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书写哈尼族妇女在历史和文化中的真实处境，是六位哈尼族女作家的共同特点。《马樱花开》的价值也就在于其浓郁的女性创作特征，在于用充满母爱的眼光去观察生活，去聆听生命；还在于其独特的叙事话语；体现出女性用“白色墨汁”倾心创作的意味。

【关键词】哈尼族 女作家 作品


Abstract: Writing the true reality of Hani women in their history and culture is th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ix Hani woman writers. The value of Blooming of Lantana lies i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ts thick woman creation and inspecting life with the view full of motherhood to taste life, furthermore in its peculiar narrative word and embodies woman to create with “white ink”.

Key Word: Hani nationality woman writer works

　　同男性的写作成就相比，哈尼族女性作品只是寥若晨星。哈尼族女作家不多的原因在于，她们长期被排斥在许多人生的经历之外，她们的生活天地客观上比男性狭窄的多，这纵然能使她们专注于自己的心灵观察和情感体验，可社会和生活环境为她们提供的写作素材实在是少得可怜。于是深感哈尼族女作家作品集《马樱花开》诞生之不易，这本书收集了明追、车明追、明珠、卢文静、钱颍、李松梅等六位哈尼族女作者的作品。细读起来，总有几分用“白色墨汁”倾心创作的意味。这本书的价值也就在于其浓郁的女性创作特征，在于用充满母爱的眼光去观察生活，去聆听生命；还在于其独特的叙事话语。

　　一、孤独地聆听生命

　　书写哈尼族妇女在历史和文化中的真实处境，是六位哈尼族女作家的共同特点。从她们的作品中能够明显地感受到她们都在面对自己内心的孤独作战。正如当代女作家王安忆所说：“一个人面对着世界，可以与大家携起手，并起肩，共同战斗。而他对着自己的内心，却是孤独的……”①，哈尼族女作家本来就极少，虽然哈尼族在我国是一个人口超过140万的民族，可女作家却寥若晨星。在对女性较为排斥特殊社会历史环境中，哈尼族女性是孤独的；女作家更多时候是不被人理解的。

　　“在哈尼山里，女人生女孩就犯了罪一样，总觉得自己对不丈夫，对不起家庭。为了使家庭和睦，改善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妇人始终没有停止生产……终于在彩霞满天的早晨，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娃儿呱呱坠地。”明追在小说《山洼里有一间茅屋》中刻画了一位因不会生男孩而被村民轻视，怀孕后被撵出村寨，在山里盖一间茅屋度日，终于生下一个男孩的妇女。多年后，村里人不再仇视他们母子，希望他们能搬回村子生活。好强的母子俩藏着一个美好的心愿：买一部碾米机作为进村的礼物。但是辛辛苦苦攒下的钱却被坏人偷走。这位母亲到死都未能实现愿望。在车明追的小说中，也将哈尼族妇女的命运作了如此的描写：十五岁的央收原本是师范学校一名能歌善舞的学生，快毕业时，突然被查出患了血癌；父母农忙脱不开身，年迈的奶奶到医院照料她。这期间，家乡发生了严重的泥石流，在家里的亲人睡梦中连人带房全被冲走……一连串的灾难降落在奶孙俩身上，她们靠着虚幻的“生命树”的故事，挣扎着走出生活的阴影。（《生命树》）看着这些饱蘸泪水的文字，体会到哈尼族妇女特殊的艰难。早在20世纪60年代，西蒙·波娃在详细分析“女人”一词的文化涵义后，就提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成”的论点②。是特殊的生存环境塑造了坚韧的哈尼族妇女，但在困境中，作为一个弱势群体，她们能做的只是忍耐和孤独地挣扎。

　　《马樱花开》的作者虽来自四个地州，但是她们都有着在哈尼族地区生活的切身体验，明追从小在偏僻的南糯山茶厂长大，车明追来自元阳哈播村，李松梅是红河县乐恩乡的哈尼姑娘……她们对自己身边发生的事有感受，又思考。经过梳理之后，象不可扼制的汨汨山泉，涌上笔端，向世人讲述母亲和姐妹们的故事。法国女性主义哲学家埃莱娜·西苏在《美杜莎的笑声》中呼吁：“妇女必须参加写作，必须写自己，必须写妇女。就如同被驱离她们自己的身体那样，妇女一直被暴虐地驱逐出写作领域，这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依据同样的法律，出于同样的目的。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本文—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③写作乃是一个生命与拯救的问题，哈尼族女作家的写作像影子一样追随着生命，延伸着生命，倾听着生命，铭记着生命。尽管有时现实与历史仅一步之遥，《马樱花开》的作者并没有抱怨历史，而是透过细致古朴的叙事版本，从哈尼族女性角度重新解读哈尼族的整个历史。在作品中，女人触摸和感知历史的机缘往往就在恋爱、婚姻和家庭这些与男人交往的过程中。所以说，“在妇女身上，个人的历史既与民族与世界的历史相融合，又与所有妇女的历史相融合。”④提倡女性文学的西苏认为，对妇女来说，“在她们的内心至少总有一点那善良的母亲的乳汁，她们是用白色的墨汁写作的。”⑤“白色的墨汁”指的是母亲的乳汁，是一种感人的博大的母爱。在笔者看来，《马樱花开》这部作品，正是用白色的墨汁写就的一首哈尼族妇女生活无声的歌谣。

　　二、被游离和瓦解的现代性神话

　　因为每个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民族和生存环境不同，那么她们的体验也很难一致。

　　尤其是在一个相对比较封闭的环境中成长的哈尼族女作家，她们与生俱来的特殊秉性决定了她们的创作风格，这就是对现代性的游离和瓦解。在许多人看来，城市生活色彩缤纷，十分精彩。但在《马樱花开》一书中，明追的小说中对城市生活的憧憬和渴望较为明显，其他作者的作品中很少有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她们或专注于乡村生活的自然美；或倾诉一户哈尼族家庭的苦难；或叙写个人的曲折经历；基本上沉溺于相对比较固定狭窄的范畴。正如女作家张爱玲曾不无沮丧地说：“女人……女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想的是男人，永远永远”⑥，张爱玲的感叹是对旧中国妇女生活境遇的批驳和鞭笞。哈尼族女作家的作品中，有意无意地、客观地反映出大多数哈尼族妇女的实际生活状况，传达出在传统与不开放思想的特定社会背景下，哈尼族妇女在现代化浪潮前的慑缩与徘徊……哈尼族的历史和民族文化塑造了哈尼女人，使她们钟情于一种自我生命寄托的方式—锁定一个有所皈依的情感世界。同时也造成哈尼族女作家疏离主流叙事的写作倾向，使作品比较侧重她们的自我生活体验，这可谓是先天不足矣。

　　（一）对现代都市人群的怀疑眼光

　　车明追的散文《拜兰》讲述了哈尼山村女孩拜兰（哈尼语“月亮”之意）和妈妈的故事，阿妈离开村子走了，两年后，当拜兰盼望已久的阿妈回家来时，“拜兰伤心极了，阿妈说她要去摘月亮，摘回的却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小男孩。”原来她的阿妈是不愿意跟残疾的阿爸过苦日子，随那个用脏头发换叮叮糖的四川男人走了。阿妈让拜兰一起去山外，拜兰却认为“怎能丢下曾在门槛上陪她等阿妈的阿爸而自己去过好日子呢？”她拒绝了阿妈，看着阿妈一家上了车，伤心地哭了……这篇散文虽然没有明确的褒贬谁，但在字里行间，在小姑娘拜兰纯真情感里，还是流露出对阿妈贪图山外生活的鄙夷。

　　明追在小说《芭和她的情人》中，叙写哈尼姑娘芭与来自省城的小伙子相爱，后遭抛弃，因难产死去。整个故事平缓哀怨，细致感人。看得出作者使用了对比的手法，意在用哈尼人赤诚质朴、宽厚忠诚的性格来反衬城里人的虚伪嬗变。在不露声色中鞭笞了城里人对山里人忠贞情感的践踏，城里人对山村女孩天真善良的揉躏。

　　在《马樱花开》一书中，明显地表现出哈尼族女性在写作中对现代生活和社会重大事件的疏离性，由于这种疏离又带来了对现代性的陌生与抗拒。从总体上看，哈尼族女性的创作缺乏时代感和厚重感。哈尼族女性对现代都市人群怀疑的目光，不仅折射出生活在边地的少数民族与生活在现代城市中的人们的物质差异与心理距离，而且还游离甚至在瓦解一个关于现代性的神话，这无疑对哈尼族群体的进步，对哈尼族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是不利的。现代派理论代表人之一弗吉尼亚.伍尔夫曾把女性写作的疏离性解释为女性在历史上幽闭的境地。她说：“甚至在十九世纪，妇女也几乎仅仅在她的家庭和情感之中生活”，写小说的妇女，“由于她们的性别，而被排除在某些种类的人生经历之外。而人生经历对小说有重大的影响，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由于“她们被强行剥夺了在中产阶级的客厅内所能遇到的事情之外的一切经历，对她们而言，关于战争、航海、政治或商业的任何第一手经验，都无从获得”⑦ 。

　　实际上，哈尼族女性创作中凸现的对现代都市人群的怀疑目光，正是过去和如今哈尼族妇女生活及心态的写照，与十九世纪欧美女性的生活际遇后十分相似。但是，承认了哈尼族女性的这种历史和文化境遇，哈尼族女性写作也许并非就会拥有“她自己的一间房间”，就会拥有和男人一样的工作，就可以表达和男人一样的“关于战争、航海、政治或商业”的宏大主题。从《马樱花开》中，可以梳理出一个关于哈尼族女性创作的规律—受她们认知世界的方式与生存环境的影响，她们仍将依旧传递出亘古不变的一段心曲：一个游离于流行趋势，更关乎自己命运的叙事主题。

　　（二）徘徊在乡村与都市之间

　　“城，我梦中的天堂。我的梦不知有多少次在那里遨游……在我的心目中，它有时象银河闪闪的夜空，神奇迷离；有时象雨后的长虹七彩斑斓，对我充满深深的诱惑。”这是明追在《爱尼野丫》中的叙述，她对城市生活的热情向往，相信会打动每一个翻阅小说的读者。

　　一个未见过世面的山村女孩认准“有文化就能做大事”，刻苦攻读，最终迈入省城一学院的殿堂。这段个体追求的心路旅程，可谓之转变观念的开端，带有极大的普遍性。

　　在传统观念和传统文化演变中，总是表现出主动与被动的两面性。时至今日，哈尼族女性越来越多地走出家门，融入现代社会，原因一方面来自社会发展的推动力，她们被时代推着不断向前迈步；另一方面来自哈尼族女性自身的觉醒，她们正在主动投身于现代生活的激流中。但是历史和传统的因素总是在人们身上打下深深的烙印。

　　李松梅在散文诗《真情》中写道：“把纯洁揣入怀中的那一夜，我们抱着真诚，歌唱者穿越夜风，在陌生的城市与孤独较量。”这位品尝过生活的甘苦的年轻而成熟的女作者解读城市生活时，依然带有自我的特色，毕竟“纯洁”和“真诚”是有区别的。可以说，有的惯性思维很难在短期内消除，人们习惯于一种固有的思维定势。当时代发展所必需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受到人为的阻滞时，她们只好徘徊在乡村与城市之间，陷入两难境地。

　　在哈尼女性写作一方面与紧紧缠绕着历史展开，另一方面又在试图重新讲述历史。并透过特定文化传统对哈尼女性的种种定义，通过对历史生活间隙的真实描述，不断改写包括她们自身也曾参与构筑的本民族的文化和历史。于是，这种独具女性主义意味的叙述历史或解构历史的倾向，在一定意义上拓展了文学维度，使叙事获得新的契机，也使哈尼族女性写作在整个哈尼族文学创作中颇具特色。

　　三、哈尼族女性独特的叙事话语解析

　　在文学作品中，话语并非是一种单纯的载渡方式，它承载了沉重的历史负荷，揭示出深层的社会结构以及多重关系。话语其实就是语言、符号和声音的同义语。话语表现的是社会政治、经济和权力关系。女性的话语即是她们社会地位的缩影。话语同声音一样是联系内外在世界的一种强有力的心理工具和通道，是理解心理、社会和文化秩序的一把“钥匙”。

　　按照西方哲学家哈贝马斯的观点，语言的实践活动实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交往，以及从中发生的交往伦理，人们以语言为世界命名而发现自己是“主体”，因此，话语和语言实际上是主体得以命名，世界得以命名和主体之间得到相互沟通和理解，主体认识和说明与世界之关系的枢纽和桥梁。致力于研究女性文学的伍尔夫女士也看到女性在写作伊始，在技术上有许多困难，因为男人创造的句式对女性并不适合，女性使用这样的句式就显得太松散、太笨拙、太夸张了。因此，她主张女性必须在作品中找到自己的表达方式。

　　哈尼族女性创作的独特话语集中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侧重于经验的、松散的和情境的话语。在明珠、卢文静、钱颍、李松梅的作品里，随处可见这样的话语风格：“童年的蓑衣，伴我在牛背上，惊醒了一只只蚂蚱。妥底玛依花喷香的时候，我放牧蜻蜓……”（李松梅《有关蓑衣的记忆》）正如女作家冰心评价当代作家茹志鹃小说时说，她的作品，“特别是关于妇女的，从一个女读者看来，仿佛只有女作家才能写得如此深入，如此动人！”⑧六位女作家的叙事话语共性是源于生活体验的 细腻、深入、感人。明珠在一首诗中写道：

　　我想用那弯缺了的月

　　给姑娘做头籀瀑布般的头发从弯月中

　　涓涓流谈淌

　　像三月间下不完的雨

　　（《爱的圣水》）

　　用炽热的心语打动读者，用充满女性化特征描述方式去解读的身边的人和事。《马樱花开》预示了哈尼族女性对自己作为人的价值理想的群体性觉醒，尽管这种觉醒还带有初醒者的朦胧迷惘和不成熟，但是毕竟出现了在历史上第一批哈尼族女作家的作品，这是一个有200多万人口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史上的里程碑。

　　二是平等的、关爱的和关怀的话语。哈尼族女性长期以来被局限在家庭领域，她们必须以关爱和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来弥补自己处于劣势的社会和经济地位。于是在作品中，在一个个平凡动人的故事里，话语的中心总是平等的、关爱的、关怀的。《马樱花开》中包含了很多可能性的、具有无限空间的文化的尝试，即一种文化的探险。这种尝试和探险的意义在于，把长期以来没有机会得到表达的哈尼族女性的经验、视点、对生活的观察用白色的墨汁书写出来。所以，哈尼族女性写作自然包涵了某些哈尼族男性写作所不能达到的空间，具有更多样的可能性。早年间，伍尔夫曾设想：创作中女作家们“把当代流行的句式加以变化和改编，直到她写出一种能够以自然的形式容纳她的思想而不至于压碎或歪曲它的句子”⑨。

　　三是表达出女性主体性的话语。美国女性主义哲学家萨拉·拉迪克说：“当代女性主义者中，话语指政治、体制和语言实践的系统联系网络，话语突出了我们的语言和思想反抗。”⑩与哈尼族男作家的旷达、浑宏的叙事风格不同，哈尼族女作家话语是柔婉的、细致的。但从她们的小说、诗歌和散文中，能够感受到一种对传统生活的反叛力量。《马樱花开》中数次提到生活中哈尼族妇女如生下双胞胎和六个手指头的婴儿就会受歧视，甚至被赶出村寨。男人如果妻子生不了男孩，就翻脸不认人。在当今的哈尼族地区，这种情况已经少见，但为何在哈尼族女作家的作品中仍然是一个中心话语。究其原因，过去曾发生的对女性的不公已深深烙在哈尼族女性的记忆中，当有机会和可能，哈尼族女作家用一种属于她们的话语形式，以性别进行写作，把自己写入文本，把哈尼族的历史和传统写入文本，就像通过奋斗把自己嵌入社会发展过程一样，明显的摧毁了男性写作的霸权，使写作服务于反对性别歧视和抨击哈尼族妇女不公正待遇的目的，隐隐传递出哈尼族女性主体性的意识。哈尼族女作家们正是通过对女性血缘的重新清理，轻微撼动了以男性为中心的历史神话链条，找寻出属于“我们”自己“女性”的历史。

　　在当今的社会背景下，哈尼族女作家写作的两个历史任务是：反思和创造。反思就是用崭新的双眼回顾过去，以新的角度翻开历史的篇章，拨开那些曾经并且如今依然环绕在哈尼族妇女身上的浓雾，去发掘哈尼族女性的真实生活，引导她们去憧憬自己未来的美好生活，解放社会对女性的语言束缚，贴近时代，融入新的社会生活环境。

参考资料：

①王安忆：《香港的情和爱—王安忆自选集之三》（中篇小说卷·卷首语），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

②［德］爱丽丝·史瓦兹：《拒绝做第二性的女人—西蒙·波娃访谈录》，顾燕翎等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5页。

③［法］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原载《新女性主义》(New French Feminisms.New York.Schocken Book,1981)，黄晓红译，参见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1月版。

④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1月版。

⑤［法］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

⑥张爱玲：《有女同车》，1944年1月《杂志》月刊第13卷第1期。

⑦弗吉尼亚·伍尔夫：《妇女与小说》，瞿世镜译，参见《伍尔夫作品精粹》，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01页。

⑧冰心：《一定要站在前面—读茹志鹃的〈静静的产院〉》，原载1960年12月14日

《人民日报》，参见《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茹志鹃研究专集》，第291页。

⑨弗吉尼亚·伍尔夫：《妇女与小说》，瞿世镜译，参见《伍尔夫作品精粹》，河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98页。

⑩转引自《中国女性与女性主义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