拉祜族女作家杨金焕等人的作品中（其间大部分人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她们文学创作），她们文本有着寓言式的模糊与多义，其间话语构成的复杂在不断地游离或质询一种对于现代与传统间简单化的指认。或者说女性记忆与传统资源之间所产生的矛盾与困惑，在激活了传统中对于现代性进程有所助益的因素的同时，也在警惕着男权及父权文化的内在结构对于女性所可能产生的压抑与围困。

　　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空间里，本土性问题开始被关注并逐渐提上日程，藏族作家白玛娜珍、梅卓、丹增区珍、永基卓玛等作家清醒地意识到商业化、现代化及工业化的进程对民族文化及宗教传统极具破坏力与威胁性的改写甚至是涂抹。面对现代性与全球化进程中民族文化生存空间的萎缩甚至消失的困境，她们不再仅仅专注于女性命运与境遇的书写与体认，而开始关注在现代化进程中日益被边缘化甚至商品化的本民族记忆、历史、文化与生存。梅卓的一系列以藏区都市作为背景的作品，试图向民族传统与过往中寻求历史记忆与文化资源，以立足本土的写作作为抵抗全球化的反抗空间，以一种独特且充满想象力的方式为藏民族传统在都市语境中重新被发现、记忆与重写另辟蹊径，写出了都市藏族人在应对不可遏抑的全球化进程时，如何借助、调用民族传统与个人记忆作资源以调整个人化的本土经验，显示出民族主体在一个迅速改变的环境中维护与重构身份的努力，为我们思索全球化时代民族生存空间及文化传统的保存与拓展提供一种不同的视域与可能的路径。

　　参考文献：

　　[1] 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6.

　　[2] 姚新勇.多样的女性话语——转型期少数族文学写作中的女性话语[J].南方文坛,2007(6):33.

　　作者简介：王冰冰（1981—），女，安徽省蚌埠人，文学博士，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及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原文载于：《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9月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