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讲话中，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定位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基，为新时代坚定民族文化自信、赓续民族血脉、坚持中国道路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体现了国家领导人对传统文化前所未有的重视。“讲话”集中系统地展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观，全面深刻地论述了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的基本特征与发展规律。其中有关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五个特性的概括(《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民日报》2023年6月3日),为全面认识和理解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在属性，提供了崭新视角。它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中华文明与中国文化自身的丰富性、多样性，对于文化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也具有极大的拓展和深化作用。“讲话”所发出的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倡议，是围绕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使命提出的新要求，需要文化研究者做出积极有效的回应。

　　发掘和揭示中华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首先是为了更加全面正确地认识我们所持文化传统的伟大，增强和坚定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讲话”所概括的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作为相辅相成的五个有机要素，对我们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以往未曾看到、或因某种西方中心主义视角影响而受到遮蔽的许多重要面向，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例如，受近年来盛行的区域研究、个案研究影响，中国文化的统一性问题被不少学科忽略，甚至遭到排斥，取而代之的是对地方性、差异性话题的热烈讨论。这样的研究，在深入揭示地方文化的内在属性，展现中国文化的多样性、丰富性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如果结合对中华民族文化统一性特征的强调来思考，我们又会发现，这些研究某种程度上也可能会导致弱化文化统一性乃至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危险，值得从学理上进行认真反思。又如，对于中国传统戏曲、小说及民间故事中最常见的大团圆结局，过去研究者更多地会以“落入俗套”来批评，但如果结合中华文明和平性的特征来理解这类叙事大量存在且广受欢迎的现象，我们会认识到，这类情节实际上表达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对和平与幸福的永恒追求。可以说，在有关五个特性的概括所体现的新视角下，我们能够更加准确恰当地看到各种具体的传统文化事项的全貌，能够对这些文化得出更加公正、客观的评价，进而能够从根本上改变自己对于民族文化的态度，增强文化自信心。

　　另一方面，发掘和揭示中华文明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性，更是为了朝向未来，给新时代文化建设事业提炼和积累更有力的资源，更好地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进而为解决国际社会面临的种种难题、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切实有力的贡献。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社会面临的挑战与危机日趋复杂，诸如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发展鸿沟日益显著，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等等之类的难题，都对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了严重威胁。这客观上也表明，当前主要以西方价值观为主导确立的国际关系理念，亟需进行新的调整、补充和完善。在这种形势下，提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其意义就在于通过建设、发展和繁荣符合新时代要求的先进文化，在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为解决当今世界面临的挑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清楚认识传统文化的特性，坚定文化自信，是进一步传承、发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推动其转化为现代文明建设资源的前提。而这些丰厚的传统文化资源，要实现自身的现代化，要转化为现代文明的有机组成，必须经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过程。促成这种转化和发展的力量，就是马克思主义。“讲话”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而其中的第二个结合，尤其具有“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的意义，它“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我们经常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生生不息。但在承认文化传统的连续性的同时，又必须认识到，这些文化之所以能够绵延不绝地传承，同它始终保持着“革故鼎新”的内在精神直接相关。早在先秦时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思想就已逐渐普及，并形成了对“刻舟求剑”“固步自封”的警惕和批评。这种强调变化、注重革新的精神，是保证中国文化具有持续活力和生机的动力，也是保障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基础，更是“讲话”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高度契合性”的体现。简言之，从世界观方法论的角度来说，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古就包含着从发展、运动的视角来看待和处理天人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唯物辩证法理念，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有着高度的一致性。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又必须同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相协调、相结合。有关“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论述，构成了党的二十大报告最为核心的理论之一。作为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崭新道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筑就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道路基石，而人类文明新形态突破了西方资本至上、自由主义和西方中心论的局限，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实践成果”(夏一璞《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开启人类文明新形态》,《今日中国》2021年第9期)。可以说，“讲话”中提出的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目标，同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实际上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它们既是朝向当下、朝向中国自身的目标，是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基础，又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任务，是为解决当前人类社会面临的种种难题而提供的新方案。而它们的实施和完善，都必须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为根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这种概括和论述，既立足于对包括中国在内世界各国上百年来的现代化历程的全面总结与比较，又融会了中国近十年来更加自觉的理论反思与实践探索，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的理论引领和实践指导价值。这些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的理念，立足于丰富而卓有成就的中国经验，以高度的历史自信与自立自强精神，纠正了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以及我国近现代以来较长一段时期内存在的错误认识与相应实践。在这种认识和实践中，现代化通常被简单地理解为全盘西化，与本土的传统处于严重对立的状态。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学术界出现了大量讨论传统与现代关系的论著。这些著作中，相比于从传承与变异、继承与创新等历时性角度所做的一般探讨，发展中国家研究者的论述，往往多了一种基于横向比较的焦虑，乃至趋于文化自卑的心理倾向。这种情况的产生，同上述偏颇认识的影响直接相关，我国“五四”时期一些学者的极端主张和行动，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有关“中国式现代化”概念的提炼和系统阐释，对纠正把现代化与本土化、民族化截然对立的偏颇认识，并解决相关实践难题，具有重要作用。它有力地证明，发展中国家完全可以探索和构建一条既有国际共性又保持鲜明民族个性的现代化道路。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的理念，是通过对国内外现代化历程的全面总结与反思而提出的，体现了整体考察和把握中外相关实践的全局观，具有突出的系统性、整体性特征。其对共同富裕、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及和平发展等事实和观念的强调，既是以中国近十年来自觉反思并主动纠正以往国内外现代化进程中多方面失误为基础以及对“五位一体”协调发展所取得成就的总结，又是对今后更加健康有效地推进现代化做出的系统规划。这些规划，对于缓解或避免许多发达国家出现的贫富差距加大、生态恶化、社会关系失范等“现代化恶果”(Barbro Klein, “Cultural Heritage, the Swedish Folklife Sphere, and the Others”.Cultural Analysis5 [2006]:57-80)提供了重要的解决方案，也有助于从整体上解决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困扰社会各界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顾此失彼、难以两全的难题。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的理念，体现着强烈的“胸怀天下”的气魄和视域。它的提出，既以中国实践及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成功经验为基础，又保持着与世界各国现代化实践的积极比较，包含着自觉的“文明互鉴”意识。因此，它必然能够起到促进与国际社会的交流、合作，并帮助不同国家解决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的相关难题的作用。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党的二十大报告同时指出：中国式现代化也是推进构建相互理解、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路径。

　　第四，中国式现代化的理念，深化了人类文明互鉴的互为主体的交流原则，为建设更加合理的国际交流秩序提供了重要参考准则。十多年以前的中国，主要是以一种被动接受发达国家经验、模式的方式来实施现代化，但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尤其是新时代以来，随着国家从制度层面对“四个自信”的高度重视和广泛宣传，中国日益从现代化的被动接受者变成主动参与者，中国社会各界以更加坚定的民族自信，以更加自觉的历史主动和主体能动性，推进了中国自身现代化的长足发展，为整个世界的全面现代化发挥了重要作用。由此积累的中国式现代化经验，对于改善东西方关系、建设新时代的国际秩序，也将提供重要的启示。

　　第五，中国式现代化的理念，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它强调“共同富裕”原则，在总结过去、规划未来的过程中又始终不忘“人口规模巨大”的国情，这些都体现了我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始终立足于人民、始终坚持发展为了人民的根本出发点。这种以保障广大人民的基本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为目标的现代化，可以说既是中国式现代化赖以完成的基础，也是使得它与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卓尔不同的根本原因。

　　从以上五个方面可以看出，“中国式现代化”理念在历史总结、理论创造与方法论创新等方面都体现出了重要价值。它以坚定的历史自信和历史主动，以开阔的国际眼光与世界情怀，对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做了深刻全面的总结，并以过去的实践为基础，系统深入地阐释了现代化的新思路、新方向。对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而言，它能够为我们更好地处理实践与理论、本土与国际、历史与现实等等之间的关系问题，提供重要的启发。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坚持系统观念，推动文化事业的整体发展。系统观念，是贯穿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世界观、方法论的重要内容，它注重从整体、联系、发展的角度来认识事物和解决问题。这方面的内容，鲜明体现在文化发展传承座谈会的讲话中，不仅有效增强了“讲话”的说服力和指导意义，也为文化研究者提供了具有方法论意义的启发。对于当前的文学研究而言，尤其能够起到加强大文学观建设、促进文学事业整体繁荣的引导作用。

　　大文学观，“指的是以文化整体的眼光来认识文学现象、总结文学发展规律、探索文学基本属性并推动文学研究学科建设的观点和方法”(拙文《发展新时代大文学观 推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6月15日)。从古至今，文学的内容和类型总是处在不断拓展的状态，有关文学的理解，也必然要适应对象的发展规律，不断突破狭义的领域而向更广阔的范围发展，唯此方能保证认识和结论的全面性、有效性。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和理解文学及文学史，是五四以来新文学观念的一个重要特征。后来经过延安新文艺运动的进一步丰富和充实，特别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制度的保障，这种可以用“大文学观”来概括的文学思想，在文学研究所首任领导郑振铎、何其芳，以及钟敬文等学者的共同推动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它不仅为确立和发展新中国文学创作、传承与研究的基本格局奠定了基础，也为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社会主义中国的建设和完善贡献了不容忽视的智力支持。这种大文学观，既朝向本土又胸怀天下，既坚持汉族文学传统又维护和发展各少数民族文学事业，既观照上层文人大传统又注重民间小传统，同时着力揭示和促进大小传统的积极互动与动态交流，从而为使小说、戏曲、歌谣、神话等按照以往墨守成规的狭义文学观念根本无法进入文学殿堂的诸多内容，登堂入室成为文学研究领域不可或缺的对象，为从多民族文学与文化多样性的角度丰富中华民族文学武库、巩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为从世界文学的眼光来认识自我、从中国文学的立场来繁荣世界文学，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

　　我国文学研究领域设立的各个二级学科，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学和民间文学，可以说都是这种大文学观影响下的产物。受这种大文学观的影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一代又一代的研究者中，始终有人保持着对新生文学现象的敏感。一批同人在较早时期就对网络文学予以持续关注，并以此为基础促成文学所网络文学研究室的成立，就是这方面的一个鲜明例证。除了强调对文学对象的兼容并蓄，这种大文学观还尤其注重把文学具体问题视为整体文学文化系统的组成部分，从综合、比较的角度予以观照，从而为更加全面完整地认识和揭示具体对象的内在属性奠定了基础。

　　然而遗憾的是，随着文学研究领域各个学科的不断发展完善，学科之间的界限、隔阂也日趋严重，有时甚至出现了各自为阵、敝帚自珍、相互轻视的状况。这不仅有悖于大文学观的基本理念，而且严重制约了当前学术研究的发展潜力和创新活力。

　　通过对“讲话”的学习，特别是通过结合其中体现的系统观、整体观来重新思考大文学观，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当前各学科之间壁垒分明的弊端及其危害，也能够增强进一步发展和推广以整体、融合、比较为特征的新时代大文学观的动力和决心。在这种大文学观的引领下，研究者必将更加准确、全面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类型的文学实践及其多样性，以及文学实践主体的多元性，进而促成基于广泛主体间性的相互理解；必然更加自觉地把文学理解为复杂文化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化史、社会史的角度来理解文学，反过来又从文学的角度进一步认识和理解文化的完整性。最终，它必将有助于推动文学创作与文学研究适应新的历史条件并结合时代需要不断获得勃勃生机。

　　总之，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仅为新时代切实推进文化领域的各项工作提供了指南，也为广大文化工作者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从本土文化传承与创新的优秀实践经验出发，积极探索既朝向民族内部又面向全球的文明新形态建设，提供了指导性的理论框架。在这种框架引领下，自觉总结和反思文学研究领域的成绩与挑战，既是有效推进文学研究三大体系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从文学文化研究的角度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力量的积极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