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作为人类的一种特殊的文化创造活动，直抵人的灵魂深处，使人获得精神慰藉，进而完成心灵的升华、品格的锻造。文艺精神价值的表达及其作用的发挥有一个基本前提，即作家、艺术家进行文艺创造时要切实走进现实、深入生活。在文艺创造活动过程中，作家、艺术家作为主体无疑需有自身能动性的充分发挥，但如果离开具体生动、斑斓多姿的生活支撑，他们所创作的作品就可能空洞而苍白。

　　文艺之根是现实生活

　　曹雪芹说自己创作《红楼梦》“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并发出“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的慨叹。这意味着文学创作中血泪般的文字凝聚是一种不寻常的“痴”与“味”：这个“痴”是对脚下大地的“痴迷”、对现实生活的“痴情”；这个“味”是对大地、生活以及对人的生存、生命意义的“品味”与“体味”。依此成就文艺作品活泼的生命姿态和有“筋骨”与“血肉”的形象。但文艺的“筋骨”与“血肉”既非凌驾于现实生活之上的玄想奇谈，也非闭门造车的恣意妄为，其健硕的“筋骨”、鲜嫩的“血肉”源自创作者直面体察纷纭世界和现实生活而生发的社会人生感悟。

　　作家、艺术家要善于从生活中习得生动活泼的语言形式，获取个性鲜明、性格多样的人物形象，建构曲折生动、起伏有致的叙事情节，更需在对宇宙大千世界的切身体验中陶冶情操、涵养人格。朱光潜认为：“大诗人先在生活中把自己的人格涵养成一首完美的诗，充实而有光辉，写下来的诗是人格的焕发。”创作者自身拥有高尚的人格才能铸就文艺作品伟大的品质。

　　苏轼讲读书要做到“博观而约取”，此语用于艺术家对现实生活的态度，即指艺术家在广泛、全面、细致观察生活的过程中，对芜杂、零散的感性材料按作品的价值取向、审美理想作精细的选择、萃取。因而，创作者对生活的态度，其第一要务是俯身静心。“俯身”需要的是创作者步履实地，挖掘、发现大地众生生命生存活动的斑驳样貌；“静心”需要的是创作者平心、清心，更是倾心，唯有静心谛听、谛视，方能捕捉到自然世界、现实生活中多声部交响构成的节奏韵律。

　　老舍曾说，“只有从生活中掏出真东西来，我才能自由地创作”。如何从生活中“掏出”真东西？就是真正走进现实生活，俯身静心地探求现实的角角落落，心无旁骛地探察宏大广博的生活。试想，若无杜甫的俯身静心，怎会生出“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这样描写民众生活的沉重吟叹？诗人又如何能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贫富对比中表达对百姓生存现状的深重忧思？若无鲁迅的凝神观照，何来对阿Q“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沉重悲悯？若无魏巍冒着生命危险的实地采访，又怎会有《谁是最可爱的人》中对那些抗美援朝战场上普通战士的视死如归精神的真诚赞美？

　　文艺须自生活蓄积真情

　　白居易讲“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此“情”乃是对生活的热爱、挚爱、真爱，是由生活触动的真情实感。作家、艺术家面对生活，须有一颗炽热滚烫的心，力戒高高在上、矫揉造作的虚浮，要一头扎进生活的深水才能真正触摸、体察、发现生活美的真谛，进而创造艺术美。罗丹在批评文艺创作中的矫情现象时指出，文艺的“丑恶”就是“一切欺诓”，即“造假的、造作的，不求表情、只图悦目，强作轻佻，充为贵侈，作欢容而无中心之喜悦，装腔作势，故意眩人，或胁肩谄笑，或高视阔步，却无真情，徒具外表”。因此，文艺创作务要除去“装腔作势”“故意眩人”的造作，力求体现“心中之喜悦”的“真情”。

　　巴金在谈到创作“激流三部曲”时说道，“我熟悉我反映的那种生活，也熟悉我描写的那些人”，“感觉到生活的激流向前奔腾，它推动着人物行动”。可见，“熟悉的生活”犹如激流，能推动作品中人物的行动，塑造性格迥异、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描写“熟悉的生活”，会自然而然地催生作家发自肺腑的真情。依此而言，对生活的真诚与作品的真情相互依存，真诚的生活态度成就艺术的真情，艺术的真情揭示生活的真实。文艺的优劣、成败全赖创作者对生活态度的真与假及其感情的实与虚。

　　滋养文艺的土壤是丰厚、富饶的社会生活，助力作家、艺术家创作的根基是轰轰烈烈的时代现实，文艺要以生活现实为起点，创造性地表现创作者多样的艺术情怀。作家、艺术家应该始终清醒地认识到，“人民就是生活，生活就是人民”，这是因为人民的生活是艺术的源头活水，艺术是现实生活孕育的产物，抒发生活情怀就是抒发人民情怀。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在资本逻辑的裹挟下，艺术情怀要保持自身的洁净，积极地滋润人的精神领域，以激发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免会遭遇各种困难，有时甚至面临严峻的考验，但越是如此，作家、艺术家就越要强调夯实文艺生活基石的重要性。作家、艺术家需有久久为功的决心、恒心、耐心和毅力，矢志不渝地坚持与生活达成默契，回应人民的现实关切，以“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的博大胸襟汇入生活的洪流，练就精湛、高超的审美创造的真本领。

　　文艺要站稳人民立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的方法是扎根人民。”他进一步强调我们的文艺创作 “既要反映人民生产生活的伟大实践，也要反映人民喜怒哀乐的真情实感，从而让人民从身边的人和事中体会到人间的真情和真谛，感受到世间大爱和大道”，“一切有抱负、有追求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追随人民脚步，走出方寸天地，阅尽大千世界，让自己的心永远随着人民的心而跳动”。这就要求作家、艺术家要牢牢站稳人民立场，熟悉人民的生活斗争、敬重人民的创业过程，为人民抒写，以生动活泼的艺术语言描写人民在生活中的无畏付出、艰辛奋斗及其命运际遇；要关心人民、热爱人民，为人民抒怀，浓墨重彩地反映人民在时代征程中的所愿所求、所期所盼；要报答人民、回馈人民，为人民抒情，以审美的笔触揭示人民乐于奉献、甘于牺牲的精神，礼赞人民在劳动实践中创业、创新、创造的伟大气概。

　　这也意味着，文艺创作要走进人民群众生产劳动、艰苦创业的生活深处，发现新的生活领域，紧扣时代脉搏，深入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文化长廊，采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资源，咀嚼、吸收富有生机活力的艺术营养；要洞悉、谙熟人民的风物习俗，谛听人民的吁求呼号，了解人民的急难愁盼，描写人民的卓越风姿，表现人民的喜怒哀乐，揭示人民的理想向往。同时，文艺要服务于人民的生活，以娴熟、高超、精湛的艺术技法，以匠心独具的形式构造，创造人民易接受的文化产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多样丰富的精神需求。文艺服务于生活，既是对人民生活、人民情感、人民向往的负责，也是对艺术神圣使命的负责，更是对伟大时代的负责。

　　我国文艺史上历来不乏描写人民生活、抒发家国情怀的作家、艺术家。屈原因为国忧愁、为民幽思而表达“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 “求索精神”；林则徐在被贬戍边时仍无怨无悔，甘为国家、民族献出一切，因而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无畏追求；抗战初期，因亲眼目睹日本侵略者对我中华儿女的蹂躏，艾青发出“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的诘问和回答。艾青的诘问痛苦而沉重，回答坚定而有力，对我们今天乃至未来的文艺创作者，是激励、鞭策，对新时代夯实文艺创作的生活基石更具现实启示意义。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教授、甘肃省电视艺术家协会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