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少数民族文学是新中国人民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兴起与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紧密相关，但它的出现不是一蹴而就的。“少数民族文学”相关话语早在20世纪初期至二三十年代伴随歌谣运动、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以及对苏联民族理论和文艺观念的翻译就已经出现，但是并未形成固定的话语表述。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注重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培养，也很关注蒙古族、回族等边区少数民族文化，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抗日根据地及之后的解放区都很重视少数民族民间文艺的搜集以及对少数民族文艺工作者的培养，这些为新中国成立后少数民族文学的兴起与发展积累了经验。新中国成立后，从《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章程》提到少数民族文学艺术，到民间文艺领域的搜集整理研究，再到《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我们看到少数民族文学逐步确立的过程，同时也看到少数民族文学的兴起是对延安文艺理念的沿袭、践行。

　　关键词：延安文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

　　少数民族文学是在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发展、繁荣起来的，其为社会主义人民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一般认为，少数民族文学概念的提出是在1949年《人民文学》“发刊词”中。学科名称是学科开端的重要标志，所以近年来研究者也较关注对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的学术史梳理，在梳理中有的学者发现在 1949年7月14日通过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章程》中已经提及少数民族文学艺术；但相关研究大多以新中国成立为开端，较少注意少数民族文学的兴起与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文艺思想的密切关联，亦未关注到它与20世纪初期至50年代开展的民间文艺搜集的关系。本文着眼于此,从现代民族主义思想的引入展开论述，主要梳理从20世纪初期至50年代少数民族文学在中国共产党革命思想和文学理念指导下，尤其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精神的指引下，与当时民间文艺的搜集相结合逐步兴起与发展的脉络。

　　一、革命取向与苏联经验:“少数民族文学”相关话语的出现

　　据学者考证，中文“民族”一词最早出现于1837年徳国传教士、汉学家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alaff）所编《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之道光丁酉年（1837）九月号《约书亚降迦南国》一文的中“昔以色列民族如行陆路渡约耳但河也”。但具有现代意涵的“民族”一词当是中国知识人从日语引入的。梁启超在《东籍月旦》及《中国史叙论》中一改中国古代华夷秩序观，阐述了“民族”之内涵、历史等，强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依照西方民族主义思想梳理中国境内各民族，强调“民族之各自尊其国,今世界之通义耳”，同时也意识到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国家，在中国历史的论述中关照到汉族以外的满、藏、蒙、苗等民族。在民族主义思想的影响下，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文化引起学人关注。鲁迅也很早就关注到少数民族文化，在《破恶声论》中就提出民族之间应该互相学习。1918年，歌谣运动已经注意到中国文艺的地域和民族多样性及其留存样态，如《歌谣》周刊刊载了西南地区（包括云南、贵州、四川）的歌谣2798首,占歌谣总数的20%。朱自清在其《中国歌谣》课程讲稿中，专设“西南民族的歌谣”一节。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政治精英、知识分子、民众之间的互动形成了新的社会文化样态。社会各派政治力量开始关注到“民族”文艺的重要地位。北京蒙藏学校在这种关注中日益成为新旧势力争夺的场所，李大钊敏锐地意识到了蒙藏学校对培养少数民族学生和干部的重要意义，先后发展了荣耀先、乌兰夫、奎壁、赵诚、吉雅泰、多松年、李裕智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其中，多松年担任了北京西城区党组织宣传员，并参加了内蒙古工农兵大联盟,担任联盟刊物《工农兵》的编辑，随后党组织派多松年负责创办《蒙古农民》，他接受任务后，认真研究《向导》《新青年》等，革命刊物，并到察哈尔、绥远一带进行社会调查。1925年4月28日，《蒙古农民》这是中国少数民族第一本马列主义刊物，刊物在栏目设置上，除“政论”“好主意”以外,还设有“诉苦”“醒人录”“蒙古曲”等文艺栏目，以富有民族特色的歌谣辅之形象生动的配图。如《蒙古农民》第二期“蒙古曲”刊载歌谣：

　　张才去，吴又来，街上死人无人埋！张才来，吴又去，前后唱的一台戏！盼星星，盼月儿，盼人不如盼自己！

　　“穷蛮子，富达子。”现在穷成一家子，蒙古蛮子一家人，亲亲热热好兄弟！来！来！来！蒙古蛮子成一气，共同打倒大军阀！共同打倒帝国主义！共同打倒王公们，平平安安过日子。

　　20世纪30年代,“边疆”日益受到学人们的关注，“到边疆去”“到西北去”“到西南去”的呼声此起彼伏，对少数民族及其文化的关注日益高涨。从西方民族主义思潮进入开始,已有学者意识到西方的民族国家并不适合中国，中国自古就是多民族国家，因此这一时期除了对西欧民族政策的译介外，捷克、印度、波兰、苏联等国家的民族理论也引入中国，尤其是苏联的多民族文学的理念。1934年8月17日，高尔基在苏联作家协会大会上致开幕词，其中提到了“苏维埃文学不只是俄国语文的文学：在这会场中到有苏维埃共和国各联邦的代表，所以可以听到大多数民族底语言的讲演。除了欧洲服装之外，在会场内可以看到乌司贝克人（Usbeken）底民族服装，以及高加索人底民族服装。”

　　其后，高尔基在会议中做了题为《论苏联的文学》的报告，在“苏联的文学——语言虽多但观念则一”一节中，高尔基重申了在开幕词中表达的观点，并进一步提出“我们万不可轻视少数民族的文学创作”。张仲实译文中对“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术语的翻译及使用当与这一时期中国学人对“少数民族”问题的讨论密切相关。现场聆听大会报告的中国作家萧三也曾试图翻译高尔基的报告，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通过萧三对高尔基文学创作及其文学理念的诸多译介来看，以萧三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文艺研究者对高尔基的文艺思想较为推崇。在此次苏联作家协会上讨论并通过了《苏联作家协会章程》，第四项明确提出“促进各兄弟民族的文学之发展”，这里的“各兄弟民族的文学”与上述高尔基开幕词中所表达的观点相近，指苏联境内除俄罗斯以外的其他民族的文学。苏联作家协会相关政策及章程甫一提出，便受到中国学人的广泛关注。

　　1938年4月，黎明书局出版陈廉贞、黄操良的《抗战中的中国民族问题》一书，其中将少数民族的救亡分为两类：被占领区域的，“应积极的保存该区域内民族的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使在意识上不被敌人征服而以此对敌人作不断的反抗：这应该鼓起该民族中人民的反对敌人的奴化教育，反对敌人的生活同化，而以自己的语言文化来作救亡复兴的宣传”；未被占领区域的，“文化上发展各民族特有语言和文化，宣传抗战意义：用各民族自己的言语和文字以及各种形式的各民族间原有的会集和集合人民的方法来告知他们日本帝国的阴谋，和屠杀我中华人民的实况，使他们了解这次抗战的真义”。这一时期，对少数民族语言及文化的关注与抗战宣传密不可分，正如《艺术到少数民族》《西南边疆种族艺术研究之意义》《中国边疆艺术之探究》等所提到的，对“边疆艺术”及“少数民族的艺术品”的重视，其他学人也认为其是 “今日整个抗战文化的要求”。

　　从歌谣运动开始，“民族”文艺中关于“语言”“文化”诸问题已经为当时学人所注目；20世纪20年代，在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具体实践中，“民族”文艺以革命的面貌在民众中流传；20世纪30年代，中国对苏联文学中关于“少数民族文学”话语的翻译及迅速接受是外因，即中国因来自外部的压力，边疆问题愈益严重，更重要的是苏联有关民族文艺的经验与我国少数民族文艺自身发展有着某种相似性及内在一致性。这种“内在关联”在延安文艺中更加凸显，《讲话》发表后，抗日根据地、解放区尊重边区少数民族文化，注重对少数民族民间文艺的搜集、培养少数民族文艺人才等。

　　二、延安时期对“少数民族文艺”的关注及实践

　　从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对少数民族优秀分子的“引领”与“吸纳”，到1937年7月中共中央创办陕北公学，各族人民在“少数民族干部和人才的培养工作”中开启了文艺实践。1938年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决议中提出中华民族当前最紧急的任务之一是“团结中华各民族（汉、满、蒙、回、藏、苗、瑶、夷、番等）为统一的力量，共同抗日图存”。基于这一理念创办的陕北公学尤为注重少数民族语言的教授及文艺活动的开展。

　　据舒湮在《边区实录》“陕北公学”中回忆，“陕公最初的计划规定学生名额五百人，训练期间六个月，课程有中国革命问题，辩证法，社会科学，游击战术，民族统一战线，和日本问题”，其后，由于战争的影响及流亡学生的“源源不绝”，课程减为最基本的三种：

　　（一）民族统一战线与民众运动（统一战线的历史，抗战的经验与教训，日本侵略中国问题，青运，妇运，工运，民运工作的技术……）；（二）社会科学概论（社会发展史，民族问题，民族革命，战后帝国主义，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等）；（三）游击战术（游击战的人物，任务，组织，战术及政治工作）。

　　除课程设置之外，对于“民族问题”的重视亦体现在“蒙古青年队”和“少数民族文化工作队”的成立上。1939年12月，陕北公学成立蒙古青年队（第55队），王铎任指导员，除了生活上的特殊照顾之外，该队十分重视学员对蒙古文的学习，并将其作为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提高学员文化水平的一个重要方面。

　　1940年2月29日，边区文化协会在文化俱乐部召开蒙古文化促进会首次筹备会，会议讨论了简章、工作纲领及大量吸收会员的问题。同年8月，陕北公学成立专门的少数民族文化工作队，以文开路，发动各民族共同抗日。工作队成立后，先后排练了《抽水马桶》《圣诞节》《真假夫妻》《人约黄昏后》等文艺节目。12月4日，陕北公学文工队、鲁迅艺术研究院（简称“鲁艺”）、蒙古文化促进会联合组成蒙古文化考察团，分文艺通讯组、音乐戏剧组、木刻漫画组，赴内蒙古乌审旗考察蒙古族文艺、风俗、生活等，创作漫画五百幅、照片五十余张,收集民间画、宗教画、佛像、刺绣数十种，搜集内蒙古民歌一百多首，喇嘛经、太平经以及蒙古乐器多件。还有蒙古民族英雄史迹、蒙古青年生活、蒙古婚姻制度等人文资料多件。此次考察后，陕北公学文艺工作团与鲁艺联合演出由考察团的王亚平编导、刘炽作曲，以蒙汉团结为主题的蒙古歌剧《塞北黄昏》。该剧描写抗战初期，内蒙古伊盟某旗一位美丽的姑娘阿他花同桑结扎相爱，并与破坏他们幸福生活的日本侵略者英勇斗争的故事。

　　1941年秋，中共中央根据抗日战争的形势发展，为了进一步开展少数民族地区工作，全面调动各族人民的抗日力量，决定在陕北公学民族部的基础上，成立延安民族学院。“蒙、回、藏、苗、夷、汉等族的优秀青年”相聚于此，据海燕回忆，时任民族学院副校长的高克林介绍民族学院中“蒙占百分之四十，回占百分之二十，藏占百分之四，苗占百分之一，夷占百分之四……”课程内容亦与各民族实际生活、社会发展紧密联系。

　　除了兴办陕北公学及延安民族学院外，中共中央还从理论层面引入了斯大林对民族的定义，“所谓民族不但是历史范畴，而且是一定时代的历史范畴，即向上发展的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范畴。它的特征，是包含着一定的经济的联系与领土，语言，文字，文化生活等等的共通性。”同时，也从历史发展中梳理中国各民族的状况，强调中国民族问题的特殊性。另外，1941年10月26—31日，在延安举行的“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会”进一步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此次大会参会的除了印度、日本、犹太、马来西亚、缅甸等国家外，国内的“蒙、回、藏、夷、苗、汉”等民族都派代表参加，藏民代表桑吉悦喜、蒙古族代表乌兰夫、回民代表马寅、东北代表于炳然分别作了报告。会议强调要消除民族偏见，注重民族团结，并将“这次大会的一切文件编译成各种民族的文字”推广宣传。

　　我们可以看到从陕北公学到延安民族学院都注重对民族语言、文艺的学习与推广,而且从理论与会议层面推广党的民族政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党的民族政策及在民族问题上的一些思考通过文艺在更大范围内推广。

　　1942年，《讲话》强调“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文艺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革命的文艺运动，在内战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个运动和当时的红军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实际工作上却没有互相结合起来……”《讲话》中对文艺工作者提出了“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做斗争” 的要求。《讲话》中对文艺工作者“内在于‘革命机器’的政治逻辑和战争逻辑，提供了政治自律性内部对文艺的规定，同时也为日后国家-社会关系中重建文艺的一般关系提供了契机”。在《讲话》精神的引领下，文学艺术领域出现了新的创作思潮及大量反映党的文艺思想的作品。在这些文艺作品中，无论是搜集研究还是创作都有少数民族的声音。这个图景最早出现在音乐领域。1942年11月，吕骥在《民间音乐研究》第I期发表《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该文第四部分谈列“应该研究的问题”包括：

　　一般理论问题：民间音乐所反映的各族人民的社会生活、思想感情、欣赏习惯，外国音乐对我国民族音乐的影响，民间音乐的分布状况和演变；专门的技术科学问题：各民族音乐的音阶、调式、音律及曲调构成、记谱法等。

　　1943年4月11日，诗人萧三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可喜的转变》，总结自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文艺界的转变和新气象。其中专门谈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部的《好日子》（大合唱）、《七月里在边区》（民歌合唱）及《抗战五周年进行曲》《毛泽东同志进行曲》《追悼左权同志》和部艺的《治病》，多釆自民族民间音调，鲁艺和星期音乐社的《三绣英雄》，完全是民歌形式。这一时期文艺创作者关注到了“少数民族文艺”，而且从文艺实践而言，更倾向于借助视觉及听觉的形式完成民族文化形态的建构，代表作品有焦心河在“1941年美术展览会”上的木刻作品《蒙古女人和羊》《蒙古的夜》和碧野的小说《乌兰不浪的夜祭》等。

　　1944年，延安民族学院蒙古族学生自编、自演、自导了新编蒙古歌剧《上延安》《赶骡马会》《找八路军去》《反抗》，“少数民族文艺”开始进入民族主体内部“发声”的时期。陈叔亮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蒙古新歌剧的演出》，其中谈到“四个新编蒙古歌剧”的三个特点：

　　在人力配备方面：从剧作、排练直到演员、乐队，都由蒙古同志自己动手；内容方面：通过各种具体事实或人物，反映了今天处在日本法西斯侵略者与中国大汉族主义双重压迫之下的蒙古人民的苦难生活，以及蒙古民族唯一救星的中国共产党、八路军，如何帮助他们寻求解放道路；形式方面：运用了蒙古语言、歌曲、服装、动作、风尚,采取了正在边区广泛流传的各种新兴广场剧或秧歌剧的形式。

　　抗击日本侵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冀察热辽一带开展土地改革及革命文艺工作，特别是由安波和洛文提议并得以批准建立的冀察热辽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冀察热辽鲁艺”），推动了少数民族文艺的进一步发展。冀察热辽鲁艺初创于赤峰六道街一个骡马大车店，即现在赤峰市戏曲剧团团址，后因革命形势的发展与鼠疫蔓延，先后迁到赤峰南面的新邱及那拉碧流。冀察热辽鲁艺时期，以安波为代表的文艺工作者搜集整理了大量蒙古族民歌，如安波除了深入民间采风之外，还在冀察热辽鲁艺举办了内蒙古东部草原军队和地方的文艺骨干培训班，并请来自各地的蒙古族学员演唱民歌，由于不懂蒙古语，安波便让教师许直协助记录曲谱，文学系的学员胡尔查从事蒙译汉的文字翻译，最终记录下202首蒙古族民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蒙古民歌集》和《东蒙民歌选》。安波在《蒙古民歌集》“出版感言”中谈到他进行东蒙民歌为搜集整理工作的“起点”：1938年，他在延安看到吕骥从绥远一带记录的蒙古民歌原稿，那种高远、雄浑的旋律使他深受感动，他带着这份感动投入到了东蒙民歌的搜集整理工作中。安波在冀察热辽鲁艺讲授《讲话》及“马克思主义与文艺”“聂耳的道路”等课程，积极培养少数民族地区艺术人才，鼓励少数民族文艺家参与本民族文艺的创作。这一思想在他的回忆中，很明确地说，是对毛泽东《讲话》精神的学习与实践。

　　延安鲁艺、冀察热辽鲁艺等培养的少数民族学生中一些人开始了文艺创作。壮族作家陆地、侗族作家苗延秀和彝族作家李纳曾先后在鲁艺文学系读书，在此期间，他们深受延安文艺精神影响，早期文学创作也多运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书写“新生活”与“新文艺”。如陆地的小说《乡间》即是一篇“揭露和鞭挞广西农村乡绅鱼肉乡民、欺诈舞弊的罪恶行径”的作品，其后，陆地又发表了短篇小说《落伍者》；苗延秀也于鲁艺学习期间发表了短篇小说《红色的布包》及其续篇《共产党又要来了》，小说中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以及人物描写、情节处理等皆吸收和择取了延安文艺的丰富养料；李纳发表于《东北日报》上的短篇小说《煤》（1948）与《出路》（1949）中的主人公在新政权的感召与教育下，成为新社会的主人，充满了对新社会的期待。此外，还有解放战争时期在冀察热辽鲁艺学习过的蒙古族作家巴•布林贝赫及敖德斯尔、在佳木斯东北大学鲁迅艺术系就读过的特•达木林。这些少数民族青年后来都成长为优秀的少数民族作家。

　　除了上述鲁艺培养出的少数民族作家之外，从1938年开始，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共产党员到新疆展开工作。随后一些文学艺术工作者也到新疆工作或讲学，如茅盾、萨空了、赵丹、于村、白大方等。他们以新疆学院、高级中学和新疆文化促进会及其所主办的文化干部培训班为阵地，广泛宣传革命文艺。茅盾、白大方、李云扬在迪化（今乌鲁木齐）举办的“鲁迅讲座”，听众不乏懂汉语的维吾尔族、乌孜别克族、柯尔克孜族、锡伯族、蒙古族和回族青年。其中的一些人后来成为新疆少数民族文艺的中坚力量，如现代维吾尔族戏剧与小说的奠基人祖农•哈迪尔，当时就读于迪化的畜牧专科学校，时常参加“鲁迅讲座”等文学活动，据他自己回忆，他的杂文《进攻》和《向鬼子进攻》等就是受到鲁迅杂文的战斗精神鼓舞。后来，他又陆续创作了话剧剧本《愚昧之苦》（1938）、《麦斯伍徳的忠诚》（1939）、《蕴倩姆》（1940）及短篇小说《精疲力尽的时候》（1947）等。这一时期新疆的文学活动还影响到锡伯族文学的发展。曾经在新疆文化促进会及其所主办的文化干部培训班学习并参加过“鲁迅讲座”的锡伯族作家郭基南认为：以鲁迅为代表的延安文艺是锡伯族新文学诞生的“火光”与“灯火”。茅盾后来回忆这一段难忘的经历，曾经谈到“在少数民族中，文学并不是一片荒漠，它埋藏着瑰宝”。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在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实践及1930年代对苏联民族理论及文艺经验接受的基础上，通过陕北公学、延安民族学院及鲁艺、冀察热辽鲁艺等培养，尤其在《讲话》精神的影响下，抗日革命根据地、解放区逐步形成了多民族文艺的图景。这一情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嵌入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各个领域，特别是在国家文化建设工程中，少数民族文学进一步凸显。

　　三、社会主义国家文化建设与少数民族文学的兴起

　　1949年7月2—19日召开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简称“第一次文代会”）是解放区和国统区文艺力量的会师，同时也奠定了新中国初期文艺机制形成的基础。《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章程》（以下简称“《章程》”）第二章“会员”第七条“会员义务”第四项提到：“开展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艺术运动，使新民主主义的内容与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艺术形式相结合。各民族间互相交换经验，以促进新中国文学艺术的多方面的发展。”在《章程》中虽提及少数民族文学艺术，并未用精准的概念，但自此少数民族文学进入了人民文学版图。之后，《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章程》、《人民文学》“发刊词”都提及“少数民族文学”。这一概念的提出，固然与前文所言《苏联作家协会章程》《论苏联的文学》《论文学》等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更与延安时期文艺思想与文艺实践，尤其是对少数民族民间文艺的搜集整理、少数民族文艺人才的培养及文艺创作息息相关。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就着手编纂代表新的文艺方向的丛书或作品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周而复编辑的“北方文丛”和周扬主持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这两套丛书的编纂与发行不仅昭示了“延安文艺及其艺术传统的建构与历史叙述”的完成，同时又规定了“新中国的文艺的方向”及其国家美学规范与文类秩序。这两套丛书从文类而言，包括了小说、诗歌、散文、说书、平剧、秧歌、话剧等，兼顾了精英文学与群众文艺（或民间文艺）。虽然其中没有列入与少数民族文艺相关的内容，但当时在陕甘宁边区有很多少数民族文艺工作者参与秧歌剧的创作与传播等，而且很多少数民族有语言无文字，他们的文艺更多呈现为口头传承。因此1950年成立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以下简称“民研会”） 虽然在章程中没有明确提及少数民族文学，但在《民间文艺集刊》1950年第1—3期公布的《本会收到资料目录》中提到了艾治平“黎歌”等两篇、项士元《满洲之谣谚》、袁杂训《大西北民歌选集》、程景汉“湘西民歌”等、候雪英《粤东农谚 苗族情歌》、张锦乡《云南民歌集》、刘泮溪《云南山歌 西南歌谣三百篇序》、高光强《南疆农村的新民歌》、李云《西康歌谣》、陈志良《广西特种民族歌谣集》、寄吾《边地风情谚》和《察省风土谚》、石寅《藏民情歌》、韩燕如《爬山歌》、曹伯卿《苗家歌谣》、陈锦《辛笛尔亚（蒙古故事）》（法文）、甄经《苗族古歌》、孙云程《记苗舞》等。在《民间文艺集刊》中也刊发了马可对哈萨克族民歌的搜集、藏族民歌专辑等。由此可看出无论在文章刊发还是资料搜集中，民研会都注重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自然而然将其纳入“人民的文学艺术遗产”。1955年民研会主办的《民间文学》创刊号《发刊词》指出：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汉族和各兄弟民族的人民，过去在艰苦的条件下，创造了民族赖以生存的物质财富，同时也创造了各种精神财富。他们创造了自己的艺术，自己的伦理观念，创造了自己的哲学和科学。人民口头创作,就是各族人民创造的文化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伟大胜利，给全国各族人民的生活和精神带来了春天……人民的口头创作，在非常有利的条件下，进入了一个繁荣的时期。这是我们进步的人民文化的一种新胜利和新成就。

　　创刊号的《稿约》中也明确提出刊发“我国各族人民的民间文学作品”。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民研会组织下采录、刊发了《江格尔的故事》《阿细人的歌》《梅葛》《一幅壮锦》《阿诗玛》《洪古尔》及“格斯尔”“格萨尔”等少数民族史诗、神活、故事。民研会及《民间文学》所沿袭、践行的正是延安文艺理念。这在《民间文艺集刊》《民间文学》刊发的文章中亦有呈现。

　　中国作协从成立之时起就将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纳入其章程，但是正如老舍在《关于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中所言，“作家协会知道兄弟民族文学工作的如何重要，可是不了解情况，也就无从晓得其中的困难与问题。”所以中国作协在召开兄弟民族文学工作情况座谈会时,邀请了民研会、《民间文学》等相关单位参加。在《报告》中老舍归纳少数民族文学工作包括：民族文学遗产和新文学的兴起，搜集、整理、研究工作，翻译，创作等；在论述中，也以民间文学为主，尤其是史诗，井且他的论述都是将其置于世界研究范围中，比如关于“格斯尔”“江格尔”及新疆史诗“库塔提•扣贝里克”等,除了本国的搜集情况外，还提到苏联及欧美国家的研究，对于“格萨尔”则进一步提到其在戏曲、壁画等不同艺术形式中的传播。少数民族文学从名词术语（或者说片段话语）逐渐落实到文艺、研究实践。

　　从《章程》提到少数民族文学艺术,到民研会及其所创办的刊物《民间文艺集刊》《民间文学》等进行民间文艺搜集整理研究，再到《报告》全面展示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范围、内容、方法等，我们看到少数民族文学逐步确立的过程，同时也看到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及研究是对延安文艺理念的沿袭、践行，其宗旨就是建构新中国人民文艺。1949年以后，文学成为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和形成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方式，少数民族文学在社会主义国家文化建设中逐渐兴起、发展。

　　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与各民族历史调査及各民族文学史的编纂为“少数民族文艺”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和重要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以下简称“第一个五年计划”）确定了1953—1957年“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建设”：

　　发展用各民族文字编印的报刊、图书的出版事业。一九五七年，用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的报纸为二、二〇〇万份；图书为一、二五〇万册（份），比一九五二年增长一倍以上。注意改进对少数民族地区报刊图书的发行工作……

　　注意复制以少数民族语言配音的电影片，建立和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电影放映网，注意对少数民族地区发行的电影的选片工作，使之更加适合于少数民族宣传教育的要求。

　　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文艺活动。积极地充实和提高少数民族的文艺工作团和歌舞团，有计划地组织它们巡回演出。发掘和研究民族地区的各种优秀的民间文艺，保持其民族形式，加以推广和发扬。

　　这些举措将“少数民族文艺”纳入国家文艺建设的规划。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引下，各少数民族文艺事业蓬勃发展，如新疆历史上第一本维吾尔文版文艺杂志《新疆文艺》于1951年创刊，后又于1953年增设哈萨克文版，主要刊载“鲁迅的一些小说，郭沫若的一些诗，周立波、赵树理、马烽等人的小说，柯仲平、艾青、萧三、田间等人的诗及贺敬之和丁毅的‘白毛女’等等”。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和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历史上第一次出版了民族文字报纸，其中“1955年创刊的德宏治州的‘团结报’以傣、景颇、傈僳、汉四种民族文字发行”。

　　《1956-1967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纲要（修正草案）》中关于新中国少数民族文艺发展问题的规划使少数民族文艺的发展及研究上升为一种“国家文化行为”。1956年，《文艺报》刊登了漫画《万象更新图》，图中的近百名作家中，有老舍（满族）、李准（蒙古族）、玛拉沁夫（蒙古族）、舒群（满族）、马加（满族）、韦其麟（壮族）、铁依甫江（维吾尔族）、纳•赛音朝克图（蒙古族）、孜牙（维吾尔族）九位少数民族作家，漫画配以袁鹰、马铁丁、袁水拍所作的解说诗《作家们,掀起一个创作的高潮》，其中希望“兄弟民族的作家们”从各民族的艺术的深山里挖掘矿藏，去书写“从天山脚下到海南岛，从呼伦贝尔到珠穆拉玛”的秀美风光。同年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和老舍的《报告》进一步推动了少数民族文艺的发展。

　　结 语

　　“少数民族文艺”从相关话语的出现，到延安时期的少数民族民间文艺的搜集、文艺作品创作，再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学术概念的确立及在国家文化建设中初步形成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规模，可以说“少数民族文艺”是在苏联民族文学理论与延安文艺传统的共同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尤其是后者，前者只是打破了西方民族主义或者说单一民族国家理念的影响，是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话语形成的外因与来源借鉴，延安文艺思想才是内源性因素。可以说不同时期的“少数民族文艺”的发展都褪不去“延安”的底色。在“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向“自觉、自为的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转变的过程中，延安文艺传统直接影响了新中国文艺对于阶级、国家、民族、大众等概念的设定。“从天山脚下到海南岛,从呼伦贝尔到珠穆朗玛”,各民族文艺在“国家层面有意识的建构”中逐渐克服语言、地域、宗教等因素的影响，感受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凝聚力。

　　原文刊载于《民族文学研究》2022年第4期，注释和参考文献从略，详见原刊。