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就处在这样的历史转折点上。自查理大帝以来登上舞台的各种思想，五百年间不断相互排斥的各种风尚，都企图把自己的消亡了的权利再次强加于现代。中世纪的封建主义和路易十四的专制制度、罗马的教阶制度和上一世纪的虔诚主义[1]，相互争夺消灭自由思想的荣誉！请允许我对这些事不再多谈了；因为，谁想在自己的盾牌上装饰这样一条格言，马上就有成千上万把寒光闪闪的剑，全都比我的更加锋利的剑向他刺去；而且我们知道，所有这些旧思想由于相互冲突必将化为灰烬，并将被向前推进的时代的金刚石般的步伐踏得粉碎。但是，与教会生活和国家生活中这些强大的反动现象相适应的是文学艺术中一些不明显的倾向，是向过去几世纪的不知不觉的倒退，它们即使对时代本身没有威胁，对时代风尚也是有威胁的；而且，奇怪的是，任何地方都还没有把这些倾向加以比较！ 

　　根本不需要到远处去，就可以碰到这类现象。你只要拜访一下有现代化陈设的沙龙，就会看到，你周围那些陈设的式样是谁的精神产物。极端专制时代的各种洛可可式[2]的丑陋形象重新被抬出来，为的是把那些使“朕即国家”[3]这样的制度感到舒适自在的式样强加于我们的时代精神。我们的沙龙用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椅子、桌子、橱柜和沙发装饰起来了，要使文艺复兴时期全面恢复，就只差给海涅戴上假发、给蓓蒂娜[4]穿上裙环了。 

　　布置这样一间房间，当然是为了在那里读一读冯·施特恩堡先生的对曼特农夫人时代抱有极大偏爱的小说。人们谅解施特恩堡这位奇才的任性并试图为它找出某些更有力的根据，这自然是徒劳无益的。但是，我敢断言，正是施特恩堡小说的这种特点，也许目前能推动小说的传播，但非常不利于它们今后持续流传。何况，诗歌作品的美，绝对不会由于它不断求助于贫乏枯燥、毫无诗意的时代而显得更加出色，而且这一时代反复无常、浮动不定、拥有充当习俗的傀儡；相形之下，我们的时代及其产物显得还自然一些。要知道，我们太习惯于用讽刺的眼光看待这个时代，以致长期以来它使我们不能对另外的阐述感到满意，事实上，使人感到十分厌烦的是在施特恩堡的每一部小说中，总有那样一种任性。这种倾向，至少在我看来，无非就是任性。所以在这一点上，它是没有更深刻的理由的。不过，我认为，应该到“上流社会”的生活中去找它的连结点。冯·施特恩堡先生无疑就是为这样的社会而造就出来的，因此他怡然自得地周旋其中；在这个圈子里，他也许找到了自己真正的故乡。那个时代的各种社会形态同现实的各种社会形态相比，虽然更呆板和更乏味，却明确和完善得多，如果说他对那个时代含情脉脉就不足为奇了。时代精神在自己的故乡巴黎的表现要比在冯·施特恩堡先生那里勇敢得多，因为它在巴黎企图认真地从浪漫主义者手中把他们刚刚赢得的胜利重新夺过来。维克多·雨果出现了，亚历山大·大仲马出现了，同他们一起出现的还有他们的一帮模仿者；伊菲姬尼娅们和阿塔莉们的矫揉造作让位于卢克丽霞·波尔查的矫揉造作，激昂焦躁代替了僵硬刻板；法国古典作家对古代作家的剽窃被揭穿了，——这时，拉舍尔小姐出场了，于是，雨果和大仲马，卢克丽霞·波尔查，以及那些剽窃来的作品统统被人遗忘了；费德拉和西得漫步舞台，步伐匀称，说话用的是过分修饰的亚历山大里亚诗体，阿基里斯摆出伟大的路易的神态，在舞台上昂首阔步，而鲁伊·布拉斯和贝尔岛小姐刚从后台出现，马上就在德国文艺翻译工厂和德国民族舞台上寻找出路。对正统主义者来说，当他们观看拉辛的戏剧时能忘掉革命、忘掉拿破仑和伟大的一周[5]，必定感到欣慰之至。Ａｎｃｉｅｎ  ｒéｇｉｍｅ[6]的光辉复苏了，世俗的沙龙挂上了织花壁毯，独裁者路易身穿锦缎背心、头戴蓬松假发，漫步在凡尔赛的修剪整齐的林荫道上，宠姬的那把万能扇子统治着幸福的宫廷和不幸的法兰西。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过去时代的再现也没有越出法兰西本身的界限，而上一世纪法国文学的一个特点仿佛正开始再现于当前的德国文学中。我指的是哲学上的玩物主义，它在百科全书派身上表现出来，同样也在现代某些作家身上表现出来。在前者那里由唯物主义占领的地方，在后者这里正开始被黑格尔占领。蒙特是第一个——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把黑格尔范畴引进文学的人。奎纳始终没有忘记跟在他后面，写了《疯人院里的隔离》[7]，虽然《性格》[8]第二卷证明他已经部分地摈弃了黑格尔，但是他在第一卷的很多地方试图把黑格尔的作品翻译成现代语。遗憾的是，这些译文全都是离开了原文便无法理解的东西。

　　这种类比是否定不了的；上面提到的那个作者根据上一世纪哲学上的玩物主义的遭遇得出了一个结论，认为死亡的萌芽随同体系被带进了文学，这个结论是否对当代文学也还是正确的呢？诗才所耕耘的土地会不会被一个比先前的一切体系更加彻底的体系的根子弄得坑坑洼洼呢？或者这些现象只不过是这样一种爱：哲学用它来迎合文学，而且它的成果在霍托、勒特舍尔、施特劳斯、罗生克兰茨等人的著作和《哈雷年鉴》中得到出色的表现？如果是那样，当然就得改变观点，我们也就有权期待科学和生活、哲学和现代倾向、白尔尼和黑格尔的相互影响，——我们所期待的相互影响的酝酿，早已被所谓“青年德意志”[9]的一部分人注意到了。除了这些道路之外，剩下的就只有一条路了，这一条路与前面两条路比起来，确实有一点可笑，也就是说，这条道路是以黑格尔对文艺的影响毫无意义作为前提的。不过，我认为，只有为数不多的人能下决心选择这一条道路。

　　    但是，我们必须追溯得更远，追溯到百科全书派和曼特农夫人之前的时代。杜勒、弗莱里格拉特和倍克在我们的文学中则充当十七世纪第二西里西亚派[10]的代表人物。《锁链和王冠》、《反基督者》、《洛约拉》、《皇帝和教皇》——杜勒的这些作品在表现手法上怎能使人不想起已故的齐格勒·冯·克利普豪森的《亚细亚的巴尼萨》或者洛恩施坦的《阿尔米纽斯王和图斯涅尔达王妃殿下》这两本书中的巨大激情？[11]而倍克在玩弄辞藻方面甚至超过这些善良的人；他的诗篇中有些地方几乎被看成是浸在现代的悲伤厌世溶液中的十七世纪产物；弗莱里格拉特有时也不善于把玩弄辞藻同诗歌语言区别开来，他恢复了亚历山大里亚诗体[12]，乞灵于外国辞藻，这样就完全倒退到霍夫曼斯瓦尔道的时代。但是，应该相信他会把这些连同他那异国题材一起丢掉：

　　                 风沙飞扬，棕榈枯凋，

　　                 诗人投身祖国的怀抱，

　　                 纵有异样，仍然旧时风骚！[13] 

　　如果弗莱里格拉特不这样做，那么，真的，他的诗在百年之后将被当作植物标本或撒沙匣[14]之类的东西，而且，如同拉丁语诗律一样，还会用来在学校讲授自然史。就让某个劳帕赫去指望自己的抑扬格的史诗享有这种实际的不朽声誉吧，但是应该相信弗莱里格拉特也会给我们写出完全无愧于十九世纪的诗歌作品。不过，在再现浪漫派时期以来的旧题材的我国文学中，我们已经从十二世纪上升到十七世纪，这难道不令人感动吗？这样一来，哥特谢德大概也不会让我们久等的。

　　说实在的，当我打算把这许多个别现象归纳到一起的时候，感到十分困难；必须承认，我失去了把它们同滚滚向前的时代洪流联系起来的线索。也许，它们还没有成熟到可以给予确切评价的地步，在规模和数量上还会继续增加。不管怎样，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反动无论在生活中还是在文学艺术中都有表现；内阁报纸的抱怨大概已在那几堵还听到“朕即国家”这个公式的墙壁上得到了反响；在一部分德国最新诗歌中占统治地位的愚昧和无知，是同另一部分现代蒙昧主义者的大喊大叫相呼应的。

　　弗·恩格斯写于１８３９年11月—                                               原文是德文 

　　1840年1月        

　　    载于１８40年2月《德意志电讯》杂志 

　　    第26、27和28期 

　　    署名：弗里德里希·奥斯渥特 

　　弗·恩格斯：《时代的倒退征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1卷，32-37页，198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